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如琴烧伤前照片:袁志刚:全球化的矛盾与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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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全球化的矛盾与协调机制

    来源: 文汇报  发布时间:2007-7-10 9: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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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在不断促进全球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每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被全球化排斥在外的国家和全球最贫困的人口越来越贫穷;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等等。发达国家必须承受经济结构调整的痛苦,普通劳动者因全球性竞争的加剧面临收入下降的危险,非技能劳动者因本国低端产业向外转移而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周期的冲击和金融风险的冲击。
        
    讲演者小传
        
    袁志刚
        
    1958年1月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先后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学士)、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硕士)和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1993年回国,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1994年出站留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至今。
        
    最先将非均衡经济理论引进国内,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在宏观经济运行和就业、失业问题研究领域,出版了《失业经济学》、《隐性失业论》等著,并编写了《上海就业报告》和《中国就业报告》。在《经济研究》等经济学核心杂志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主宰当今世界进程的一种重要力量。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著)正是因其对全球化进程做了精当描述而风靡全球。该书将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高效率用现代化、效率化和私有化集一身的“凌志汽车”来表示,将日益受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威胁的世界多元文化的生存、多元政治的诉求和人类的公平用“橄榄树”来表示。仔细推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单一的经济效率追求问题与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及公平的追求问题,确实是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如何寻找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平衡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和全球多元利益的协调机制,使得人类在不断推进经济效率的同时,生活得更加美好、公平、和谐,是我们必须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一、全球化的“得”与“失”
        
    全球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化仅指贸易、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各种技术转移壁垒的减少。广义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和社会的日渐融合,不仅是指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自由流动,更是指各种观点、准则、信息以及各民族习俗的融合。但一般来说,我们都把全球化理解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资本和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联合逐利的过程。单就经济效率而言,全球化最根本的内容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
        
    资本要素所有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全球生产要素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优化配置,不断追求资本的效率,在资本效率追求的过程中达到所有生产要素的优化使用,从而使全球的生产效率达到最高。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是同义词。
        
    自十五、十六世纪以来以大西洋和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和地理大发现为开端,引发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使这两个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但是,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当时只拥有海上贸易优势,没有自己发达的生产体系,它们逐渐衰落,世界市场拓展所带来的好处此后滋养了有发达生产体系的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并催生了那里的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这样的超级大国。
        
    第二次全球化高潮,是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国家大规模转移,有多达6千万的欧洲人移民到了北美。在这次全球化过程中,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把北美当作最大的资本输出地,欧洲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尤其是美国的上升速度非常快。这可以用经典的HO模型来加以解释,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了贸易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北美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涌入,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加上美国内部的自由竞争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体系,使得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通过这次全球化,世界财富总量得以急剧膨胀,最终以产生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为标志。
        
    两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暂时中断。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以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为标志,更多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化的国际大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研发和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不管在高端技术领域还是低层次的制造业领域都大大拓展了全球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和生产的效率。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使全球GDP总量增长了6倍,但是全球人口只增长了2.5倍,说明全球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随着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14亿降到1998年的12亿,整个发展中国家在1981-2001年里贫困率有了显著的下降。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全球化在不断促进全球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每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被全球化排斥在外的国家和全球最贫困的人口越来越贫穷;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等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可以很好地展示和说明上述现象产生的机理。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生产要素的配置尤其是资本要素的配置具有更大的效率,消费者面临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承受经济结构调整的痛苦,普通劳动者因全球性竞争的加剧面临收入下降的危险,非技能劳动者因本国低端产业向外转移而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全球化其生产的产品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取较高的收益,同时可以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国内生产要素的配置可以更加合理和有效。但是,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周期的冲击和金融风险的冲击。
        
    二、资本原则与劳动原则的矛盾
        
    新古典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各种不同要素的报酬之和等于总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中,这种生产方式都是公平而且有效率的,不管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都是等价的。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用的几乎都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新古典理论对此也有不少解释,比如认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在封建社会,土地相对于劳动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地主就掌握了生产方式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稀缺的要素,生产方式的支配权就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性,资本可以成为企业家能力的信号甄别机制,加上资本拥有经济过程的剩余索取的权利和承担经营风险的义务,劳动则必须依附于劳动者而不能成为抵押品。这就导致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安排,就是让资本雇佣其他要素。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首先是通过资本要素收益的提高而体现出来的。现代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的过程也是其他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过程。
        
    但是,全球化的资本行为,或者说资本原则的全球化,将导致局部地区劳动者利益的损失,资本原则与劳动原则经常发生矛盾。法国企业所遭遇的“红利困境”就发人深省。2006年是法国股民大收红利的一年,法国CAC40指数利润和红利大幅增长,增幅分别达到9.5%和23.5%,法国股民将得到高达316亿欧元的现金分红。然而,法国经济专家同时指出,在企业利润和红利上升的背后,是资本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方不惜一切代价降低生产成本,其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劳动力越来越不值钱,另一方面企业向低成本国家的转移进一步恶化了法国的失业状况。更有甚者,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因为金融资产可以在全球高度流动,股民对所投资企业的红利期望越来越高,如果红利达不到15%至20%,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就会失去资金,企业就会融不到资金。同时,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将进一步导致该国金融市场的萎靡不振,从而在全球金融高度竞争的背景下,导致该国金融服务业的萧条和失业的增加。
        
    法国的案例说明:第一,从一国内部来看,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存在尖锐的矛盾;第二,全球化使一国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第三,全球化下的发达国家企业高额利润的获得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受到较大程度的剥削;第四,金融的全球化推波助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在以资本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条件下,资产者得到前所未有的联合,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
        
    三、单一的经济效率原则与多元政治文化诉求的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这里,经济效率标准是单元的,是全世界都可以认同的,并且是可以测量和比较的。即便像前面提到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再分配机制,通过将全球化过程中获利者收入中的一部分转移到这一过程中的受损者手里,如果整个经济还有剩余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全球化是可取的。
        
    但是,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是多元的,它们不像经济的效率标准那样可以单一地加以衡量和比较。二战以来的这一次全球化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的某些公共产品是美国提供的(没有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全球化的许多准则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全球化是以美元为基础货币而展开的;等等。因此,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无不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政治标准、美国的文化以及美国消费主义至上的生活方式同美国的经济标准一起对其他意识形态、其他政治标准、其他文化和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侵略性。例如,在全球大众品牌面前,许多流传多年的民族品牌消失得无踪无影;美国的快餐文化压倒一切,俘虏了全球一代年轻人;美国的影视作品充斥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影视市场;日常生活中可口可乐等软饮料广告到处可见;人们对互联网和英语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如果说经济效率可以有高低之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则很难有优劣之别。自然之美,在于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之美,在于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政治利益从来都是多元的,它们有时相互矛盾甚至针锋相对,从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说法。政治需要辩论,需要倾听多方的意见,而且在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哪一天全球化在统一的经济效率追求之下消灭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使各民族不能和谐相处,那将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
        
    正是出于对全球化这一后果的不安和反思,一个不同于“美国模式”的“欧洲模式”似乎正在慢慢形成。所谓“欧洲模式”,就是要对人类无限制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加以节制和约束,努力保持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更多地从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去提高生活的享受度和满意度。目前,随着亚洲经济特别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亚洲和中国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之后,正在积极探索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新的发展模式。若干年后,亚洲或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许会对人类的全面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多种模式的共存与比较可能是长期的,而且,我们很难像经济效率标准那样,用一个单一的全球都同意的标准来衡量各种不同的模式。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单一经济效率标准和多元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
        
    四、建立全球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协调机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确实面临着单一的经济效率原则与多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不同的利益主体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比较消极的反应,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和各种形式反全球化进程的言论和运动。这些反应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重要的是全球化需要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来解决单一的效率原则和多元的政治、文化、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前我们需要在如下一些问题上来做进一步的思考。
        
    谁来提供全球化过程中的公共产品?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配置是跨越国界的,跨国公司的活动不受某个单一国家法律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产品的供应是必要的,并且全球公共品的提供对穷国来说回报率相当高,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公共健康和疾病控制领域,以及为保护区域和全球环境资源所做的努力等方面。这些全球项目需要像国内税收的做法那样在全世界共同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尝试一种所谓“国家破产机制”的提议,即把一国当作公司来管理,一旦该国受到金融冲击,就可以向IMF申请“破产”。另外,诸如破产程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海洋资源、加大食品安全体系的投入、监督公共健康体系等,所有这些都会减少全球的负外溢性对穷国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同时增加正外溢性对穷国的潜在收益。能够为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的,要么是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如美国;要么是各类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等。有西方学者认为,二战以后,美国对整个西方国家而言,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全球化和国别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其中获益最明显的是日本和德国。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国家,它不可能作为全球各民族和国家公共利益的代理人。事实也正是如此;作为受国内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集团左右的美国政府首先必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有时美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上做得越多,其所招致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反对越多。
        
    国际标准和准则如何形成?国际机构在全球化的国际标准和准则形成方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许多国际标准和准则是多国谈判的结果。这些国际标准和准则对全球化的推进和各国利益的维护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在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全球化等方面,国际机构的国际准则认证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作为,比如,生产的环境标准,资源的消耗标准,劳动标准(一般认为,要保护和协调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发达国家必须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富有弹性,而对发展中国家应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条款,如SA8000认证),金融企业和金融行为标准,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和准则对协调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些标准的形成本身也无不充斥着各国之间政治和经济的博弈,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实力强大,这些准则往往体现了他们的意志。对于这些标准的理解和执行力度也往往充斥着各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博弈。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果保护期限过长,其实质就是创新的垄断权得到维持,超额利润被获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继续剥削得以增强,从而不利于知识的全球传播;如果保护期限过短,则不利于激励创新,对全球的技术进步不利。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度”的掌握十分重要。同样,SA8000认证问题本来是一个协调和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企业责任问题,但是,如果过度地和不恰当地引用这一标准,它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正常贸易出口。
        
    市场机制在协调全球多元经济主体利益方面将无能为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市场机制本身在协调全球化多元主体利益方面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诺奖经济学得主阿马蒂亚·森就认为,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民族以进入全球化的平等机会,对这些民族来说,重要的是让他们利用市场机制进入全球化。同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服务业的进一步兴起,服务业领域的劳动者通过该行业收入的提高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等等,都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另外,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之所以出现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市场对一些国家还没有充分开放,或者说,开放还不是相互的、多方位的。
        
    最后,各国国内政策在推进全球化、保证全球化效率提高的同时,对于协调多元利益、保持多元文化共存等也大有可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税收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缩小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发达国家要在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教育等方面增加投入,使劳动力能够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在教育方面提供公共产品,特别应该在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等方面增加公共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福利,让他们分享全球化的利益。发达国家根据本国人口不断老龄化的现实,应考虑尽可能接受外国移民。须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才是全球化的最高目标。此外,还要逐步建立全球公正意识,树立全球长期目标,在全球公正意识和全球长期共同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发达国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当援助,从而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