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餐自助餐菜单做法:郭军宁：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新考

　　最近，我在大量收集各种说法的论据和找到新的证据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辨析考证，从而自信满满地认定：朱德的确是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首创者。

　　一

　　“毛泽东说”、“朱德说”和“张世熙说”都不被普遍认可的原因

　　“毛泽东说”的第一个理由证据不足

　　主张“毛泽东说”的同志指出：关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谁提出的问题，在彭德怀、陈毅的回忆文章中有肯定性的说法。彭德怀1937年在《八路军怎样作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曾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9年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

　　由于这两段话的出处不详（论述者没有说明文章出自何处及何时），我没有找到原文，不能肯定其真伪。但是，即使彭、陈二位元帅这样说过，由于他们并没有指明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提出了这个“十六字诀”，从研究考证的角度看，这种说法的证明力是不够的。我们从事研究工作不应因人论定，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老帅，德高望重，就因他们有了肯定性的说法而不加分析地赞同认可。

　　“毛泽东说”的第二个理由子虚乌有

　　他们说，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原型“十二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

　　果真如此吗？我仔细地查找了当年参加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的老同志的所有回忆，却得到了与之不同的结论。

　　（1）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县委委员、县苏维埃秘书长许大权回忆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秘诀。。。。。。”（1）许大权虽然提到了“十二字诀”，但没有具体说出“十二字诀”的内容。到底是哪十二个字？也许是“坚壁清野、敌进我退、保存实力”，也许是“既要学会打圈，又要学会打仗”,也许是其他什么内容。所以，这个证据不足采信。

　　（2）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县委委员曾华英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清敌人多少，了解敌人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2）请注意，这段话讲的是游击战战法，或者可以认为是游击战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这段话说的不是“十二字诀”。曾华英也没有说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十二字诀”。 “十二字诀”有其内容及文字特定的规定性，我们不能将似是而非的东西等同于是。所以，这个证据也不足采信。

　　这两段资料清楚明白地说明：1928年1月20日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没有“十二字诀”的内容，毛泽东在会上没有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原型的“十二字诀”。

　　“毛泽东说”的第三个理由依然证据不足

　　他们说，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有两个证据：

　　(1)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的就更具体了。”（3）这段话和彭、陈二位元帅说的意思大同小异，并未说明毛泽东在何种场合提出了这个“十六字诀”及其具体内容，缺乏证明力。

　　另请注意：陈正人讲的是“十六字原则”，而不是“十二字诀”。这段话反而说明了他即使参加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也没有在会上听到毛泽东讲“十二字诀”。陈正人作为中共万安县委宣传部部部长、万安行动委员会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党代表参加过万安暴动，1928年1月回到家乡担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他参加1928年1月20日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的可能性很大，但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他确实参加了此次会议，他自己也没有说过。

　　(2)韩伟在《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中的回忆：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毛泽东就对部队官兵讲了战术问题。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很，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4）这句话里毛泽东确有“敌进我退和敌疲我打”的意思，但意思终归是意思，不能和实际划等号。毛泽东在这里并未说出“敌进我退，敌疲我打”这八个字，他虽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疲我打”，但没有就是没有，可能不等于现实。

　　陈正人和韩伟的说法的证明力同样不够，不足以据此论定。

　　“朱德说”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主张“朱德说”的同志指出： 1986年12月纪念朱老总诞辰100周年时，聂荣臻元帅在《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一文中写道：“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赏而经常引用。”（5）聂帅的文章距今不远，发表于纪念朱老总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文中还明确地指出了朱德提出“十六字诀”的时间：是“在井冈山时期”，并“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赏而经常引用”。 “朱德说”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可信度要比彭德怀、陈毅、陈正人、韩伟的说法高。

　　不仅如此，他们还找出军旅作家刘白羽说的话作为证据：在其所著的《大海——记朱德同志》一书中写到：“红军，由游击队整编为正规军，朱德同志在这一建设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井冈山时期，他发明了游击战战术要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6）他们说，刘白羽在1941年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此书原名为《朱德将军传》，未公开出版），肯定是详细地采访了朱德的结果。并说他是口碑很好的老作家，如果不是确切地知道“十六字诀”是朱老总发明的话，是不会在书中这样写的。

　　然而我认为，即使有了聂帅和作家刘白羽如此接近事实真相的论述，也不能断定“十六字诀”是朱德提出的。因为聂、刘二人说的依然笼统，没有指出朱老总是在井冈山的哪一次会议上说的，也没有指出确切的时间和地点。依然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十六字诀”就是朱德的首创。

　　“张世熙说”的理由同样不充分

　　主张“张世熙说”的学者说：“‘十六字诀’最早比较完整的提出者，不是毛泽东或朱德，而是张世熙”。张世熙“提出‘十六字诀’的时间是1928年1月上旬。”其根据是，张世熙1928年7月12日在列宁格勒向共产国际作的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三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中说：“敌人遂以整团兵力窥视，而于30日直攻万安”，我们“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7)我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四期中找到了这篇文章及引述的这段话，但是费了很大劲，只找到张世熙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另外两篇发言稿，始终未能找到这篇报告的原文。下面就按引者王阿寿提供的这个资料做些分析。

　　首先，是报告中提到的时间问题。张世熙说，敌人向万安进攻的时间是“30日”。我认为这个“30日”只可能是1928年1月的30日，不可能是1927年12月30日。因为万安农军第四次攻打县城成功的时间是1928年1月9日，强大敌人不可能在农军未能攻克万安县城之前就“直攻万安”。既然是1928年1月30日，那么，提出‘十六字诀’或者‘十二字诀’的时间就不可能是1928年1月上旬，也不可能是举行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的1928年1月20日。

　　关于这个时间问题，我还找到一个佐证。江西万安县编撰的介绍张世熙烈士的文章里这样写到：“20日，张世熙、曾天宇、刘光万等十多位同志受毛泽东邀请，前往遂川五华书院参加了前委和万安、遂川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向毛泽东汇报了万安工作的具体情况。然而此时国民党省政府也加紧了对万安的进攻，他们从赣州、吉安增派兵力，扩大‘围剿’范围。张世熙率军与之展开英勇的斗争，并在作战中提出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少我攻’的应战策略。”（8）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作者认为这个“应战策略”是20日联席会议以后提出来的。

　　其次，“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是20个字，这是“应战策略”而不是“十六字诀”。我们不能把似曾相似、似是而非的东西说成是。况且，“坚壁清野”和“敌少我攻”并不具有普遍性。“坚壁清野”说的是万安农军第四次攻打县城成功后，对付敌人进攻要“坚壁清野”；“敌少我攻” 是以"敌少"为我攻的前提，当时凡向我进攻之敌都比我强大，若只有敌比我少才打，则我基本上无仗可打，故这一原则没有普遍意义。

　　第三，是张世熙报告的时间问题。张世熙这个报告作于1928年7月12日，这个时间是在朱德1928年5月正式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此论将在后面展开）之后。由于朱德的“十六字诀”影响很大，张世熙在做此报告之前有可能听说过朱德提出的这个“十六字诀”，从而受到启发。

　　第四，张世熙的“应战策略”影响甚少，没有引起普遍关注，更不可能运用于红军的战争实践。它是张世熙在列宁格勒长篇报告中的一段话，是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他回国不久后便牺牲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朱德等绝大多数红军将士从未听说过这个“应战策略”。一个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的东西怎么可能成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普遍的指导原则呢？！

　　所以，“张世熙说”的理由不充分，不可能被学术界真正认可。

　　二

　　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创，证据确凿

　　为什么会有“毛泽东、朱德共同提出说”呢？我的估计是，提出此说的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在排除了“张世熙说”之后，是在认为“毛泽东说”和“朱德说”的根据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所提出的一种各方都易接受的折中说法。虽然这种说法没有揭示“十六字诀”的提出者为谁，但不少研究者还是接受了这种说法，比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学者。现在看来，当时做出这种判断是出于无奈。

　　那么，对于“十六字诀”，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肯定性的回忆呢？有，当然有！以下提供四个证据：

　　据龚楚回忆，朱毛红军会师不久，在红四军前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朱德明确而详细地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他写到：“接着朱德发表意见。他说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革命事业准备长时间的进行，所以我们就要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但与敌人作战时，要以最坚决的行动迅速解决敌人，使敌人增援不及，所以称为速决战。我们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用游击战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四）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9）

　　《龚楚将军回忆录》中记载，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和龚楚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泽东担任了前委书记。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委员。当晚，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位常委都做了专题发言。朱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10）

　　龚楚是当时的红四军前委三位常委之一，他对“十六字诀”的回忆，有时间、有地点、有会议名称、有详细内容。而且，他还具体地说出了“十六字诀”的内涵和会议对“十六字诀”的讨论和评价。证据确凿，证明力强，足以采信。

　　有些人也许会以龚楚曾经叛变革命而否定他的这个回忆。其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对身份问题的看法已经改变，已经抛弃了以人划线那一套，代之以实论实的思维方式。蒋介石、李宗仁是国民党正、副总统，大陆的大学者不正在研究蒋介石日记，不是还公开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了吗？新版《朱德传》（中央文献研究室）中还引用了《龚楚将军回忆录》中的回忆内容。研究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判定材料的真伪。

　　另据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1990年龚楚从香港回到内地后，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龚楚挂了电话。这件事说明邓小平并没对龚楚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我还听说，龚楚晚年能够回到内地定居，是邓小平批准的。

　　1984年7月9日，杨尚昆《在全军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龚楚回忆一书时说：“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哪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11）陈毅和龚楚一同参加了湘南起义，一同上的井冈山，又在赣南瑞金、于都等地共过事。龚楚叛变后还带人差一点抓住陈毅。陈毅对龚楚是比较了解的。当事人陈老总都对龚楚的书持肯定的态度，局外人又有什么理由将其排斥呢？

　　老红军赵镕中将的回忆也很明确。

　　赵镕说：朱德“乃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12）这段话，赵镕讲的非常清楚：“十六字诀”是朱德于1928年5月间的一次讨论游击战术的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段回忆和龚楚的回忆吻合，又证明龚楚的回忆不是孤证，真实可信。

　　赵镕不仅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他还针对后来“十六字诀”的发明者有了新的说法，特意说：“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的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13）朱德做出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答复，潜在的含义，明白人都会明了，朱德实际是认可赵镕这句肯定性的问话的。否则，如果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朱德肯定会批评赵镕而指出是毛泽东的首创。

　　既然朱德不愿明说，毛泽东对此又是怎么说的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4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4）

　　毛泽东这段话里明确的指出：“十六字诀”是1928年5月产生的。这和龚楚、赵镕的说法一致，完全可以相互印证。这段话里，毛泽东的另一个意思是说朱毛会师不到一个月(4月24日前后会师)，红军就懂得如何开展游击战了，产生了“十六字诀”了。毛泽东虽未指名道姓，但显然是指朱德。正像当年井冈山的一些老红军如宋裕和、欧阳毅、刘型、范树德等人回忆的：“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

　　其实，只要大家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了这段话并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就可以认定：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已经明说“十六字诀”是在何时由何人提出来的了，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歧意和争论了。

　　陈毅元帅认为“十六字诀”是根据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经验形成的。

　　1957年以后，《星火燎原》编辑部打算在《星火燎原》第一卷里增补一篇文章，“记述毛主席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十六字诀）的形成和在井冈山斗争中运用的情形”。他们写信向陈毅元帅咨询，其问题是：“十六字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出来的？”信中说：

　　关于十六字诀提出的时间，毛主席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过明确的说明：

　　“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注：旧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在此后还有一句：“而且发布到了全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03—204页)

　　根据主席说明的时间（1928年5月），我们推断，这一作战原则可能包括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因为这次大会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与上文所说的时间大致相同。不知这一推断对不对。

　　陈毅元帅在这封信上用毛笔做了三处批示。（15）

　　第一处批示是：“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广泛宣传了。”

　　陈老总讲的这个时间，是指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赣南和湘南的时期。陈毅于1927年8月10日加入南昌起义军，任第十一军第25师第73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他与朱德等整顿余部于11月初转战赣南。得到范石生将军帮助后，他们于1928年1月成功地举行湘南暴动，1928年 2、3月间又采用游击战术在广东坪石消灭了国民党许克祥部。其间，朱德提出了从正规作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思想，并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亲自给学员讲课，重点讲授游击战战术。陈毅此时一直在朱德身边，对朱德的战法感同身受。当时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所以，陈老总这处批示的第一句话表明，他认为“十六字诀”形成于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