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站街拉客卖淫女:可笑的北大“思想偏激会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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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北大“思想偏激会商”制!
北京晚报2011年3月24日实习记者张航报道,从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实施对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实施会商制度。会商方法是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然后上报,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进行帮扶。其他不论,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使人费解。
首先是什么叫“思想偏激”,我自己感觉“思想偏激”这个概念大多用于对现状的不满等,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同样是北大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看到当时中国列强瓜分政治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就在黑暗寻找救中国出水火的解放道路,通过《新青年》呼号民众觉醒,寻找民族解放的未来。或者如鲁迅毛泽东那样亲自投身文字的武装的推翻旧体制的的革命,在解放区和白区开展两个战场的斗争,投身救中国建立新中国的的革命实践。但是今天的北大那些准备被“会商”的学生肯定不是这样胸怀广大的“思想偏激”者。那么他们是因为什么被戴上“思想偏激”的帽子呢?
据北大某些不“思想偏激”的学生——这些学生也许是所谓追求进步入党提干的或者准备入党准备提干的学生会的准既得利益者,他们下面的口辞好像是先前的“学贼”的口吻——说,是这些同学“思想偏激”的“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 而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的话则比较官腔温和:准备被“会商”的“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等等。
啊啊,这真是“欲加之咎不患无辞”,难道学生“为食堂饭菜涨钱”提出批评就是“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难道学生为批评学校“食堂饭菜涨钱” 就是“诋毁北大”了吗?难道学生为批评学校“食堂饭菜涨钱” 就得“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了吗?这有点“红色恐怖”吧!我为北大真纯的“一个声音”“一个思维”的“专业思想教育”感到莫名地悲哀,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天下的北大学风,也要被“送到疯人院去”了吗!
以此类推,如果一个单位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是就该调其离职下岗草野呢,如果有举报贪官之“勇士”者是不是就该称其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呢,如果网络上那些对政府决策提出不同意见者是不是也该去 “排队监视”了呢?对那些影响新政建设的反“拆迁”者是不是就该“绳之以法”了呢?或者说一个党委开会有与“一把手”意见相左者,是不是该被像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拉出去枪毙呢?
我对北大的“思想偏激会商制”感觉无尽地悲哀!它让我想起阿Q头上的疤痕以及追打他的伙伴的“精神胜利”的闹剧,还有“守着秃子不敢说光头”的民间俗语,以及现代版“前十分钟领导很忙,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后十分钟其他国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新闻讥讽语。不允许批评难道不是一种整体虚弱的神经官能症?难道不是一种整体信心虚弱的肾虚症?难道我们真的成了永远的上帝只能叩拜不能睥睨?难道准备让“道路以目”成为现代版新成语?
它使我更加感觉中国的教育真就是“狼和羊”的教育,“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其实就是“狼外婆”的开门教育,而中学教育高中教育就是鼓励学生为争夺生存机会“自相残杀”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到了大学到了“北京大学”,就完全变成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永远的“红色教育”,殊不知这种教育完全扼杀了孩子的创造精神,培养出如鲁迅说的毫无思想和脑子的“书橱”和不近人间烟火的“两脚兽”。这种教育从幼儿开始疯狂到北京大学,完全死板了民族精神,难道诺贝尔奖应该是西方人永远鄙视黄色人种的傲慢记录?
我一向以东方民族睿智的传统文化为自傲天下的旗帜,但是我现在还是悲哀地想起了上世纪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她的这句话让中国的思想家们非常不舒服,但从她说过这话到现在,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啊,令人难堪的北大“思想偏激会商制”,你所说的“思想偏激”并不是挑剔学生对学校食堂饭菜有意见,“醉翁之意不在酒”,北大的“会商”是什么玩意大家都清楚,可爱的北京大学,你让世人如何亲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