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臀模赵霏儿图片:官员下乡

吴红缨 李强

　　春天一个有阳光的下午，张辽（化名）特意抽出些时间，派人把四川美院一个来自贫农家的女生接到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请她在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

　　女生刚进大一，从大学城到市中区的公交车费2块，也觉得奢侈，因此一直待在大学城里从未出行。张辽是重庆一位厅级官员，女生是他在“三进三同”活动中“结穷亲”的农户子女。

　　他后来跟人说起，他从没想到，在这个国家走向“全面小康”的年代，还有人会为2块钱的车费发愁，“这让我深为震惊”。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下，重庆的党政官员从去年3月起全面开展“三进三同”，即让张辽这样的官员们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重庆市委组织部公布说，到2010年底，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5万人次，参与率达98.9%。

　　“制定这项制度，就是为了突破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接上地气，在与群众同甘共苦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重庆市“三进三同”办公室表示。

　　当然，和唱红歌、传箴言、“红色卫视”等各种薄熙来式的重庆新政一样，把25万官员“赶”下乡的活动，也引起了各种争议。

　　“不要整天围着富人转”

　　“三进三同”始于2009年。

　　彼时，重庆市委党校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100名学员到边远贫困区县当村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青班学员均是重庆市管领导干部。

　　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官员。他所到的乡村巫山县平河乡朗子村，位于三峡库区深处，在那里，部分分散居住的村民连吃水都很困难。

　　对于官员们的到来，村民们小心翼翼又不冷不热地接待着。直到有一次，在“同吃”时，潘平把老乡掉在桌上的一小块腊肉夹起来吃掉，农家人才认为他真是“自己人”。

　　这次体验，让中青班的学员“非常震撼”。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认为，它在处厅领导干部与基层之间，找到了一种最佳的衔接。

　　这种形式很快得到薄熙来的肯定和推广。2010年3月，重庆市委下发《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使“三进三同”走入常态化。

　　“当前，部分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缺乏群众感情，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脱离实际的倾向，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这份《意见》连着用了两个“严重”。

　　至于“严重”的程度，重庆当地媒体曾描述说，在国家减免农村税费后，乡村里看不到干部的影子，部分边远山区的群众更是常年看不到干部，诉求没法反映，甚至乡镇党委是否换了负责人也不知晓。

　　“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淡忘了党的宗旨，疏远了困难群众。”薄熙来2010年元旦在合川、北碚看望慰问贫困户时说的一些话，被视为对“三进三同”思路的诠释。

　　薄熙来说，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压力很大。当干部的要“结穷亲”，多交几个穷朋友，多到贫困户去走一走，更多地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要做到“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与他们心连心。

　　根据这一要求，重庆市委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访1到2次。

　　组织部对下乡的官员提出一连串“不准”——不准事先踩点，不准层层陪同，不准特殊接待，不准敷衍应付，不准缩短时间。并规定每天向同住的农户支付食宿费25元。

　　最为关键的是，将“三同三进”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

　　怎样“同吃”？

　　数以十万计的官员开始住进偏远的乡村。

　　在田间抡起锄头翻地或插秧的，可能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是某市级部门的局长、主任，或区县的书记、区长，好些是农民一辈子都见不上一面的“大官”。

　　市委要求与农民结穷亲，科级干部结一户，处级两户，厅级三户。据统计，有20万干部结了50万户“穷亲”。

　　“三进三同”要求官员们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贫困村，入住贫困农民家，不能入住条件好的农户，不能住村干部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基层和农民负担。

　　这对一些30到40岁之间，平日养尊处优的官员是一个挑战。

　　“三同”中的“同劳动”，官员们很快能够适应。“实际上，很重的农活，农民也会请人做，同时，农民也把你当做客人，实际上不大可能让你做什么。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一位参与过“三进三同”的处级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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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吃”，则遇到了问题。

　　重庆市地税局两位女性官员入住的农户家，是张姓的老夫妇两人。张大爷成天叼着烟。烟灰到处撒。在晚餐时，一大截烟灰像撒胡椒面似地撒满菜盘。而大爷端汤上来时，两只脏兮兮的大拇指深深泡进汤里。两位女士不禁惊叫起来。

　　当晚，她们俩一个不停上厕所，另一个靠着床直打嗝，一夜睡不着。

　　“大多数干部最后还是能克服，并帮助农民们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市委组织部在总结报告中称。

　　吃力的“同住”

　　同住，则更难。

　　为尊重农民，要求下乡的官员只带随身换洗衣服进入农家。

　　“其实现在农村情况还是比过去好，老百姓大多能把铺盖准备得干净，有的农民还把自己好点的床让给官员睡，自己睡住破的木板床。”市“三进三同”办公室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但是有的人城里住惯了，担心有味道；还有的村子的厕所建在猪圈旁，用化肥袋子当门，有的干部很不适应。为此，一些官员一度“住不下来”。

　　“譬如时间安排上说要在农户家里最少住一周，但他们把往返路途一起算，实际上在农户家里没住满一周。”一位参加“三进三同”的说。

　　为纠正“住不下来”，合川区委组织部在2010年3月请了20名大学生担任调查员，对进村的人员情况进行电话全覆盖调查。有时一晚要两次打电话到农户家里，要求与干部本人通话。

　　第一天电话，发现有一半没有同住。次日中午，组织部将未按规定同住农家的官员名字，滚动出现在政府机关食堂的大电子显示屏，网上也挂出通报名单。当晚官员的入住率达到85%，第三天达到100%。

　　“最后大部分人住下来了，被农民的纯朴所感染，自己也发生了转变。”

　　市“三进三同”办公室近期制作了一本图册，从照片上看，官员们正在融入农民们的生活，他们共同在地里劳动，在简陋的院坝共进晚餐，有官员为留守儿童辅导作业。其中一幅照片，是一位官员为老人剪脚趾甲。

　　薄熙来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通过“三进三同”，我们的干部觉悟和素质得到了提高，不经过这个过程，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发牢骚。一经过“三进三同”，就有幸福感了。

　　随着官员们的进入，偏远农村的真实图景被反馈到决策层。

　　合川区教委机关的尹红梅，2010年5月来到该区渭沱化镇化龙村的马利琴家“三同”。这户化龙村最贫困的家庭，住着三间破砖房，一下大雨便雨水浸屋。家中没有一件电器。为了省点电费，傍晚一家人吃饭时都不开灯，将饭端出门外吃。“看着让人心酸！”尹红梅说。

　　城口县蓼子乡明安村低保户桂花花双目失明，智障，一家四口住在一间连床都没有的小茅屋内。“三同”干部来到她家，揭开锅盖，里面只有一团土豆饭。

　　“总体上都给干部一些感触和震动。”一位参加“三进三同”处级官员说，在“三同”官员的帮助下，一些贫困家庭得到了救助。

　　“重庆市委一位常委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我们，他‘结穷亲’后，去年就花了1万多元。”苏伟告诉记者。

　　争议声中

　　争议也随之而起。

　　事实上，“三进三同”并非新发明，在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就有党政干部与贫苦农民“三同”的要求。当时甚至规定“三同”干部“四不准吃”——不准吃鸡、鱼、肉、蛋。薄熙来的父亲、开国元老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对当年的“三同”有大量记载。

　　自薄熙来2007年12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座山城在外界眼中变得越来越“红”。许多重拾老传统的做法引发争议。有人担心这会将这个正雄心勃勃地进军西部金融中心和IT制造业基地的城市，“拉回到政治运动年代”。

　　在抑制腐败的议题上，那些坚信权力制衡原理的学者，也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抱期望。“这对官员们也许完全没有作用，应该用现代公共管理方式解决官员的特权化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记者说。

　　但在重庆挂职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探索有其价值和意义，“三进三同肯定对干部有触动作用，比如对张辽资助的那个女生来说，我想她不会认为这是做秀”。

　　“共产党干部是该主要联系穷人还是富人，还是穷人富人都要联系？重庆要求都要联系，但反对傍大款，大力提倡结穷亲，这种联系群众体现了执政党政治路线问题，是执政党解决如何赢得民心的重大问题。”苏伟说。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认为，“三进三同”这种最高层与最基层的直接互动方式，是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不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独特性，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叠加。同时全市农村的面积和人口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总和还多，全市有15个贫困区县，贫困人口多达1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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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重庆农村正经历着重大转型，其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与农村相关的人口、土地、农业、教育、情感、诉求、愿望等都出现了诸多变化。

　　“如何面对和处理农村发展中的复杂、重大问题，了解基层的想法，‘三进三同’无疑是躬身实践，了解基层，做好基层管理的有效载体。”丁新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