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洛阳桃源湖:怀念伟人胡耀邦

 1989年4月15日，伟人胡耀邦溘然长逝，又逢4月15日，每到此时总会想起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伟人，内心充满深切的怀念与忧伤。也就是在22年前的这一天，虽然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但仍有阵阵寒意袭来，胡耀邦走了——但这个伟大的、不朽的名字就如一座坚如磐石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的心灵深处。
　　胡耀邦逝世那年我12岁，记忆中关于这位伟人的印象不是很清晰，不过那时候常听到人们谈论他，知道他是一位与周恩来一样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卓越的领导人，人们谈论他时的心情是激动和热烈的，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人们内心的喜悦。那时候我就知道，胡耀邦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位置，他就如马克思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的位置不可替代。
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以及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胡耀邦以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事业立下了不世之功。他才是中国共产党几千万良莠不齐的党员应该学习的精神领袖和英雄楷模。无论在何时何地，当我们谈起为人、做人的原则，就必定要跟胡耀邦打交道，尤其是对当代的共产党员，胡耀邦的人格以及品德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完整的标准，他给共产党员提供了一根无法撼动的标杆。
胡耀邦是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所以他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说到这里，我想又要谈到信仰的问题。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佛教、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都会执着于自己的信仰，无论身处何处，遭遇何境，都不会动摇，都会通过实际行动来捍卫自己正确的立场和原则。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信仰马列主义的，而我们当代的共产党员普遍信仰的是什么？无疑是权利和金钱，这些人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信仰值得怀疑，他们大多是假信仰、盲目地信仰，或干脆不信仰，他们的“党性”大于“人民性”，上面说什么他们说什么。但可怕的是，他们并不一定会以上面所指示的去照做，而是背道而驰，这就成了老百姓常说的“歪嘴和尚”。更可怕的是，只要是“党”的意思，不问对错，他们一概从之，从没有主见的“党盲”沦为毫无思想的“党奴”。他们见风使舵，观言察色，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个性；为了远祸全身，他们时刻准备着接受被给予的结论，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胡耀邦是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把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推进改革开放，为人民谋福祉，并钢铁一样地坚守自己的信仰：“耀邦对党内黑暗的丑恶的东西，不护短，不回避，揭露鞭挞，不遗余力。”（《争鸣》杂志2005年1月号）胡耀邦力排各种不利干扰，力促言论自由，舆论开放，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认同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胡耀邦的这条道路是让自己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这也令他自己介入了一种危险：他为人民群众以及底层社会代言，那么其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将直接关系到党内某些人对他的言行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胡耀邦先是被迫辞职，两年后，在郁郁寡欢中与世长辞，可以说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具有悲剧色彩的一幕，而胡耀邦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伟人虽然去了，但死亡的不是他的精神，而是他的肉体。无论是Methanal，还是The glass coffin，都无法让肉体万古长存，都改变不了肉体必然要腐烂的命运，而真正能够永存不朽的，也只有任谁都无法遮蔽的心灵之光，无法扑灭的精神之火，这就是任谁无论用牢笼还是刀剑都奈何不了的人的精神。一个人能够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仰慕或赞赏已经不易了，但是能让人们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他，那更是不易。那么，胡耀邦为什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就如人们爱戴和尊敬周总理一样，众心亦然。他辛苦的一生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都令人悲恸。言行举止是一个人心灵的镜像，也是一个人品德和人格的反映。人们热烈地爱戴和尊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人是真正的君子，是心地善良淳朴的人，是因为他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人民，并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自己的人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我看来，伟人身上都有浩然正气，都有强烈的正义感。从胡耀邦一生的所言所作所为，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心灵的美好和温热，人如其名，“耀邦”——他正是为贲耀中邦而来的，事实上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并且都做到了，成为一名真正的、伟大的人民公仆。
据陈一谘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记叙，1981年胡耀邦曾说过一句话：“什么时候农民心情舒畅，国家形势就好。我们要继续克服各种左的束缚，八亿农民富裕了，国家才能稳定发展。”（陈一谘：《一片丹心照大千》，见《世界周刊》，1994年。）胡耀邦遵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真理，一生都在为民操劳，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胡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了。”（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温家宝总理也回忆过1986年2月胡耀邦率团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等基层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的事迹：“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人民日报》，2010年4月15日。）从这些质朴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为人民谋福祉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永远居首位。“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是胡耀邦经常强调的思想：“为什么历史上会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干盛世’？都是先安定农民嘛！”（陈一谘：《一片丹心照大千》）所以，他才拥有那种无私坦荡的博大胸怀；所以，亲近和爱护人民是成为他至死不渝的愿望。就精神气质来说，胡耀邦是一个温情、隐忍的人，是一个充满怜悯心和同情心的人。这种崇高的品德，也成为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的根源：“1986年冬，某些元老主张开展动用党的纪律来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总书记胡耀邦不屈从于元老的乱命。和人民在一起的总书记，因此而被元老们被废黜了。千百万冤假错案的大无畏的平反者，自己成了冤假错案的殉难者。”（《争鸣》杂志2005年1月号）在经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胡耀邦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胡耀邦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也就是中华民族中兴最有希望和生机勃勃的时期，伟人虽然去世20多年了，但是他的浩气长存。
“耀邦喝了一口茶，拿起桌上一本书，说：‘我最近看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很受启发，同志们不妨看一看。’”（陈一谘：《一片丹心照大千》）胡耀邦赋予爱近乎宗教的神圣感。这是一种博大的、丰富的爱，其中既有中国的泛爱之情怀，也有西方的博爱之精神，他总是用充满悲悯以及爱意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仿佛世人的幸福和痛苦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1500多个，甘肃省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回族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这是田纪云所回忆的胡耀邦曾经说过的话。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颗善良而真诚的心，我们看不到政治家的野心，看到的是杜甫一般的柔情；我们看不到革命家的无情，看到的是基督一般的慈悲。
胡耀邦本质上是一位朴实的民本主义者。百姓在他眼里是最重要的，深入一辈子基层，给百姓当了一辈子踏实的代言人，这是胡耀邦毕生遵奉的政治信念。田纪云在题为《近距离感受胡耀邦》的文章中说，“……他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到后刚住下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八个字来描述胡耀邦的个人品德、用‘丰功伟绩、千古流芳’八个字来描述他的光辉业绩是当之无愧的。”事实上，胡耀邦的内心坦荡、真诚、热情的像一团不息的光和热的烈火，在这样一个文化拔根以及价值脱序的时代，胡耀邦的心灵之光，也同样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在胡耀邦看来，经邦纬国从来就是心灵的事业，就是与人民的爱、苦难、救助、同情等美好善良的情感息息相关的，而政治家则应该通过充满对世界的爱意以及以无私无我的高尚品质和道德激情，来对人们的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同样，与我们当代的一些政治家和领导们截然不同，在胡耀邦看来，对党政领导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是什么领导能力或才华，而是对人民群众丰富而真诚的情感。“邦以民为本”，胡耀邦当领导并不是因为他有领导能力和才华，而是他对祖国和同胞有着无限的爱意，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怀着深深的感情，这些都是他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的。因为胡耀邦的人格境界，所以他赢得了全国人民普遍的尊敬。一个朴素而简单的真理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不必一定会有不朽功勋，但是一切伟大的功绩，必然出自于伟大的人格，一个人的丰功伟绩都是倚靠伟大的人格支撑起来的，所以说，与一个人的功绩比起来，他的人格似乎更为重要。胡耀邦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
　　胡耀邦虽然只读过一年初中，但却被人们称之为大知识分子，他的人格是崭新的现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人格。他不喜欢怨天尤人的人，不喜欢高自标树的人，不喜欢腐朽浅薄的人。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把追求自由和平等、民主和真理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关心所有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解放，充满热情的利他精神，为大众谋求幸福。胡耀邦说：“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这绝不是当代一些领导发言稿中常出现的大话空话，而是一位伟人的人格之火所散发出的光和热。在很长时间里，这种伟大而朴实的人格以及情怀，先是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被当作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受到质疑，而后又被“斗争哲学”和“暴力倾向”所隳损。于是，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沦为“弱肉强食”的、情感冰结的世界，许多人仍然生活在绝望的折磨和恐惧的煎熬中。极为恶劣的是我们社会的人格生态。我们的人格不仅被残酷的“改造”严重地扭曲，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尊严，导致了普遍的人格病变的发生，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占据主宰地位的畸形人格则是“占有型人格”，即：市场型人格和权力型人格，它们对普遍的真理和抽象的意义缺乏信心，共同特点就是惟利是图和世故圆滑。与之不同，胡耀邦的人格却是一种给予型人格——燃烧自己，照亮大地。这样一个社会，就必须清醒地认识胡耀邦对于我们当代的意义和价值，就比需要让胡耀邦这样的人格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宰人格。
“耀邦同志生活非常简朴，衣着很随便，粗茶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比如四个菜刚上了两个，他就吃完饭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也抓紧时间吃饭，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个政治家如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仅仅当作为己谋利的工具，仅仅当作一种纯粹的和冷漠的“领导艺术”，仅仅当作政治家一个人的事业，那么他就是权利和私欲的奴隶。而胡耀邦追求的是做真人，求真理和说真话——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伟人在人格和情感上的根本特点，也是伟人所尊奉的基本的道德命令和人生信条，实际上胡耀邦几乎都做到了。
“耀邦的民主作风，我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从人权派生出来的。耀邦的这种民主的政治品质，是尊重和实现人之为人的利权……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是对胡耀邦民主作风感受的一种表达。”（杜导正：《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多难兴邦，敢说话，说真话，做真人，办事实乃是胡耀邦所强调得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三岁小孩都懂得，但八十老翁都未必做得到。这句话意味着很大的实践难度，但是胡耀邦都做到了，虽然说真话是最艰难的，但在他看来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胡耀邦一生力主发扬民主。他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由于性格的柔弱所导致的忍耐和敛抑，这让胡耀邦在最后的时期未能在严峻的考验中拍案而起，甚至挺身而出；由于复杂的各种原因导致的形势，这让胡耀邦无法在所有方面都表达他的思考和情感，但是他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从来不回避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从来都是竭力践行自己的主张。
近一百年，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抗战”和“文革”无疑是两个大事件。这两个事件从某种程度上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1929年他刚参加革命……延安抢救运动时即持异见，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对那些左的东西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任仲夷：《他永远活在人心》，2005年10月2日）“文革”导致人们心灵的硬化以及价值秩序的崩溃、中华民族道德的沦丧。对此，胡耀邦从不回避，因为回避就意味着严重的灾难，也是政治和文化上的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态度。他充满柔情和善念、热情，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对祖国的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热爱和忠诚，表现出对万物的深沉的爱意。“何凤池伯伯的案子一直拖着……我第二次为何伯伯写了信，亲自送给耀邦。耀邦听我介绍后，生气地说：‘他们都是为革命贡献了一生的人，早该平反！’立即批示，限期解决。”（陈一谘：《一片丹心照大千》）面对问题和残缺，我们往往敷衍塞责、文过饰非，缺乏直面灾难和罪恶的勇气。胡耀邦身体力行地“做真人，讲真话”，显示出一种具有表率意义和启蒙性质的道德境界，体现的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问题的伦理精神。
　　斯人已逝，余情千载。胡耀邦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人格、心灵和精神永垂不朽，他的人格之光温暖而灿烂，他的精神之火纯净而明亮，他将为我们在黑暗中带来光明，为我们在前行的路上指引一条通向真理的阳光大道。

2011年4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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