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胸肌呼吸方法: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近些年来，大家都关注中国GDP的超高速增长，但一般人却很少注意到中国税收的超超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增长了10.3%。但中国财政部数据却显示，2010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1.3%，其中税收收入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对比近10年来中国税收和GDP增幅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税收再以两倍于GDP的速度飞涨。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第一，中国人民的税负越来越重。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其中，2007年和2009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分别达到了31.5%、30.9%。不久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2010年中国政府的宏观税负又进一步增加到34.5%。“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34.5%”。难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把中国列为世界税负痛苦指数第二的国家。
除了日益剧增的各种税收，中国人还要承担各种隐形的负担。比如，个人、企业会被强制性征收各种各种的“费”。“税收”进入国库，“费收”则往往形成各种部门利益、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这些都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不正义。
第二，国富民穷。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 1/4 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社会财富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儿。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与美国做一下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国税率之高。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合1.262万亿美元，GDP是6.475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6万亿美元，GDP为14.52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79%，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导致了什么后果呢？“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政府里的老爷们不仅锦衣玉食，还有钱包二奶、三奶……n奶，到处出国旅游。
第三，内需不足，妨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物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格局，并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由于国家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小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收增长长期大大高于GDP增长，造成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国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中国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本身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比如它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决定着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尤其2008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国也希望实现经济“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战略转型。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恶劣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以保障民生，银行户头上仅有的几个钱还是意外情况下保命用的。
第四，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生的艰难催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会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如2003年是五万多起，2005年就增加到八万多起，但后来干脆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已经达到十万起了。
中国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65％养全国7500万"吃财政饭"的人，官民比例高达1：1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2010年的《新闻1+1》节目中透露，政府公务员仅“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这个数据比较抽象，可以找几个数据与其对照一下：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第五，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最终将导向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政府所掌握的时候，家庭和企业所能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就是常态。而在缺乏应有约束的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结果。这不仅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官本位的崇拜，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些人要求人们“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国富民穷’”。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国际上仍偏低。那么，中国收了那么多税收做什么用了呢？答案是：“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对社会不满人士进行镇压，维稳。《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公共安全账单》披露：根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国防和维稳经费两项，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13.66%（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计划为89720亿元）。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中国的税收虽然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中国人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据有关数据，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而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却有高达45%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占到了其财政的1/3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倘若说，老子有枪，这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这种理由和土匪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别。中世纪，英国国王为了维持其奢靡、堕落的生活，就用征税加强自己的收入。英国人民愤然起身加以抵制。斗争的结果，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此，英国国王课税，必须征得人民同意，经过议会批准程序。有分析人认为，中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使用权被政府垄断，普通民众的征税同意权与用税决定权被剥夺。09中国各省GDP排名
排名省份GDP（单位：亿元人民币）增速
1广东390829.5%
2江苏3406112.4%
3山东3380511.9%
4浙江228328.9%
5河南1936710.7%
6河北1702710%
7辽宁1506513.1%
8上海149018.2%
9四川1415114.1%
10湖南1293013.6%
11湖北1283213.2%
12福建1195012%
13北京1186610.1%
14安徽1005312.9%
15内蒙970017%
16黑龙江828811.1%
17陕西818713.6%
18广西770013.9%
19江西758913.1%
20天津750116.5%
21吉林720312.3%
22山西71006%
23重庆652714.9%
24云南616812.1%
25新疆42708%
26贵州388711%
27甘肃338010%
28海南164711.7%
29宁夏133511.6%
30青海108110.1%
31西藏43712.1%
人民币购买力急转直下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是否放缓，不得而知。从官方的官样报告来看，是动力十足，很有可能继续到下个世纪。
但是，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在物价，房价，药价，学价纷纷狂飙的今天，我们手中的钱购买力急转直下。
几年前，还供的起学生，买得阁楼，今天却是连个厕所都买不到了。
为什么?
最近又有人开始争论起来，说中国经济即将放缓，然后更有人高呼“中国经济仍将勇不可挡。”呼归呼，喊归喊，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这样。官面文章更是不会把灰色经济统计进去。如此中国经济真的成了迷局?
首先，要明确，经济的增长分为几种。
一种，是恢复性增长，既在经过战争破坏后，恢复重建，保证基本生存。
二种，是发展性增长，国家正常发展，维持国内国际循环。
三种，是机遇性增长，依靠外国临时的需求，发展经济。
四种，是创造性增长，靠研究创新，走新产业之路。
这几种经济都有特例。
1， 是欧洲战后，这种战争的破坏虽然暂时性的破坏了其经济，但是这些国民素质在，反弹迅速，国家恢复很快。
2， 是澳大利亚之类的国家，国家进入平和状态，象是世外桃源，没大的增长也不会倒退，基本安居乐业。
3， 台湾和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两战期间，大捞战争财富，借力发展。
4， 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计算机革命，用脑力和标准大赚世界财富。
明确了这几点，我们来看中国。
中国建过初期，是从战争中恢复的时期，人民的积极性高，科技是有着部分“记忆”的，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在国家投资下，科技研究在各个领域开展，工厂建立，工业基础具备。
这其中，后者是创造性的增长。
当这些基本满足后，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陷入停顿。
改革开放，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转化中，经济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开始了迅猛的增长。这个时候的增长，来自流通，来自人们长期物资匮乏的内需，各种企业在这个时候焕发了青春，开足马力生产，原料，等等可以忽略，市场广大。对外有贸易壁垒。所以，当时的中国经济属于内需型的增长。
当电视，冰箱，等家电普及的时候，中国经济放缓，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到了90年代初期。
第一批，发起来的“万元户”的殷实生活，红了很多人的眼睛。
实际上说，中国这个时候的经济是资本注意竞争的初期阶段，还处与作坊生产和小企业。
但是这时候，有个群体，对这些“草民”的富有和炫耀开始不满。这个群体就是高高在上的官。于是，权力开始在民办经济中制肘。那个时候，查税，查帐，几乎是家常便饭。而那些个个体户，总是被拘押。所以，现在的有钱人中，从草根成长起来的都有这么一段磨难的经历。
随着，官的介入和与商的磨合沟通，两个群体开始妥协。之后的经济体中，从此就有了一些暗中的股权。而这个时候，大家都习惯于说，某某公司，是谁谁谁开的。这个谁谁谁跟谁谁谁又有着什么关系。
大概到现在，这种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就是草根商的股权和比例进一步降低，甚至有些官亲直接开公司，煤矿，以至于中央威胁说，不退股就拿了你的钨砂帽。
拿就拿了吧，结果拿了几个也不清楚。
讲这段历史，大家都清楚。
中国经济的隐患就在这段时间内留了下来。
经济的发展是满足需求，有需求有增长，没需求，经济发展是骗人。
中国在90年前，是对家电和轻工业的需求明显。那个时候，财富分配不是差距太大。人人都可以获得部分利益。农民种地卖粮食，基本上一年有点收入，养学生，盖房子都花不了太多的钱。这些钱就用来消费。结果，轻工业，家电就销量徒增，这是用农业带动了，轻工业，工人有了钱，再消费，有带动工业和服务业。国家采购和研究带动了重工业。国家经济欣欣向荣。
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官的介入，和黑收的介入，开始越来越多的吸取经济利润。加上几年后，人们的需求饱和，市场饱和，企业进入淘汰和兼并，开始小企业的冬天，大批个体户破产。这个应该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冬。
这个冬天的到来，开始了国企普遍开工不足，工资难发。而这个原因的导火锁是，农民手中开始没钱。
农民的没钱跟各级乡村乱摊派，打白条有着直接的关系。
农民不能消费，工人就开始下岗，国家经济停止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兼并开始，改制开始。
这个各级乡村的摊派，和各级官的黑金，源源不断的抽取了经济的“釜低之薪”。
假如说，没有多收100元，这一百元可能会用来买衣服，流通到轻工业，使轻工业增长60元的利润，而这个企业的利润可能会进入重工业用于购买汽车，等等等等，无限的循环下去，100就不仅仅是100元的意义了，而是一千一万。
但是，在哪个时期，在经济刚刚起步的时期，重税和黑金，却把这农民手中和工商业手中的利润剥夺的差不多。
鉴于当时的形势，这些人不敢消费，而是存起来，甚至是放到床下。
可以想想，这给经济带来的危害有多大!而如果全国普遍存在这种状况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危害有多大。
100的产品，利润是有限的，假如有20元利润的话，带给经济的强劲动力和10是完全不同的。
这中增长方式类似与 几何数级增长，是20，40，80……的增长方式，初期的流通被这么缩小基数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今天是无法估量的。
古代帝王都还知道轻摇薄赋，为的就是把这么个初期的基数变大点，为的是几年以后，翻的数更大。
重税阻碍经济也不是胡说。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黑金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给经济造成的危害是致命的。加上，中国的行政事业部门，为了养家糊口，解决就业难，把关系都放入行政事业部门，迫使行政部门增加多入牛毛的税收，更是加重了企业负担，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
企业的低利润和破产，是人们失业，购买力进一步降低。带来的结果是经济更加的萎靡。
教育的收费，医疗的收费，把本来改进入流通行业的钱，改刺激消费的钱吸收的干干净净。眼见钱越来越难挣，人们对未来越来越担心，才更加不敢消费，存钱防老，存钱防事。这下，媒体还真跳出来了，说中国的百姓爱存钱，不爱消费。写这文章的都是白痴，就你知道挣钱是花的?
而房价，这中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差的投资。有人就很明白的指出，没有国家把房地产做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是啊，那里有把房地产做为支柱经济的?白痴到无以复加!!可以说，高房价，是中国经济的丧钟。
他的存在，不仅使国家资金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更是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
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的结果，是国家财富向不能再生的领域集中。
而可以产生财富的，企业，科研单位，将面临资金的枯竭，再加上一个股市把中国民间资金也吸收的一干二净。
中国的局面是，绝大多数的人，穷，穷的结果，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导致没有企业，导致经济的萧条。
看看周遍的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台湾，美国，欧洲，他们跟穷困国家的区别就是科技。
科技是可以在现代社会带动经济发展，从国外吸取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中国的科研几乎没有，有的也是大多是坑蒙拐骗，骗银子花。
科技带动?几乎为零。没有科技带动，那里有利润?把钱都聚集到房地产，都花到房子上，中国的科技和创造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有!
还有一个弱的带动因素就是服务业和流通业。但是，这三高把人民收中的钱也吸的干净，所以，大家可以有个明显的感觉，服务业便宜了。
理发，按摩，污七八糟的东西忙半天下来才10元，以前是什么价?这并不是多了才便宜，中国人多，需求更多才是，便宜的原因是，钱难挣了，被很多非流通非增殖的死行业，没创造性的行业给占有了。
中国很大，经济模式很奇怪，其实要分为三层来看就很明晰。
这三层是：
1，以内地为主的从90年后开始萎缩的国内经济。
2，以沿海为主的从90后开始增长的外贸经济。
3，以权利为主的，90后开始凸显的权利经济。
如果说中国还有增长的话，不至于明显倒退的话，大概就是外貌经济的支撑。
看看外貌占中国经济的60%强，就知道中国这些年的外贸发展很大。
中国的外贸，以资源，原料，加工，玩具，电器，服装，组装外销为主。说白了，中国之所以能支撑，是因为劳动力便宜，资源卖的便宜。
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不愿意做的，甚至台湾都不愿意做的。
而中国人一天18小时的辛勤工作得到的是600、800的报酬。外国人当然不自己去干，中国人多便宜啊。人家把钱投资在科研，做在办公室喝茶聊天想点子，然后拿给中国人来做，再然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获得百分之千，到百分之万的利润。
中国现在很怕贸易，在外交上为什么被动，说白了，美国要来制裁中国，中国经济马上停止。企业破产，经济的萧条就立马显现。前一阵子，美国抵制了一下中国的服装，中国企业的状况大家有目共睹。
至于权利经济，这个东西，本来是基础行业，是服务行业，应该是本着“官不于民挣利”的原则来的。比如，电信少收人民10亿，这10亿就会被老百姓消费掉，创造出100亿，1000亿。。但是电信不，电力也不，水利也不，铁路也不，航空也不，总之做为基础行业的垄断爷们都不。对着老百姓杀鸡取卵式的，竭尽所能的吸血。
权利经济里还有有着相当部分的黑金。这些黑金，也是杀鸡取卵的绝大出力者。这些钱出国了多少，藏了多少，对国家经济给出了多大打击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是现在总算开始重新进入流通，因为这些人们现在开始敢光明正大的消费了，跟富商一起给中国挣了一个全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名声。
黑金，重税，高房价，没人管的股市，高价的基础服务业，对中国经济杀鸡取卵的掠夺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
糊弄人的教育和科研骗局却是中国经济突围的方向。
而原料的出口，对国家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使人均资源贫困的中国人更加贫困。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迷途知返
凤凰周刊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凤凰周刊》2013年10期
[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