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或不见 何晟铭:文革“对联”始末（朱老忠）1

文革“对联”始末
作者：朱老忠 　　（一） 　　文革中１９６６年七月下旬开始的“对联”事件，简单地用一个“血统论 ”来评议，已经成为一种过于肤浅的官方说法。“对联”是“血统论”的一个 突出体现，反映了“血统论”的本质，但“对联”又不等于“血统论”，即便 没有“对联”也照样有“血统论”，“对联”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 历史条件，把“血统论”归罪于“对联”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解。 　　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大家就都知道﹕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 论”。什么是“成份”？就是１９４８年以后解放初期“一锤子定音”人为造 就的“阶级”，这个“成份”极少有后来更改和纠正，若没有改革开放，大约 应该是一辈子就铁定了。 　　一辈子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下一代的“成份”还要“世袭”，二十年后 新的一代，“出身”就是他们的“成份”。这才是真正的“血统论”。“有成 份论，不唯成份论”这个“党的阶级政策”，就这样毫无疑义地被沿用在了“ 出身”上面。 　　可以说“出身论”就是“血统论”。 　　（二） 　　“出身论”和“血统论”本应该不是一回事，血统是先天的因素，出身应 该是后天初期的影响。不过大多数情况血统和出身一致，收养抱养的则不一致 。而文革中所说的“血统论”实际成了“出身论”的代名词。那阶段当公开表 示不同意见时经常会被责问﹕“什么出身？”，没有谁会问出“什么血统？” 这样的话来。 　　也可以说，“血统论”是当初某种思潮故意强加给“出身论”的。 　　还有一个《出身论》，那是一篇文章。有人说，遇罗克因为在这篇文章中 提出反对“对联”的观点而被枪毙，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没有保留这篇《出身论》，因为当时似懂非懂。记忆中，其论点不仅 仅是反对“对联”，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出身好的反而更靠不住，并在此 文中以“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为理论依据。提及了“权力”，想当然地触怒 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遇罗克被枪毙的真正理由。当时就连“联动”死 对头的“三司”，也由司令蒯大富出面公开声明反对这篇《出身论》。 　　笔者这样凭记忆说可能不十分准确，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众所周知，“ 对联”始终就不是什么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依据。反对“对联”就要被枪 毙，这也是为了否定“对联”故意杜撰出来的。 　　笔者这样说，并不想给“对联”翻案，只是想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貌， 每个人都可用正常的逻辑来思考，不要随大流人云亦云。 　　也许有些反对“对联”人士立即会追问笔者﹕什么出身！那笔者就只好认 为，这样的反对者已经演变成了拥护者。老实坦白一句也无妨﹕笔者并非出身 “红五类”的“好汉”。 　　（三） 　　笔者是文革时高三学生，虽不是“红五类”，却偏偏结交了很多“红五类 ”的朋友，其中不仅包括若干“联动”分子，后来甚至还认识了骨干的“联动 三平”（牛皖平、邹建平、向东平）之一。因此，对文革“对联”的兴衰有些 直接和间接的了解。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寒假开学以后，北京中学流传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 录”，大体内容是﹕干部子弟在学校中政治表现是中等的，积极的是那些出身 不好的。但不管这些人表现怎样，革命重担不能落在他们身上。 　　准确的原文没有记下来，但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条“语录”是假的。与这条 “语录”同时流传的还有老毛和毛远新的谈话，和王海蓉的谈话。内容和形式 也体现了和那条“语录”类似的精神。 　　在此前不久发表的，据说以总书记老邓为主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更是在最后以黑体字写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后来证 实是老毛加上的。这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出身”“成份”，但就“接班人”的 问题与后来流传的“语录”相呼应。 　　再加上“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阶级政策，就虚拟出了一个“严峻形势 ”——从中学起的下一代人之间会有权力之争。 　　北京中学的干部子弟，就这样获得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是要防修反 修，准备接班；二是要扫除接班的竞争者——在老师校长眼中表现积极的那些 非“无产阶级”出身学生。 　　“红卫兵”就是这样，在清华附中自发组织起来，而且在“地下”开始活 动。因为在当时的中学里，这属于组织非法“小集团”，是不可能公开的。 　　当时北京海淀区的高中大都实行住校（还有一种对犯错误学生的处分叫做 “勒令走读”呢），这些干部子弟的行为被发现，这种“脱离党组织”的“集 团”，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批评，多数学生也是持“拥护党组织”的 态度跟着批评“红卫兵”。 　　恰恰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请注意，是５．２９先有“红 卫兵”，６．１以后爆发“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爆发“文化大革命”而造就 的“红卫兵”。这里说的是“爆发”时间，本文不打算讨论“文革”准确的“ 开始时间”。 　　（四） 　　所谓的“文革”“爆发”，是指那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大轰大嗡”的开始 。从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起，中学生在学校就坐不住了，在学校贴大字报 ，还成群结伙跑到北大看大字报、贴大字报。但这都是按照中央的调子，表示 对聂等“革命派”的支持。一时间，北大校园里就象赶集那么热闹，在北大的 “集”上还出现过田华等名人的踪迹。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串联”。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聂元梓的行动是来自康生的指派，因此六月初的北大， 还剩余了很多批评攻击聂元梓是“右派向党进攻”的大字报。从中可看到聂元 梓最初反对学校党委，也是受到来自领导和群众的多方压力。 　　与此同时也传出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校领导“压制”的消息，很多 干部子弟就手又跑到清华附中，开始了中学间的“串联”。 　　在诸多谴责“红卫兵”的大字报群中，出现了支持“红卫兵”的大字报。 不仅仅是受到北大气氛的影响，更是有“接班人条件”、“阶级政策”以及上 文所提到的那条“语录”为信念的支柱。所以，那些支持“红卫兵”的大字报 用的署名，基本上都写的是“某某中学红卫兵”。尽管那时其它中学大部分并 没有真正成立“红卫兵”组织。 　　记得是那年的６月８日，更多支持“红卫兵”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生 来到清华附中，总数大约两百人左右，被校方挡在了校门外面。校方大概是看 到来了过多的外校学生，而且在对“红卫兵”的态度上和本校学生不一致，很 容易引起冲突，因而采取的措施。 　　校外的学生不肯走，其中有人出面维持秩序，避免和校内的学生发生语言 冲突。校外学生所在学校也来了校领导，劝本校学生返回学校。但因此更加造 成“校领导压制干部子弟”的对立局面。 　　由于最终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老毛的支持，这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行动”，并成为各校“红卫兵”壮大力量的一种模式 。 　　（五） 　　在１９６６年的六月上旬，传出北京市委彻底“烂了”的消息，各单位学 校都有人开始揭批“黑帮”，揪本单位“走资派”——“根子”烂了，那“稍 儿”还好得了吗？但还是有消息不灵通、或者对这号“小道消息”不相信的， 认为是又一次“右派向党进攻”。直到各单位学校进驻了工作组接管了领导， 正式宣布了本单位原领导是“走资派”，学校里才合法停课，开始“斗、批、 改”。老百姓在此之前对原领导的态度，就是最初“造反派”和“保皇派”的 分界。同时，为了扫清运动的障碍，还开始了斗“保皇派”。这也是最初的“ 派性”和“群众斗群众”。很多老师在这期间就被定为“保皇派”或“走资派 的爪牙”。 　　中学里的干部子弟并不都一样，大部分都以“受校领导压制”和及时的“ 小道消息”而最先“造反”，但也难免有些不认为“受压制”的，成为工作组 眼中的“保皇派”；原校领导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下面的学生自然也有支持 这个的或支持那个的。谁个“反”，谁个“保”，可就不是凭工作组就能说清 楚的了。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在各中学纷纷成立，也有学生或工作组对此 不以为然，仍然认为是“脱离党领导”的“非法组织”。于是，中学的干部子 弟，要么是受了原校领导的压制，要么是受了新校领导——即工作组的压制。 为壮大“红卫兵”的势力，各中学之间的干部子弟不断串联，在那些“受领导 压制”的学校支持“红卫兵”。有些学校的工作组因“压制干部子弟”而被赶 走。 　　大家的观念中，“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应该“讲阶级”， 用“毛主席语录”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想当然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那么怎么“讲阶级”，唯一的根据就是“党的阶级路线”，也就是那个“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而在学校里，“本人成份”清一色是“学生”，“ 阶级”的划分，就只有“出身”了。 　　在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得势的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学生成为“阶级敌人 ”、“修正主义的苗子”。有些地方的干部子弟出于嫉妒心，趁机对文革前与 其它出身同学的各种矛盾进行报复。 　　（六） 　　虽然在５．１６通知中已经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后被简称“中央 文革”），但直到１９６６年的七月份才开始公开行动。那时的北京中学已经 闹得天翻地复，多数学校中干部子弟的“红卫兵”组织占了上风，但仍有些学 校情况不同。即便在文革以前，各学校的干部子弟的表现，以及给普通学生老 师的印象，也并不是都一样的。 　　七月下旬的一天（大约是２５，６日），许多学校的“红卫兵”来到北京 外国语学校，这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外语中专，来这里声援仍处下风的该校“ 红卫兵”。就在这一天，该校“红卫兵”成员某某某（年代已久，没记住名字 ）写下一个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代相传”。 　　这个对联被北航附中“红卫兵”看到，认为不妥，将“英雄”改为“革命 ”，将横批改为“基本如此”，具体的修改者是岳？？。在次日的继续声援行 动中公开打出了这个对联。 　　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是否在修改前被动，或者在修改后变为主动，笔 者没有直接的了解。只知道就在当天的晚上，江青在展览馆剧场接见了“红卫 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参加的有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当然包 ㄇ寤　街泻捅贝蟾街小１贝蟾街械摹昂　辣　弊橹挂？叫“红卫兵”叫“红旗 ”，但那首“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造反歌》，就是北大附 中吴？？所作。 　　从首句的“打黑帮”可看出，这很可能是在五月份开始批判“三家村”时 写的，而未必是“大轰大嗡”以后的产品。歌名则大概是后来加的。“造反有 理”这个“语录”，最早公布于《人民日报》一则不起眼的国际短评《汉弗莱 的哀叹》，时间大约在１９６６年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 　　在这次接见大会（时间大约是１９６６年的七月２７日）上，“红卫兵” 唱着《造反歌》，打着各校“红卫兵”的旗帜，支起“对联”的大字标语，象 庆祝胜利一样。实际上也确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此后“红卫兵”的对立面在 各中学统统处于劣势。只有对立面同样也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少数组织还在 苦苦支撑。 　　在这次接见会前不久，北大附中“红旗”女首领彭小蒙发表了一个有名的 演讲（在事后也被老毛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所肯定），就在这次接 见大会上，彭小蒙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就喊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江青在一旁接言﹕“基本如此嘛！” 　　“对联”就是这样产生，并在这次大会上这样被“肯定”下来的。在这次 大会上，江青还讲出过“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蛋”这样的话，后来 还被加上“国骂”和“对联”编成了一首歌﹕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但参加这个大会的人，毕竟为数有限。 　　（七） 　　在这一节，笔者首先感谢知情人士的指正。 　　当然，笔者一没有造谣的习惯，二不认为告诉笔者这些消息的人都是有意 混淆视听。比较满意的解释大体应该是，笔者所述这一过程来源的北航附中丁 某，虽然组织了若干次“对联”的大辩论，但对这一“对联”的具体过程并不 完全了解。丁某误以为是“原著”的外语学校某某人，大概是只知道在北大附 中最初“代代相传”，而被丁某看到“执笔”修改成“基本如此”的岳某，倒 有可能对“对联”的发展过程更清楚。 　　记忆中的东西，地点往往不容易出错，但时间却总是未必很准确。但由此 似乎可以认为，北大附中的对联辩论，与外语学校的声援，在时间上间隔不大 。 　　不过，笔者写到（六）才出来的“对联”产生情节，并非故意要在这几句 话上“憋”什么“宝”。对什么人执笔的具体过程，笔者没有过多的兴趣，不 管是谁执笔，笔者都不会认为他们就是什么十恶不赦历史罪人。笔者着重强调 的都已经写在前面，那就是“对联”产生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 　　不妨再重复一遍﹕“对联”是“血统论”的一个突出体现，反映了“血统 论”的本质，但“对联”又不等于“血统论”，即便没有“对联”也照样有“ 血统论”，“对联”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把“血统论” 归罪于“对联”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解。 　　对于彭小蒙的讲演是在什么时间地点，笔者也没有记得很准确，但这也并 非笔者所要强调的地方。笔者要说的是江青在大会上以接下句的方式，公开表 示了对“对联”的支持，而知道这事的人只是那些参加了该次展览馆剧场大会 的部分“红卫兵”。 　　这就是事后“红卫兵”有恃无恐地宣传鼓吹这个“对联”的原因。 　　“对联”之所以能够泛滥，决不是北京的干部子弟的“能量”所能够决定 的，江青的支持也仅仅是少数人知道。所以说“对联”泛滥的基础，还是早在 文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血统论”。 　　在江青公开支持“对联”以后，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先后在北航、化工 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及清华等大专院校主动挑起大规模的辩论，意在争取 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核心。 　　在诸多次辩论中，“血统论”的“对联”占了上风。这并非“红卫兵”如 何擅长雄辩或以势压人，关键在于“党的阶级路线”确实如是执行的。因此拥 护者还是占了多数，根子上的原因是“相信党”和“相信党的政策”。 　　（八） 　　首先声明，在本文中老忠有可能“以讹传讹”，但并不想美化历史上的自 己，因此没有任何“故意”的必要。非常欢迎知情人士来指正。要说“埋没了 谁谁的文革功绩”老忠认可，但要非说是“误导无知青年”那实在是言重了。 　　本文所述的“道听途说”都是来自知情的“历史见证人”，如今的知情人 士的叙述对老忠来说也仍然是“道听途说”而已。老忠不坚持以往的“道听途 说”都是历史事实，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现在的“道听途说”。老忠只不过以 为，当初在１９６６年还是几天以前发生的事情都不能说得清，到了三十多年 以后凭一句“见证人”就指望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即便同是现场目击者，由于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叙述 的都会有区别。这没什么可奇怪的。“道听途说”统统放在这里，留给考据学 家们去争论。再次强调一下﹕本文着重要说的是“对联”所代表的思潮，才真 正是“对联”产生的起因。 　　就在那次天桥大会上，“红卫兵”和江青发生了争执。会前“红卫兵”还 在为“对联”争“头功”，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好几个学校的“ 红卫兵”都说“对联”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大会上，江青却矢口否认了 对“对联”的支持。 　　会后，“红卫兵”认为受到了捉弄，拿出录音磁带放给江青听，江青却说 ﹕“这不象我的声音，磁带没收！”但此举实在拙劣，因为她没收的不过是一 盘拷贝。 　　要说“红卫兵”要专门对付江青才进行了拷贝，在那时大概还不至于。比 较合理及解释是﹕复制多份用来做为四处宣传“对联”的杀手　。 　　以上内容１９７２年“联动”分子石某对笔者所述。如果这段录音现在还 有人保留，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见证。 　　此后，北京的“红卫兵”不再宣传和辩论“对联”，但“对联”及其代表 的思潮早已流毒全国。不过随着文革的深入，“走资派”被不断揪出，“好汉 ”一夜之间变成“混蛋”的也比比皆是。“五类分子”加上一个“资（本家） ”变成“黑六类”，又进一步加上一个“黑（帮）”成为“黑七类”。虽然到 了１９６６年的１２月份还有坚持“绝对如此”的，但已属极个别。 　　（九） 　　“血统论”最风光的时候是１９６６年８．１８接见以后。在学校里，是 按照林彪所说的“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的 反对派自然就是“保皇派”，老师校长就都成了“牛鬼蛇神”。这就是那段后 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期。 　　在社会上是“破四旧”抄家，先抄“黑六类”乃至“花七类”同学的家， 然后又抄与本校没有联系的。这样一交叉，被抄多达五、六次的也并不新鲜。 带领抄家的当然是“红五类”，而被抄的却包括了在六月份还属“红五类”的 “黑帮”，其子女即是从“好汉”变成的“混蛋”。 　　可惜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年后，那些“红卫兵”在运动初期的体 罚、打人、逼供信等手段被“造反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完全地继承下来 。１９６８年的八月份一天的下午，笔者来到高教部某机关，见到院子里“撅 着”几排“喷气式”，还有单独一个“喷气式”撅在队伍前面，口中还念念有 辞，反反复复就是在说“我是反动分子某某某，我是牛鬼蛇神……”与１９６ ６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学里的情景别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周围站着的监管 人员都是三十朝上的成年人，而且没有穿扎武装带的旧军装。 　　“对联”被公开否定后，江青的出尔反尔，就给那些狂妄的“红卫兵”一 个极坏的印象。虽然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江青，但议论中则多有微词。即便 在镇压“联动”以后，这样的微词也时有听到。说“红卫兵”反江青是可信的 ，但反对的根据主要还是江青的出尔反尔。 　　不过说“红卫兵”反“中央文革”，在当时是一种故意的丑化，现在则是 一种故意的美化。“红卫兵”其实是只反江青不反“中央文革”。第一个公开 出面否定“对联”的中央领导正是“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但“红卫兵” 中立刻反对陈伯达的则只有不成气候的极少数。当然，要是以“反江青”、“ 反‘中央文革’”，再进而认为北京的“红卫兵”就是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 ”了，那更是大错特错的。 　　最终还在坚持“绝对如此”的是少数“革军”子弟。地方干部中的“走资 派”虽然已经成为“一大片”，但军内始终是“一小撮”，“好汉”变“混蛋 ”的情况不象地方那么普遍。稍微理智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变化十分荒唐，但不 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那么理智，坚信自己永远“根红苗正”的人总是有。 　　（十） 　　虽然在１９６６年“８．１８”以后的“破四旧”期间，北京“红卫兵” 还在自以为是地“镇压流氓”，但大约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开始，不但和“流 氓”之间没有了因血统而故意造出的隔阂，反而形成了“兵痞佛三结合”的局 面。有些“红卫兵”组织成了单独的流氓团伙，“血统”矛盾转变成团伙矛盾 ；也有些“红卫兵”更溶入了社会流氓的团伙中。 　　这些游手好闲的中学生形成的流氓团伙，在北京城抢劫滋事打群架，用的 凶器也从匕首、三棱刮刀升级到切菜刀，到了１９６８年一度把北京变成一个 可怕的城市。 　　但“血统论”并没有因为“对联”的逐渐被忽略而减轻。１９６８年初在 北京从学校里参军入伍的公安部某副部长的儿子，两个月后因老子出了问题而 被“基本如此”地打发复员，回到了学校。“好汉”一夜变“混蛋”是那么荒 唐，但又是那么现实。 　　所谓“不唯成份论”是没有任何“定量”依据的，绝无一个固定的百分比 ，只要有一宗反例就可以称为“不唯成份论”。所以凡是对“出身”有要求的 岗位，毫无例外都是象当兵那样执行着这样的“基本如此”。 　　在农村，执行的是“绝对如此”。贫农的儿子还是贫农，地主的孙子仍然 是地主。直到１９７５年笔者在插队的村里还看到，地主的孙子在地里和大家 一起边劳动边闲聊，大家议论讽刺到党员干部时，只有地主的孙子在旁边一言 不发。大家临时开个会，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地里干。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地主 ，没有和大家一样的政治地位。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没有剥削欺压过任何人 。 　　对这个不满十八岁的“投错了胎”的小孩，笔者深深感到社会给予他的不 平等。但这就是“阶级路线”，就是“绝对如此”。 　　这种非常现实的情况，早在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笔者在北京四季青公社 北高庄大队就看到过。但那时看到的是地主的儿子，当时年轻的笔者还认为非 常合理。没料到十年以后经过文革还看到了地主的第三代，但心情早已一反当 年。所幸如今地主的第四代第五代，想必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摘自《浴火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