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怎么转发到朋友圈:“伦敦，一座红色的迷宫”（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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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伦敦将近三个月了。
    
    临行前，张枣跟我说：“快点去吧，伦敦很好玩，伦敦就是一座红色的迷宫。”
    
    这句话特别让我振奋。因为准备出国手续过于漫长和繁琐，我对来伦敦已觉兴味索然，加上人到中年再漂洋过海，出国访学变成了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张枣这句描述重燃了我对伦敦的热情。
    
    我对伦敦的认识确实是从红色开始的，从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那辆红色的双层大巴，到伦敦街头无所不在的红色电话亭，伦敦的红色像跳动的火焰。张枣是诗人，到了伦敦之后我不得不惊叹，他这听起来如诗歌般梦幻的句子，在我看来是对伦敦最经典的描述。三个月来，我惊叹并陶醉于伦敦的红色，的确，从往昔到今天，伦敦漫长的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了红色的迷宫中。
    
    一直想找机会告诉张枣我对伦敦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个机会永远没有了。昨天傍晚，我正在急匆匆地赶往Russell Square地铁站，去接一个到伦敦来的朋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张枣已经去了。这消息让我猝不及防。我在街边站了一会，看着红色的巴士一辆接一辆在眼前飞驰而过，不远处的Russell Square地铁站也是红色的，红色的迷宫充满了生机，张枣却已经走了。“伦敦，红色的迷宫”，是我听到的张枣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他就被确诊为肺癌，飞回德国。如果病中的张枣不再作诗，那么，这也应该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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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到张枣是在2006年。那时他决定回国到我们教研室任教。我对他的了解只有那首在大学时代读过的诗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镜中》）。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年轻人中犹如诗歌圣经般的《青年诗选》，好像就选有这首诗。那时我们正准备引进一个学术带头人，张枣就成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海外引进人才。张枣到北京来的三年，也是我们最忙碌的三年，本科教学评估让所有人焦头烂额。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烦张枣，我觉得他这个引进人才，不但没有让我们的工作变轻松，反而添了很多乱。他使我一度坚信，也许诗人，尤其是像他这样有流浪情怀的诗人，真的不适合在中国的高校里任教。
    
    学校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他却总是给我打电话说：“我能不能只上研究生的课呀？别给我排本科生的课了吧？”这时，我就又气又无奈。有一次，研究生面试结束之后，他一本正经地问我们：“为什么这些学生总是说‘现代文学30年’，30年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不说40年、50年？”听了这话，我就知道，完了，真的不能给他排本科生的课了。学生要统考，他真的没法按照我们的统考教材给学生上课。否则，学生考试怎么办？后来学院出了个好主意：让张枣给本科生开双语教学课。张枣特别高兴，他开设的课程叫做《英语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讲中西诗歌比较。这课一开，他就拥有了一大堆粉丝，他本来就是学英语文学的，又以诗人的敏感带领学生考察中西诗歌的关系，让学生们耳目一新，他们还给他取了昵称：阿枣。上课成功了，但是出题又遇到了麻烦。学校要求严格按照考试模板出题，这成为张枣的一大难题，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有一天，下午就要交试卷了，他早晨打电话给我，说他怎么也弄不好那卷子，要传给我帮他修改。我只好赶紧跑到教研室的电脑前等着他的卷子。我以为只是格式问题，应该很快就会弄好。但是拿到他的卷子我却傻眼了，只有卷子，没有答题要点和评分标准。他也急了，赶紧补做。然后校对、修改，一遍又一遍。如果说诗人都对数字不敏感，那么张枣堪称诗人之最。到下午三点，忙碌了大半天的张枣已经饥肠辘辘。我对电话那头的他说，你去吃饭，我帮你校对最后一遍。文字都没问题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他出了三道大题，每题30分，明摆着加起来90分，可是他却白纸黑字地写上总分100。我跟他说：你再匀匀，看看哪题应该分值多点，加在一起得够100分呀。张枣很愧疚地赶紧去修改，改过的分数我一看，这回是一道35，一道32，一道34，加起来又101分了。卷子改好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了。那天离开教研室的时候，我很烦躁，觉得他添乱，也突然有点心疼他，心想，真该好好写你的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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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枣离去了，我坐在伦敦街头宁静的街心花园里，看着脚边自由自在觅食的鸽子和清新的草地，这些往事清晰地浮现出来。和以往的生活相隔了一个大洋，却像相隔了一个世纪。我突然意识到和张枣成为同事三年，却从没有认真和他交谈过。我只是很烦他让我增加了很多无谓的工作量，没有心境似乎也没有时间要去了解他。
    
    张枣确诊前的一个月，一个研究生告诉我：张老师身体不舒服，他腰疼，打了出租来上课却下不来，是几个学生把他搀出来的。我听了很是震撼，在我，绝不会有这样的毅力，而且我也不会有这样的精神，为了上课命都快不要了。我一直觉得他对待工作吊儿郎当的。这让我对张枣另眼相看。还有一次，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竟然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刚刚从教室里出来。那天中午我忙着去办出国必备的银行卡，急急忙忙地走到学校西门，正好和张枣碰个正着，如果他不叫我我真认不出他来。大概只有两个星期没和他见面，却完全变了一个人，那张饱满的有光泽的脸变得异常消瘦，以往衣着洒脱的他却穿了一件旧式长款羽绒服，慢慢地一步一挪地往前走。他说：“我生病了，腰疼咳嗽，特别难受。”我很想陪他吃顿饭，但是给我办卡的姑娘已经等在了西门。他说：“没关系，我刚下课，吃碗桂林米粉就回去休息，以后再聊。”我只好匆匆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候病情，并把我一个正以诗歌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生托付给他。这是我三年来给他打的最长一次电话，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几次都被他剧烈的咳嗽打断，我劝他去休息，但他总说没关系。他详细地跟我说到这个学生在未来的写作中会遇到的理论障碍以及克服它们的种种途径。他对论文的关注程度让我这个导师很是汗颜。谈话中，他也反复地告诉我，伦敦很好，但你肯定会很寂寞，很孤独。在国外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难耐的孤独，张枣选择了回国。但是国内的生活对他也是一种折磨，没完没了的开会他就很难受，琐碎的程式也让他很烦躁，学校给他的宿舍他不住，大老远的住到望京去，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吧。
    
    我到伦敦，到了这个红色的迷宫里，我却全然没有张枣所说的寂寞和孤独，只觉得心灵的宁静，浸泡在嘈杂、繁琐的生活中太久了，我反而享受这种宁静。张枣和我是同龄人，喧嚣的80年代使他成为诗人，为了保有心灵的自由和激情。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游荡欧洲，之后一直过着这种漂流的生活。但读他的诗就会发现，其实这种长久的漂流也是很痛苦的。《蝴蝶》《梁山伯与祝英台》《何人斯》……从他诗歌的命名就可以看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眷恋不只是他的诗歌意象，更是一种激荡他创作的生命之水。即使他写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和故国相连的。张枣的浪漫和激情可能没有土壤来安放，所以他觉得孤独，以至于决然地回来。而和他同龄的我却被迫在无数的规训和刑罚中成长，我曾有的浪漫和激情已经被无数的规训挤压成为硬壳，没有了柔软的生命。拥有自由的心灵，却会有无根的孤独；踩着厚实的土壤，却有被板结的悲哀，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所以，虽然是同龄人，这三年来，除了处理烦人的琐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和张枣坐下来谈一谈。张枣的离去让我痛悔，失去了了解他的机会，也看到了自己灵魂的粗糙。敬文东对我说：“你说你不了解张枣，这不怪你。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彼此不了解。这是我们的悲哀。张枣诗歌的最大主题是‘知音’，他只为知音写作，就是看清了人世间心灵从不相通的亘古疾病。”
    
    正像张枣所说的，伦敦是一个好地方，它给了我无数的震撼和启发。在伦敦的三个月，正是伦敦最寒冷而又阴郁的季节，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前所未有的辽阔，伦敦的红色暖化了伦敦的阴郁和潮湿，走在湿湿的石板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觉得身体里的那个硬壳正在慢慢褪去。感谢张枣，感谢他送给我一个“红色的迷宫”。
    
    远处，教堂里的钟声响起，悠扬的歌声也随风飘来。相信天堂里的张枣不再孤独。他永远是学生们的“阿枣”。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我们骂他，爱他，陪伴过他。
    
    2010年3月13日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