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较的越多失去的越多:地下党委女书记掌握国民党各部情报比顾祝同还细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作者：晓农，原题：《虎穴中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这一天——1949年4月24日，清晨7时，我第8兵团35军军部门口，哨兵们拦住了一个旗袍素装的中年妇女，她说马上要见到何克希政委。带哨的排长搞不清这位指名要见军政委的妇女为何等人物，只得速去通报。

不长的时间，军政委何克希小跑着赶过来，老远就惊喜地呼喊着：“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这时，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国男女之间只能握手、不能拥抱的习惯，情不自禁激动至极地拥抱在一起……

何克希将陈修良迎进“励志社”大楼。1个多小时以后，军部开出两辆吉普车，由警卫连长带一个班，护送陈修良前往寓所取东西。当吉普车停在华德电料公司的门口时，人们惊讶地获知：这个平日不善言词、总是爱和人们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书记！凡是认识“张太太”的人，无不喷喷称奇：共产党真厉害！这样的人竟然是市委书记，竟然安稳地藏了3年，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

虎穴藏身

春雨潇潇的1946年3月，时为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中央的任命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进行传达。谭在江苏淮安的一处农舍里约见陈修良。面对当时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极为严重的局面，谭震林谈话的重点是地下市委如何站稳脚跟、保障安全，然后开展有效斗争这一问题上，并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这方面的巨大困难。

作为华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何尝不明了南京的敌方情况！那是名副其实的虎穴之地！地下党掌握的情况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国都”的特务统治，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市的96万余人口当中，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的机关人员就占了11万多，其中专职特工有9700余人。不管白天黑夜，哪条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正是在这样一座用刺刀围箍而成的白色都市里，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8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在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全市找不出一两名地下党员。到目前为止，整个南京虽然有220名分布在各个方面的党员，但在这样一座到处是眈眈之眼的虎穴里，作为一名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个人以及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

谭震林望着陷入思虑的陈修良，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陈修良抬起头，语气是那么平淡，恬静地回道：“分局要求我什么时候动身？”

虎口拔牙

如果说光是隐蔽身份而不活动、不展开谍工斗争，这样的虎穴生涯就毫无意义。陈修良当然不是这样，她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地下党的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指挥市委各部门见缝插针地与敌人展开战斗。一架由220多个“螺钉零件”组成的特殊机器，在她的运筹下进行着运转。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义投向人民。为此，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明负责，后者以陈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为首。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到处有我党我军急需的各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作为地下市委的书记，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不过，行动干将还是沙文威。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

首先把策反目标选定在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身上的，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林诚。他的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航空医官，其职责是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中尉医官为人爽朗热忱，机场的飞行员们爱和他在一起。林诚带着观察对方内心世界的眼光与这些“空中骄子”相处，在频繁而又真诚的接触中打通了上尉飞行员俞渤的思想。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痛心于以B24这样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残杀中国人。他在与林诚的多次交谈中表示愿意飞到“那边”去。林诚根据他的心态，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争取，让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还把机组的4个伙伴争取过来了。不过，他向林诚提出要求，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林诚不禁犯难了，把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不能决断，报告到市委。陈修良稍经思考，说道：“人家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大胆中不忘谨慎，周密中不乏灵活。”这是市委书记的指示。

俞渤等人的起义计划得到市委批准后，于1948年12月16日晚9时，与已是中共党员的同机组郝桂桥、周作舟等4人，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B24---514号轰炸机，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吨级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当晚11时，飞机在石家庄市我军机场降落。不到天亮，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按中央军委会指令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5人。罗在交谈中告诉俞渤他们：由于夜间难以判断，加上坐标误差，3颗巨型炸弹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矶，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

上午8时整，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央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陈修良没有为这次成功感到满足，她和沙文威等一批红色谍工，将下一步的策反目标，选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军舰——巡洋舰重庆号上。

把国民党海军中影响力最大的“重庆号”争取过来，不单是南京市委想到了的事，中共南方局、上海局大场区委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打上了“重庆号”的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有我党6个方面的地下组织，像尖刀一样插上了该舰。作为其中的第二大策反力量的南京市委，掌握着以蒋树德、王继挺为首的“起义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已经联络好赞成起义的官兵21人。

最早敏锐发现并立即紧紧掌握蒋树德、王继挺这条线索的，是陈修良。辽东战役结束后，“重庆号”舰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时常私下商议起义投向人民一边。蒋树德从他的朋友、已被“伏波号”舰开除军籍的少尉军官王淇那里得知，他有个兄弟很可能是共产党。蒋便拜托他找一下这个兄弟。王淇在与兄弟见了面后，吐露了蒋树德等人的有关情况。这个果然是地下党员的王兄弟，便向陈修良作了汇报。市委书记立时敏锐地意识到内中的重要性，要他抓住王淇这条线索不可放松。之后，陈修良两次秘密约见了王淇，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起义决心。在这种情状下，陈修良叫来沙文威与王淇见面，将其移交给“策委”。王淇受命后即去上海活动，与蒋树德、王继挺接上了头，“重庆号”上的“起义秘密小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949年2月25日，这个小组与中共上海局策动的起义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联合行动，扣押了舰上的反动军官，把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原来就有起义思想基础的邓兆祥，指挥军舰改变航向，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军舰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在此等待的巾共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

同年3月14日，国民党空军对？白在葫芦岛海面的“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邓兆祥与“秘密小组”、“七委会”经过商议，决定撤出人员后放水沉舰。

国民党最大的军舰沉没了，但中共谍工们法力无边的策反活动，使得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每每想起便心惊肉跳。他们决然没有想到，南京华德电料行那个沉静寡言、只爱搓麻将的“张太太”就是这些红色谍工们的幕后指挥者。

选定王宴清这样在军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将师长为策反对象，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胆举动，这是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又名李益之）锁定的目标。陆平向“策委”汇报说：他有个湖南同乡邓吴明先生，是王宴清的母舅。邓昊明系农工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一贯同情、支持我党。他的大儿子早已到延安去了，女儿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与陆平是初中同学。因为这层关系，陆平随她多次去过王宴清家。陆平谈到：经过他们观察了解，王宴清为人豪爽，胸怀正义，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甚为不满，痛恨地方上的污吏。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只要攻心得当，策动这支御林军的倒戈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陆平的汇报，陈修良与刘峰、沙文威等人，对王宴清的情况作过3次认真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认为策反王宴清虽然存在着很大风险，但成功后的影响是重大的，这个险值得一冒，决定由陆平先动员邓昊明先生出面试，然后视情况再定。陆平做通邓昊明的思想后，由邓带着他，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出入王宴清家，渐渐地与王妻李君素熟悉了。两个月后，王宴清已经意识到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统战”自己的，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让这个御林军头领不得不对起义之事有所考虑。而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对沙文威指示，加紧对王宴清进行针对性的攻心战术，及时地把邓吴明搬了出来。

得到市委具体指示的陆平，立即付诸行动。在一次家宴上，邓老先生对外甥几乎是泣血陈词：“………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节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根本不值得愚忠！”老舅父的这一番忠告，对推动王宴清下定起义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王宴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晤面一次。陈修良接到沙文威的报告，指定由沙以“策委书记”身份只身前去，见了王宴清后将若干情况落实好。在非常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陈修良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恳谈。警卫师师长在见到陈修良的最初几分钟，望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为何等人物，只知道其职务比沙文威“还更负责”。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才于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陈修良与王宴清的晤面，对首都警卫师师长的倒戈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陈修良赶紧派人沟通了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联系，报告王宴清师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的指示。陈修良指示陆平与另派去的地下党员白沙，协助王宴清制定了起义计划。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另一个团正在南京执勤，来不及调动）。这支起义部队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损失严重，在军事上作用不那么大，但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虎穴中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大的影响。眼看着自己的又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地拔掉，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虎门洞开

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帷幕降下以后，攻取“国都”南京和全国的解放，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了。陈修良与刘峰等人分析到：南京关押着大批的“政治犯”，国民党在其反动政权崩溃之际，势必对这些人进行屠杀。因此，抢在敌人动手之前，营救被敌人关押的党内同志，已成为中共南京市委诸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地下市委所辖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沙轶因，其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部的一个司长，能否在他身上打主意，通过他救出一批同志？陈修良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她很快地约见了沙轶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示沙轶因迅速地说服姐姐沙溯因，共同向杨兆龙发起“攻势”。

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将已去的惨局，杨兆龙不能不有所考虑，初步答应疏通有关人员和部门，保释一批由“对方”开具名单的“政治犯”。

就在这时候，出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鉴于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一职空缺，签署命令，任命杨兆龙行代理职权。

陈修良得讯，立即以电话召来沙轶因，指示沙氏姐妹加大对杨兆龙的攻心力度，让他出面利用当前的有利时局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在沙氏姐妹强有力的“攻势”面前，杨兆龙终于抛弃顾虑，要求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者”面谈一次，视共产党方面的“承诺”情况再定。

陈修良派出市委副书记刘峰，由“策委”成员白河陪同与杨兆龙晤面。二人通过向杨兆龙一整夜的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杨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赴广州面见了李宗仁。他以“取信于民，有利和谈”为前提，积极劝李释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李宗仁听话听音，也意识到蒋介石欠下共产党的债，自己没有必要替他死背着，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共产党也会领情的，于是答复说可以考虑，视方案再定。

情况反馈到陈修良那里，她立即指示沙氏姐妹加紧动作，争取得到李宗仁签署“释犯”的命令。杨兆龙再次来到广州，先运动好孙科等相关人士，有理有节地直逼李宗仁。这位代总统鉴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于1949年4月5日签发了在全国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为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杨兆龙，立即积极有序地展开工作。随着最高检察署“释犯”的执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关押在南京几处监狱的大批“政治犯”，陆续走出监狱的铁门，这里面有为数众多的我党干部，许多同志迅速地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待到4月20日，国民党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

杨兆龙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引导和辅助下，为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这位原国民党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在东吴大学任政法系主任，是南京市政协的常务委员。

自1949年2月起，常在华德电料行与人打麻将的“张太太”，心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国民党警察系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巢穴？为此，陈修良多次召开市委的紧急会议，听取众人的意见，制定切实措施。

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南京市委增设了“警察运动委员会”，调集精干力量充实其中。南京国民党的警察有一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生活待遇低，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陈修良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警运委”抓住一切机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警运委”的切实努力下，各个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党的活动人员。党员袁有秋等人，首先暗中争取了市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周春萱，通过他掌握了一批愿意弃暗投明的警察。地下党员杨辉等人，把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地段的警察所控制住了，让他们维护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西门外大桥等机关和设施的安全。在下关区，地下党员林大宗等人，也把警察分局的实权人物争取过来了，掌握住水上警察局的5艘巡艇，并与下关码头、发电厂的地下党小组互相配合，共同制定了保护发电厂、火车站、轮渡码头、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与此同时，陈修良布置市委铺开了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各个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组织下，许多工厂、学校、民众团体，都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或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了纠察队、巡逻队，日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连国民党的一些大机关也不例外，秘密建立了“应变委员会”。陈修良在听汇报时了解到，总统府的一个留守人员掌管着府内的所有钥匙，她当即布置这个地下党小组，派人去做这个留守人员的工作，保护好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的越来越近，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具体布置船只的事宜，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自从国民党当局3月下旬宣布对长江“封江”以来，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全被严格控制，有的被迫拆除动力，有的被赶入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4月23日上午，市委的秘密电台接到由上海局电台传来的解放军第35军的电报，称该军可在下午6时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陈修良阅了电报，立即派人通知到相关的地下党组织。当天下午4时起，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地下党组织，带领工人将“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还有下关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人马一到就载着过江。至第二天凌晨3时，解放军第35军的1．5万人，全部过了江，胜利地开入城内。

就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一天，敌军工兵营在下关火车站炸毁了部分设施后，又赶到老江口火车站，欲要炸毁轮渡舟桥。这座舟桥是连接市内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的工人们竭力阻止，但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候，老江口水上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潘逸舟带着机枪手登上守望楼，向工兵营的敌军扫射。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地下党员林大宗，也带着起义的警察赶来火力援助。只奉命以炸桥为主、所携武器不多的国民党工兵营狼狈地逃走。

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公允地说，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这座古都属于“和平解放”——并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解放军第35军能顺利地进城，可以说，虎穴的大门是洞开着的。而打开这座虎门的，正是以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及数百名地下党员。对此，第二天下午率部队进入南京的解放军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赞同南京“虎门洞开，和平解放”之说。

4月27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常委、宣传部长。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