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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变局
　　改革，在冷战后，可谓日本政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没有政党在竞选纲领中不以改革相号召。这并非日本人特别爱变，而是日本正面临变局。
　　在国内，日本正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人口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在发生重要变化，突出表现有三：一是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增加，日本社会的传统保守力量削弱，对“政官财三位一体”的不满情绪更为发展。二是“少子高龄化”程度世界第一，经济活力减弱，日本民众对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感到不安。

变局给日本带来改革压力

作者：王少普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9-24  浏览：5808 显示全文   　　日本的变局
　　改革，在冷战后，可谓日本政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没有政党在竞选纲领中不以改革相号召。这并非日本人特别爱变，而是日本正面临变局。
　　在国内，日本正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人口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在发生重要变化，突出表现有三：一是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增加，日本社会的传统保守力量削弱，对“政官财三位一体”的不满情绪更为发展。二是“少子高龄化”程度世界第一，经济活力减弱，日本民众对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感到不安。三是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状态，积极财政政策与巨额国债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
　　在国际，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美国的相对优势逐步减弱，地区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更见明朗，日本的国际地位及其原来所依托的重要的双边或多边体系出现了变化可能。
　　这种变局，必然给日本带来改革压力、改革要求，促使日本进入重要的变革时期。日本的政治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小泽一郎在1993年对日本的改革方向作了如此设计：一、进行政治改革，加强日本政治领导力量。二、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三、通过提高消费税，加强国民自主性等，改变日本国民普遍生活水准不如欧美国家的情况。
　　桥本龙太郎在1996年当选日本首相后，其改革思路是：以“变革”和“创造”为中心使命，“重建强劲的日本经济，建设（适合高龄化的）长寿社会，为创造和平与繁荣开展独立外交，并且为实现这些愿望而推动行政、财政改革等”。
　　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当选日本首相后，以结构改革相号召，大力推进邮政事业、道路公団的民营化和地方分权等所谓三位一体的改革。在外交上则主张，“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发挥建设性作用”。
　　观察以上主张，可以发现，虽然在改革方案上存在重要区别，但基本要求比较接近，针对的主要是冷战后国内的变化，以及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动。
　　在上述要求推动下，自民党作过改革努力，但是，由于思维惯势、既得利益影响，难以跨出大的步子，而致问题累积，弊端丛生，金融危机下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更使民众不满。民主党夺权成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以对外强硬拉升支持率
　　民主党鸠山政权成立后，当时，其国内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国民生活第一”。要求建立“重视人”的政治。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建立自立外交，对世界作出贡献。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确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体制”等；并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对待中日关系。
　　显然，相比于以往的自民党政府，鸠山政府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但是，要将这种要求加以落实，并非易事。实践表明，鸠山内阁做得不好，以至支持率大幅下降，被迫辞去民主党党首与内阁首相，由菅直人接任。菅直人立足未稳，仓促应战，导致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日本国会再度成为“较劲国会”。此后，民主党党内派别矛盾激化，小泽起而争夺党首职位，双方鏖战一场，菅直人胜出，保住了相位。
　　日本政坛的动荡，暴露了当今日本政治的一些重要问题。
　　政见分歧弱化。冷战后，这一问题即已出现。以美苏为首的东西对立基本消失，以及日本中间阶层大幅增长，导致日本各党与自民党政策距离缩小。此外，也有制度上的原因，日本的议会内阁制由国会选出首相，由议员出任大臣，因而政权产生实际由各党派阀决定。派阀利益密切联系于夺取与保住政权，政见分歧则成其次。鸠山被迫下台后，人们在民主党新任首相菅直人的竞选活动中，看到了其政策向自民党摆动的明显趋向。
　　政坛分裂扩大。政见分歧弱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各党内部凝聚力减弱。由于各党多以夺取政权为号召，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又多以保住政权为动力，眼前利益成为主要追逐目标，导致党内难有较为稳固的合作基础，政治带上了明显的投机性。这在此次参院竞选和民主党党首选举中有了进一步表现，致使党际、党内矛盾交叉，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也更为无序，日本政坛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
　　民主渐趋民粹。冷战后，鉴于政见分歧弱化，选民将目光更多投向了对政府的“业绩评价”上，从而推动各党派更加注意迁就与利用民众眼前所好，争取“业绩评价”。
　　上述情况，使日本政治家更钟情于显示对外强硬姿态，以拉升支持率。
　　
　　新海洋战略的变数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邻国，又是其头号贸易对象国，对华关系，无论对日本的经济，还是外交、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日本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对华外交，其方向，是将“友好关系”，转变为“战略互惠关系”。
　　日本为何要将中日“友好关系”转变为“战略互惠关系”？因为时代条件变化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可谓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安全上，有着基本相同的防御方向；经济上，中国的高速发展刚开始，日本尚无戒心，正通过日元贷款等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国民感情上，日本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还在，由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等做法的感激，国民中对华内疚感普遍。在这样的基础上，“友好”成为中日关系的基本要求与主要特征。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迅速发展，世代的更替，以及中日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影响力的提升，中日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广阔、更加深入，也更加复杂。这种条件下，中日关系显然难再简单以“友好”两字代表与概括。于是，“战略互惠关系”的概念应运而生，反映了从更加全面、更加长远的角度处理中日关系的要求；也反映了从“互惠”而非“友好”的角度处理中日关系的要求。这使日本对华政策出现积极变化的同时，两重性也在增强。日本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相当直白地说明了这种两重性：“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有的方面可以封锁，但必须作为市场去与之打交道，这是两难选择。”显示了日本对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菅直人政府消极地接受了鸠山政府受挫的教训，在外交上更强调“现实主义”，使上述矛盾有所扩大，在经济上，中日合作的步伐在加快；在安全领域，戒心在增强，特别是海上权益矛盾上升。
　　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海洋的重要性更显。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确认“专属经济区”概念，重新定义“大陆架”概念。一些国家视其为扩大海洋权益的绝好机会，岛屿归属争端、海界划分争端等因此增多、增强。
　　在此背景下，日本着手制定新的海洋战略，2005年11月18日，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政府提交了《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此建议书被视为日本新的海洋战略趋向成熟的标志，其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日本海洋权益，特别是海上领土上。日本一些战略家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结盟或深入大陆都失败了，日本必须以海洋国家的定位谋求发展；同时，中国作为日本最主要的海上邻国，伴随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提出了作为海洋国家发展的要求，日本的危机感增强。 日本海洋战略的指导思想，实际包含有强调所谓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主张价值观同盟，加强对华防范与竞争的意图。菅直人便主张，将与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印度推进防务合作，这令人联想到自民党主张的“价值观同盟”。菅直人甚至强调：“对中国正在增强军力一事必须给予严重关注。有个词叫作‘势力均衡’”，并表示：“亚洲局势处于高度紧张，美军正在发挥威慑作用”。日本《防卫白皮书》则渲染所谓“中国军力与意图的不透明”，建议强化西南群岛的军事部署和日美防务合作。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大陆渔船的事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由背弃1978年搁置争议的共识，到拒不承认在东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直至在钓鱼岛海域公然抓扣中国大陆渔民，可谓完成了三连跳。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之际，邓小平对福田说：中日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议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在坚持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同时，表示为了中日关系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可以暂时搁置争议。日本方面实际接受了这一主张。因为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中日关系才可能有了当时较为顺利的发展。
　　但是，其后，日本背弃了上述共识，甚至不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有争端。日本前任首相鸠山表示要就钓鱼岛问题与中国方面讨论时，受到其外相的指责；菅直人内阁现任大臣表示：“在东海，我国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今后将继续坚决加以应对。”实际主张关闭谈判的大门。这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态度，一种极端危险的态度，也是对中日两国人民、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种态度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日本人民中肯定也会受到质疑。2004年，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村田教授著书，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的主张，他指出：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因双方各有主张，“而形成领土争端。但是，领土问题容易作为刺激国民感情，煽动对立的手段被利用。在构筑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之时，围绕无人小岛的主权之争，无益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亚洲的和平。正是从这样的大局出发，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这成为了两国首脑间共同了解的事项。这应该被称为贤明的对应。”
　　将中国对待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与日本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对比一下，谁对中日两国人民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负责任；谁想制造事端，煽动舆情，谋一己一派之私利，昭然若揭!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尚如此，国更何论。
　　5年前，笔者曾就中日关系作过以下分析与呼吁：“与经济领域的热气局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年来,中日关系却不断遭遇冷风”，“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使中日的‘政冷’更包含了以往所没有的危险性。为了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未雨绸缪”。目前，上述危险较之5年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中日关系与东亚和平稳定大局计，日本必须回到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正确道路上来，否则，必将铸下大错!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