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诸侯王墓:我的爷爷

2009年3月5日，是爷爷离开我们25周年的日子。25年来，每每，想到爷爷的音容笑貌，宛如昨天。

爷爷出身在一个封建地主加小官宦家庭，太爷爷是清末秀才，20世纪初当过国民政府的县警察局长，说是警察局长，实则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太爷爷的一生几乎把所有的热情和积蓄投入到置换地产上来，截止到解放前，家里积攒了大约有近一百亩的土地。对于这段历史，爷爷是尴尬的，在我小的时候问到他我的太爷爷生前的时候，爷爷总是以“私塾先生”而慌乱的掩饰过去。

爷爷小的时候读书不是很好，对于书香门第来说自然也不就讨不来巧，小时候挨打最多，十几岁的时候便被送到粮行当“学徒”。有一年，县里闹土匪，土匪给把爷爷被抓去并给家中送了“传票”，勒令限时前去交钱“赎人”，否则割掉耳朵。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被爷爷背后叫作“秃耳朵”的本家爷爷经常到我们家串门，他的耳朵就是当时被土匪给留下的。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太爷爷很恼火，指名道姓大骂土匪欺负到他的头上。但兵荒马乱的年月，哪里有理可讲，等儿子被赎回来后，便让我的爷爷带着书信去找一个在国民党开封驻军任职少将军需部长叫崔庆兰的他叔伯侄子，也就是我爷爷的叔伯哥哥。爷爷去了，混乱的年代，当即就谋了个中尉军衔军需官的差使。后来，国民政府缴了匪，爷爷就辞了所谓的“官”回到老家继续做着粮食和少量的金货生意。

爷爷兄弟三人，他是排行第二。解放前，大爷爷曾经是山东省长韩复渠手下的少校电台台长，在山东青岛跟英国人学了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解放后，大爷爷也正是凭借着这口流利的英语在有名的新蔡今是中学教英语直到退休。三爷爷毕业于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现在的南京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后来娶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老师的女儿，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三奶奶。三奶奶嫁给三爷爷的唯一条件就是永远不进那个“封建反革命家庭”。

历史弄人，解放后，爷爷的家庭无疑处于“敌我矛盾”“阶级敌人”的“被告席”上。爷爷一直生活在沉重的“十字架”上。在我从姨奶奶那里听到的点滴往事中，奶奶与爷爷婚后多年未育，太奶奶终日指桑骂槐，称奶奶是：“不下蛋的鸡！”奶奶一直迫于封建礼教而忍气吞声以泪洗面。奶奶的父亲曾经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清末小吏，由于抽鸦片又生得一身“脏病”而导致家境落破，直至到了无力抚养子女的地步，奶奶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送到奶奶的姑姑家寄养。我的奶奶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直到她老人家作古前仍旧是一身清爽而白皙的皮肤和一头如缎的青丝。用我母亲的话说：“我见你奶奶的第一面，感觉简直就是上官云珠！从你姨奶身上就能看到你奶奶的影子！她们是亲姑表姊妹！”。事实上，我的妻子从与我认识并直到多年后，曾无数次惊讶于姨奶奶的漂亮，那时姨奶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那种气质修养容貌皆佳的卓尔不群的老人，想来，大概在妻子的感知世界里也会萌生出很多对奶奶无限的想象吧。

爷爷与奶奶成亲后的第八年，也就是1936年3月，才有了父亲，取名“祖佑”，意思不言而喻，祖宗保佑。实在担心不好养活，便交给我的大爷爷奶奶养，父亲最早是叫大爷爷奶奶“爸和妈”，叫我爷爷奶奶“叔和婶”，后来才改了口。

1951年，15岁的父亲偷偷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直到父亲身披大红花坐着马车出西城门，站在欢送人群中的奶奶才发现了父亲。父亲走后，奶奶整天以泪洗面，直到哭坏了双眼。爷爷也更是一筹莫展。后来，爷爷被政府“下放”到了新蔡炼村公社杨庄村，也就是我的大姨奶落户的村子。尤其在“四清”时期，爷爷遭到严酷的整治，工作队要爷爷交代参加国民党队伍“究竟杀了多少人”，被整得实在没办法，就“交代”了：东庄杀了老赵家，南庄杀了老钱家，西庄杀了老孙家，北庄杀了老李家。编了个“东南西北，赵钱孙李”。那时候的人文化浅，还真是去调查了，调查“罪证”的结果证明爷爷是清白的而不了了之。

在农村生活多年，爷爷一直住在一个大概两米见方的小窝棚内，过着四个粗粮饼子吃一天的简单而节俭的日子。生产队对他不错，安排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生产队拾粪。有一次过年杀猪，队里给爷爷分了一个猪头，就是这个猪头，爷爷用盐腌起一放就是三年，用整整三年的时间去等待他从朝鲜回国的儿子。1955年，已经提干了的父亲从朝鲜回家探亲，爷爷兴奋的将坛子从地下挖出，猪头依旧，泡进清水中，却很快融化掉了！

1969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实际是在林彪的“还我河山”一纸号令下，全军30万干部“能上能下，那来那去”的退伍）回到驻马店镇，爷爷年纪大了，没有了劳动力，就从农村搬到镇子与我们同住。当时，家庭生活非常清苦，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加上我们弟兄四人，全家8口，仅仅依靠父母每月总共56元的工资勉强糊口。奶奶照顾着家，爷爷先是帮一个街道小作坊卖豆腐脑，早晨挑到车站前去卖，晚上收摊儿把豆腐脑挑子挑回并帮人家记帐兼职看好作坊的门。再后来，母亲求人又给爷爷找了为一个生产水泥板的街道工厂看大门的活儿，活儿倒不重，就是几乎一刻都不许离开，爷爷的床铺就安排在一个非常狭小阴暗的楼梯间里。这样，每个月可拿到30元的工钱，25元交母亲补贴家用，5元换作给奶奶和我作平时的零食。

艰苦的年月，一年四季，在爷爷的身上，总是一身父亲穿过的打着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脚上常年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食品更是极其珍贵的，家中“粮食本”上金贵的细粮被换成廉价的粗粮，日日月月，一家老少，玉米面红薯干包打天下。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吃点“万里挑一”零星的肉食。

我们家也是最早实行“供给制”的家庭，按人头分配定量的食品。这时候，“当家的”自然是母亲，母亲掌勺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分配，一般她偏重的是父亲和三哥。眼巴巴看着碗里的分量，我们多不敢表示不满，但是奶奶总会因此而闹点情绪。背地里骂母亲“忘恩负义”“那娘们心狠”云云。最为难过和难堪的是父亲。父亲时常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把自己的那份分给奶奶一些。而此刻的爷爷，尽管没有享受丝毫的“优待”，往往，对于家里一切所谓的好吃食品，几乎从不过多的问津。即便是过年过节“分”给他的那一份，爷爷也总是不舍得而悄悄留给自己的孙儿，老人常说：“大人吃了攒粪，小孩吃了长肉呀！”。

记忆里，在爷爷略微驼背的肩头，一个小小的孩子伏在上面，哼哼唧唧怄着气，一毛钱的花生，两毛五分钱的羊杂汤，是爷爷给我无尽的溺爱。在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一次爷爷领着我去住在解放路文教局一栋二层小楼南头的姨奶奶家，姨奶奶家的陆家爷爷告诉我：“如果你期末考试能得双百分的话，我送你一个好礼物！”并要我自己提出所要的礼物。楞了半天，想了半天，从嘴里蹦出一个“糖”字。在当时我的感知世界里，吃到糖果在更多的时候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同时，就在他们家的楼下有一个当时镇子上凤毛麟角卖各类糖果的商店，而且陆家的小叔小时候就是因为偷拿那里的糖果并受到陆家爷爷的严惩而成为我父亲日后调笑他“尿床”、“受罚”的两大口实之一。陆家爷爷大笑，说：“糖太简单了，除了糖之外，我可以送你一双漂亮的凉鞋！”。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一直穿的是哥哥穿过的开裂后被父亲用烧红的钢锯条“焊接”的凉鞋。最终，我也没能从陆家爷爷那里拿到凉鞋，原因是两门功课皆差了一分。为此，爷爷也很是遗憾了很久，背后指着陆家爷爷的名字骂道：“这个陆续，不就差一分嘛！”。

后来，爷爷实在是太老了，街道的工厂婉转把他给辞退了，“老了”其实是借口，爷爷的位置是被关系更硬的人取代了，那年月找个活儿实在是不容易。随之，一向健康的爷爷，身体每况愈下。平日，生活的压力，钞票的拮据，家中“内乱”不断，母亲偏向三哥受气的是二哥的矛盾，母亲与奶奶之间的婆媳矛盾，爷爷的处境一直是灰头土脸，要么躲在一边默默落泪，要么就去我十几里外的叔伯小叔家躲避“战火”，当时，小叔家才生了“之文”弟弟。爷爷每天很早走从城东走，很晚才从城西回。至今仍值得我们感谢的是，我们一向认为非常清苦也是非常节俭也吝啬的小叔小婶对于我的爷爷，他们的二叔相当的优待。

后来，大哥考上了技校，二哥三哥同年参军去了部队，家庭的窘困缓解了很多。好不容易缓了口气，每个星期皆能吃回肉的时候，爷爷也似乎是老透了，终日就是抱着猫打盹儿。冬天，是爷爷最难熬的日子，严重的前列腺炎导致的小便失禁，几乎再无法走出家门，因为一旦出去，回来时裤子总会被尿湿，每每爷爷总是一脸的羞涩和自嘲。即使是垫了尿布也挡不住事儿。晚上睡眠的时候，只能在床板空洞下搁置一个马桶以盛接着不断滴出的尿液，严寒季节，即便屋内生有煤火，浑身冰冷倍受煎熬和屋内的尿臊味儿自不用多说。“老头子咋还不死？”“早点死了好呀！”对于奶奶的数落，爷爷总是垂着头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人，一言不发，默不作声。

无可置疑，爷爷与奶奶是深爱的。奶奶时常埋怨说的一句话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受气，恁爸当兵走，我哭坏了眼，我这辈子也就老头子和恁爸对我好！没门呀！”

1983年夏末的一天，爷爷把我唤到床前：“宁儿，过了仲秋节了，爷爷要走了！你再也见不到爷爷了！”爷爷的手紧紧撰着我的手，一丝恐慌掠过心头，我不知道怎么了。眼前，就是这双长满老茧的温暖的手多少次牵着我到学校、领着我回家，多少次慈爱地抚摩我的头，多少次一口口给我喂着饭。当时，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我不能清晰判断爷爷究竟能去哪里？对于一生只有唯一一个孩子——我的父亲的爷爷，我无法揣测和知道，他究竟要去哪里？又究竟能够去哪里？但一个孩子的潜意识告诉我，爷爷肯定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爷爷要去那个地方流浪，孤身一个人生活。

我曾经在惊恐中煎熬着，害怕并等待着中秋节的到来。害怕着、担心着、不舍着，害怕“谜底”揭开，又想着结果到底是什么。是大哥大嫂挽留了爷爷。是当时已经二十五岁的大哥和怀有身孕的大嫂在爷爷面前的近乎撒娇的“挽留”，大哥把脸贴在爷爷的胸前，使爷爷终于露出了很久没有过的笑容。爷爷的枕边有一本老舍的《四世同堂》，爷爷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前能看到自己的重孙子，看到家中“四世同堂”。

次年，也就是1984年3月5日，爷爷永远的走了。

那天傍晚，在我莫名其妙的烦躁诅咒着老师的加课并匆匆从学校回到家时，爷爷已经静静地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上，蒙着一张白色的布单。在一个个伏在爷爷遗体上痛哭的亲人面前，我不敢和爷爷做最后一次亲近。老人走得很安详。事后多年，我突然间明白了一个黑色的概念，爷爷当初所说的走就是“死”。爷爷最终也没有看到自己的重孙，我的大侄子英哲在爷爷走后的两个月——1984年5月25日出生。后来，每次从家里堂屋那个当时是奶奶出嫁时陪嫁的古老的三屉桌前穿过时，内心里总是会掠过一阵惊恐，因为那上面摆放着我从火葬场抱回的爷爷的骨灰盒，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我害怕。同时，我不知在那块黑布后面的他是否能看见我们，看得见他的重孙。直到有一天几个月大小的侄子莫名的啼哭不止，引来奶奶对爷爷的一片咒骂：“死老头子逗孩子也不怕吓着孩子了！？”。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他，我希望他老人家真的能默默陪伴并保佑着我们，而不是那块黑布所留给我们的惊恐。

爷爷走之前的几天，一直悄悄在流泪。走的那天中午，一向孝顺的父亲用手为爷爷掏干结的大便，后来爷爷吃了两口奶奶为他做的“红薯鱼”的饭，便睡了，再没醒来。听叔伯的小叔讲，在长达两年多小便失禁病痛缠身的折磨下，爷爷觉得已经没有做人的尊严，更主要的，他觉得对于一个家来说，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人，他是在“牵连”、“累赘”中无限自责着。后来听大哥说，在二哥后来清理爷爷的遗物时（事实上爷爷几乎没有太多的遗物），发现老人家住过的简单由几个长木 板和几垛砖头搭成的床铺下，藏着一小瓶的“敌敌畏”。泪流不止的二哥除了大哥之外，没有告诉任何人。

时隔多年，每每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句时，总是会想起爷爷临去的那段凄惶的日子。我深知他舍不得我们。直到后来，在每每想起他老人家的时候，我似乎忽然的明白，生存对于一个风雨飘摇中的无助老人来讲，是何等凄凉和无奈、伤心与灼痛。即便是选择了离去，甚至是他从种蔬菜的小叔家偷偷找到的那瓶“农药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他所承受的精神与肉体的煎熬与苦痛远比我们因失去他而多得多。有人说，爷爷解脱了。有人说，爷爷的一生善良而清苦。尽管我无法准确掌握和描述爷爷的一生，但我起码能看到并意识到，爷爷的晚年生活是如此的简单，简单的仅仅就是为他的孩子们而活着，甚至为了他的孩子们而死去。爷爷就像一杯清茶，他用整个生命在为我们诠释着人的本真，诠释着茶浓茶淡的过程。

苍天无泪，人生如茶，浓郁的东西会被时间欲冲欲淡，淡得几乎不能容忍，遗憾的是在我渴望和爷爷团聚的梦中，却很少能梦见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