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规则:饭碗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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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碗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转】(2011-04-01 14: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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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的伦理价值底线，且有守护这类最低价值的核心团队，这个团队就是该民族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精神世界的大面积荒芜，就与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团队的缺失不无关系。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堕落，知识分子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流失殆尽，中国的社会才会出现巨大的理性真空，价值和道德真空。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随处可见，且触目惊心。中国有点文化的人已大面积官僚化，无数读书人争先恐后往官场挤。他们到了官场，可又不把知识分子应具备的起码的良知、理性和人文精神带过去。一进官场就以加速度堕落，其堕落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人格之低下，甚至不如早期那些有着人类道德本能的没文化的工农干部。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高度商业化了。这倒不是说他们都做了商人，而是精神的商业化。商人只是一种职业，做商人而不失知识分子本色的也大有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堕落后，经商很容易地就经营成了官商勾结的奸商；他们做官，满脑子装的也是钱财，有机会贪污受贿、消费公帑竟成了如今的知识精英们争相从政的第一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心中至少还装着一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无论怎样迂腐，却不会像如今官场的知识精英们那样虚伪：一边打着官腔喊爱国，一边把配偶子女都送出国，把自己变成裸官。不说已经为官的“知识分子”，即使现在貌似“知识分子”的中国精英们——学者、专家、教授等等，由于他们打着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旗子，也大多把知识分子的魂给丢了。他们昏天黑地的成日在搞关系拉帮派，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真正做学问？他们头顶上那些成堆的学衔职称也因此而不能不让人存疑。而且这些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一大堆学术名头在身了，一心想的还是行政级别和官阶。在畸型的制度和知识精英官瘾成疾的双重夹击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日趋严重。这些知识精英争当校长、院长、主任、博导什么的，冲着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钱。这些钱叫院长经费，叫科研基金，叫专项课题费等等，但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如何掌权进而挥霍和侵吞纳税人的钱，竟成了这些知识精英的第一学问。当然，作为知识精英，这些人最可恶的地方还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作为，没有担当。知识分子的核心品质是人格独立，但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却犹如软体动物，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帮权力打圆场，替利益集团帮腔，顺着别人的杆子使着劲往上爬。要是民众有不同看法，他们就说老百姓没理性。但他们自己却未必真的尊重理性，要是权力或利益集团说要借用一下这些非理性的大众声音，他们就说这是“民意”，反之便对民众的呼喊不理不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应表现在两方面：既不屈从于权力和利益的淫威，也不要在民粹主义面前双腿跪地。而中国缺钙的知识精英们一方面要巴结迎逢权贵，另一方面又被民粹裹持，活得实在窝囊。曾流行一种说法，说是由于社会的富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传统的以张扬和守护良知、公正、自由、人权、终极关怀等为己任的“观念型”或“价值型”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这种似是而非的断言用在欧美社会也许有还点靠谱，因为那里有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传统，又经历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中国如果也宣称要将价值型知识分子扔进历史的垃圾筒，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即使在人文精神高度普及的欧美社会，照样需要反复提醒人们注意守护和伸张最低价值的观念型知识分子，中国就更是如此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很淡，佛教虽然传到中国有两千年历史了，但并没真正嵌入人心，大部分去庙里烧香拜佛的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福禄寿；中国对自己的精神传统和人文祖宗也是不恭不敬，孔孟之道要么只是被拿来挂羊头卖狗肉，要么就被随心所欲地阉割，要不就成了被嘲弄和咒骂的对象，且这些诅咒的带头人就是知识精英。如今的中国道德空前沦丧，人文精神斯文扫地，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大多装聋作哑。这些人以学者自居，却以挖苦、批判和解构普世价值为能事。即使是中国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中国也出现了荒漠化和侏儒化。那些真正称得上世界级的、在某专业领域真正有大学问的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且不说胡适、钱穆、陈寅恪这些人，就是钱学森、季羡林、李政道等，没有一个人是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中国大陆虽然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却是连中国政府都发怒的和平奖，没有一个人获得工具型专业类奖。中国大陆这60年倒是培养了不少钻营型的文化人，这些人以知识精英自居，打着院长、主任、学科带头人之类的头衔到处沽名钓誉，招摇撞骗，专业学术能力却为人所诟病，把学术界搞得连文盲都看不上眼。中国的读书人当然大部份都是善良之辈，老实且敬业，但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高度官僚化的学术教育体制、荒芜的道德精神文化氛围，以及近乎负筛选的人才选拔评价机制的多重作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常常被一些没有什么真学问，人品却够呛的人把持着。这些人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华和代表自居。但他们也的确现实地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人、形象大使和道德学问符号。那么，究竟是什么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回答是：饭碗网上有个帖子叫《中国的腰原来是不弯的》，主要是说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腰身原来很挺拔，现在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做意识形态的奴才之外，也甘心做了资本的奴才，嘴脸自然十分得不堪。至于为什么这样，说辞很多，比较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和民意反应的是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在此处的语境，就是把自己当成猪狗，只要被人养着，苟活着，至于是否体面和尊严就无所谓。说实话，这颇能概括中国知识界现状的一个部分。但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把自己当猪狗。知识分子一直居于中国政治的核心。比如在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帝王之师——可以用藤条打皇帝的屁股。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也在体制内，是言官，或者谏官，专门批评时政。这些言官有时气焰嚣张，皇帝也常常弹压；但这些人被皇帝越“罢黜”，他们便越有名。比如，韩愈因《论佛骨表》差点被砍了脑袋，民间却愈加敬重。比如王安石三次被贬，贬一次声名涨一次。有人送他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除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专职批评外，在野的知识分子也以批评时政为己任。比如民间清议对庙堂一直保持压力，除非昏君，朝廷不会和舆论为敌。而一直赓续不断的书院制度，也是民间知识分子批评朝政的场所。那时知识分子批评朝政有两个奖励，一个是可能被明君赏识，有“暮登天子堂”的机遇，另一个是赢得民间或历史的声誉。因此，虽然历代知识分子愿为清史留名常常赔上性命，却维护了数千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贵的文化血脉。中国历史上，虽时有坑儒和文字狱的惨剧，但却没有斩断“文死谏”的传统。于是，中国文人没有堕落成猪狗，腰身一直都直挺着。中国知识分子变成奴才，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有趣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苏联时期和纳粹时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现知识分子灭绝良知，甘心成为鹰犬，或者为了残汤剩羹出卖灵魂的悲剧。只不过，这种现象今天在神州大地仍然延伸。今天知识分子除继续甘为意识形态帮佣之外，还纷纷充当资本的奴才。历史上或者在革命年代，把杀头当做快事的知识分子，竟甘心变成了一群让人不屑的蛆虫，对此仅仅用传统的解构和利益的诱惑无法解释。打断了知识分子脊梁的那根棍子究竟是什么？其实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饭碗而已。人，特别是热爱虚名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头，但肯定怕不给饭吃。因为，就是获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关也许能挺过去，而没有饭吃，封上嘴巴活活饿死，就没几个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战胜死亡，却难得熬过饥饿。这一招正是中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软肋，那些饱受儒学浸润的知识分子修养了千年浩然之气，却没有练就不吃饭的功夫。毛泽东的一句话很说明这个问题：“知识分子不听话，中国不给他发饭票！”不论是苏俄的知识分子，纳粹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都不是惧怕牢狱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争气的肚皮让他们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其实，历史上的暴君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而是做不到：饭碗不在皇帝手里。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皇权的统治仅仅局限的行政方面，政权的触角有限，而民间有很广大的自由空间；皇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根本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通俗地讲，离开皇帝，知识分子没有官做，但吃饭问题没有大碍，他们可以归去来兮，遁迹民间。皇权统治在经济控制上的　“漏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代社会，拜现代物质文明之赐，集权政府，或者专制政党除了行政权力“无远弗届”外，对经济，或者对饭碗的垄断权可以达到“连一粒稻米也不剩”的地步。农业上的集体化（公社化）和工业上的国有化，致使所有的人只要离开政权，或者离开政府就会饿死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于体制的寄生和依赖程度达到极致。这个时候，政权的统治便实现了简单控制——控制了饭碗，便控制了灵魂。在这种统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个民族的食道，任何顽固的文化长城都会不攻自毁，任何高尚的精神信仰都要缴械投降。不给饭吃，无处遁隐，加上不断羞辱，知识分子的贫贱不能移的文化传统于是死亡，知识分子也被整体消灭，还遑论什么脊梁和腰身！因此，知识分子的脊梁只是6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故事了。但目前，在市场经济环境，或者政权对经济——饭碗的垄断有了松动的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是直不起腰杆，挺不起脊梁？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如果中国承认知识分子早前就已经被整体消灭了，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知识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物，生态环境毁灭了，这种生物当然从此绝种。至于现在的读书人无非都是商贾和政客，甚至市井无赖，用知识分子的传统标准要求他们无疑缘木求鱼，其愚蠢可想而知。第二个层面：如果还有知识分子假设尚有残留，现体制下，即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能不能通过独立写作，在体制外批评体制内来谋取稻粱？他们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够不影响他们在体制外的饭碗？民间，或者社区是否能够对知识分子“异端”表达敬重，进而为他们提供庇护空间？！如果知识者无法做知识分子去克尽天职，他们就会转向对权力和金钱追逐。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者普遍信奉犬儒主义，堕落于声色犬马之中，既为权力喝道又作资本利润扈从的原因。近代，西方哲学往往被中国人误读，包括犬儒主义。在西方，犬儒主义者并非肮脏不堪，他们仍然可以保全独立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把自己当猪狗，但从来不做别人的犬马。他们生活于底层，远离奢华，但可以蔑视权贵。他们不与世俗妥协，内心自有一份对信仰的坚守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负。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犬儒主义者和中国目前的知识者的不同是差之千里。由于政权在经济上的普遍垄断和统治力量的无孔不入，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连作犬儒的保障都没有，怎么还能期待他们挺起脊梁，背负整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最近，有人认为“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说话不再只是说给自己听了”。南德意志报就说过：中国的学者一直喜欢自成一体，通过学术圈子或政府衙门施加影响。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走进了在互联网上拥有虚拟客厅的一亿博客网民中间。“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电子空间不仅向公众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提供了真实性。王晓阳说，他每天上班时说的是‘鬼怪式的语言，官方的套话，但在博客文章中，说的是人话、真话’。看来像西方一样，互联网也给中国带来了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 “王晓阳认为，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艾未未补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寻求真理’。他说，博客文章是最有力的人生武器，‘在中国拥有真正的民主和明确的公民社会之前，博客是公民社会的一种较为松散的形式。’文学批评家吴怀尧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比喻：博客的意义就象‘当年毛主席上井冈山’，这座山标志着1927年中国革命发生了战略转变，成了在不寻常的农村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南德意志报》说：“前进两步，后退一步。中国对反对派总是这样，对互联网领域也如此。最新一波检查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精心地操纵互联网”；“由多层次新闻检查、反向宣传和技术过滤精心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一基本战略决策的结果。中国各省区甚至向千万名在互联网上散布亲政府宣传的大学生支付金钱，据说他们写一条拍马屁的博客帖子可以得到五毛钱人民币，这些被称为‘五毛党’的枪手受到其他网民的嘲笑”；…… 《孟子·滕文公下》中的故事《攮鸡》说：今有人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站在权力者一边的。1970年代初期，旅美汉学家赵浩生和其他旅美学者王浩、何炳棣、杨振宁等人主动“回归认同”，歌颂毛泽东、江青和一切文革措施，红极一时。可毛泽东去世，江青倒台之后，他们在学术圈和汉学界的尴尬是极度难堪的。中国如今已经病入膏肓，人人明白病根在哪里，偏偏救治不了。如今的中国，只有金字塔顶尖的那一撮人才是被世人看得起的体面人物，金钱、面子、尊严一应俱全，稍稍下面一点的，人人心怀不满，个个眼光盯着上面。但若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么唯一可改变的就是自己，不与这个丑陋的世界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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