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和广西哪个更穷:另类爱国：林则徐种鸦片-雪珥传播-显微镜下的中国近代史-搜狐空间

【雪珥专栏“天子脚下的特区”13】

爱国的鸦片

吞云吐雾的大清烟民们，用他们那羸弱的臂膀，扛起了大清国“鸦片财政”的重担，不惜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拉动了大清国GDP的迅速增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在一连串的不幸消息之外，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或许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兴：经过多年的国产化替代努力，大清国自行种植、自行生产、自行消费的鸦片，正在加速夺回被进口鸦片占领的市场。

作为北方最大的鸦片集散中心，天津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1875年的鸦片进口量，仅占天津口岸所有进口商品总量的21.5%，与1870年李鸿章刚刚上任的30.4%相比，下降了三成左右。这意味着，国产鸦片夺回了近三成的市场。

尽管华北在1876-1879年遭遇了百年难遇的“丁戊奇荒”，并对全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但鸦片市场的国产化进程逆风起飞。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竟达到80.12％（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三年后（1882），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成为第一个实现国产替代的行业，并且开始出口创汇。

吞云吐雾的大清烟民们，用他们那羸弱的臂膀，扛起了大清国“鸦片财政”的重担，不惜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拉动了大清国GDP的迅速增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林则徐种鸦片

作为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有关道义的清谈就只能是扯淡……

在大清国的舞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如同鸦片那样，成为爱国主义的最好道具。

第一个赢得满堂喝彩的，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汩汩石灰水——没有硝烟，因为点火焚烟无异于聚众吸毒——奠定了他自此之后高、大、全的爱国者形象。在他那光辉形象的阴影里，蜷缩着一个猥琐的“卖国贼”，他的名字叫许乃济。

许贼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是因为他竟敢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对抗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权。在他提交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政府的禁令导致“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如果“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这种反动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等人义正词严的斥责，许乃济也受到了严厉的纪律处分，并在次年（1839）郁郁而终。成了过街老鼠的许乃济，却在遥远的英国得到了一个知音。一位大胡子犹太思想家称赞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并嘲讽禁烟派们为“天朝的野人”，这个大胡子的名字日后响彻中国——卡尔·马克思。

吊诡的是，成为英雄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向许乃济的想法靠拢。1847年，江西抚州的代理市长（署知府）文海致信当时担任陕西省省长（“巡抚”）的林则徐，请教如何提升GDP、发展地方经济，并防止白银外流。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拉动内需的好产业。各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纷纷看中了最为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将鸦片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林省长与时俱进，其回信令文市长大跌眼镜：“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林则徐甚至称赞文海：“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他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显然，此时的林则徐，所反对的并非吸食鸦片，而是进口鸦片。作为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有关道义的清谈就只能是扯淡。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那位坐在大英图书馆里磨地板的伟人也说:“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在林则徐当政期间，陕西是否已经将鸦片的种植列入支柱产业之一，但从林则徐这样的人物都敢于公开鼓吹鸦片种植，可以确认当时鸦片已经至少成为地方官员们的新宠。尽管中央要到1874年才明确放开，但大清国的传统历来是“看见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地方官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看在白花花的税收银子面上，中央也乐得装聋作哑。何况，种植鸦片毕竟是地方官们的把柄，抓在手上，需要的时候就能轻易地收拾他们。

地方政府喜爱鸦片，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这对于地方财政是极大的诱惑，也极大地支撑着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随着国产鸦片的产量提升，鸦片吸食者的队伍也日益庞大，鸦片馆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城乡涌现，极大地带动了各地第三产业的发展；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选择，还有什么产业能如同鸦片那样，令地方政府和农民们同步地达到和谐兴奋呢？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口鸦片被明确合法化，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尽管种植鸦片依然妾身不明，但作为已被广泛接受的财政“二奶”，美丽动人的罂粟花在全国到处开放。

待到罂粟烂漫时

种植鸦片实际上已经成为大规模的公开行为。因此，人们开始呼吁应当将这位财政“二奶”尽快扶正。

大清国18行省，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

贵州鸦片质优价廉，成为抵抗洋货的先锋，畅销两广，开州(今开阳)、婺川(今务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甚至带动了山区的彝族同胞脱贫致富；

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高达全省三分之一的耕地，“出（昆明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记》）；

四川鸦片在“乡村篱落皆遍种之”，涪陵等地“皆以种罂粟为要务”，日常蔬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甚至“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有学者估计，四川一省生产的鸦片，可能占了全国市场总额的40％；

福建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

浙江台州“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陕西“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

山西“无处不种”，“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

英国领事馆向伦敦报告说，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从北京到镇江，发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英国外交官甚至向议会发出了警告： “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

尽管法律依然禁止，种植鸦片实际上已经成为大规模的公开行为。因此，人们开始呼吁应当将这位财政“二奶”尽快扶正。

最著名的呼吁之一，来自1872年6月4日的《申报》。这篇发表在头版头条的文章，题为《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罗列了开禁后的两大好处：

 “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这是为了减少外贸逆差，比较靠谱；

“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这是通过税收杠杆抬高鸦片价格，让吸毒者们因为成本增大而停吸。显然，这点极不靠谱。

两年之后（1874），李鸿章也大声呼吁“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如此则“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他认为，国产鸦片替代了进口鸦片之后，今后全面禁烟就不大会受到列强的干预，比较易行。

在经过了多年的摸索之后，中央在这年追认了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既成事实，国产鸦片再次得到飞速的发展。仅在山西一省，根据1877年统计，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

“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人民因获利较重， 往往以膏腴水田”，且“罂粟收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 人力尽驱于罂粟， 而良田反荒芜而不置， 人力之所以日驰也。”（曾国荃）

待到罂粟烂漫时，一场席卷华北的特大干旱袭来，历时三年，饿死千万，这就是“丁戊奇荒”（参阅本专栏此前数期）。长期忽视粮食生产、而注重鸦片种植的恶果立即体现出来。山西成为这次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山西巡抚曾国荃痛诉道：“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左宗棠感慨说：“上年奇灾乃鸦片之一大劫。”

媒体认为：丁戊奇荒是因“饥省之民不重五谷，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万国公报》）而“山西一省，半因贸利而种罂粟，弃其稼穑之本业，顾目前之利而不顾后日之患，一遇凶年，家无积谷，顾此罂粟，不可以代米麦之用而果腹焉，则悔之无及矣。豫省本多务本之人，近年以来，亦渐流于游惰，罂粟之种虽不如晋，而其浆亦有流传于他处者，则亦不为少也。积久不返，天怒神怨，乃大降罚，旱魃为虐，以代斧钺，盖其所以惩之者，果矣。”（《申报》，1878年6月14日）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受灾各省纷纷开始查禁鸦片种植。山西要求“所有栽种罂粟者， 责令甲长族长押令拔除， 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等张之洞到任后，在鸦片种植最红火的交城、代州两地，铲除了所有罂粟，到1883年前后，山西的鸦片已经基本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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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其有效期并不长久。

当华北灾区的遍地死尸和饿殍被埋葬后，当断垣残壁被裱糊粉刷之后，人们又捡起了鸦片这一GDP利器和财政印钞机。1908年，仅四川一省的鸦片产值就高达3500万两，超过当年从日本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其中的2300万两，就地完成了销售，极大地拉动了内需，也令四川遍地烟民。

一手毛瑟枪，一手大烟枪，以“双枪兵”著称的川军，成为这场鸦片爱国运动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