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玛茨古尔:黄显声将军在敌特集中营的斗争

黄彤光

我与黄显声将军是在狱中认识的。黄将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汉口被蒋介石用特务手段逮捕后，冠以“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等罪名，先监禁在湖南益阳，三九年转押贵州息烽阳朗坝集中营。四六年该集中营结束，又被转押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幽囚达十二年之久。特务用尽各种威胁利诱和折磨迫害手段，都未能动摇黄将军抗日爱国之志，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残害。一代英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内步云桥畔。

我在集中营内与黄将军共患难数年，常受教诲。每每忆及将军当年言行，忠烈坚贞，栩栩如生。最使人敬仰的是他向往进步、追求真理、勤奋学习和乐观奋发的精神。他多次正气凛然地对我说：“咱们坐牢，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决不能灰心丧志。咱们是不怕他们的，只有他们才怕咱们。”他常以这种精神鼓励难友们增强斗志。他说话声音洪亮，走路步履矫健。铁窗和铁链都锁不住他旺盛的斗志和崇高的气质。追记黄将军在集中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断，可见将军一生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之一斑。

一九四三年初，黄将军被幽囚在息烽阳朗坝的“忠斋”（敌特称集中营叫“大学”，监房叫“斋房”，被囚的人叫“修养人”）。这个斋内被囚的人，多为当时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当时集中营布置全体“修养人”学习蒋介石的 《 中国之命运 》 一书，因忠斋皆为有文化的人士，所以列为重点学习，强制每人每天写学习笔记和心得。学习开始，除每人发给一本 《 中国之命运 》 外，又发给两本笔记木，并派专人逐日收取笔记本，审查内容。黄将军对此布置极为反感，他说：“丧权误国之人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他拒不学习，并把发给的两本笔记本逐日撕下一页做大便纸用了。忠斋的人原多不愿学习，在黄将军的影响下，全忠斋的人团结起来，抵制学习，谁都不写笔记。监禁在其他各斋房的人，风闻忠斋抗拒学习，也都消极对待，使敌人的打算失败了。

一九四三年初，集中营开始成立生产组，组长为郑星槎。此人系军统分子，原在国民党海军里任舰长，因违犯军统纪律被关押。集中营主任特务头子周养浩很器重他，他就仗势欺凌难友。有一次，郑又欺凌难友共产党员尚承文，适黄将军在旁。黄将军目睹此况，气愤不平，难以容忍，就举拳痛打郑星槎。郑慑于黄将军的正气侠骨，狼狈逃去。

此事发生后，特务头子周养浩十分恼怒，在下个星期一的周会上，集合全监几百人，宣布黄显声出手打人，违犯监规，要他上讲台当众认错赔罪，以警效尤。宣布以后，难友们都认为黄将军无错可认，无罪可赔，认错赔罪的应该是屡次欺凌难友的郑星槎。大家对周养浩都异常愤慨，但敢怒不敢言，只注视着黄将军。将军怀着满腔怒火，昂首阔步，向讲台走去。一声声响亮而坚定的皮鞋声，紧扣着难友们愤怒的心弦。他走上讲台，挺胸而立，炯炯的目光，怒视着特务头子周养浩，一语不发。此时，全场寂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难友们情绪都很紧张，不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几百双愤怒的眼睛与黄将军不屈的怒火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激流。相持数分钟，气焰器张的周养浩不得不低下头来。黄将军环视全场一周，即转身迈开豪壮而均匀的步伐走下台来。这时，大家都报以胜利的微笑。黄将军这种不屈的无言的抵抗，使得周养浩手足无措，仓惶宣布散会。事后不久，周养浩即将郑星槎关进斋房，撤其生产组长职务，以图缓和众愤。

一九四四年夏天，集中营来了一个“国际友人”。此人先到息烽训练班，再由周养浩陪同到集中营来。周设宴招待，黄将军和孙履平等在座。孙履平原在伪外交部工作，会说英语。孙利用这个机会，向“友人”诉说：“我们这里是一个极大的集中营，里面关着很多人。我和黄将军都是失去自由的人。你们的国家是主张民主自由的，希望你回到重庆，向有关方面提出释放我们。”黄将军是谙熟英语，他在席间一语未发。席后，黄对孙说：“你这个人真糊涂，怎么能和他说这些话？你把他当做什么人？他能是好人吗？”孙很不以为然，还与黄将军争执了几句。但自“友人”走后，孙履平痴等佳音，却毫无消息。孙就托人打听此“友人”是否已返重庆，才听说这个“国际友人”是由重庆“中美合作所”派到息烽训练班教指纹学的

美帝特务。

就在当年冬季，息训班送来大批表格，是指纹表和五人连环保的表格。这些表格除分别发到各斋房强迫“修养人”填盖外，做行政工作的“修养人”则通知到第一组去填表盖指纹，大家对此非常反感，谁也不愿去，但第一组一再催促，不去又不行。当时，在第四组生产股的宋绮云同志就和黄将军商量，看如何对付。黄将军考虑之后说：“不要紧，我去。”说完就直奔周养浩办公室，要求把他关进斋房。周不解其意，很感奇怪。黄将军说：“第一组通知我们，要找五个人互相连环保，还要盖上指纹。我一天到晚各处走，又常出外，没有人肯和我联保，因为他们对我的行动不敢担保。我找不到人，只有把我关锁到监房里才最为保险。”又说：“还要盖指印？是伯偷？还是怕盗？我是不盖的。”周经他这一诉说，当即解释此表格并非狱中所制，而是息训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黄将军就将此情况告诉大家，于是“工作修养人”就相继到第一组去说，“尚未找到五个人，等找到后再来填”。日推一日，就这么拖延下去。结果，这填五人连环保和盖指纹的事就不了了之。

    杨虎城将军被囚后，他过去的随从副官阎继明和勤务兵张醒民，由西安别妻离子，自愿与杨将军共患难，前来照顾杨将军的生活，并带一件皮大衣给杨夫人。但是，他们到达南昌即被监禁，不准他们去杨将军那里，并严加保密，不使杨将军知道。以后，他二人被囚到集中营，才听说杨将军全家都被囚于集中营附近的玄天洞中，但又无法通消息，阎继明就将他们为什么来、如何被囚等情况告诉黄将军。

一九四四年，黄将军在周养浩监视之下去玄天洞探视杨将军。黄将军看到杨将军长期幽囚于洞中，凄惨孤寂，夫人已病，神志不清；幼女又小，确实需要人照顾。黄将军在吃饭时，不顾自身的安危，当面将阎继明和张醒民二人的情况，详尽地告诉杨将军。周养浩处此窘况下，知道瞒不过去，为了讨好杨将军，回营后就派人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以后，经杨将军一再要求，于四七年七月，阎、张二人才得以到杨将军处照顾杨将军和夫人的起居生活，使杨将军在后期的幽禁生活中得到不少安慰。

    黄将军被囚期间，敌人曾用种种利诱手段，企图收买他，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一九四四年间，特务头子周养浩曾亲笔写了一个条子给会计室，命令在“修养人津贴”项下，为黄将军单立一户，并说黄将军可随意取用款项，不受限制，凭领款条报销。当时，集中营对受优待或有严重病症的“修养人”给予的特别津贴，一般只发给一、二十元，最多的要算自称是蒋介石胞兄的郑老头一家人，每月发给特别津贴五十元。而对黄将军的特别津贴不限数目，可谓“优待”之至。但自立户以来，黄将军从未取用过分文。后来，周养浩只好撤销。

一九四三年冬季，集中营由重庆运来一些破烂的旧棉军服，发给“修养人”御寒；而营中职员，则每人发给一套新棉衣。周养浩特地交待第三组事务股给黄将军发一套新的，以示“优待”，黄将军拿到新棉衣后，就交给保管被服的阎继明，要求换一套旧的给他。阎认为旧的太脏，又不能御寒，劝他不要换。但他坚持要换，阎只好给他换了套旧的。黄将军把领来的旧棉衣拆洗干净，又拿到缝纫部把破烂的地方补好。周养浩看到他穿的是一套旧棉衣，就问他：“我叫他们发一套新棉本给你，怎么没有发？”黄将军回答说：“新棉衣不合我的身份，我穿不惯。我坐牢就应当穿这个。虽然破旧，但我已经把它洗干净补好了，穿在身上，从心里觉得干净。”周听后，无以作答，苦笑而去。

集中营内生产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的香烟销售外，特制一种优质的“四一牌”香烟（四月一日是军统特务组织成立的日子），专供特务头子或其他反动军政要员享用。集中营里只有周养浩可以吸这种香烟。黄将军吸的香烟，都是用自己的钱在狱中的四一合作社买的一般香烟。有一天，周看到黄将军在吸烟，对黄将军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四一牌香烟，不要再到合作社去买了。”黄将军当即拒绝说：“那种香烟，我不习惯吸。”此后，为免去周再来麻烦，黄将军就托人在贵阳买烟丝和卷烟纸、香料等，用自制的木板卷烟机，自己卷烟。这个卷烟机，一直带到白公馆还在使用。他对我说：‘吸烟原是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一九四三年冬季，黄将军的友人康乙清辗转托人由重庆军统局转到集中营一万元，送给黄将军使用。当时集中营办有农场，喂有猪仔多头。周养浩叫会计室将黄将军的存款拨一部分交给生产组的采购人员，在外替黄将军代买架子猪一头，放在农场代为饲养，长肥后交给黄将军食用。会计室即将此意征询黄将军的意见，他当即拒绝说：“朋友送给我钱，我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要吃肉，我可以花钱买，不占这种便宜。”

黄将军对时事是十分关心的，当时集中营不准阅读报纸，唯黄将军经过特许可以阅读报刊。他订阅报刊达十余种，阅读后，就利用散步的机会向难友传述当前的时事，揭露蒋家王朝的腐败没落，分析革命发展的光明前途；并利用各种可能机会，将报刊等借给难友阅读，为 《 挺进报 》 在白公馆出版提供了许多新闻资料。

黄将军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怀着坚定的信念。在长期囚禁生活中，他始终坚持锻炼身体，勤奋学习，每天必读书、看报、练字（临摹魏碑帖），特别致力学习俄文。他说：学好俄文，可以多学些革命道理和革命经验。他每日清晨朗读俄文，随身带着钢笔和小本子，随时默写俄文单字。当时狱中有几个苏联人，黄将军经常找他们讲话，练习俄语。后来，黄将军不但能流利地说俄语，而且还编著了一本 《 俄文简易文法 》。他不仅自己学俄语，还要教别人学习俄语。当时狱中很多人受黄将军影响，形成了学俄语的风气，清晨见面，大家均以俄语问安。

一九四六年，黄将军由息烽集中营移至重庆白公馆。当时在白公馆的后山上松林坡戴公祠内，囚着一位被国民党反动派从绥远逮捕来的苏联军官辛格夫大尉。辛格夫大尉曾愤而绝食。特务不懂俄语，语言不通，就请黄将军作翻译。黄将军趁此机会向大尉讲述国际时事，并尽力帮助大尉获得绝食的胜利。二人互通肺腑之言，友情深厚，但平日不能见面。因此，辛格夫大尉每隔相当时日就绝食一次，借以取得与黄将军见面畅谈的机会。这种崇高的国际友谊，可以说是一段千秋佳话。

    黄将军自己身陷囹圄，但却时刻不忘对难友的帮助和照顾。只要能为难友尽一分力量，他都是勇于相助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 《 大公报 》 编辑主任顾建平被反动派以“通共”罪名逮捕，囚在白公馆。顾与黄将军相识后，了解到黄将军的为人，就悄悄地把真实姓名和职业告诉黄将军，并说刚被捕时，是关在重庆稽查处的，现在转到白公馆来，外面的人不知道，很希望能有人替他通个消息。本来在集中营里，是绝对不准向外泄露修养人的真实姓名和被囚地点的，如发觉向外传递书信的，轻则处刑十年八年，重则处死，但黄将军为了营救顾建平同志，慨然答应为顾传递消息。顾建平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他，他就把顾的信装在给我的信中，叫看守员宋惠宽带给我。他要我设法把信送到收件人手里，并叮嘱必需谨慎从事，千万不能疏忽大意，否则将要同遭危难。我即托我的同学夏在汶（他当时是重庆 《 国民公报 》 的记者，和报界人士来往，不易为人注意）将顾建平同志的亲笔信送到李子坝 《 大公报 》 段经理家中。段得到此信后，多方设法营救，并揭露顾建平被囚于白公馆的消息。反动派一方面没有抓住顾建平同志的“罪证”，一方面又迫于舆论，不得已于四九年十月八日将顾建平释放。顾建平同志至今仍念念不忘黄将军的帮助，每每提及身入死囚之牢能得以生还，均言仰仗黄将军之义举。

    苏文玉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从三台徒步到重庆就学，在中美合作所附近被逮捕，又遭毒刑吊打，囚禁多年，体弱不堪。至四九年十月间，苏文玉因病情严重，奄奄一息。当时白公馆仅有一个医官，束手无策。黄将军见此情况，一再要求特务周养浩把苏文玉送到外面就医，并叫我找原在集中营已恢复自由的周纯给苏文玉做保人。得到准许后，黄将军又资助苏文玉医药和生活费用。苏文玉在外就医期间，重庆即获解放，苏文玉幸免遇难。解放后，苏文玉在党的关怀和照顾下，体质逐渐恢复健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

    黄将军被囚期间，他的老部下和我曾三次策划，要他逃出集中营，他均未同意。他认为：“我爱国无罪，如果我逃走了，他们就会颠倒黑白，同时，还要罪及无辜，连累其他的难友们遭受灾难，我不能这么自私，不忍心这么做。”四九年十一月，重庆面临解放，我又作了一次越狱的安排，由集中营的看守员宋惠宽在夜间从小路把黄将军带出来，由我的同学夏在汶在外面接应。当时夏在汶已从城内搬到磁器口附近来住，借好了汽车，等待行动。可是，黄将军还是不肯这么办。他叫宋惠宽带信出来说：“要走，我就和大伙儿一齐走。如果我一个人走，特务借口杀害留下的难友，怎么办？要我一个人得救，大家遭殃，坚决不能这么做。”他在牺牲之前，曾给我一封最后的信，信中说：“……你千万珍重，不可过分慌乱，悲伤难过。我就是万一不测，是为张学良先生牺牲。他是为要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寥寥数语，充分表现出将军光明磊落，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