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岛明天中学:抓捕四人帮及余党纪实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文革”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1911年生，河北唐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59年2月至1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1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

　　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

　　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

　　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

　　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人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了“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

　　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

　　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伙人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了覆灭的下场。

　　一分析，这伙人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接着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们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文章摘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共党史出版社 沈国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