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换届与官员选用创新

　　作者：●文/汪玉凯

　　从目前来看，地方换届步伐在加快，换届要调整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这些用人导向也会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的调整中省部级领导调整反映中央用人导向

　　新一轮的干部选拔在省部级和地方都已经陆续展开。这两年中央对地方省部级高官的任用和调整，从侧面反映了中央的用人思路或者说用人导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强调坚持执政的公开性、民主性，决策的科学性方面，与过去相比，要求更高。不管是主要部委，还是省级党政一把手，他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影响下，老百姓参政的欲望增强，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党政干部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坚持公开、透明，构建阳光政府，让老百姓更多参与到干部选用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进程中。

　　二是更加注重领导干部的基层经历和对民生的关切。领导干部有基层工作经历，才会更加贴近实际，更加了解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形态，从而能够关注民生，关心民众疾苦。从目前选拔出来的省部级高官的情况来看，他们在这方面都经历过一些考验。

　　三是对领导干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更高。这要求官员要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求官员要有宏观战略，要有全局观念，也要求他们要参与过一些重大的决策，这样便于他们更好地执行工作。

　　从目前来看，地方换届步伐在加快，换届要调整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这些用人导向也会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的调整中。

　　官员选用机制创新与用人导向

　　如何选人、用人、管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官员选用有很多创新。

　　总的来说，目前各级各地干部选拔任用的改革和实践，其思想源头都在《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近几年来中央对干部任用选拔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2009年12月，中央下发《规划纲要》，对我国未来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确定了一系列选拔任用干部的指导思想、规定和方针，比如规范提名权、实施竞争性选举、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等。选人上的一些创新如：

　　一，扩大了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等。以前，很多时候对官员的提名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被提名的官员都是提前安排的；对被提名者，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改革后，提名的范围扩大了，提名过程也有了监督机制，这些选官措施和以往相比都是颠覆性的。在很多地方，副局级、处级干部等级别较高的岗位也实行公开招考，官员竞争上岗、民主推荐后进行公示，上岗后还有考察期和反馈机制。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也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2010年7月，公安部、环保部和国土部推行干部选拔改革，首先，局级职位首次公开差额选拔，同时还向社会公开选拔十多个副局级职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二，选拔有“德才”和“票数”两条线，票数那条线按照得票高低排序，“德才”的线则看平时德才表现和职位匹配程度排序，而相关部门则重点分析两条线出现差距悬殊的情况。这样的选拔制度改变了以前简单以票取人的情况，是很有创意的选拔机制。

　　三，选拔都坚持了方案、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性。比如国土部的正局级干部选拔，变过去的一些人推荐，为“四推荐”：一是符合条件的干部进行自我推荐，二是空缺职位所在单位402名干部投票推荐，三是全体146名司局级干部投票推荐，四是对44名现职司局级一把手进行个别谈话推荐，最后根据会议投票推荐、个别谈话推荐情况，确定进入面试范围的预备人选。这样的选拔透明度高，选出的人公认度也高，可以有效减少非议。这些举措对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为这两种体制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选人、用人。

　　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就是要选出有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领导干部。具体来说：一是要清正廉洁；二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重品行落实到干部工作全过程；三是完善从基层公选领导干部方式；四是群众公认是选任干部的重要原则；五是领导干部的政绩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然，虽然选人用人机制不断创新，但也还存在一些待完善的地方，比如官员腐败、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官商勾结、问题官员“带病提拔”等，其实质都可以归结到选官、用官以及官员管理制度机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治理官场恶习，禁止跑官、要官，防范买官、卖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关，选人用人过程中如何坚持公平、公正，用好的制度、机制，选出群众公认的好官，也是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中央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严格的规定，来防备这些问题的出现，但中国5级政府，800多万公务人员，要真正落实好这些规定，非常不容易。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人民论坛记者杜美丽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

　　选人标准的演进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此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江泽民同志就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选拔与干部选拔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开始建立通畅的流动机制。

　　2002年，经过7年的实践，《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在干部“四化”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选拔的六大基本条件。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五种能力：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宁夏考察的时候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格外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实践和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明确干部选拔的标准创造了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干部选拔要遵守“六大导向”，即：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这六大导向既是对“四化”标准的发展和丰富，也是对过去几年干部选拔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资料提供：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 杨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