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餐厅自助餐台装饰:五十年前读北大 作者: 王则柯 4(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9:19:44
大师本色
我妻子经常和我谈起他们在北京另外一所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回忆老师、系主任和校长怎样处处为同学着想。她总是非常深情地回忆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面狂欢的经历。我在北京念书期间,也参加过两次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狂欢”,和一次国庆节游行。两次“狂欢”也都是在金水桥前面的地方,一次是国庆十周年的夜晚,另外一次好像是国庆十五周年。狂欢的时候,我们的确都很高兴,跟着音乐跳集体舞,同学之间玩猜谜语游戏。但是总的来说,我自己经历的北大生活,却没有我妻子他们的大学生活那么富有人情味。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好大喜功的原因,北京许多大学的学制,都从原来的四年改为五年,而北大的理科和整个清华,则进一步延长到六年。除了由于经济困难等各种原因政治运动稍许放松的那些时候以外,我们在北大将近六年的时间,除了学业和功课,基本上就是一个没完没了地不断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
可是在那些政治运动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有所放松的时候,老北大和老清华重视学生基础训练的传统还会发生作用,北大的大师级老师给我们低年级学生上课,还是很让我们受益。
作者:王则柯 出版:中信出版社我们在一年级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课、政治学习和俄语课、体育课之外,实质的主课是数学分析、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这三门。数学分析由闵嗣鹤教授主讲,数学、计算数学和力学共六个班两百多人一起上大课。习题课分小班上,我们的习题课老师兼年级主任,是优秀的年轻助教周巢尘。主讲解析几何的是程庆民老师和姜伯驹老师,后来主讲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老师。
丁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后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丁先生讲代数,一板一眼,言简意赅,句句珠矶,记录下来就可以成文。他是最富课堂艺术的老师,精妙全在语言,绝无夸张的表情或动作。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姜老师当年只有20多岁,在科研上已经做出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院头一次增补学部委员(后来称为院士),他就当选。周巢尘老师在十多年前也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至于闵嗣鹤教授,值得特别多写几句,不只是因为他早就是学部委员了。数学那么多学科,中国的数学,曾经最接近世界水平的,应该是数论。30多年前陈景润的论文“1+2”之所以能够宣传得家喻户晓,背景是他在尝试攻克以“1+1”为符号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迄今认为难以解决的数论问题的路途上,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在我国,数论的首席大师是大名鼎鼎的华罗庚,第二号人物,就是闵嗣鹤教授。据说陈景润的论文写好以后,需要一位足够权威的专家审阅确认,闵嗣鹤教授就是最后拍板的人物(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王元,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
我们这一届学生,因为前面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过去,后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来,当中除了1960年春天那个学期受“二次跃进”影响教学秩序比较乱以外,其他各个学期的教学大体上还算正常,整个教学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所以专业基础还是打得比较好的,比较全面。我常常说,我们现在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情,很得益于这些大师级老师们的教益。
大牌教授上基础课,不仅是当年北京大学的传统,也是当年其他几所一流大学的制度。中国科学院1958年在北京开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短短的几年里面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出色的人才,其成功经验,就是由科学院的大牌科学家为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专业的头三届学生,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和关肇直三位教授亲自在课堂上调教,他们三位当时不仅已经是科学院学部委员,而且是中国数学的领军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头三个一等奖,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获得,他们后来都曾经耕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的第一线。
现在一些人认为,高水平的教师应该集注于研究工作,次一等的、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课,特别是基础课。这种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其实,不仅当年的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当今世界许多著名大学,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都规定每个学期所有现职教授都要同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开一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