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球蟒:民意神鞭：1870年天津群体事件-雪珥传播-显微镜下的中国近代史-搜狐空间

神鞭天津卫

民意的神鞭彰显了一种悲壮、可怕的力量，迫使各方在痛楚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尺度和边界，学会适可而止……

1870年春夏之交，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天子脚下的开放特区天津爆发。

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Tientsin Massacre)。

此时的天津，正值开埠十周年。谁也没能料到，历史会以如此惨烈的鞭笞掀开新的篇章。  

天津惨案

法国领事丰大业枪击天津知县，激起了众怒，一场血腥惨案就此拉开……

一切都从几个刑事案件开始。

这一年，天津忽然发生了多起儿童失踪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入夏之后，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瘟疫横行，6月份，天主教会育婴堂中有近40名孤儿患病而死。

教会慈善机构的运行，本就黑箱操作，极不透明。民间早有传言，天主教会诱拐、绑架和收购儿童，“挖眼剖心”以作药引子。如此大批量的儿童死亡，人们疑心大起，纷纷到坟地围观，甚至挖出尸体查看，传言更为严重。

6月初，官方抓获了“张拴”、“郭拐”两名拐卖儿童的罪犯，并于10日正法。18日，桃花口百姓再度拿获一名拐卖儿童的嫌犯武兰珍，扭送天津县衙。结果，武兰珍的口供牵扯到了望海楼教堂及其教民“王三”。

天津道周家勋立即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请求协助调查望海楼教堂。此时的法国，已经取代了葡萄牙，获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Protectorate of Missions），梵蒂冈的神权与法兰西的政权互相依靠，在中国扩张各自的势力。法国使领馆就承担起了所有涉及天主教的领事保护，天主教堂也分享到法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治外法权及各种特殊待遇。望海楼教堂内的传教士和修女，也多为法国人。

驻跸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虽然民政并不在他职权范围内，但他的级别相当于总督，是天津的最高官员（直隶总督此时还常驻保定），而且，涉外事务本亦归通商大臣管辖。应法国人的要求，他也亲自出面，与丰大业商定，在6月21日，由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送人犯前往望海楼教堂，与谢福音神父（Claude Marie Chevrier）一起调查取证。自然，调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甚至“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通商大臣衙门就在教堂的对面，而法国领事馆则在教堂的隔壁，三者相距均不足百米，走动十分方便。调查事毕，谢福音神父立即赶到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协商善后。崇厚要求，为避嫌起见，教堂必须增加透明度，今后如有人病死，必须报官查验，并在地方官监督下葬；同时，教堂内收养之人，均必须报官登记。

回到教堂后，谢福音神父便打开大门。此时，围观人群仍有数千，都在痛责教堂杀婴，双方发生了口角。丰大业此时仍在教堂内，出来查看，也遭民众推搡和责骂。丰大业是个火爆脾气，见状立即回到领事馆中，穿上大礼服，挂上配枪，由西蒙(M.Simon)陪同，冲入通商大臣衙门。

此时的崇厚，见丰大业冲进来，“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飞奔而来。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奏折）但根据法方资料，丰大业并未在崇厚面前开枪，只是将佩剑摔在案桌上表示愤怒。

一见丰大业如此凶蛮，崇厚只好暂时退避。丰大业便“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已。”崇厚“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崇厚奏折)

丰大业出了衙门，正见到天津知县刘杰从教堂“弹压而回，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这下子，丰大业激起了众怒，围观民众一拥而上，将他和西蒙活活打死。

随后，愤怒的人群捣毁了法国领事馆和教堂，烧杀抢掠，遇害者的尸体多被肢解，扔进河里。根据外方资料，修女们死前还受到性侵犯。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英美传教士在当地开办的其它4座基督教堂，都被纵火焚烧。

局势彻底失控了。

鸡蛋大白薯

“吃教”，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教会与教民各取所需，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

“天津教案”的表面诱因，是所谓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但实际上，在其表象下，却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而与信仰关系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导致天津的被迫开放，也导致西方教会可以在此自由传教。在以上帝的名义争夺“羊群”的“牧业”战争中（基督教将教徒看作上帝的羊群），组织严密、政教合一的天主教，远远领先于新教，这种情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

天主教会的扩张，得力于其神权与世俗政权的“强强联合”。法国在1840年代后期获得了在中国的护教权，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都从中获益不浅。法国挥舞着教廷的神鞭，更能整合天主教世界的资源，而教廷则依赖法国这个持鞭人，分享到了中法条约中的无数特权。而这条鞭子，正抽打在大清的门面——天津。

恭亲王奕曾经将传教士等同于鸦片，他告诉英国籍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把你们的鸦片和传教士从中国弄走，一切都会相安无事。”

传教士们吸引信徒的方式，就是发放利益的“鸦片”，比如减免租税、帮打官司等。教会压外交官、外交官压清政府、清政府再压中国民众，这一食物链成为天主教迅速扩张的法宝。在这种利益杠杆下，常常某村集体入教，而与其有冲突的邻村，则集体加入反教阵线。教会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这也成为30年后刺激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鸦片”诱导下，华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给自己弄一身趋利避害的“洋皮”。因此，入教在大清国更多地被称为“吃教”，这一说法甚至至今还在江南等地的方言中流传。有学者统计，从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直隶共发生94起教案，大多数都是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民事纠纷，其中，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有53起，占半数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则几乎没有。

 “吃教”，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教会与教民各取所需，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当年的民谚，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诉求：

“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

“一十字，圣加号，真吃干饭假奉教”……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争夺“羊群”之外，教会也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创收。传教士扩张组织，从上级教会能获得的补助很少，一般只承担传教士的基本生活费用。其它开支，包括中国助手的工资，都靠自己创收。因此，神父们十分乐意动用特权“寻租”，干预地方事务，获得丰厚的报酬。天津望海楼教堂本身，就是法国传教士对这种特权的滥用，为此不惜逼迫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崇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

自身行为尚不检点，洋教堂更不会在乎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观感。

有关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等传言，虽然无稽，却年代久远，即使在魏源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也抱同样说法。曾国藩在对天津教案的调查报告中，就曾指出教堂本身的五大弊端，令天津民众“积疑生愤”。这些弊端，归根到底就是教会充满了傲慢与不屑。

外方公布的史料表明，教会很清晰地了解外界的谣传，并为之深感委屈和苦恼，抱怨天津人居然将他们当作吃人恶魔。但是，无论从中方文献还是外方文献，都看不出教会方面对此采取过任何公关措施。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向可怜的地方官施加压力，加剧自己在舆论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弃婴的善举，由于华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修女们甚至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就间接鼓励了儿童拐卖行为。这种“收购”行为加上婴儿的高死亡率（不少弃婴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解释沟通的傲慢，自然引来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的现实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收购弃婴”之类的怪异举动，天主教会迅速地成为民众心理的第一假想敌。

中国式“不作为”

在教堂取证当天，天津的三级地方长官亲眼看到了汹汹民意，却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天主教会不加节制的滥用特权，其实稀释和侵夺了地方政府本就不多的行政资源和权威资源。而官僚体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复，那就是中国式的“不作为”、“乱作为”。

6月初在破获“张拴、郭拐”拐卖儿童案时，天津官方给教会下了一剂最猛的无形毒药。判决公告上称：“（张拴、郭拐）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显然，“拴”、“拐”二字几无可能是此二人真名，这两名真实身份存疑的罪犯，即使“用药迷拐幼童”确凿，其目的也不可能是“配药之用”。但“配药之用”加上“受人嘱托”，写入了堂堂的官方判决，实际上是在民意的眼睛里给教堂撒了把沙子。

而天津知县刘杰奉崇厚之令，前去与法国领事丰大业协商进入教堂调查取证时，法国人本已同意。但刘杰在会谈中大发脾气，不时地以“民情愤激”为理由“进行恫吓”，火爆脾气的丰大业中断了会晤，痛骂刘杰“正是动乱的唯一教唆人”，表示说刘杰的级别太低，按惯例他只和崇厚打交道，将刘杰赶出了领事馆。丰大业在事后写给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Louis Jules Emilliende Rochechouart）的报告中，对此仍是余怒未消。在“天津教案”中，丰大业枪击刘杰是中外各方共同认定的事实，但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丰大业此前与刘杰已经有了嫌隙。

在教堂取证当天，天津的三级地方长官（道台、知府、知县）均到场，也亲眼看到了教堂外的汹汹民意，却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或许是一种懈怠和迟钝，也或许是一种过度自信，希望凭此民意给老外们来个下马威。惨案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官员在这整个事件中的拖拉作风对将来很不利……”

其实，在此前十多年的内忧外患侵蚀下，大清政府早已成了弱势政府，外不足抵御列强，内不勘绥靖地方。面对强势的天主教会及法国外交官，以及同样强势的当地民意，天津地方官员早已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于是，只好搬出被曾国藩猛烈抨击过的“支”（推诿）、“展”（拖延）功夫（参阅本专栏上期《直隶廉政风暴》），过一天算一天。

显然，在这种弥漫各方的偏见、猜疑、仇恨氛围中，天津的任何工作都难以实际展开。而天津教案，则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给了整个社会狠狠一鞭，将社会郁积已久的矛盾以爆炸的方式释放出来，代价极为昂贵，无论大清政府、民众还是洋人，都感到了这一鞭带来的彻骨疼痛。民意的神鞭，彰显了悲壮、可怕的力量，这迫使各方重新寻找尺度和边界，学会“适可而止”，倒在客观上为今后30年（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天津的改革与开放清除了“块垒”，减轻了日后利益冲突的烈度，可以略微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