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小说吧寻书求书:甘地：在苦行与政治之间

　　1948年1月30日，刚刚成功结束一次绝食斗争的圣雄甘地去做晚祷。一个年轻人走到他身边，先是向他深鞠一躬，感谢他为印度所作的巨大贡献，然后连开四枪将他打死。有人传言，甘地倒下时对刺客说，“你来晚了”;又有人说，甘地倒下时以手势对周围人示意原谅刺客。据甘地身边的人回忆，甘地倒下时只是说了句“Hey Ram”，再无其他表示。这是方言，翻成英文，只是“Oh God!”的意思。

　　刺客名为高德西(Nathuram Godse)，来自婆罗门势力最为强大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民族主义精神领袖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的忠实信徒。高德西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有很强烈的“男性气概”，还能熟练背诵《薄伽梵歌》。

　　高德西开枪之后没有逃走，直接投案自首，沉着冷静，表现出惊人的控制力。据说他本来不擅英语，但在后来的审讯和法庭辩论中宛若变了一个人，用英语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对于暗杀的看法，仿佛暗杀赋予高德西生命的意义和动力。他的辩词也成为经典文本，至今仍在民族主义者之中广泛流传。甘地之死，既成全了甘地，也成全了高德西。

　　法国人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等人撰写的《圣雄甘地》中，披露了甘地最后一次绝食的一些细节。“现在，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忠告，但是，一旦绝食开始，他们会对我满口允诺。”甘地一边说，一边流露出狡黠喜色。“是神授意我绝食，只有神能迫使我停止。同时，我请你和大家勿要忘记，神是否将保全我的生命，这均无不妥。我只有祈祷遵行：主呵!我祈求你在绝食中赐我力量，使我不致为了偷生之全而贸然停止绝食。”当时甘地已经78岁，体重只有49.5公斤。

　　绝食期间，甘地体重不断下降，肾脏损坏，心脏减弱，血压升高，尿毒症越来越严重，气若游丝地对外讲话，“你们要关心国家，要想到它需要亲善。”甘地恳求道：“你们不要为我担忧。凡是来到尘世的人，某一天终究会死去的。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朋友，我们应当终生感激它，因为它可以使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经过六天的绝食，甘地把自己逼到死亡的边缘，博得民众的无限同情，终于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他开始注射葡萄糖，喝一杯山羊奶，吃四个桔子。吃完之后，他吩咐人取来纺车，开始纺线。虽然医生们再三反对，甘地仍然坚持纺线。他身体虚弱，但那只勤奋的手不停顿地摇动纺车，“吃饭而不劳动，如同偷窃。既然我已经开始进食，因而我必须参加劳动。”甘地对周围的人解释说。几天之后，高德西行刺甘地。

　　纺车与心灵

　　纺车是甘地经济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纺纱，用纺纱改变心灵，用纺车抵御西方经济的侵蚀，促进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其他诸如铁路、电报、律师、医生等等都必须丢开。”宋美龄曾在蒋介石拜访甘地时担任翻译，甘地赠给她的礼物就是一辆纺车。泰戈尔对甘地痴迷于纺车的观念完全无法接受，“纺轮并不要求人思考;人们只是简单地、不停地转动古人发明的轮子，使用最少的判断力和耐力。”

　　长期任教于英美一流大学、但始终保持印度国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后来特意做了调查研究，从经济的角度证明泰戈尔是对的。手工纺纱只有在政府发放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甘地在世的那段时间，手工纺纱从来没有真正促进过印度的国民经济甚至纺织业。甘地的纺车只有符号意义，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

　　甘地对泰戈尔的批评很不屑：“我没有必要为了糊口而工作，我为什么应当纺纱呢?因为我在吃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在靠抢劫我的同胞而生。探寻一下每一枚进入你口袋的钱币的来源，你就会认识到我写的真理。每个人都必须纺纱。让泰戈尔像他人一样纺纱，让他烧掉自己的外国服装;这是今天的责任。神会操心明天的。”

　　必须指出，甘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印度民族主义最大的敌人。刺杀他的高德西，以及高德西所推崇的萨瓦卡等人，才是真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甘地的思想基础也并非完全源于印度传统，他只是在英国学习法律，后来才在别人的影响下开始研读《薄伽梵歌》。

　　而泰戈尔是个更彻底的“反民族主义者”。他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也热爱印度民族传统;他反对英国殖民，但是他更认同科学和普世价值。他在《民族主义》这本小册子里一再强调，印度古往今来包含了无数的种族，但并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印度民族”。泰戈尔认为，重要的是价值观，是现代社会政治制度，是科学，而绝不是“民族”。

　　甘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但是，他认为应当传播全球的，并非泰戈尔所认同的科学、人性、现代欧洲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是非暴力、劳作、禁欲、绝食、静默等印度教传统内容。

　　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

　　1920年左右，甘地与当时印度的精神领袖提拉克(Bala Gangadara Tilak)就“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展开论辩，产生了严重分歧。提拉克提醒甘地，政治是关涉到所有人的事务，不仅仅关涉苦行。甘地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苦行僧的行为必须成为印度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个人苦行与集体政治区分是不正确的。正因为他从事政治，所以才不可能从个人的苦行修炼中逃脱。

　　提拉克非常恼火，除了印度文明以外，全世界几乎没有其他文明有苦行这样的以苦为乐、颠倒快乐的内容。甘地却好像非要把这两种因素扯到一起。提拉克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的宗教价值引入到政治中来。苦行的这些行为并不是普适价值，甚至是不是民族价值也很难说，很难被其他民族所接受。提倡苦行，反倒是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宗教价值的嫌疑。

　　甘地根本不愿意像提拉克那样，从现代意义上区分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宗教对于甘地而言，也许比政治更重要。甘地实际上在从事宗教运动，他的非暴力抵抗，他的绝食、禁欲、静默等言行，本质上出于宗教(或准宗教)考虑。泰戈尔在政治上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行动，因而对甘地以宗教为政治的行动不乏赞扬。“圣雄”这个称号，最早就是泰戈尔提出来并广为传播的。但是，甘地很快就通过“食盐长征”等几次运动产生压倒性影响，并且国大党也牢固地掌握了政权，泰戈尔与甘地两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有些微妙了。

　　阿马蒂亚·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披露过甘地与泰戈尔一次谈话中的分歧。首先，甘地要为偶像辩护，认为人民必须要有偶像，否则，无所寄托。泰戈尔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应该引导人们信仰终极的理性、科学、人性、文明。其次，甘地为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必须经由民族主义再达到国际主义。泰戈尔也不同意这一点，坚持民族主义有害，政治目标只能直奔国际主义。

　　事实上，虽然泰戈尔与提拉克的政治立场不同(一个反对民族主义，一个支持民族主义)，但他们在如何分辨和认识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是一致的。甘地颠倒了这种认识，认为印度教传统中的苦行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普适价值。

　　激进的非暴力政治

　　印度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概括说：“甘地本人既非保守主义者，也非改良派人士……他创造了一种看似简单而无威胁性的自我表达模式，毫不费力地超越了‘正统还是反正统’的两分法，使得新与旧的共同本质得以调和。”对于印度上层的婆罗门阶层而言，甘地倡导的社会变革内容，以及要求印度人民投入政治运动的诉求，却有高度的颠覆性。

　　甘地的非暴力政治其实是一种非常激进的非暴力政治，以柔克刚、釜底抽薪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保守派在甘地遇刺后表示，他所有的改良实验都以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作为代价，这是导致他被刺的根本原因。

　　甘地对印度政治的颠覆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点是社会性，即颠倒社会、政治中心与边缘的界定;第二点是心理性，即通过强调一种阴柔的、女性化的政治姿态(激进的非暴力)来颠覆传统的完全男性视角的政治。

　　第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甘地将底层的、非婆罗门的、商人和农民文化说成是真正的印度教文化，这是左翼的姿态，即通过弥合印度大众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之间的缝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公共生活变成了政治的核心主题。这肯定同时损害了殖民者(英国白人)和本土领袖(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和村社权威)的利益。

　　第二点更重要，也更让保守派难堪，就是甘地对母亲、对女性文化的推崇和敬畏。南迪认为，这是印度人的传统之一，他们向来畏惧女性，她们是无常自然和莫测造化的传统象征。甘地赞美女性也是对殖民文化的极大挑战。殖民文化一直将统治认同于男权，而被统治意味着女性式的服从。而民族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与殖民者相同，即认为印度一直缺乏所谓的“男性气概”。

　　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女哲学家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明确指出这一点，印度传统包含一个脆弱性的核心，即饱受羞辱的男性尊严。这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觉醒的印度男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过去许多个世纪里被一个又一个的征服者奴役，却没有反抗。征服者包括了穆斯林和英国人，而受奴役的总是印度人。

　　印度教认同性快乐和他们的传统的严肃性，却受到统治者嘲笑。萨瓦卡等民族主义者认为，培养男性阳刚之气是最好的摆脱服从的方法，这也是必须实施暴力的原因。

　　甘地则从未宣称自己是革命家。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或者殖民者来说，更是一种激进的挑衅姿态，他们竟然多年来受着一个并非革命家的弱者的压制。甘地越是示弱，越是推崇女性式服从，对民族主义者的刺激就越是强烈。甘地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一直拒绝卫士的保护，即使在他被刺前十天，已经有人破获一起炸弹未遂案，而甘地还是拒绝卫士的保护。甘地只求一死。

　　印度裔小说家奈保尔((V. S. Naipaul)曾经尖刻地讽刺，圣雄甘地晚年能做的只有“模仿”圣雄甘地的行为了。而萨瓦卡的信徒、刺客高德西成全了他。这场行刺，与林肯被刺、肯尼迪被刺等完全不同，可谓一场颠覆性的、双赢的、悲壮的戏剧表演。

　　梁捷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