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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泪珠 2010年09月16日 12:27 阅读(1) 评论(0) 分类：历史之觞 权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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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批斗地主 资料图

继《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之后，高王凌又奉献出《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简称《新论》）一书。高王凌出书不太多，每本书的篇幅也不很大，但学术含金量很高。他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在学术史上具有颠覆性的大问题。

我们所谓的“旧社会”，是指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为社会两大阶级的“农业社会”或者“乡村社会”，这种社会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对于“旧社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政权与学界的共谋，已经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一、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二、佃农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地主对于农民还有超经济的掠夺和压迫，例如黄世仁与杨白劳和喜儿的那种关系；在地主、农民和皇权的三者关系中，皇权是地主的政治代表，是地主压榨农民的政治保障。高王凌的著作，以及秦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依据实证材料，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

高王凌归纳民国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调查统计，得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是36%），总之是不到40%”这样一个结论。

（《新论》，第5页）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秦晖曾据此作出“关中无地主”的论断。

关于地租率，高王凌指出，人们往往忽略了地租的“征收对象”，“即计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产量的问题”。

通常所说的50%的地租，其实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的产出。如果考虑到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些（而不是假定的50%）”。（《新论》，第7页）

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对地主的“超经济（契约）反强制”，就必然涉及到地主、农民和皇权的三者关系。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就不能不怀疑皇权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说法。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本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也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中国历史上只有“官逼民反”而无“主逼佃反”之说。也就是说，皇权和官府有时候会站在地主一边，有时候会站在佃农一边，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地主和佃农的共同对立面。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因为早先把“地主阶级”原来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农业“剩余”（大约占农业产值的1/5至1/4，算法：70%×50%-10%＝25%）转变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高王凌算了一笔账，使这种说法失去了立足之地。地主占有土地不足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0%，地租实收率是30%，地租总额只占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12%，或更低一些。（《新论》，第178页）高王凌在别的地方指出这个数值只有10%.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维持生计的小地主与一般自耕农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过去乡村中的高门大户通常都是兼营工商业者。

因此，真正的农业“原始积累”并不是取之于地主，而是取之于农民，是源于政府“重组基层”后在财政能力上的一种“突飞猛进”。（沈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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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来源：新华网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余玮 吴志菲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一）不能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可能要亡党亡国／要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 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而相当多的老干部又不愿交班。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 年7 月14 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 岁左右的人了，60 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 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 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 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 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 月2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 年1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 月18 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9 月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 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二）“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 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 年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9 月4 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默默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 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 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 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 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三）邓小平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1985 年，美国前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989 年11 月9 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 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 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 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五千多万中共党员和十二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4 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4 个角上别着4 个蝴蝶结，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代表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字：“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 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深沉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又坐在了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己有关。

果然，播音员那准确、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 月6 日至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洲四海。消息传开，人们从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11 月10 日至12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这天，邓小平又来到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中间，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时，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感到，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讲的话很多，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之时，在自己领导下的这些将军们面前，还是应该讲点话。

于是，邓小平手拿话筒，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着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四）“退就要真退”／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11 月13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旁边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几十位中外记者，邓小平向他们、也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六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他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 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有的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同陪同邓小平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激。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正式会见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照相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靠近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一批记者。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民国领袖们的财产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Wed Sep 15 23:18:15 2010)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
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
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 5亿元，其
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
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 1
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
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
汇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
、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
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
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
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该报告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
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
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 7年）。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
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
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
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
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
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
，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
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
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3777万元（2896
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 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
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
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
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
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
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
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因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
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允侵档霉刈⒌奈侍狻：慰?
，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
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
，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
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1949
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
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
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
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
   
    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与日本的龃龉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Wed Sep 15 22:26:04 2010)


[1] 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
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
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
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
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
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
    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
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
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东京197
0年版，第1245页。）
    宇垣答复： “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
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
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
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
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
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
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
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
；（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
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而孔祥熙院长
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
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 “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
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
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
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
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
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
公使或大使”。“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
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
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日本要求”蒋介石
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
，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 “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
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
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
《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
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
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
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 “共同
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
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 “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
”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
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
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
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
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
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
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
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2]：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
、”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
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
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
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
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
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
。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
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
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
将”讨共” 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
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
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
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
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
，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
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
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
”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
5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
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
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
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
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
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
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
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
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
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
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
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3]：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
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
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
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
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
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
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
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
；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
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
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
：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
”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
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
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
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
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
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
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
推迟一部分撤兵”。
（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
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
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
《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
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
。”（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
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
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
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
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
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
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米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
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
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
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
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
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
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
，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
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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