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冲突-协调的空间模式与策略

作者：  时间：2010-09-10   浏览次数：863 次

　  摘 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太原经济圈目前正面临着跨界冲突的严峻挑战，引发了现有空间模式与发展策略的创新与变革。对跨界冲突一协调的空间特征与问题进行研究，归纳出相邻空间、非相邻空间和多维空间等三种空间模式，其中多维空间模式又包含中心辐射型城镇群模式、通道发展型轴带模式和流域开发型廊道模式等三种类型，提出大原经济圈要打造“主次双核、一廊两轴”的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结构。

　  关键词：跨界冲突-协调，空间模式，太原经济圈

　  一  引言

　  “跨界冲突-协调”是一个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多年来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地理学和城市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围绕行政区划、行政区经济和跨界协调等作了大量探索性研究，近年来城市一区域管治的研究对跨界冲突的特征、问题、成因已有一定的揭示，对跨界协调政策与策略也有了基本思路。但在跨界冲突一协调的空间模式与策略方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本文以太原经济圈为例，阐述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模式与策略。一般意义上的太原经济圈包括太原市，晋中市的榆次区、寿阳县、太谷县、祁县、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吕梁市的交城县、文水县、汾阳市、孝义市，总共21个县（市、区），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晋中盆地，总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700多万人。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太原经济圈正面临跨界冲突及区域协调的严峻挑战，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空间战略与发展模式，以应对处理跨界冲突，促进地方政府空间发展战略的改革。

　  二  跨界冲突一协调的空间特征及问题

　  与珠三角、长株潭、成渝、新疆乌昌等经济圈相比，太原经济圈一体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跨界冲突现象时有发生，其空间特征及主要问题如下。

　  1.区域单极化、城市低水平同构化特征突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太原经济圈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单极格局。太原一枝独秀（建成区人口超过250万人），缺乏中间等级城市（50万-200万人）的过渡支撑，表现出典型的首位分布。市区国土面积仅为经济圈7%的太原，却集中了经济圈36%的人口、58%的城镇人口、57%的GDP总量、50%的工业经济总量、6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极化效应非常突出。

　  此外，经济圈内除太原外的其他市（县），诸如平遥、介休、孝义、汾阳等，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部分超越市（县）域的中心功能，如平遥的区域性旅游服务职能，介休的区域性管理（汾西矿务局）与铁路交通职能，孝义的区域性商贸职能，汾阳的区域性公路交通、高等教育、医疗服务与农业科研等职能。但是，受行政腹地与城市规模限制，主要还是以市（县）域一级中心的综合服务职能为主，缺乏大区域范围的分工定位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高层次职能，相互之间合理的分工与联系也尚未建立，中心城市呈现低水平同构化的发展格局。

　  2.带状组团拓展态势明显，区域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

　  基于优越的用地条件，晋中盆地自古以来就以其繁华富庶名冠三晋。近年来，在区域性交通设施的引导下，盆地内呈现各个城镇沿主要交通干线轴发展的趋势。盆地东部依托108国道、大运高速公路和南同蒲铁路，形成榆次一太谷一祁县一平遥一介休一灵石等城镇发展轴带；盆地西部依托307国道、太军高速，形成清徐一交城一文水一汾阳一孝义等城镇发展轴带。同时，经济圈城镇组团化发展特征也十分突出，北部的太原市区、晋中市榆次区（以下简称太原晋中）地域相邻，城市建设已经相互靠拢，基础设施正逐步实现共建共享，社会经济联系紧密，太原的教育、居住、产业等功能开始向榆次转移，太原晋中同城化态势逐渐明显。南部从介休经孝义至汾阳（以下简称介孝汾）的新月形发展廊道间，分布着介孝汾三个城区以及义安、梧桐、高阳、三泉、杏花村等主要城镇及工业区，形成城镇与产业组团发展的态势。

　  然而，尽管经济圈带状组团化发展态势明显，但仍与实现区域一体化相距甚远。由于各自为战多，相互融合少，彼此之间居住、工业、教育等组团分工不清晰，在空间上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整合，造成无序蔓延，相互干扰严重。同时，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转移与环境保护、道路衔接、结合部开发与控制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等方面也缺乏足够的沟通，不仅滞缓了太原晋中、介孝汾等地同城化或一体化的进程，还引发了不少跨界冲突。

　  3.城乡与产业布局分散化特征突出，产业集群化进程滞后，区域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经济圈各城镇之间没能形成稳定的共生发展机制，特别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制度安排上，都各自为政，缺少沟通协作和统一的行为取向，导致在城乡与产业布局方面呈现出分散布局、低水平竞争的态势：

　  ——相对分散的城乡发展空间。特大城市仅太原一个，无大城市，其余均为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小城镇数量多，扩张速度快，规模结构相对均衡，集聚效益不明显；村庄分布密集，数量多，规模小。

　  ——无序发展的产业布局空间。工业区发展迅猛，水平参差不齐，布局小而散，产业集群化进程滞后，同构化现象突出，在空间布局、与城镇的关系以及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等的协调与共享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例如，仅在太原晋中结合部在建的开发区就有三个，包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两个省级开发区；介孝汾城镇群的介休义安工业区、孝义梧桐工业区、汾阳三泉工业区就分布在短短不到30公里的距离内，并都以焦化产业为主。

　  ——工矿城镇分散式空间结构明显，城镇与企业的“二元化”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离城建厂”和“独立建区”，受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导致城镇用地功能的混乱和城镇内部空间的“二元结构”。

　  太原经济圈水资源匮乏，植被覆盖率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长期以来，由于资源型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增长方式，空间开发秩序紊乱，城镇与产业空间矛盾突出，再加上缺乏功能合理分工和空间有效管制，生态廊道与环境敏感区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区域环境污染和跨界冲突问题日益严重。要再现“蓝天碧水”和“汾河流水哗啦啦”，太原经济圈任重而道远。

　  4.资源利用方式单一趋同，缺乏整体协调和错位发展

　  山西省资源丰富，尤其是矿产和旅游资源在全国具有突出地位。矿产资源中，探明储量的有53种，居全国前10位的有34种，煤、煤层气、铝矾土、耐火粘土、珍珠岩、镓、沸石等居全国首位；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271处，居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太原经济圈探明煤矿、铁矿资源分别占全省的28.85%和42.92%；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58处，占全省的21.4%；区域矿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丰富的资源为太原经济圈发展资源型产业和旅游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各地盲目上马见效快的采掘、焦化等产业，工业园区无序发展，产业特色不突出、类型雷同，主要都是焦煤、化工、建材、铸造等劳动密集型和中低层次技术为主的传统工业，不仅无法优势互补，还会造成相互挤压及重复建设，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旅游资源利用方式单一趋同。旅游开发各自为政，旅游产业同构性较强，错位发展不足，多以建筑、民俗为主，缺乏具有社会生活体验方式的旅游产品，既留不住客人，也难以充分展示文化遗产的精髓和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的保护格局。因此，晋商和晋阳文化旅游资源和品牌亟待整合。

　  5.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缺乏协调，共建共享程度有待提高

　  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协作与共享程度有待提高，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有待建立。首先，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空间结构缺乏协调。由于缺少宏观调控，经济圈内各城镇发展基本仍处于自发状态，致使基础设施发展规模、空间布局、建设时序、运行方式不合理，既不符合各种流态分布特征和运行要求，也不利于加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还可能造成空间分割，降低区域发展的整体效益。如太原晋中接壤地带机场、铁路、高速公路、高压线等区域性设施要素聚集对空间的分割构成同城化的最大障碍。

　  其次，不同区域性基础设施彼此之间缺乏协调。交通、供水、供电、供热、供气和通讯等各种基础设施作为独立系统部门已形成各自的网络，由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忽略了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相互干扰现象突出，破坏了基础设施系统的协调性和整体性。

　  最后，单一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内部缺乏协调。由于各级行政地域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分割，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行政单元、不同部门之间往往缺乏协调，造成恶性竞争、效益低下，容易产生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降低经济圈的整体效益，如经济圈煤炭运输与客运、城市交通、旅游交通以及其他货运之间一直存在难以化解的矛盾。

　  三  跨界冲突一协调的空间模式与空间策略

　  地域是人类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载体，任何活动都离不开一定地域空间的支撑，不同区域之间的跨界冲突一协调活动也不例外。由于跨界冲突一协调的主体、目标、性质、策略和结果不同，其组织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差别，这种在地域空间上的不同组织结构形态称之为跨界冲突一协调的空间模式。根据参与主体在空间位置上的不同关系，可以把跨界冲突一协调归纳为相邻空间、非相邻空间以及相邻空间与非相邻空间交错的多维空间等三种空间模式。

　  1.相邻空间模式

　  相邻空间模式，是指两个或多个区域对共有边界地区进行开发与合作的一种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模式，其特点是参与的区域主体在地域空间上紧密连接在一起。该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跨界（境）工业园，实质就是要通过共同开发工业园区，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整合与社会融合。一些地区跨界工业园的建设实践表明，通过园区建设可以实现“好的管治”的目的，因而实质上成为一种实现区域整合的新的有效手段。

　  太榆晋中同城化作为太原经济圈构建的核心问题，可借鉴其他地区同城化的经验，在两市交界处划定太原晋中协调区或共建区，作为两市的重点发展区域，在省政府的支持下，两市积极配合，高起点、高标准地进行规划控制与建设，将其打造成为山西省未来的战略中枢。同样，也可在介孝汾三市交界处划定协调区或共建区。

　  2.非相邻空间模式

　  非相邻空间模式也称异地开发互补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突破行政区划和空间的制约，根据资源的互补性，找准各自的优势资源，通过异地资源合理的配置，从而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各个区域主体在地域空间上并没有相连，而是相互错开。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转移产业园、易地开发补充耕地、异地合作办学等等，都是这种非相邻空间模式的典型表现。该模式的优点是可以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按照市场规律的作用谋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行为，在“行政区经济”和“GDP政治”的背景下，会导致地方政府短期的非理性开发行为，而忽视区域的长远发展，此外，该模式也将导致对一些污染型企业的转移大开绿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经过近几年资源型产业的高速发展，经济圈核心地区目前的生产要素、环境容量、发展空间已接近极限，因此，需对一些能耗大、排放多、对城市环境和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企业进行搬迁，并促使其向环境容量更高、利润空间更大、效益更好的地区转移，如以太原西山地区综合整治为标志的产业转移。

　  3.多维空间模式

　  多维空间模式则是一种综合性的空间协调模式，参与跨界冲突一协调活动的各个主体在地域空间上既有相连的，也有互相错开的，是相邻空间模式与非相邻空间模式的交叉与综合。根据空间结构形态上的特点，可将该模式分为以下三种：中心辐射型城镇群模式、通道发展型轴带模式和流域开发型廊道模式。

　  （1）中心辐射型城镇群模式

　  中心辐射型城镇群模式，指以经济文化发达且具有较大经济集聚和辐射能力的城市为核心，超越行政区划边界所形成的有机结合甚至一体化连绵区域的一种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模式。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镇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许多地区都把围绕中心城市构建城镇群、经济圈提到重要的位置，并将其作为各地区整合区域资源、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如东部以广州、深圳、珠海为中心的珠三角城镇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中部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大都市圈，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西部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等。

　  在太原经济圈的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不可替代，并在整个区域的发展中举足轻重。要在太原晋中同城化地区和介孝汾城镇群组团化发展的基础上加以科学引导，加快实施太榆同城化工程和介孝汾一体化工程，强化跨界协调与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发挥核心城镇群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强强联合，形成带动经济圈快速发展的“主次双核”，使经济圈成为带动全省发展的增长极，进而成为中部崛起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北引擎”。

　  （2）通道发展型轴带模式

　  通道发展型轴带模式，是指以交通干线为骨架，沿着交通通道延伸所形成一种带状、连绵的城镇轴带的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模式。该轴带往往成为所在区域的“脊梁”、神经中枢，是区域城镇网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珠三角东岸地区已初步形成的穗深港巨型城市走廊，这是一条高密度人口走廊及城镇走廊、高强度土地利用走廊、高频率运输走廊和产业走廊，成为整个区域发展的“主干道”。

　  晋中盆地要在由省会太原沿东西两侧辐射出的两条区域性综合交通干道的引导下，构建支撑经济圈的两条城镇发展轴带。盆地东部，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和灵石六地历史上同脉，地理上同源，文化上同传，是晋商和晋商文化的发源地，要通过赋予晋商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塑造经济圈的区域文化品牌，加快发展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晋商文化产业，以历史文化旅游为重点促进文化产业振兴，以平遥为旅游集散中心，以108国道、大运高速公路和南同蒲铁路等形成的综合性交通通道为区域发展“脊梁”，以榆次、太谷、祁县、介休和灵石等为重要节点，着力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创意文化产业基地，构建榆次一太谷一祁县一平遥一介休一灵石“晋商”历史文化发展轴。盆地西部，应在清徐、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地良好的产业基础上，以构建太原经济圈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继续强化汾阳白酒、清徐老陈醋、文水农副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整合优化孝义、汾阳、交城等地的焦化、煤炭、铸造、机械等产业，促进经济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群化，依托307国道、太军高速以及在建的太中银铁路，构建清徐一交城一文水一汾阳一孝义清洁工业发展轴。

　  （3）流域开发型廊道模式

　  流域开发型廊道模式，是指以重要水系为脉络，通过流域水资源的科学分配与管理，强化流域内政府间的协调与调控措施，形成以流域重要水系为依托、上下游协调发展的跨界冲突一协调空间模式。早在1980年代末，广东省江门市就已经先行开始探索，并开创了流域水资源联合保护的一种全新协调模式——潭江模式，即通过政府部门的制度化措施以及跨界协调机构的联合行动，建立流域水污染防治对话平台，采取契约治理和规划引导的策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实现互惠互利的多赢格局，为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作为山西的母亲河，汾河贯穿太原经济圈，汾河流域是山西省及太原经济圈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密集区、粮棉主产区、经济发达区，是全省及太原经济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汾河治理事关山西发展大局和沿河人民的切身利益。要继续推进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与保护工程，依托贯穿南北的汾河为主轴协调流域开发与保护，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地方法规、编制科学规划、确定共同措施、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重大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制度，并积极探索流域水资源保护补偿机制，实现群防联治，共同促进流域上下游协调发展，构建以汾河生态走廊为骨架，以山、林、耕地、水库等自然要素为基础，与区域城乡、产业以及基础设施空间体系相平衡的立体化、复合型、网络式的区域生态系统。

　  四  结论

　  综上所述，跨界冲突一协调存在相邻空间、非相邻空间和多维空间等三种模式，其中多维空间模式又包含中心辐射型城镇群模式、通道发展型轴带模式和流域开发型廊道模式等三种类型。结合太原经济圈跨界冲突一协调的现状空间特征及问题，要实现经济圈跨界冲突一协调的良性互动，促进跨界合作，就要综合运用相邻、非相邻以及多维空间发展模式，打造“主次双核、一廊两轴”的空间布局结构：即以太原晋中同城化地区为主核，以介孝汾城镇群为次核，建设中间依托贯穿南北的汾河为主轴的绿色生态廊道，以及东部榆次一太谷一祁县一平遥一介休一灵石“晋商”历史文化发展轴和西部清徐一交城一文水一汾阳一孝义一介休清洁工业发展轴。通过这一布局结构，勾画出以太原晋中同城化地区为领头，以汾河生态廊道为中脊，以位于汾河东、西岸的“晋商”历史文化发展轴和清洁工业发展轴为两翼，以介孝汾城镇群为尾翼的雁行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1]陈树荣，王爱民.隐性跨界冲突及其协调机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09（4）：26-31

　  [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太原经济圈规划纲要草案[R]2009：8-11

　  [3]王登嵘，丁镇琴，张润朋.基于管治理念的区域整合新手段：跨行政边界工业园区[J].规划师，2005（2）：59-63

　  [4]李文星.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100-121

　  [5]曹小曙等.穗深港巨型城市走廊空间演化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6-23

　  [6]李锦生.构建“晋商”历史文化城镇群的设想——“晋商”遗产廊道与文化线路的发展探索[J].城镇化研究，2008（2）：5-10

　  [7]王恩瑞，段伟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山川秀美新山西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N].山西日报，2008-05-28（A1-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