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许亮亮开的什么车:晋冀鲁豫边区土改中的“魏殿花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3:43:12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区的各种报刊展开了有关土改运动的宣传报道活动。这些报道，一方面集中宣传中共党的土改路线、方针与政策，一方面大力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罪恶，反映农民的呼声，为农民伸张正义，激发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1948年初春发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魏殿花事件，就是一个生动例子。这一事件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朵浪花，折射出当时农村基层政权和土改斗争的复杂性。
魏殿花事件的主要经过
魏殿花是太行区沙河县（今沙河市）三区西苏庄人，1892年出生，从其祖父到他三代都是长工。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军太行山，魏殿花参加抗日工作，在区里当交通员，并于1938年入党。1942年沙河发生灾荒，魏殿花全家逃荒到山西，他被调到敌工站负责送信，多次完成艰险任务。在一次送信过程中，右眼被敌人打伤。抗战胜利后，因为上了年纪，加之国共重庆谈判后上级号召复员，1946年夏魏殿花以二等残废军人的身份退伍回到老家。
魏殿花回到西苏庄后，发现村里的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尽管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天下，但西苏庄的政权却被一伙坏人把持着。村干部的成分都是地主富农。他们有的当过伪军，有的当过伪警察，有的窝藏过土匪。村武委会主任魏锦堂是个地主，当过伪乡长，后被提拔到区上。在另选主任的时候，“选”上了魏景武。魏景武祖父是个恶霸地主，他本人自小没劳动过，后来家里破落，去当了土匪，被八路军俘虏后不到半年，又逃回家去当伪军，后又被八路军俘虏，平汉战役负伤后回家。选举魏景武为武委会主任时，魏殿花明确反对，这使魏景武怀恨在心。魏殿花回村后一直想参加农会，但由于魏景武等人从中作梗，有八年抗战功劳的他硬是加入不了。
西苏庄基层政权的这种状况，魏殿花认为是不正常的。回村后不久，他就往区上、县上反映情况，告村干部成分不好，告他们包庇地主富农，告他们贪污果实。消息传开后，更加激怒了村干部中的坏分子。
1946年10月，村干部把魏殿花扫地出门，戴上高帽子，开大会斗争他，说他抗战时期常常上日本炮楼，是“特务”。魏殿花反驳说，上炮楼送宣传品是他的革命工作。村干部就带头喊口号：“反对特务强辩！”提意见时，群众都不吭声，只有村干部魏锦玉、魏锦梅死咬住魏殿花是特务，要他反省组织的谁？逼着向他要国民党证、要枪。魏殿花说没有。他们就说魏不坦白，下令把他吊起来并加以抽打。魏殿花焦虑万分，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只好承认说想杀干部、想杀全村的人。但村干部并不罢休，还是扣押着他要他反省，并上报县委开除其党籍。村干部几次想害死魏殿花，但因区里的王区长不准，未达目的。村干部竟对王区长说：“你害怕斗争特务，你胆小！”王区长坚持：“谁害死谁负责！”这样，总算没出大乱子。直到1946年年底快过年了，魏殿花才被保出来。
过年以后，正月初六，魏殿花的儿子魏子义就被村干部扣押起来了。原因是魏子义曾帮一个军属写信状告魏锦堂一伙，状纸在区上被魏锦堂看见了。在魏锦堂的授意下，村干部将魏子义吊了三天三夜。魏子义吃不消，找机会逃跑了，村干部便把魏殿花又扣起来。后来，魏子义因无处逃跑就回来了。此时在区上任文教助理员的魏锦堂，经县里调查，查明其确系地主、伪乡长，便把他开除党籍押回村来斗争。村干部为了欺哄区上和群众，形式上把魏锦堂扫地出门，但暗地里仍和他勾搭。
魏锦堂被免职之后，对魏子义仇恨更深。这时，县第二高中发生了特务放毒事件，查出“凶手”是西苏庄魏鑫岳（魏子义帮助写信的军属之弟），魏鑫岳不承认是他放毒。地主出身的教员韩尚田领导学生吊打他，诱骗、威胁他咬出是魏子义等人给的他毒药。校长写信回村，村干部就依此吊打魏子义，逼其坦白，并表扬魏锦堂说他虽然已是斗争对象，但当魏子义逃跑时，却还能写条子让民兵去捉。就这样，魏殿花父子一直被批斗，直到2月29日才被放出来。但魏子义还是挂着块“特务腿”牌子没被摘掉，魏殿花的复员证也被没收，家里只剩一两斗米麦，很快就要断炊挨饿。魏殿花被罚给地主分子做苦工，不准和人说话。对于魏殿花的遭遇，全村农民敢怒不敢言，地主坏分子一时气焰嚣张。
《人民日报》发动调查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为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推动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开辟栏目，反映农民的呼声，解答农民提出的问题。1948年2月，受到管制达一年之久、刚被放出来的魏殿花听人读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反映农民心声的报道后，就怀揣着报纸连夜从几百里外偷跑到《人民日报》社痛诉委屈。
《人民日报》社对魏殿花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立即指定专人进行核实。经过3天的了解，初步确定事件性质是地主向贫雇农进攻。同时报社认为其中关系复杂，急需进一步深入调查，便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政府主席杨秀峰亲自接见魏殿花了解有关情况，同意《人民日报》提出的组织调查组的请求，并给沙河县政府去电，保证不能因为魏殿花偷走出来，而影响其家庭在村中的处境。2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社共同组成调查组，在太行区六地委的领导下，赴西苏庄调查事件的真相。
《人民日报》在报道派出调查组的同时，为表明党和政府鲜明立场，也在栏目中发出这样的号召：“农民们：我们报纸，欢迎大家在这里控诉地主的罪恶，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发扬那些咱们农民认为好的、合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凡是大家提出的机关、团体、个人，他们都要表示态度。该作检讨的作检讨，该按照大家意见办事的要接受下来办。有不对的地方可以作解释，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会写的，就自己写；不会写的，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的干部写，要不就亲自来报馆跑一趟，再不行，写个信给报馆，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魏殿花的3条意见：第一，村干部说我是特务，就叫他们说说为啥我是特务，拿出个证据来。开除我党籍，为啥要开除，也要讲出个条件来。我儿子魏子义是“特务腿”，特务头是谁？也要说一说。我当长工担沙锅，穷到现在没有翻过身来，反而把我“扫地出门”，整成了特务。我八年抗战，不怕牺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现在死，却死得太屈。我找到共产党是寻光明，是寻出路，我不出这口冤气，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第二，村干部这一伙人按新章程该算个啥？有没有资格当共产党？有的人前几年还喂着几条骡子，尽是近地好地，刚把骡子卖了，地卖了，又来分斗争果实，分得比谁都多，这该不该？到底是穷人翻身还是地主翻身？西苏庄的工作，上级就不检查检查？第三，这条意见提给郭政委郭全有（分委书记），他曾给我说：“你看你让人家整得多惨？比地主还惨哩！”他明知道这情形，但他为啥不管？我复员回来，为啥不给我组织信？为啥不让我参加农会？为啥让那些干部在村上乱搞？我报告了，他光说要“纠正思想”，为啥都不处理？毛主席的政策，允许不允许你这样领导？
在调查组去太行区路上，因魏殿花过去吃过官僚主义的亏，对调查组存有怀疑，他说：“你们把我送到专署，专署又送县，县又送区，区又送村，我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魏殿花事件调查经过
调查组到六地委后，地委书记张慧如、专员侯国英立即召集县、区有关干部（包括介绍魏殿花入党的王典）研究情况，进一步确定问题性质。过去认为此事是宗派斗争的县、区领导，开始认识到过去自己是以宗派眼光去看贫雇农。王典曾为给魏殿花撑腰，受过不少批评，魏殿花被“整”成“特务”以后他就不敢再管了。调查组到地委的第二天，王典向魏殿花作诚恳反省。魏殿花表示，骨头烂成灰也不能和那些地主、汉奸搞到一起。众人听后感慨万分。 为便于调查，地委决定把魏殿花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调到县里，调查组结合县、区同志一起，到村直接深入贫雇农，并派一人专在村干部中调查。调查刚开始时，贫雇农不敢说话，村干部则结成一伙，互相包庇，继续诬蔑魏殿花。调查组通过个别访苦谈心，贫雇农开始从自己没有翻身的情况谈起，逐步揭发地主操纵村政、压迫贫雇中农的种种事实。
据调查，西苏庄共89户，339口人，2133亩地。10户地主富农，几乎占了全村土地的一半，而且全是好地。贫雇农24户50口人，每人平均只有1.8亩坏地。1944年武工队挺进敌后，开始在该村建立秘密抗日政权和民兵。当时坚持对敌斗争的几个干部，其中有魏殿花之子魏子义，都是贫农。后来局面好转，地主魏锦堂便钻进来了。他曾经与伪军团长拜过把子，并依附伪军势力当了伪乡长，还与伪军团长的弟弟合伙开过盐店。他假装积极抗日，后来当了合作社经理。1945年夏天，上级派来的工作员刘秀成不加考查，便介绍他入党，并很快当上武委会主任，掌握了全村大权。
魏锦堂掌权后，私自把村长换成他的爪牙中农魏景升，引进了一伙坏人：民兵队长魏锦雨、自卫队长魏锦美是他叔伯弟兄，成分是破落富农。合作社经理魏凤鸣、村书记魏锦明是他近门兄弟，都是富农。11个村干部中，有9个人都当过汉奸、伪军、伪保长。1946年春，魏锦堂被提拔到区上任文教助理员。为继续掌权影响村政，他提拔魏景武为武委会主任。
由于大权是掌握在地主手里的，因此西苏庄的“群众运动”，主要不是斗争封建势力，而是斗争贫雇农、中农。抗战胜利后，在土改运动中，全村贫雇中农被斗争有16户之多。魏景洋抗战前在魏凤元家当长工，抗战初上升为中农。村干部却拿他多买了10个人盐的错，把他全年的粮食都斗光。而雇过他的魏凤元、魏凤魁兄弟反而来分他的粮食。贫雇农魏见心、魏景良灾荒年各买了1亩地和4亩地，村长便挑拨卖地户（中农）也将他们斗了。村长怀疑自己的姘头与贫雇农魏谈宝有关系，便与武委会主任合谋将魏谈宝打死。农民中有5个人被打过，有31人被扣过，有6个人被诬指为“特务”。
从土地分配数量上看，贫雇农比过去是增加了些土地，运动前13户贫雇有土地154.7亩，运动后增加到343.9亩，每人平均地7.9亩，每人平均产粮3.74石，每亩平均产粮4.6斗（这数字是1945年干部评议的）；而13户干部、积极分子却有土地435.1亩，每人平均地9.7亩，每人平均产粮6.2石，每亩平均产粮6.3斗。干部产粮比贫雇农多1倍。魏殿花家人平均地还不到两亩，人平均产粮5斗。
全村共斗出牲口27头，村干部分了15头，贫雇农只得了3头。武委会主任魏景武分了两头，卖了一头，贫雇农魏见心抓阄抓到一头驴，自己却用不上，时常被农会牵去推磨，后来村干部又借口照顾山西新来户，强逼他“拥护”出来，他喂了7个月，白赔了草料。好院好房，全村共斗出20座，村干部就占了10座。群众一般是两户分 1座院，村干部是每户独占1座。农具、衣服、家具好的也都被村干部占了去。粮食至少有200石没有分，宣布谁没有吃了可以去领。但是贫雇农要吃就领不到，干部却可随便拿。土地法大纲公布后魏景武仍然大吃二喝，过年磨了1.2石麦子，杀了1口猪，还把多占的3间房劈成柴火烧了。村长开支没有账目，合作社的账也从没有向群众宣布过，去冬全村集股20万元成立信用社，都被魏景武拿去给自己买了骡子。现在贫雇中缺房子、缺牲口、缺农具（犁耧耢耙）的有16家。69岁老汉魏有德，做了一辈子长工。村干部说他老了，不能分房子，但却命令他和其他3个60多岁的贫雇农给抗属代耕、担水。
根据贫雇农群众的反映，调查组得出一个认识：村长魏景升与村武委会主任魏景武作恶很多，但这块大石板一直没有被掀翻打碎，群众一直被压着不能起来。
在了解群众的反映后，调查组向村干表明严正态度，要他们向群众坦白悔过，并且互相继续揭发。一些村干部见这种阵势，就争取主动反映情况。
据一些村干部交代，土地法大纲公布后，1947年11月区上召集各村开会提出要发动贫雇农，村长魏景升回到村后，就召集了魏见心等4个胆小怕事的贫雇农开会，讨论成立西苏庄贫雇团问题。魏景升讲了一通“贫雇农掌权”后，就让大家找贫雇农。参加会的贫雇农不懂怎样找和找谁，村长说：“找做过觅汉（长工）的，干部成分好的也可以找。”大家想到一个，就问村长行不行？村长说行就算找下一个，说不行就再找，一晚上找到了9个。
“贫雇团”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是“选举”村干部。在魏景升操纵之下，选了18岁的魏书和任村长。这个“小村长”刚从山西种地回来不久，对村里情况了解很少，对旧村干部没有意见。忘性大的62岁的贫雇农魏老同，被选为合作社的经理。坏村干部的爪牙魏天锁被选为农会主席。这样，旧干部都陆续自己把自己“撤换”了。
新干部选出来，旧村干部马上交代工作。合作社从来没有结过账分过红，群众知道有问题也不敢提出，坏干部就决定先交账，稀里糊涂地推过去。新当“选”的合作社会计魏玉心说：“合作社账是盆糊米汤，往咱身上推，我没敢接，账还搁着哩！”魏老同被选为经理后发愁地说：“我忘性大，愁得我光掉泪，我看透旧干部是闹咱。”上级干部到村开展工作，旧村长魏景升就说：“找新村长吧！俺村早选上新村长了。”实际上负责人还是他。谨小慎微的“贫雇团”主任魏见心，有啥事也离不了旧村长，他说：“开会我记性赖，‘贫雇团’布置工作，我说不上话来，都是叫人家旧村长给布置会场宣布宣布，人家懂。”贫雇农魏春良被选为优抗主任，旧村干部估计可能掌握不了他，就一直没让他负责任。民兵指导员魏远来换上后，因为敢提意见，被旧村长支到外村学习技术。“贫雇团”发展了27个团员，有人提议让魏殿花等人参加。新村干部有人反对说：“枪崩了我，他们也不能参加。”
西苏庄“贫雇团”副主任魏玉心给调查组成员说，“贫雇团”自成立后，没讲过土地法大纲，贫雇农不知道土地法和为啥参加“贫雇团”，“贫雇团”是干啥的，弄不清；土地法没听说过，也没人给念过。沙河县政府建设科长张子超介绍说，该县在土地法大纲发表前后，贫雇农没经过很好发动，许多村庄就组织了“贫雇团”，这一做法曾得到县长表扬。其实成立“贫雇团”大都是被某些坏干部掌握操纵、企图逃避群众制裁的一种手段。他表示政府将继续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在魏殿花事件真相逐步明朗后，事件的当事人魏殿花及坏分子魏锦堂、魏景武、魏景升等人才回到村里。调查组决定召开中、贫农大会，以发动教育群众，处理村干部中的坏分子。大会召开时，村干部中坏分子被列在一旁，贫雇农群众站在另一旁。财粮主任魏有生比较正派，没干坏事，贫雇农自动把他从村干部坏分子一旁中拉出，站到群众中来。会上诉苦的一个紧接一个，有人举着双手要求发言，上午没有开完，下午还没有开完，晚上又开到深夜。经大会酝酿讨论，决定将主犯魏锦堂、魏景武暂送县上扣押，以便交人民法庭审判。其他村干坏分子则留村反省，按其坦白悔过程度分别处理。同时，县委决定恢复魏殿花的党籍，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同志，督促其深刻反省，给以适当处分。县委县府决定成立工作团，继续调查，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领导西苏庄的平分土地运动。
事件的余波及影响
调查组调查魏殿花事件及反映西苏庄问题后，在返回边区前给沙河县区干部做了一次报告。结合报告，许多干部对自己过去工作做了反省和检讨。有人指出过去对待魏殿花上告和反映西苏庄问题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分委书记郭全有反省说：“老魏（魏殿花）三次要求转党的关系，自己不给转，是自己官僚主义，不去调查，又宗派主义听信刘秀成等人意见，实际上了地主的当。”有人指出，魏殿花事件及西苏庄问题，在土改会议新的精神下看，问题是严重的。他们说，调查组在西苏庄才住了五六天时间，就了解这些问题，咱们有的在一个村住了两年，对村里的问题还是不了解。主要原因是在于我们过去没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只是笼统的基本群众观点，看问题是从现象出发，找不到本质，不能细密地分析研究。
经过反省，一些地方干部对工作中相信群众、群众是主人翁、发挥群众智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调查组住房子吃饭、到没翻身的贫雇农家去的做法，一些干部也在比较中找到差距，说自己过去住在村公所，吃饭由群众送到村公所，就是派饭也到翻身好的群众家去吃，自己生活与群众隔离，思想上没有明确为群众服务的热情，没有想法在各方面去接近群众，体会群众，因而工作中就难免出现各种偏差。
魏殿花冤屈昭雪的报道，在边区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反映农民呼声的做法，得到广大群众的的支持和赞扬。不少农民纷纷来信来访，要求报社代写“呼声”，有的甚至说是来“告状”的，他们说：“咱总算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了。”《人民日报》以魏殿花事件为契机，把报纸当做联系群众重要工具之一，设有专人研究整理来访人员反映的材料，辨明是非、真伪，帮助各地及各阶层人士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把群众意见提交各级党委或政府请他们处理，重大的案情则派遣一定数量记者配合党政机关进行调查解决并将最后结果写成新闻报道。对于那些漠视群众呼声、对新闻报道不管不问的官僚作风，《人民日报》也进行深刻批评。《人民日报》的“喉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引起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
《人民日报》在报道农民呼声、反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过程中，出身于城市的编辑、记者和农村、农民以及土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锻炼，大家对政策执行、人民疾苦比过去关心得多了。通过下乡土改，一些新闻工作者进一步体会到了党的政策正确，相信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 杨小波
魏殿花事件的主要经过
魏殿花是太行区沙河县（今沙河市）三区西苏庄人，1892年出生，从其祖父到他三代都是长工。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军太行山，魏殿花参加抗日工作，在区里当交通员，并于1938年入党。1942年沙河发生灾荒，魏殿花全家逃荒到山西，他被调到敌工站负责送信，多次完成艰险任务。在一次送信过程中，右眼被敌人打伤。抗战胜利后，因为上了年纪，加之国共重庆谈判后上级号召复员，1946年夏魏殿花以二等残废军人的身份退伍回到老家。
魏殿花回到西苏庄后，发现村里的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尽管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天下，但西苏庄的政权却被一伙坏人把持着。村干部的成分都是地主富农。他们有的当过伪军，有的当过伪警察，有的窝藏过土匪。村武委会主任魏锦堂是个地主，当过伪乡长，后被提拔到区上。在另选主任的时候，“选”上了魏景武。魏景武祖父是个恶霸地主，他本人自小没劳动过，后来家里破落，去当了土匪，被八路军俘虏后不到半年，又逃回家去当伪军，后又被八路军俘虏，平汉战役负伤后回家。选举魏景武为武委会主任时，魏殿花明确反对，这使魏景武怀恨在心。魏殿花回村后一直想参加农会，但由于魏景武等人从中作梗，有八年抗战功劳的他硬是加入不了。
西苏庄基层政权的这种状况，魏殿花认为是不正常的。回村后不久，他就往区上、县上反映情况，告村干部成分不好，告他们包庇地主富农，告他们贪污果实。消息传开后，更加激怒了村干部中的坏分子。
1946年10月，村干部把魏殿花扫地出门，戴上高帽子，开大会斗争他，说他抗战时期常常上日本炮楼，是“特务”。魏殿花反驳说，上炮楼送宣传品是他的革命工作。村干部就带头喊口号：“反对特务强辩！”提意见时，群众都不吭声，只有村干部魏锦玉、魏锦梅死咬住魏殿花是特务，要他反省组织的谁？逼着向他要国民党证、要枪。魏殿花说没有。他们就说魏不坦白，下令把他吊起来并加以抽打。魏殿花焦虑万分，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只好承认说想杀干部、想杀全村的人。但村干部并不罢休，还是扣押着他要他反省，并上报县委开除其党籍。村干部几次想害死魏殿花，但因区里的王区长不准，未达目的。村干部竟对王区长说：“你害怕斗争特务，你胆小！”王区长坚持：“谁害死谁负责！”这样，总算没出大乱子。直到1946年年底快过年了，魏殿花才被保出来。
过年以后，正月初六，魏殿花的儿子魏子义就被村干部扣押起来了。原因是魏子义曾帮一个军属写信状告魏锦堂一伙，状纸在区上被魏锦堂看见了。在魏锦堂的授意下，村干部将魏子义吊了三天三夜。魏子义吃不消，找机会逃跑了，村干部便把魏殿花又扣起来。后来，魏子义因无处逃跑就回来了。此时在区上任文教助理员的魏锦堂，经县里调查，查明其确系地主、伪乡长，便把他开除党籍押回村来斗争。村干部为了欺哄区上和群众，形式上把魏锦堂扫地出门，但暗地里仍和他勾搭。
魏锦堂被免职之后，对魏子义仇恨更深。这时，县第二高中发生了特务放毒事件，查出“凶手”是西苏庄魏鑫岳（魏子义帮助写信的军属之弟），魏鑫岳不承认是他放毒。地主出身的教员韩尚田领导学生吊打他，诱骗、威胁他咬出是魏子义等人给的他毒药。校长写信回村，村干部就依此吊打魏子义，逼其坦白，并表扬魏锦堂说他虽然已是斗争对象，但当魏子义逃跑时，却还能写条子让民兵去捉。就这样，魏殿花父子一直被批斗，直到2月29日才被放出来。但魏子义还是挂着块“特务腿”牌子没被摘掉，魏殿花的复员证也被没收，家里只剩一两斗米麦，很快就要断炊挨饿。魏殿花被罚给地主分子做苦工，不准和人说话。对于魏殿花的遭遇，全村农民敢怒不敢言，地主坏分子一时气焰嚣张。
《人民日报》发动调查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为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推动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开辟栏目，反映农民的呼声，解答农民提出的问题。1948年2月，受到管制达一年之久、刚被放出来的魏殿花听人读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反映农民心声的报道后，就怀揣着报纸连夜从几百里外偷跑到《人民日报》社痛诉委屈。
《人民日报》社对魏殿花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立即指定专人进行核实。经过3天的了解，初步确定事件性质是地主向贫雇农进攻。同时报社认为其中关系复杂，急需进一步深入调查，便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政府主席杨秀峰亲自接见魏殿花了解有关情况，同意《人民日报》提出的组织调查组的请求，并给沙河县政府去电，保证不能因为魏殿花偷走出来，而影响其家庭在村中的处境。2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社共同组成调查组，在太行区六地委的领导下，赴西苏庄调查事件的真相。
《人民日报》在报道派出调查组的同时，为表明党和政府鲜明立场，也在栏目中发出这样的号召：“农民们：我们报纸，欢迎大家在这里控诉地主的罪恶，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发扬那些咱们农民认为好的、合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凡是大家提出的机关、团体、个人，他们都要表示态度。该作检讨的作检讨，该按照大家意见办事的要接受下来办。有不对的地方可以作解释，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会写的，就自己写；不会写的，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的干部写，要不就亲自来报馆跑一趟，再不行，写个信给报馆，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魏殿花的3条意见：第一，村干部说我是特务，就叫他们说说为啥我是特务，拿出个证据来。开除我党籍，为啥要开除，也要讲出个条件来。我儿子魏子义是“特务腿”，特务头是谁？也要说一说。我当长工担沙锅，穷到现在没有翻过身来，反而把我“扫地出门”，整成了特务。我八年抗战，不怕牺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现在死，却死得太屈。我找到共产党是寻光明，是寻出路，我不出这口冤气，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第二，村干部这一伙人按新章程该算个啥？有没有资格当共产党？有的人前几年还喂着几条骡子，尽是近地好地，刚把骡子卖了，地卖了，又来分斗争果实，分得比谁都多，这该不该？到底是穷人翻身还是地主翻身？西苏庄的工作，上级就不检查检查？第三，这条意见提给郭政委郭全有（分委书记），他曾给我说：“你看你让人家整得多惨？比地主还惨哩！”他明知道这情形，但他为啥不管？我复员回来，为啥不给我组织信？为啥不让我参加农会？为啥让那些干部在村上乱搞？我报告了，他光说要“纠正思想”，为啥都不处理？毛主席的政策，允许不允许你这样领导？
在调查组去太行区路上，因魏殿花过去吃过官僚主义的亏，对调查组存有怀疑，他说：“你们把我送到专署，专署又送县，县又送区，区又送村，我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魏殿花事件调查经过
调查组到六地委后，地委书记张慧如、专员侯国英立即召集县、区有关干部（包括介绍魏殿花入党的王典）研究情况，进一步确定问题性质。过去认为此事是宗派斗争的县、区领导，开始认识到过去自己是以宗派眼光去看贫雇农。王典曾为给魏殿花撑腰，受过不少批评，魏殿花被“整”成“特务”以后他就不敢再管了。调查组到地委的第二天，王典向魏殿花作诚恳反省。魏殿花表示，骨头烂成灰也不能和那些地主、汉奸搞到一起。众人听后感慨万分。 为便于调查，地委决定把魏殿花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调到县里，调查组结合县、区同志一起，到村直接深入贫雇农，并派一人专在村干部中调查。调查刚开始时，贫雇农不敢说话，村干部则结成一伙，互相包庇，继续诬蔑魏殿花。调查组通过个别访苦谈心，贫雇农开始从自己没有翻身的情况谈起，逐步揭发地主操纵村政、压迫贫雇中农的种种事实。
据调查，西苏庄共89户，339口人，2133亩地。10户地主富农，几乎占了全村土地的一半，而且全是好地。贫雇农24户50口人，每人平均只有1.8亩坏地。1944年武工队挺进敌后，开始在该村建立秘密抗日政权和民兵。当时坚持对敌斗争的几个干部，其中有魏殿花之子魏子义，都是贫农。后来局面好转，地主魏锦堂便钻进来了。他曾经与伪军团长拜过把子，并依附伪军势力当了伪乡长，还与伪军团长的弟弟合伙开过盐店。他假装积极抗日，后来当了合作社经理。1945年夏天，上级派来的工作员刘秀成不加考查，便介绍他入党，并很快当上武委会主任，掌握了全村大权。
魏锦堂掌权后，私自把村长换成他的爪牙中农魏景升，引进了一伙坏人：民兵队长魏锦雨、自卫队长魏锦美是他叔伯弟兄，成分是破落富农。合作社经理魏凤鸣、村书记魏锦明是他近门兄弟，都是富农。11个村干部中，有9个人都当过汉奸、伪军、伪保长。1946年春，魏锦堂被提拔到区上任文教助理员。为继续掌权影响村政，他提拔魏景武为武委会主任。
由于大权是掌握在地主手里的，因此西苏庄的“群众运动”，主要不是斗争封建势力，而是斗争贫雇农、中农。抗战胜利后，在土改运动中，全村贫雇中农被斗争有16户之多。魏景洋抗战前在魏凤元家当长工，抗战初上升为中农。村干部却拿他多买了10个人盐的错，把他全年的粮食都斗光。而雇过他的魏凤元、魏凤魁兄弟反而来分他的粮食。贫雇农魏见心、魏景良灾荒年各买了1亩地和4亩地，村长便挑拨卖地户（中农）也将他们斗了。村长怀疑自己的姘头与贫雇农魏谈宝有关系，便与武委会主任合谋将魏谈宝打死。农民中有5个人被打过，有31人被扣过，有6个人被诬指为“特务”。
从土地分配数量上看，贫雇农比过去是增加了些土地，运动前13户贫雇有土地154.7亩，运动后增加到343.9亩，每人平均地7.9亩，每人平均产粮3.74石，每亩平均产粮4.6斗（这数字是1945年干部评议的）；而13户干部、积极分子却有土地435.1亩，每人平均地9.7亩，每人平均产粮6.2石，每亩平均产粮6.3斗。干部产粮比贫雇农多1倍。魏殿花家人平均地还不到两亩，人平均产粮5斗。
全村共斗出牲口27头，村干部分了15头，贫雇农只得了3头。武委会主任魏景武分了两头，卖了一头，贫雇农魏见心抓阄抓到一头驴，自己却用不上，时常被农会牵去推磨，后来村干部又借口照顾山西新来户，强逼他“拥护”出来，他喂了7个月，白赔了草料。好院好房，全村共斗出20座，村干部就占了10座。群众一般是两户分 1座院，村干部是每户独占1座。农具、衣服、家具好的也都被村干部占了去。粮食至少有200石没有分，宣布谁没有吃了可以去领。但是贫雇农要吃就领不到，干部却可随便拿。土地法大纲公布后魏景武仍然大吃二喝，过年磨了1.2石麦子，杀了1口猪，还把多占的3间房劈成柴火烧了。村长开支没有账目，合作社的账也从没有向群众宣布过，去冬全村集股20万元成立信用社，都被魏景武拿去给自己买了骡子。现在贫雇中缺房子、缺牲口、缺农具（犁耧耢耙）的有16家。69岁老汉魏有德，做了一辈子长工。村干部说他老了，不能分房子，但却命令他和其他3个60多岁的贫雇农给抗属代耕、担水。
根据贫雇农群众的反映，调查组得出一个认识：村长魏景升与村武委会主任魏景武作恶很多，但这块大石板一直没有被掀翻打碎，群众一直被压着不能起来。
在了解群众的反映后，调查组向村干表明严正态度，要他们向群众坦白悔过，并且互相继续揭发。一些村干部见这种阵势，就争取主动反映情况。
据一些村干部交代，土地法大纲公布后，1947年11月区上召集各村开会提出要发动贫雇农，村长魏景升回到村后，就召集了魏见心等4个胆小怕事的贫雇农开会，讨论成立西苏庄贫雇团问题。魏景升讲了一通“贫雇农掌权”后，就让大家找贫雇农。参加会的贫雇农不懂怎样找和找谁，村长说：“找做过觅汉（长工）的，干部成分好的也可以找。”大家想到一个，就问村长行不行？村长说行就算找下一个，说不行就再找，一晚上找到了9个。
“贫雇团”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是“选举”村干部。在魏景升操纵之下，选了18岁的魏书和任村长。这个“小村长”刚从山西种地回来不久，对村里情况了解很少，对旧村干部没有意见。忘性大的62岁的贫雇农魏老同，被选为合作社的经理。坏村干部的爪牙魏天锁被选为农会主席。这样，旧干部都陆续自己把自己“撤换”了。
新干部选出来，旧村干部马上交代工作。合作社从来没有结过账分过红，群众知道有问题也不敢提出，坏干部就决定先交账，稀里糊涂地推过去。新当“选”的合作社会计魏玉心说：“合作社账是盆糊米汤，往咱身上推，我没敢接，账还搁着哩！”魏老同被选为经理后发愁地说：“我忘性大，愁得我光掉泪，我看透旧干部是闹咱。”上级干部到村开展工作，旧村长魏景升就说：“找新村长吧！俺村早选上新村长了。”实际上负责人还是他。谨小慎微的“贫雇团”主任魏见心，有啥事也离不了旧村长，他说：“开会我记性赖，‘贫雇团’布置工作，我说不上话来，都是叫人家旧村长给布置会场宣布宣布，人家懂。”贫雇农魏春良被选为优抗主任，旧村干部估计可能掌握不了他，就一直没让他负责任。民兵指导员魏远来换上后，因为敢提意见，被旧村长支到外村学习技术。“贫雇团”发展了27个团员，有人提议让魏殿花等人参加。新村干部有人反对说：“枪崩了我，他们也不能参加。”
西苏庄“贫雇团”副主任魏玉心给调查组成员说，“贫雇团”自成立后，没讲过土地法大纲，贫雇农不知道土地法和为啥参加“贫雇团”，“贫雇团”是干啥的，弄不清；土地法没听说过，也没人给念过。沙河县政府建设科长张子超介绍说，该县在土地法大纲发表前后，贫雇农没经过很好发动，许多村庄就组织了“贫雇团”，这一做法曾得到县长表扬。其实成立“贫雇团”大都是被某些坏干部掌握操纵、企图逃避群众制裁的一种手段。他表示政府将继续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在魏殿花事件真相逐步明朗后，事件的当事人魏殿花及坏分子魏锦堂、魏景武、魏景升等人才回到村里。调查组决定召开中、贫农大会，以发动教育群众，处理村干部中的坏分子。大会召开时，村干部中坏分子被列在一旁，贫雇农群众站在另一旁。财粮主任魏有生比较正派，没干坏事，贫雇农自动把他从村干部坏分子一旁中拉出，站到群众中来。会上诉苦的一个紧接一个，有人举着双手要求发言，上午没有开完，下午还没有开完，晚上又开到深夜。经大会酝酿讨论，决定将主犯魏锦堂、魏景武暂送县上扣押，以便交人民法庭审判。其他村干坏分子则留村反省，按其坦白悔过程度分别处理。同时，县委决定恢复魏殿花的党籍，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同志，督促其深刻反省，给以适当处分。县委县府决定成立工作团，继续调查，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领导西苏庄的平分土地运动。
事件的余波及影响
调查组调查魏殿花事件及反映西苏庄问题后，在返回边区前给沙河县区干部做了一次报告。结合报告，许多干部对自己过去工作做了反省和检讨。有人指出过去对待魏殿花上告和反映西苏庄问题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分委书记郭全有反省说：“老魏（魏殿花）三次要求转党的关系，自己不给转，是自己官僚主义，不去调查，又宗派主义听信刘秀成等人意见，实际上了地主的当。”有人指出，魏殿花事件及西苏庄问题，在土改会议新的精神下看，问题是严重的。他们说，调查组在西苏庄才住了五六天时间，就了解这些问题，咱们有的在一个村住了两年，对村里的问题还是不了解。主要原因是在于我们过去没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只是笼统的基本群众观点，看问题是从现象出发，找不到本质，不能细密地分析研究。
经过反省，一些地方干部对工作中相信群众、群众是主人翁、发挥群众智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调查组住房子吃饭、到没翻身的贫雇农家去的做法，一些干部也在比较中找到差距，说自己过去住在村公所，吃饭由群众送到村公所，就是派饭也到翻身好的群众家去吃，自己生活与群众隔离，思想上没有明确为群众服务的热情，没有想法在各方面去接近群众，体会群众，因而工作中就难免出现各种偏差。
魏殿花冤屈昭雪的报道，在边区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反映农民呼声的做法，得到广大群众的的支持和赞扬。不少农民纷纷来信来访，要求报社代写“呼声”，有的甚至说是来“告状”的，他们说：“咱总算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了。”《人民日报》以魏殿花事件为契机，把报纸当做联系群众重要工具之一，设有专人研究整理来访人员反映的材料，辨明是非、真伪，帮助各地及各阶层人士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把群众意见提交各级党委或政府请他们处理，重大的案情则派遣一定数量记者配合党政机关进行调查解决并将最后结果写成新闻报道。对于那些漠视群众呼声、对新闻报道不管不问的官僚作风，《人民日报》也进行深刻批评。《人民日报》的“喉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引起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
《人民日报》在报道农民呼声、反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过程中，出身于城市的编辑、记者和农村、农民以及土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锻炼，大家对政策执行、人民疾苦比过去关心得多了。通过下乡土改，一些新闻工作者进一步体会到了党的政策正确，相信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