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反义词是什么:郎遥远：高举中国民主的光明火炬

 郎遥远：高举中国民主的光明火炬

         一 　　《光明日报》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疑是中国一个“光明”的思想符号，也是一个“光明”的政治符号。虽然，中国风云变幻、多灾多难的现实政治，给不同时期的《光明日报》，披上了各色政治光谱的时代衣裳，但是，《光明日报》一直来总在意图勇敢地传承着捍卫良知和真理的优秀传统，总在或直或曲地彰显着一种敢言、直言的独立报格，总在各种逼仄政治环境中，展现其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顽强生命力。
　　不管《光明日报》在其发展史中，有过这样那样的污点和瑕疵，都不能抹杀其在中国现代言论史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二起二落的《光明日报》，无愧为一座令人崇敬的中国言论丰碑，一面迎风飘扬的民主旗帜。
　　何谓《光明日报》的“二起二落”？
　　我认为，在中国，一个媒体的社会价值评判和历史贡献考评，姑且不遵循西方信奉的媒体自由观，也至少应该以“三个代表”为标准。那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标准而论，所谓“起”，即以国家富强、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幸福、公平正义为依归，肩负起媒体的应有责任；所谓“落”，即媒体迫于各种政治压力，沦落为一个传声筒，一个复印机，一个帮凶和帮闲。
　　回顾《光明日报》六十多载非凡的来时路，令人崇敬，令人心痛，也令人感慨万千。梳理之下，不难见其“二起二落”的沧桑屐痕。
　　一“起”。“起”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编辑力量主要来自民盟创办的北平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日报》，并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定位，办得有声有色，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也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深深喜爱。
　　《光明日报》第一“起”的黄金时期，从创刊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只有短暂的八年。
　　一“落”。“落”于反右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
　　《光明日报》在五十年代初期尽享“双百”方针之乐，继后长达二十余年受尽专制政治运动之苦。《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了当时全国言论最活跃的两家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但好景不长，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惨无人道的“反右派运动”序幕，继而对《光明日报》进行严酷的政治鞭挞和思想围剿。《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伯钧、储安平两任社长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
　　《光明日报》从此被中宣部和统战部接管，从姓“民”改姓“党”。之后，《光明日报》也经历了“群众来信”大竞赛、“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等怪诞、荒诞的一幕幕。文革开始，中国思想界、言论界更是只剩下“两报一刊”，大多数报纸停办。在长达二十来年漫长光阴中，《光明日报》把郭沫若题写的报头替换成毛泽东手笔，几无可圈可点的思想和言论贡献，黯淡无光，比萤火虫还不如。
　　二“起”。“起”于十年浩劫结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第一个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第一个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
　　更具有中国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1978年《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新华社当日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多数同志积极支持，也深得全国民心。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代中国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单纯地向毛泽东不容置疑的权威提出挑战，而是向新的探索扫平道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最伟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真理观，也就是《光明日报》那篇光辉文章。没有这个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无从谈起。
　　二“落”。“落”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落”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固步自封、刻舟求剑和死板僵化。
　　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坚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鲜明特色。但是近些年，《光明日报》几乎乏善可陈，除了诞生《新京报》这个好儿子，恐难再找出其他有亮色的思想言论功绩。中国知识分子对《光明日报》好像也不怎么认可，不怎么追随，更谈不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了。
　　在蓬勃发展的网络信息时代，《光明日报》虽与时俱进，开设光明网，但也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知识分子网上家园、权威思想理论网站”功能，网站浏览量和影响力相当有限，几近寂寥的地步。
　　查阅《光明日报》的发展历程网页，也是到1978年嘎然而止，悲情余音，久久绕梁。当下《光明日报》之字里行间，更已失去创办之初的独立风格，仿佛矮化为《人民日报》的一个镜像版面，一个转载思想的党报副刊。
　　近日欣闻《光明日报》要在2011年元旦扩版。这个好消息，在中国知识界的湖面，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要扩充一下地盘，却得不到知识分子的热情响应。为什么呢？
　　二
　　《光明日报》可谓是现代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最清晰最传神的一面镜子。这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其他任何媒体都不具备的。这源于《光明日报》那非同一般的出身背景。
　　《光明日报》言论地位的起落，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晴雨表。《光明日报》一起，政治文明就起；《光明日报》一落，政治文明就落。《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不一样，虽然都是红色媒体。《光明日报》出生时姓“民”，是各民主党派的自由言论阵地；而《人民日报》一直姓“党”，是党的第一喉舌，掌控不可抵触的话语霸权，随时可发出不容辨驳的最强音。
　　《光明日报》的一“起”，折射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起”。主题词：“民主”。民主政治，从旧中国一个响亮的口号，落地为新中国一个生动的实践。
　　在《光明日报》创办的最初十年，见证着新中国成立和成长。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初步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政治领袖们深刻铭记中国封建皇朝覆灭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希冀以民主政治跳出国家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故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尊重民主党派，真心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国家最高权力与行政功能机构中，民主党派三分天下有其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也被中国共产党八大所广泛接受。在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不但拥有充分话语权，而且定期不定期地与中国共产党领袖进行国事协商，共同决策国家大事。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那时的国事协商，是充分尊重的平等协商，不是举举手、拍拍手的协商。
　　在执政党和政治领袖真诚谦恭的政治姿态下，民主党派热情参政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光明日报》最初八年绽放“光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得益于建国初期良好的民主政治氛围。
　　《光明日报》的二“起”，折射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二“起”。主题词：“民生”。一句口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三十年前，《光明日报》以一篇具有非凡胆识和远见的雄文，引领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这篇雄文背后，代表着大批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和广大党员期待国家兴盛、民族振兴的坚定意志，凝聚着亿万民众乱极思治、穷则思变的强大民意，寄托着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浓重情结。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拨乱反正，政治清明，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自农村起步开始全面社会改革，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得到空前解放，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从此踏上了求是务实、迅速崛起之路。
　　在《光明日报》蓬勃发展的这两个历史时期，执政党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得亿万民心，备受广大知识分子的由衷尊重，都可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而《光明日报》一“落”，主题词是“浩劫”。一个极其荒谬时代，文革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不堪回首。
　　《光明日报》二“落”，主题词是“钳制”。一个极其尴尬时代，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基础”一日千里飞奔，“上层建筑”三寸金莲挪步，出现严重脱节和错位僵化。中国经济成就跻身世界第二，而现代宪政文明建设进展缓慢。连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也迟迟难以落实和兑现。1982年中国宪法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在现实中，常常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在此非常态的政治环境下，媒体独立精神死亡或者萎靡不振，就在所难免了。
　　《光明日报》更不例外。《光明日报》创办者雄才大略打造的媒体品牌，一代代优秀报人呕心沥血浇灌的媒体奇葩，而今插在政治花瓶中，一天天枯萎了。
　　今年九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主不可混淆》的文章，凸显了当下《光明日报》的理论胆略和理论水平，已是江河日下，光芒不再。奇文一出炉，就遭到中国知识界的一片倒彩，受到广大网民的有力批判。网络评论干脆关闭，连公开辩论的胆量也丧失掉了，连“真理不怕辩驳”的常识也不顾了。这和三十年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知识界和社会引起的巨大反响，造成的心灵震撼，产生的积极作用，简直天壤之别。
　　知识界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纷纷质问：昔日令人景仰的《光明日报》独立报格，哪里去了？究竟是什么让《光明日报》失去了那双光明的眼眸？
　　三
　　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次社会巨大进步，无一不源自思想解放运动，无一不源自思想领域的破冰前行。思想解放的每一个突破口，伴随而来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次胜利大冲锋，都是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一次精神大迁徙。一次次思想解放，不仅树立了中国历史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也推动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没有一批有抱负有责任感媒体的大力宣传，当今中国发生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都无从认识。
　　没有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没有《民报》等报纸揭露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没有《新青年》等刊物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何以能彻底推翻清皇朝，结束几千年中国封建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没有《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批判蒋介石一党独裁专制、揭露国民政府欺压剥削穷苦百姓的累累血债，宣扬“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进步主张，聚集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热血青年，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何以能从嘉兴一条小船十几人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打败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勇于反思纠错精神，没有邓小平理论，没有《光明日报》不畏强权对真理标准的较真争辩，没有《南方周末》等一批有胆识媒体对改革开放的强劲鼓动，何以能矢志不渝冲破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藩篱，使改革开放大业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文明演进和社会发展。同时，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的，甚至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不断崛起、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和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不一定形成持续潮流，回潮时有发生。因为每一次的思想解放，都意味着对落后、腐朽、僵化甚至反动势力的削弱和清除，势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弹和猛烈反攻。思想解放是现代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博弈，是民主力量和专制势力的博弈，是公民权利和特权利益的博弈。因此，思想解放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如果中国知识界抱持一贯的勇敢精神，中国良知媒体抱持一贯的独立报格，思想解放就越给力，就越能成功。民主力量勇敢一分，专制势力就后退一步；公民权利得到彰显，特权利益就蜷缩一团。知识界的直言敢言，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不仅仅是良知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对中国宪法尊严和公民权利义不容辞的捍卫，与此同时，也是对执政党崇高威信的真诚维护，是良药苦口的第二种忠诚。
　　思想解放就是启蒙，让公民的思想从神话回归到常识，从神性回归到人性。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统治权贵们总是千方百计要推行愚民政策。与此同时，人们总是不甘心受蒙蔽，受肉体和精神的奴役，要扫除一切思想禁区和思想迷雾。思想解放说到底，是人性的解放，是人权的彰显。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当时中央部分高层领导加以阻挠和抗拒。这并非是哲学认识的艰难，而是理论一旦成为统治的思想工具，就具有极其顽固的保守性和统治力。谬论和谎言大行其道的背后，是我们民族曾经愚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是我们人性丧失到何等可悲的境地。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今天恐怕还照样生活在可怕可悲的荒谬社会里。
　　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晚年的美好心愿，就是“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在他心中，经济富裕和政治民主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国家发展目标。经济蓬勃发展之后，就要加快提升中国民主政治的质量。
　　而民主政治向纵深推进，当然离不开思想解放。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有赖于知识界不拘泥于教条的呐喊和论证，有赖于思想开明的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指导，有赖于良知媒体的宣传和鼓动，但最根本的是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最终决定成败的，还是亿万民心。
　　民主自由，已成为当代中国公民不可阻挡的追求，这是“亿万民心”。在此中国真正崛起、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紧要关口，作为执政党，是否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为健全中国民主法治而献智献策呢？《光明日报》能否三“起”，再次果敢担当中国思想解放先锋，高举中国民主政治的光明火炬呢？
　　四
　　“民主自由”，这个在当下中国变得异常敏感的政治词汇，其实并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专利，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和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一直在不息追求。
　　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摆脱苏俄首次独立制定第一部党章，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作为执政党的第一部党章，明确规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到1977年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在总纲增加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从1982年修订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到十七大修正党章，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民主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日渐清晰，愈见浓墨。
　　民主自由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推崇的普世价值观。以此立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每届领导集体更是没有停止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改步伐。
从理论层面看。1986年，十二届七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强调三项方针，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1987年，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着墨最多，篇幅超过后来的总和，规定了七项具体方案，其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1992年，十四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搞西方多党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1997年，十五大，“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2002年，十六大，“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十七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就越发展”。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五中全会更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执政新理念，目的就是要全体公民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包括可衡量的物质标准，也包括公民基本人权和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也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大声疾呼，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民主自由。
　　从实践层面看。1982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废除干部终身制。撤并了一些重叠机构调整了人员结构，规定了领导职数，精简机构。1988年，“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的政府机构改革启动，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对党中央直属机构进行了改革。1993年，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重点是政企分开、转变职能。1998年，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号召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2003年，改进管理方式，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008年，“大部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近两年，在民生领域更是推出一系列惠民、安民的改革举措。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国务会议两次强调，要健全依法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要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从依靠无产阶级的民主力量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让普天下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享受从未有过的人身自由，到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推行改革开放，把中国社会生产力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践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公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享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所有这一切，不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民主自由的魅力和功绩吗？民主自由，怎么能是坏东西呢？怎么会变得羞羞答答，不可见人呢？
　　盖因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主管部门对中央精神领会不深刻、解读不清晰、宣传不到位之故。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理论建树还是宣传策略，都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大大拖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明建设的后腿。各级宣传部门，似乎只是一个中央文件的简易传真机和复印机。各地宣传部长的人选，不是挑选当地最有才学、最有思想、最有德行的人去当，而是只要书记认可和满意，谁都可以胜任。今天抓计划生育有功的，明天也可以当宣传部长；今天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明天也可以当宣传部长；今天当分管工业副市长的，明天也可以当宣传部长；今天搞拆迁搞招商引资的，明天也可以当宣传部长。不知是中国基层官员个个是全才呢？还是宣传部长的人选可以太随便？宣传是一门专业学问，是一项系统工程。试想，一个才学浅薄、或学非所长的人，怎能胜任宣传部长一职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们思想日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随着网络科技不断发展，公民对言论自由更有迫切要求。中国社会早已不再是两报一刊可以统领全国人民思想的年代。如果以上个世纪中叶文革时期的宣传策略，来应对21世纪开放中国的舆论导向，那岂不是刻舟求剑吗？
　　试看，近一段时期传统主流媒体对“民主自由”的钳制与狙击，网络媒体设置一个个的敏感词路障，在真理论辩时动辄用“中国特色”和“姓社姓资”来掩饰自己的理论苍白和理屈词穷，如此不动脑、如此蛮横地搬出话语霸权，动用国家机器钳制言论，怎么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怎么能让知识界心悦诚服、让民众心平气和呢？敢于反思纠错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今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摆事实、讲道理？为什么胆怯到不敢开通官媒文章的网络评论？为什么僵化到只会组织“网络管理员”构建共和国的网络防线？真正的防线，不是网络管理员，而是亿万民心啊。大党治理大国，应当有大胆略、大胸襟、大作为，方能赢得亿万民心，岂能耍这些下三滥手法而欲盖弥彰呢？这岂不是和科学发展观倒行逆施吗？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还是以“权”为本、以“本”为本？
　　中国需要一个媒体，需要一个不受简单钳制和野蛮封杀的舆论平台，不扮演意识形态的思想鸵鸟，不以简单的“特色论”、“国情论”、“姓社姓资论”，来代替对丰富多彩新时代的真理探求，而是重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观，以更平等、更生动、更自由的舆论氛围，去准确、生动地解读党中央的执政理念，推进中国政治文明，不至于被简单粗暴的言论钳制，导致执政党无辜站到知识界的对立面，无辜站到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使执政党不至于被误解而蒙羞。
　　有这个舆论平台，中国可以稳妥推进思想解放，至少可以保障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不至于发生打个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的违宪行为，不至于发生封锁共和国总理讲话的咄咄怪事。试问，谁敢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谁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一个国家总理讲话竟然被消音，这绝对是世界政坛的不光彩一幕。这不是党中央的责任，而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所致。
　　这个冲破意识形态独裁的媒体，首选就是《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应该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管，或者回归到创办时的各民主党派机关报的定位，以自己一贯的独立报格和应有水平，以自己曾经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重新集聚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和无能，为公众提供党中央精神更真更善更美的解读。
　　五
　　《光明日报》自诞生之日，就创造过新中国“报人办报”的辉煌。
　　《光明日报》办报目的，是最广泛的团结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建设民主新中国。《光明日报》创刊号头版刊有毛泽东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朱德题词“民主光明”。
　　中国共产党从创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非常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毛泽东坚决支持《光明日报》“报人办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
　　这件事，我们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胸襟、睿智和英明。他深知，只有实行“报人办报”，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热情，真正广开知识分子的言路，从而团结更多力量，更好更快建设新中国。
　　在报人办报思想指导下，《光明日报》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直到《光明日报》姓“党”，才彻底画上报人办报的休止符。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疑是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素养、最有个性、最有创造力的精英群体，也是最渴求被尊重被认可、最渴求民主自由的“先锋”群体。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良心，是思想解放的第一推动力。中国每次思想解放，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吹响了起床号、集结号和冲锋号的。而“报人办报”更是如虎添翼。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往前推到民国时代，在中国言论史上，留下不朽丰碑的报纸，无一例外都是“报人办报”的光辉楷模。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一代报人张季鸾、胡政之创办的民间报纸，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在八年抗战中大放异彩，在1949年以前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再看《申报》，这家老牌报纸敢于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痛斥“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 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
　　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如匕首如投枪的犀利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十九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党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文章，或者鲁迅的反党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枪毙”，其结果要么鲁迅硬骨头变成软骨头，要么早已变成骨灰，荒坟一堆草末了。鲁迅全集起码就要减掉几册，语文教科书里也就没有他的熟面孔了。
　　可否这样理解，国民党虽然反动腐败，但能容忍报人办报；虽然彻底丢了大陆江山，但没有彻底毁灭中国文化，没有彻底剥夺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才使得民国时代的文学大家、艺术大师辈出，使得民国时代留下那么多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对一个民族而言，这难道不是不幸中的万幸吗？
　　独裁透顶的蒋介石，也有容忍“报人办报”的宽阔胸怀；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更有力顶民主党派“报人办报”的卓越识见。在社会主义民主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重提“报人办报”，无疑是一种政治常识的回归。这不仅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障，更是执政党以舆论监督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
　　诚如一批中国共产党离休领导诤言所说：报人办报、报刊民营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这批老干部们提议，《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可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但我认为，中国如果试点“报人办报”，本着稳妥原则，还是选择有着光荣历史、政治可靠的《光明日报》，更加合适。
　　六
　　“报人办报”的《光明日报》，将能肩负并胜任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锋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生动解读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民主自由观，使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知识界的自由争论，进而取得全民共识，达至真理彼岸，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树执政党作为全民精神领袖的崇高威信。
　　“民主自由是不可抗拒的”。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其现实紧迫性。
　　紧迫性首先来自民众的现实要求。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是对社会失序的担忧。一方面，“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中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侵害某些人的利益，需要予以规范和限制。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000～4000美元之间时，国家的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政治体制改革的落下功课必须补上。
　　紧迫性其次来自经济发展倒逼政治改革。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二是经济发展鞭策政治革新。考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工业化和民主化大体上是并行的，如果民主化落后于工业化，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保持下去，甚至可能带来灾难。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后，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革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明显的“国进民退”，有违公义，应该有所限制。此外，权力不断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再呼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这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紧迫性再次来自对外开放倒逼政治改革。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在WTO框架内，需要适应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实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政治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但需要正视的是，这些政治改革所积聚的资源正逐渐消耗，剩余的资源无力支撑今后中国的健康发展。因为改革既得利益者，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力量，这些人享受着垄断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对广大群众的民主呼声充耳不闻。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运行中，它们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他认为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民主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目前最切实的政治改革就是循“民”求实。改革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有两个途径。从政治体制而言，财政改革可以先行。改良政治，务必改良财政，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控制好财权，就反掉一半腐败。从政治文明而言，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以及以言论自由立意的新闻监督。从言论自由和财政改革起步，继而逐步完善宪政、民主和法治。
　　在此别开生面的政改方向下，《光明日报》秉承独立办报风格，将成为执政党主流意志和老百姓主流民意的汇聚平台，不再分离成莺歌燕舞的“新闻联播世界”和哀声叹气的“网络评论世界”，而成为双主流汇聚的言论自由大海。
　　经过这样民主改革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请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第一条读起，就找到答案。
　　七
　　《光明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曾一次次发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强音，无愧为一个有辉煌历史、有伟大使命的里程碑媒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光明日报》比《人民日报》对中国当代政治文明的贡献，要大得多。
　　考量一个“主义”是否伟大、光荣、正确，不在于它利用国家媒体发出的声音有多大，不在于它利于国家机器钳制异见的力道有多大，不在于它利用网络管理员统战网络民意的方法有多诡，而在于它是否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是否有执政良知和社会公义，是否能真正践行“三个代表”，是否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
　　《光明日报》 的二“起”，见证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美梦；《光明日报》的二“落”，见证中国政治文明的退步，隐藏着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光明日报》不是一般意义的报纸。它的灵魂，不仅仅属于当下报纸采编人员，也属于创办报纸的那些伟大民主先辈们，也属于以生命代价为中国社会进步鼓与呼的一代代知识分子。《光明日报》既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就不能让“知识分子”称号失色，就不能做让知识界失望寒心的事。在遭遇逼仄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可以选择沉默，但不能跟着说谎。可以不说真话，但决不能说假话。一个人丧失独立的灵魂，恐难真正做一个“知识分子”；同样，一个媒体丧失了独立的报格，恐难真正做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近些年来影响力渐渐退隐，并非因为版面不多，而是因为独立精神不够。今秋刊发关于两种民主的文章，肤浅僵化，在知识界引起相当负面的影响，将成为光明报史的一个新瑕疵。
　　网友非常尖刻地批评道：《光明日报》作为一份报纸，从大多数人的视野中消失已经若干年了，难得今天还有心情就“民主”这样的屏蔽性话题，发表高见。人民群众颇为受宠若惊，纷纷接上这个笑茬，一起捧腹笑谈。网友们感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那是因为和朝鲜、古巴、苏丹及津巴布韦这些社会主义强国，同享最广泛、最全面、最真实的社会主义民主，能不感动吗？
　　看到网友们对《光明日报》的猛烈批评，同时也看到有识之士写的许多理性辩驳文章，我深为《光明日报》的英雄迟暮，偶像黄昏，而陡增无限悲伤。中国知识界的舆论阵地，竟然抢发这种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喝倒彩的文章，是无奈，是无能，还是无良？
　　出于对《光明日报》的敬仰和期待之心，我在光明网开了博客。在开博时，我一下就发上四篇麻辣犀利的政论，同时留言：看看今日的光明日报，是否还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胆量？没想到，光明网抱持《光明日报》久违了的独立报格，居然在博客头条推荐了我的刮骨政论。虽然，光明博客浏览量不大，但其胆识和勇气，赢得了我这个小小知识分子由衷的敬意。
　　正是心中不灭的希望，促使我熬夜通宵写此长文，畅谈一个公民对《光明日报》未来的感想。我想，缺失独立精神的扩版，只是一种经营的小智慧，何必有劳大家动脑。缺失思想独立性的报纸扩版，只是增加纸张损耗，无任何正面意义。倘若如此，倒不如不扩版，少用纸张少砍树，也算为生态绿化积点功德，对低碳经济做点贡献。
　　我非常期待《光明日报》重塑辉煌，也真切期待执政党让《光明日报》回归民盟“报人办报”之路。惟其独立，才能彰显“国家权力看守者、社会公义守护神”的媒体责任，才能不辜负毛泽东当年力顶独立办报的寄托，才能担当朱德题词“民主光明”四字沉甸甸的分量，才能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是高举中国民主光明火炬的时候了！民主先辈遗志，吾辈切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