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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扑救勇士

在乌克兰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内悬挂着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奋勇扑灭大火的消防员的肖像（摄于2006年4月3日）。新华社发
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公布的一段回忆录像中，有这样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一架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区执行灾害清除任务，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竟然成了机组人员的“最后旅程”。
当时，这架米-8直升机正在发生事故的四号机组上空作业。飞机在空中盘旋，缓缓向作业区域接近。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或许受到强烈放射性的损伤，只见直升机先是尾部一沉，然后弯转扭曲，紧接着整个机身像泥一样瘫软，螺旋桨断裂碎片四处飞溅……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里，直升机便坠入核反应堆中。
当时，直升机上共有四名机组人员，而他们只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牺牲者中的一小部分。
安纳托利·格里先科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米外穿针一样。“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过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吨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达到200拉德，美国专业标准规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能超过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尼古拉·戈巴琴科
他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间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克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
后来，戈巴琴科被评为最低一级残疾。
列昂尼德·沙弗雷捷
他是电站消防队班长。4号反应堆起火4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接好水枪，实际上他们从未学过怎样在放射性环境灭火。沙弗雷捷只看到涡轮机车间的沥青屋顶好像要燃烧，就跑出去和4名战士一起顺着外面的楼梯向屋顶爬去。
当沙弗雷捷下来拿另一个水枪时，看到已经完全喝醉了的消防处长列昂尼德·特尼亚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们在屋顶警戒，结果他们在屋顶等了好几个小时，四周落满了反应堆炸出来的石墨。事后处长因爆炸后头一个小时的“高超指挥”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后来又提升为少将。
清晨6点，沙弗雷捷从屋顶下来，第一次感到极度虚弱，到29日第一次查血后，他才住进当地医院，后来在基辅的肿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辐射剂量为600伦琴，他被确诊为三度辐射病。
安纳托利·库什宁
基辅军区空军驻基辅防化部队指挥官。军区防化部队当时一共向切尔诺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库什宁负责空军人员的辐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机飞行员在舱内地板上铺上石墨垫。并在中途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为直升机和飞行员建立了洗消站。从反应堆上空返回的直升机都用特制的溶液清洗，飞行员也要洗澡，换上新制服和靴子。直升机的发动机无法化学洗消，事后就和一些直升机一起被永久留在30公里禁区内。
毕业于防化兵学院的库什宁知道:防化服和面具只能防止吸入过量放射性尘埃，防不了放射性同位素。他的办法是不停地抽烟，烟粒子能吸附一些进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来。结果他只受到130伦琴的辐射，第一次查血的结果医生都不敢相信，当然后来他还是称不上健康，经常头痛。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