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生物的多样性教案:清明感怀：我们也需要“靖国神社” - 雪珥传播-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 雪珥传播 - 和讯博...

    鄂王墓上草离离，
    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这是元初大诗人赵孟頫的诗《岳鄂王墓》，十多年前我在杭州生活，时在山水间徜徉怀古。“青山有幸埋忠骨”的栖霞岭——其下便是著名的岳王庙，自然是常常光顾的所在。那时诵读子昂此诗，遥想当年，其以旧宋帝胄、新元显贵，外着蒙袍、内思故国，竟是何等之感怀呀？
    杭州多古迹，妩媚的湖光山色之间，时常有慷慨悲歌的点缀，让人追思万千。去年回国省亲，重游西湖，惊喜地发现在湖滨重立了抗战国军雕塑，题为“淞沪战役纪念碑”，那英勇挺立的士兵边，落着巨大的炮弹，肃立其前，便仿佛看到金戈铁马、听到连天炮火。
    此实为旧像新塑，1934年，为纪念国军在“淞沪事变”中的英勇抗战，雕塑家刘开渠创作了此像，据说当时是中国第一座抗战纪念碑。杭州一贯总是给人奢靡、繁华、精巧、细腻之感，今能重塑此碑，仅此一项，便足以令我们对这个有着“杭铁头”之称的城市肃然起敬。看看湖边摩肩接踵的日本游客，读读“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的古人凄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买一束鲜花，献于英雄的碑前。
    中国之大，能为抗战英雄鲜花默哀鲜花之所在，尚余几多？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一个避不开的主题就是战争；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一个避不开的主题也是战争。我们实在是很擅长于遗忘的，血泪斑斑的史籍，而今被我们后人铭记于心的，似乎所剩无多。
    “九一八”国耻日、“八一五”胜利日，我们是早已不过了的。内战内行，早已让民族的纪念日让位于别的纪念日，成了一种敷衍应景的摆设。
    要当中国的英雄，九泉之下的确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我们的英雄标准，犹如股票的行情，而且是被“政治庄家”操纵了的股票的行情，不是根据民族大义，而是根据现实政治、根据内 斗政治的需要，“辨证”地进行“宏观调控”。
    清王朝塑造武圣人“模范”形象时，据说斟酌了很久，“决赛”中关羽PK掉了岳飞，原因很简单：因为岳飞抗击的是满清的祖先；到了倭国吞我国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岳飞则又成了全民景仰的英雄；“最危险的时候”早已过去了的今天，岳飞却又被各种教科书摘去了民族英雄的帽子，因为抗金只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网络上的高论更是令人惊奇，比如东三省是满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嫁妆”，按此逻辑，当年便不该抗日，否则“日本省”或“东瀛省”便是“和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又一份嫁妆！
    英雄如岳飞般，都遭遇如此对待，正如网上一篇著名的反讽博文所言：孩子，以后你千万不可当英雄，要当就要当汉奸！
    于是，今日之乱相便不能理解：一方面，网上“义和团”蓬勃兴起，把口水当利器，逢日必反，杀声震天；另一方面，不读史、不看书，把“九一八”当作“就要发”，更惶论对当年刀头舔血、慷慨赴义的英雄的景仰与纪念。
    且去看看那被我们痛恨的仇敌吧，他们甚至把能收集到的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名字都供奉在香炉前。李登辉当年不顾抗议，非要去祭拜靖国神社，除了政治做秀需要外，也不能不说有亲情的眷恋：其兄李登钦，又名岩里武则，就是战死在吕宋岛马尼拉的台籍日军士兵，其灵位被郑重地供奉在了靖国神社里。
    在我收集甲午战争的文物时，十分惊诧于日本人对“先烈”的景仰。《日清战争实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
    如果我们能暂且抑制住习惯成自然了的痛骂，就让我们先扪心自问：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前线阵亡的国军将领（光被红色史家认可的，就有近200人！），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
    在靖国神社正殿门上，是明治天皇御笔：“为国捐躯，永记壮士魂”，文辞上自然远不如我们惯用的“永垂不朽”来得激昂动听，但动听的言辞能掩饰快速的遗忘吗？
    那种具体细微到每个阵亡者的怀念，不仅在日本，而且在西方也几乎是一种社会常态。在澳大利亚国防部为我提供的当年澳洲军队参加八国联军的史料中，就有完整的军人名单，其中九名在中国死亡的士兵，更是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个人情况和死因等。在当年的报纸上，也不惜篇幅地刊登了全体出征将士姓名。
    看看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每个阵亡士兵的姓名都被刻在了墙上，即使整个民族都已经不再认同那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但牺牲在星条旗下的生命还是在享受着后人的瞻仰和怀念。在纽约,甚至专门为华裔军人设立了一座忠烈坊。
    911后，看美国的纪念典礼实况，3000多名遇难者，主持人是一个一个颂读出他们的姓名。要是换了我们华人遭遇那样的灾祸，会一个个宣读出受难者的姓名，为他们默哀吗？在我们眼中，灾难、纪念是不是仅仅一个数字而已呢？
    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宏大叙事。伴随着对个体纪念的泯灭，几乎一定是对整体牺牲的炒作：给这些枯燥的数字包裹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个体被虚化为一个抽象名词，纪念便有了“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历史悲剧便也有了成就现实喜剧的功效。
    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阵亡将士公祭日，每年纪念，而恰恰在我们这个百年来战祸最烈、阵亡最剧的国家，却罕见官方的祭奠活动。
    从网络上搜索一下，“公祭”一词显然在近些年来成了中国的热门，但公祭的对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除了南京还在为死难同胞每年祭奠、沈阳为“九一八”拉响警报外，国耻、国难连同那些罹难的祖先和抗争的英雄，基本是从我们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当纪念成为忘却，甚至成为经营时，还能指望他人来“正视历史”吗？那种依靠政治压力、经济吸引和外交斡旋换来的“谢罪”有意义吗？
    梁启超百多年前就说我们只有天下概念而没有国家概念，看来至今似乎依然……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李敖曾经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神州万里，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里呢？我们又有多少能给英雄、而不是给权力下跪的地方呢？

（作于2007年5月18日@北石斋 南洲雪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