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不能当伴郎:唐太宗听魏征讲依法治国

唐太宗听魏征讲依法治国

作者：山不转水转  

    只要不是智障，任何人当了国君都知道要依法治国。因为法制是维护一个国家道德和公理的重要条件。只是有些人当了国君以后，唯恐法制会约束了自己的权利或影 响了个人或所在集团的利益，虽嘴上说依法治国，实际上又不为之，他们只对老百姓讲法制，对权贵们讲政治。这种做法对国家危害极大。

    唐贞观初年，魏征在看到一些不良之兆时，曾向太宗上奏说：

    国君严厉地推行法令，臣子中还有人触犯它，何况上边开了违法的头，下边一定更加放肆，河床壅塞而河堤崩溃，它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政府不能依法办事，那天下的老百姓还能到哪里安身？政府不依法行政，国家没有不乱的（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天不乱者也）。

    太宗十分赞赏地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太宗深嘉纳之）。

    我读到魏征的这段话，曾想起美国大法官克拉克的那句名言：摧毁一个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特别是自己制定的宪法。我不知这个晚于魏征一千多年才出生的美国佬是否读过《贞观政要》。

    贞观十一年，太宗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我这几年工作干的怎么样？魏征说：从国家强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上来看，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依法治国方面，做得还不太好，对下级提意见的态度也比以前差得很远。

    太宗诚恐诚惶地让魏征举例说明。

    魏征说：你刚即位不久，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陛下欣赏孙伏伽的勇气，便把兰陵公主 园赏赐给了他。有人说孙伏伽所说的只是一般的道理，所赏赐太优厚了。您说“自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您这是引导大家敢于进谏。

    后来，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来的人妄自给予俸禄等级，有人控告他，您就下命让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是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 白。大理寺为了维护您的面子，以欺诈判除柳雄死刑。少卿戴胄禀奏说，按照法律规定，对柳雄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不能因为他态度不好就加重他的刑罚。您十分生 气地说：“我对柳雄裁断完毕，只能判处死刑。”戴胄说：“陛下既然不认为我的话对，请立即把我交到司法部门去吧！罪不该死，不能乱用酷刑！”陛下很生气地 派人去杀柳雄，戴胄拉住不放，反复达四五次，最后还是赦免了柳雄。您还高兴地在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讲到这个案例，说：只要大家都象戴胄这样坚守法制，难道 还怕出什么冤假错案吗？您这个时候还能以喜悦地心情接受劝谏。

    去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了圣意，您认为是诽谤，要派警察去抓他，我上书劝你，说：上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上级的意志，如果言辞激烈就被认为是诽 谤，那以后谁还敢给您提意见？您当时虽然听从我的劝告，还赏赐了物品二十种，但您思想上是很不愉快的。由此可见，您现在政权稳定了，国家昌盛了，您个人的 特权思想也跟着膨胀起来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也淡化了。

    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十分真诚地说：的确像您说的那样，如果不是您，也没人能对我说这样的话，自己的变化自己混然不知，等你刚才说出来之后，我才惊异于自己 的过失，你一定要经常这样提醒我，我一定不违背你的话。（诚如公所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 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在说到隋朝政府违法乱纪时，魏征讲了一个案例说：当时发生了一起盗窃案，隋炀帝下令叫於士澄去追查罪犯，并限期破案。於士澄只要看谁像贼，就抓起来严刑拷 打，含冤自认是贼的有两千人。隋炀帝便下令在同一天将这两千人斩首。当时的大理丞张元济觉得这个案子好生奇怪，就试探着问了几个作案人的情况，就有六七个 人在发生盗窃案的当天，已被监禁在别处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又遭抓捕，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自己屈认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 果在这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行踪不清，并且在这九人中，还有人能够证明其中四人根本不是贼。但因隋炀帝已下了处决令，无人敢上奏实情，便 将这二千人全部杀了。

    听了这个案例，唐太宗十分痛苦地说：不仅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忠臣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谄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欢心的事呢？ 一个国家的君臣全都这样，那有不灭亡的？我希望你们能共同辅佐我，严格依法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有理可讲，从而使我们的牢狱空虚。

    由于唐太宗严格依法治国，坚持少杀慎杀的刑法原则，在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监狱也大为空虚。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人李好德患有间隙性精神病，说了些荒谬诳惑人的话，太宗下令审问这个案子，蕴古向太宗说：“李好德患精神病有证据，依法 不应治罪。”太宗答应打算赦免。蕴古秘密地将太宗的旨意告诉了李好德，又让李好德陪他下棋，御史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长安东市处斩。

    其实这张蕴古是个才子，他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中书省的职务时，曾向太宗呈奏《大宝箴》，文词、意义都十分好，可作为对君主的规劝警诫，太宗喜欢，赐帛三百段，授大理寺丞。

    太宗杀了张蕴古之后就后悔了，他对房玄龄说：“你们接受君主的俸禄，必须以君主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事情不论大小，都应当留心，现在不问你们，你们就不 说，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也不劝阻争议，于国家何益？张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玩局戏，泄漏我的话，是犯了罪，但按正常的法律，不至于判死刑，我当时大怒，下令 处决，你们竟没有说一句话，主管死刑复核的又不再奏就杀了，难道这是治国之道？”

    为此，太宗下诏说：以后凡判处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要五次回奏。这个制度是从张蕴古之案开始的。

    不仅唐太宗明白依法治国的道理，连长孙皇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后来长孙皇后生病，眼看就要死了，皇太子想向太宗禀告，请求赦免罪犯，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皇后说：“生和死是命中注定的，赦免是国家的大事，怎么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治呢？”

    贞观十年，太宗对臣子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扼要，不能一罪有几种规定，防止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并且在制定法律时要谨慎周到，不能经常改变，那样对治国之道没什么好处（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

    贞观十年，太宗引用《尚书》上的话说“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得更改”。这应是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原意，只是现在这个原意日益被淡化和曲解了。

编辑：石广志    

文章出处：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