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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22:46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魏杰教授访谈录
4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应邀到杭州为“浙江人文大讲堂”作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分析”的演讲。会后，记者围绕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怎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消费、收入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
记者：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钱越来越不值钱，菜篮子越拎越沉重，大家担心是不是我国经济出了问题？作为知名经济学家，请您为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势。
魏杰：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对今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年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年。从现在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宏观上有三大压力：一是通胀的压力比较大；二是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三是结构失调的压力，国民收支分配结构，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三个层面的结构都失调。面临这三大压力，我们就有了三大任务：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
现在难就难在这三件事都要干，因为在经济学上这三件事的药方是相反的。道理很简单，要反通胀就要紧缩，但一紧缩，增长速度就可能下滑；要保增长就要有更多的货币出来，而货币出来通胀压力又会很大；如果紧缩，结构就更调整不了。所以今年这三件事做起来就比较难，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而2011年是既困难又复杂的一年。
要完成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三大任务，是对政府智慧的考验，我们必须从中找到平衡点。具体地说，任何政策的出台，必须统筹兼顾，既能有利于反通胀，又有利于保增长，还要有利于调结构。这个平衡点，就是今年要做的四件事，这就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加快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记者：“十二五”规划突出强调，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们如何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请您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魏杰：在我所讲的四件事也就是四条对策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它是实现三大任务的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三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提出多年，但进展一直不是很大。今后关键是要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要从原来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劳动力比较便宜，这种增长方式已经到底了，只有转向技术创新的增长方式才能解决速度下滑，同时又能实现反通胀这个目标。大家知道，经济增长靠两条，要么是成本优势，要么是技术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优势已经基本丧失了，只能转向技术创新优势，从国家来讲就是要成为创新型国家。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刘易斯拐点，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要继续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
怎么样才能实现技术创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发现要真正实现技术创新，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而构建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要有两个支撑点：
一个是实验室经济。它是技术创新体系里重要的支撑点，什么叫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行，它是把人的知识变成技术的物质基础，所以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就是把人的知识孵化为技术的孵化器。没有强大的实验室经济就不可能完成技术创新。
一个是人才制度。最近研究发达国家的人才制度，就是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有差别才是公平的，关键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刚刚拉开收入差距就出现收入分配不公，这套制度必须调整，不然很难实现技术创新。
第二个要点，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增长靠的是出口、投资、消费，2009年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7%，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导致结构严重失衡，通胀压力很大，现在要转变成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
什么叫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美国现在的增长里面消费的贡献率是70%左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要坚持消费与投资并重，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消费占那么高的比例。因此，“十二五”期间中国仍然是投资与消费并重，但消费的比例要不断上升，“十二五”结束时要从现在的30%左右上升到55%以上。
第三个要点，就是要从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到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这就需要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调整贸易政策、资本政策、外汇政策。在贸易上，不仅仅是出口，更要关注进口；在资本市场上，不仅仅是引资，还要走出去；在外汇上，不仅仅是创汇，更要重视用汇。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虽然有了较大提高，但现在还不富裕，而且有很多后顾之忧，怎样让居民消费水平有个较大提高，以有效助推增长方式的转变？
魏杰：中国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前30年我们主要解决了国富的问题，未来30年应主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民富问题不解决，增长方式不可能转变，投资拉动型不可能转向消费支撑型，出口导向型不可能转向内需拉动型。
要让消费高起来，让内需旺起来，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所以“十二五”期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指标是居民收入增长跟GDP增长同步。提高居民收入无非三条：一是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减”，在财政收入上，要对老百姓减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另一个是“增”，在财政支出上，更加重视对民生的支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支出的比例必须从现在不到30%上升到45%以上，让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二是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关系，这里既要解决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又要解决职工收入提高问题。中小企业基本上是民营经济，他们大多处于行业的中下游，他们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要通过结构性减税加大扶持力度。同样企业发展了，员工收入更要提高，这样才能促进企业长远、持久地发展。三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关键是要让居民拥有财产，已有的财产能保值增值。这就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然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近年来频现的热词——“转型升级”，很好地涵盖了这两方面内容。前面您已分析了怎样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请再谈谈结构调整问题。
魏杰：好的。按你的说法，我前面谈的是“转型”，那就接着说说“升级”吧。这就是调整结构。怎么调整？有三个核心问题。
先说制造业的问题。因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现在产业贡献里制造业还是排在第一。制造业可分为传统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传统制造业，重点是提升，一是提高产业的公共信任度，二是提高产业的增值能力；现代制造业，重点是发展。
这次结构调整的亮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达国家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为5个——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我们定了7个，就是前面5个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很高，真正要发展还须加快技术创新。
服务业是这次结构调整的重点。大家知道，“十二五”期间我国就业压力比较大，五年时间需提供45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从哪里来？主要靠服务业。它是一个最大限度解决就业机会的产业。服务业分四大类：第一类就是消费服务，重点表现为餐饮和商贸，我国是人口大国，餐饮和商贸发展有着巨大空间；第二类是商务服务，主要指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咨询公司、培训中心等；第三类是生产服务，专门为生产过程提供服务的产业；第四类是精神服务，为人类的精神享受提供服务，包括娱乐、影视、旅游、出版等，这个服务业发展空间很大。
记者：深化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无疑也是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动力。那么，今年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
魏杰：我们要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有不同的重点，今年重点放在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上。因为只有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才能给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找到新的出路，结构才可能协调。现在结构难以协调的原因，是垄断和政府管制太多，导致社会资本没办法在产业系统流动，导致结构不合理，通胀压力很大，增长速度可能往下掉。所以，下一步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是重点，要为社会资本创造良好的机遇，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我们没法反通胀、保增长和调结构。（记者 江于夫 朱玲）
4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应邀到杭州为“浙江人文大讲堂”作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分析”的演讲。会后，记者围绕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怎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消费、收入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
记者：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钱越来越不值钱，菜篮子越拎越沉重，大家担心是不是我国经济出了问题？作为知名经济学家，请您为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势。
魏杰：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对今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年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年。从现在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宏观上有三大压力：一是通胀的压力比较大；二是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三是结构失调的压力，国民收支分配结构，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三个层面的结构都失调。面临这三大压力，我们就有了三大任务：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
现在难就难在这三件事都要干，因为在经济学上这三件事的药方是相反的。道理很简单，要反通胀就要紧缩，但一紧缩，增长速度就可能下滑；要保增长就要有更多的货币出来，而货币出来通胀压力又会很大；如果紧缩，结构就更调整不了。所以今年这三件事做起来就比较难，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而2011年是既困难又复杂的一年。
要完成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三大任务，是对政府智慧的考验，我们必须从中找到平衡点。具体地说，任何政策的出台，必须统筹兼顾，既能有利于反通胀，又有利于保增长，还要有利于调结构。这个平衡点，就是今年要做的四件事，这就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加快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记者：“十二五”规划突出强调，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们如何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请您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魏杰：在我所讲的四件事也就是四条对策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它是实现三大任务的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三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提出多年，但进展一直不是很大。今后关键是要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要从原来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劳动力比较便宜，这种增长方式已经到底了，只有转向技术创新的增长方式才能解决速度下滑，同时又能实现反通胀这个目标。大家知道，经济增长靠两条，要么是成本优势，要么是技术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优势已经基本丧失了，只能转向技术创新优势，从国家来讲就是要成为创新型国家。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刘易斯拐点，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要继续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
怎么样才能实现技术创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发现要真正实现技术创新，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而构建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要有两个支撑点：
一个是实验室经济。它是技术创新体系里重要的支撑点，什么叫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行，它是把人的知识变成技术的物质基础，所以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就是把人的知识孵化为技术的孵化器。没有强大的实验室经济就不可能完成技术创新。
一个是人才制度。最近研究发达国家的人才制度，就是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有差别才是公平的，关键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刚刚拉开收入差距就出现收入分配不公，这套制度必须调整，不然很难实现技术创新。
第二个要点，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增长靠的是出口、投资、消费，2009年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7%，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导致结构严重失衡，通胀压力很大，现在要转变成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
什么叫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美国现在的增长里面消费的贡献率是70%左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要坚持消费与投资并重，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消费占那么高的比例。因此，“十二五”期间中国仍然是投资与消费并重，但消费的比例要不断上升，“十二五”结束时要从现在的30%左右上升到55%以上。
第三个要点，就是要从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到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这就需要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调整贸易政策、资本政策、外汇政策。在贸易上，不仅仅是出口，更要关注进口；在资本市场上，不仅仅是引资，还要走出去；在外汇上，不仅仅是创汇，更要重视用汇。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虽然有了较大提高，但现在还不富裕，而且有很多后顾之忧，怎样让居民消费水平有个较大提高，以有效助推增长方式的转变？
魏杰：中国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前30年我们主要解决了国富的问题，未来30年应主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民富问题不解决，增长方式不可能转变，投资拉动型不可能转向消费支撑型，出口导向型不可能转向内需拉动型。
要让消费高起来，让内需旺起来，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所以“十二五”期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指标是居民收入增长跟GDP增长同步。提高居民收入无非三条：一是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减”，在财政收入上，要对老百姓减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另一个是“增”，在财政支出上，更加重视对民生的支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支出的比例必须从现在不到30%上升到45%以上，让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二是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关系，这里既要解决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又要解决职工收入提高问题。中小企业基本上是民营经济，他们大多处于行业的中下游，他们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要通过结构性减税加大扶持力度。同样企业发展了，员工收入更要提高，这样才能促进企业长远、持久地发展。三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关键是要让居民拥有财产，已有的财产能保值增值。这就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然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近年来频现的热词——“转型升级”，很好地涵盖了这两方面内容。前面您已分析了怎样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请再谈谈结构调整问题。
魏杰：好的。按你的说法，我前面谈的是“转型”，那就接着说说“升级”吧。这就是调整结构。怎么调整？有三个核心问题。
先说制造业的问题。因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现在产业贡献里制造业还是排在第一。制造业可分为传统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传统制造业，重点是提升，一是提高产业的公共信任度，二是提高产业的增值能力；现代制造业，重点是发展。
这次结构调整的亮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达国家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为5个——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我们定了7个，就是前面5个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很高，真正要发展还须加快技术创新。
服务业是这次结构调整的重点。大家知道，“十二五”期间我国就业压力比较大，五年时间需提供45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从哪里来？主要靠服务业。它是一个最大限度解决就业机会的产业。服务业分四大类：第一类就是消费服务，重点表现为餐饮和商贸，我国是人口大国，餐饮和商贸发展有着巨大空间；第二类是商务服务，主要指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咨询公司、培训中心等；第三类是生产服务，专门为生产过程提供服务的产业；第四类是精神服务，为人类的精神享受提供服务，包括娱乐、影视、旅游、出版等，这个服务业发展空间很大。
记者：深化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无疑也是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动力。那么，今年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
魏杰：我们要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有不同的重点，今年重点放在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上。因为只有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才能给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找到新的出路，结构才可能协调。现在结构难以协调的原因，是垄断和政府管制太多，导致社会资本没办法在产业系统流动，导致结构不合理，通胀压力很大，增长速度可能往下掉。所以，下一步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是重点，要为社会资本创造良好的机遇，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我们没法反通胀、保增长和调结构。（记者 江于夫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