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漂亮年轻女尸视频:文革始末及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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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始末及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
            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
            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
            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
            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 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四人帮”        
            “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粉碎“四人帮”事件简介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四人帮人员介绍
            江青(1914~1991.5.14.)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榘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 。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居。
            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自杀身亡。

            姚文元(1931~2005.12.23.)浙江诸暨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8年加入 。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他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又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起,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6年10月6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王洪文(1935~1992 .8.3.)
            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1951年加入
            。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周恩来组阁、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暴乱。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张春桥(1917~2005 .4.21.)
            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 。长期隐瞒个人加入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不变。2005年4月21日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