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GDP增速是實現節能減碳目標的關鍵

受日本核泄漏影響，“十二五”規劃確定的非化石能源布局、節能減碳指標面臨變局。具體會有什么影響？對此坊間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我認為，中國的能源布局還會按照之前的規劃走下去，不會做很大的調整。”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希良對本報表示。

張希良教授是我國《可再生能源法》（草案）專家建議稿起草小組負責人之一，參與我國《循環經濟法》、《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等政策法規的研究起草。

非化石能源結構不會調整

必須面對兩項自主減排的約束性目標。

《21世紀》：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對中國的核電戰略有何影響？

張希良：長遠來看，我認為，對中國的影響不會太大。就對中國的具體影響而言，可以分三個層次來談。

首先，對中國的直接影響是，更加重視安全。中國已經開始核電的安全大檢查，需要承認的是，從中國的核電技術來看，安全性和之前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出現事故的概率大大降低。

其次，中國不會停止發展核電。如果沒有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壓力，沒有2020年碳強度下降40-45%和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占一次能源比例提高至15%的雙重約束，中國還有一個寬松的緩沖地帶，但現實是我們必須面臨這兩項自主減排的約束性目標。在各種非化石能源中，風電面臨上網的問題，光伏發電價格還是那么高，核電相對而言是比較有競爭力的技術。因此，中國要改善能源結構，在現實的約束下，發展核電是必然選擇。

再次，之前設定的核電定量發展目標，調整的可能性也不大。現在國家提出要暫停批復新的核電項目，但這可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永遠這樣。要實現“十二五”規劃中提出的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例的15%，核電還是很關鍵的，尤其是在建的核電項目，如果不能按期投產，15%目標的完成會大打折扣。

《21世紀》：目前有媒體討論，假如核電發展減緩，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可能提速，甚至有行業協會主張其增速翻倍。您如何看待這些主張？

張希良：這些都是假命題，我覺得不可能。我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十二五”發展目標是經過科學論證的，不會也不應該有大的調整。

最大的挑戰在於GDP增速

GDP增速和能源消費總量能否控制得住充滿不確定性。

《21世紀》：“十二五”期間，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例的11.4%,難度大不大？突破口在哪里？

張希良：和能源強度指標與碳強度指標相比，這一指標的壓力最大，因為其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從“十一五”的經驗來看，這一比例從7%提高到了9%左右，提高的幅度不大。根據我們的研究表明，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每年提高0.5個百分點已經很不錯了，五年下來約2.5個百分點。

考慮到“十一五”期間已經建了的水電項目，到“十二五”期間就發揮作用了；核電發展得比較快一些，風電增加一些，光伏太陽能利用再推廣一下，11.4%的非化石能源目標是可能實現的。

現在看來，非化石能源的布局基本確定，如果不出現意外，不會做大幅度調整，但是GDP增速和能源消費總量能否控制得住，就充滿了不確定性。這也是這一指標實現面臨的最大挑戰。

《21世紀》：國家能源局前局長張國寶曾說，11.4%目標的實現，一半要靠水電，而發展水電一直面臨著生態移民和環境的爭議，你如何看待這種爭議？

張希良： 每一個水電項目開發，都要做科學評估。我不是水電項目生態環

境影響評估的專家，對這些具體的評估不是很懂。從我國水資源開發率水平來講，水電利用的潛力還是很大的，我認為還是可以繼續開發的。一般來說，水電開發水平可以達到水電資源儲量的70%，而我們現在的開發水平大約是50%。而且，一個現實的考慮，我國要實現40-45%和15%的雙約束目標，不發展水電也是不行的。

不主張把能源消費總量作為約束性指標

主要難在地方仍然有很強的追求高GDP增速的動力。

《21世紀》：為什么之前熱議的能源消費總量沒有寫進“十二五”規劃？

張希良：其實，我們提出了能耗強度下降16%的約束性指標和GDP增速控制在7%的指導性目標，通過這兩個指標，就可以推算出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大約是38億噸標煤。

盡管從國家戰略上需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但執行這一要求挑戰大，主要難在地方仍然有很強的追求高GDP增速的動力，特別是西部地區，導致全國GDP未來增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正像我們在“十一五”看到的那樣，當年國家預期性的7.5%的GDP增速目標，到“十一五”末竟然達到了11.2%。“十二五”國家調低了GDP增速，但一旦地方GDP增速過快，就很難保證能源消費總量不突破38億噸。如果我國“十二五”實際GDP增速達到9%，即使完成節能目標，能源消費總量也要達到42億噸標煤。不用說能源總量無法控制，單是能源強度目標和減碳目標也會受到威脅，因為經濟增長速度越高，那么經濟的增速一大部分是靠高耗能產業，會帶動能耗的上升。

《21世紀》：有觀點認為，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建議，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痕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該也無力控制企業的能源消費，您怎么看？

張希良：我個人不主張我國現階段把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作為約束性指標，因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在完全計劃經濟時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動機是一致的，地方政府也能做到對企業決策過程的控制，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目標比較容易實現。但是，現行推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外部條件全變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是與現行體制不相容的政策，因此難以實現。

正如我們前面說的，只要完成節能目標，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落到實處，GDP就不會過快增長，就可以將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節能減排從省往下再分解應規範

地方分解目標的技術能力比較弱。

《21世紀》：你如何評價國家定的16%和17%的節能減碳目標？

張希良：我覺得，這兩個指標是實事求是，比較客觀的。通過努力，我們可以實現，但是必須經過一定的努力。中國的國情比較復雜，不發展不行，各個省勁頭又挺大，關鍵是能否控制經濟發展增速。

《21世紀》：“十二五”的節能指標分解，根據每個省市所在區域的特點，分為五類，已經初步分配到地方。據你了解，各個省對此如何反應？

張希良：一般來說，各個省都覺得定高了，難度大。和“十一五”相比，現在每個省市的領導，對能源強度問題的認識已經大大提高，他們開始意識到能源強度與該地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率是聯系在一起的，GDP過快增長會帶來高耗能產業的快速發展，能源強度會不降反升，碳強度也會升高，這就要求各地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壓一下GDP增長率才行。

《21世紀》：在節能減碳目標分解中，通常人們關注的是從國家到省一級的分解，而很少關注從省再往下具體怎么分解。那么從省到市縣的分解是如何進行的呢？

張希良：各個省都是根據省情，自行分解，分解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很難統一，應該加以適當規範。地方分解目標的技術能力還是比較弱的，各種數據和指標之間的關系并沒有理清楚，因此，需要一些方法學和模型工具支撐，幫他們梳理自己的具體家底，同時為他們實現節能減碳目標，指明各種具體的實現路徑，供他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