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上古农谚范本《诗经·豳风·七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3:33:40

上古农谚范本《诗经·豳风·七月》研究

 

 

      要:从“历法体例特征”、“因果关系特征”、“引用艺术特征”等方面,论证《诗经·豳风·七月》一诗中以夏历记月为时间信息符号指事的诗句为上古(周以前)的农事谚语,确立《七月》为“上古农谚范本”的论点,试图在理论上走出《中国文学史》“上古歌谣少实例”的误区。

    关键词:上古农谚;时间信息符号;历建;历日制度;三正

 

 

近年来,凡研究《诗经》者,均将《豳风·七月》列在“反映农事劳动”和“揭示奴隶受压迫”的思想内容范围内,这似乎无可厚非,为内容本身特点使然。但上自毛苌、刘向,中之巨儒朱熹,直至现当代学者都指出上古当有谣歌。然谣歌何许样式?却无一能指出实证,致使中国文学史上留有遗憾。偌长历史仅清代学者顾炎武指出过——“七月流火”,农夫之词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令人惋惜的是,这位顾夫子也未能沿此思路深究,致使可称为集大成的周前农谚范本沉默在另一思想内容范畴之中,使其实证价值若黄金没土般光辉被掩。我这里所指“上古农谚范本”,即《诗经》中的《豳风·七月》。

为便于讨论,姑且将这些诗句按我所认为的上古农事谚语体例摘引如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萑苇。(三章)

七月鸣,八月载绩。(三章)    

四月秀,五月鸣蜩。(四章)

八月其获,十月陨 。(四章)   

五月丝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五章)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五章)

六月食郁及,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六章)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六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七章)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八章)

 

上款共为十一条,于诗中或开篇,或插转,或连用,堪谓用法灵活多样。之所以称它们是周以前的农事谚语,是因其具有“历法体例”、“因果关系”、“引用艺术”“谣谚自身”等诸特征,其他篇目中,并存有相关问题。以下分别论证,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              历法体例特征

 

王启兴等在《诗粹》中所解,是与《诗经集传》中朱熹所言相一致的。朱熹注曰:“七月,斗建月也,后凡言同者倣此”;“一之日,斗建子,一阳之月也。二之日,谓斗建丑,二阳之月也。变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后凡言日者倣此。盖周之先公已用此以记候。故周有天下,遂以为一代之正朔也。”对于“十月”“入此室处”,朱熹复解曰:“十月而曰改岁,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1]P60-61。关于“月”,朱东润解曰:“七月,夏历七月。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周人兼用夏历。”关于“日”,复解曰:“一之日,周历正月,夏历十一月,以下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可顺序类推”[2]P22。关于此,王启兴等解得更加晓畅:“诗中六七八九十诸月指的是夏历,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指的是周历……即夏历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3]P18。有关这一问题,王力则说:“夏殷周三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不同地区所使用的不同的历日制度……先秦古籍所据以纪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豳风·七月》夏历和周历并用”[4]P 849

综上所列,这些权威之本都认为无论诗中是“月”是“日”,皆作“月”解,只不过言“月”者乃夏历,言“日”者乃周历,堪谓统一之至也。然涉及一诗而杂用夏、周历日,朱熹则说:“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朱东润则说:“周人兼用夏历”,而王力则说:“夏历和周历并用”,唯独王启兴回避了这一问题,未作正面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当代的朱东润、王力二先生观点基本相近,无论“兼用”或“并用”皆为“混用”。就是说,朱、王二人皆言是诗在历日使用上是混杂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当时周朝廷是允许这样用的。虽然王启兴在此问题上回避,但从所注看是从朱、王之说的。这里更可以说,当代各派、各家认识是统一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这就与朱熹的观点大相径庭了。试看朱熹“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这句话。此语中“通于民俗尚”明显指出,“三正通用”只在“民间俗尚”,非“皆可并用”的。对此,朱熹亦有“盖周之先公已用此以记候,故周有天下,遂以为一代之正朔也。”这话明确指出,朝代一变历制亦改,岂容“兼”“并”用之乎?从这一点看来,当代注家便与古人存有歧义。那么朱熹之言,本意何在?在我们想来,大概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官方虽不提倡混用,但因农事所需,对民间沿袭旧俗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可也,这就为当代注家所宗;若从另一方面理解,则是,时代之用,决不许使用前代历制,除非民间约定俗成的有益于生产生活的民谣民谚方可袭之。我觉得,朱熹的解释,其本意,应是后者,而不应该是前者。如此推断,《豳风·七月》中所出现的以夏历记月的诗句不该是周人(豳人)的创作,而应是引用来的夏时流传下来的农事古谚语。之所以如此推论,尚存一证,那就是朱熹说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之后,还有“周特举而迭用之耳”。这里“特举”是特别提倡的意思;“迭用”则义为“兼用”“并用”。但细研朱熹《传》注后,肯定要有方家质疑:朱夫子本意果然为如是说,何以未曾于一处指出呢?

    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不敢说前面所引十一例会被朱熹看成是“农事民谚”。因为,这位宋代学者确实对此没有明确认识。

    如果我们认真地反复地分析、研究、比较,便可发现,《豳风·七月》篇中所有以“月”指事的语句,皆有规训和时令特指的特点,并且与后面的记事存有提领和顺延时序的关系。因此,我说,凡以“月”作为时间信息符号的诗句皆为引语,乃引周前的农事谚语;凡以“日”作为时间信息符号的农事活动描写,均为当时的写实内容。这就反映出该诗的历法体例特征。

使用历法体例特征将这部分诗句由这些诗篇的写实中剥离出来,使其还原成“上古农事谚语”的本来面貌,我想,该是件有益的事情。因为,它是为上古文学填补空白的大事。

 

二、因果关系特征

 

    这一节我们用典型例句从因果关系特征入手论证《七月》中的农事谚语。

    1.“授衣”与“无衣无褐” 其诗第一章前半部分出现一对矛盾着的词语——“授衣” 与“无衣无褐”。这部分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部分,但何以前面说了“授衣”,后面又出现“无衣无褐”呢?岂不自相矛盾?但如果你将“授衣”看成是引来的古谚部分,从“一之日”起纳入现实描写,那么,对“无衣无褐”便不难理解了。此段因为要反映冬日里奴隶“无衣无褐”,所以,才引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古谚,以形成强烈的对比。

  通过这种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授衣”所指之事不是夏代的季候列制,那么如此应用便不合所诉现实的要求。只有在其是引用来的古谚情况下,诗意才能通解,并产生起兴和对比的艺术效果。

  2.“授衣”与“载阳” 第二章开头四句中首二句同于第一章,但由于该章所述内容不同于第一章,写的是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妇女采蚕桑的风俗画,尽管末尾也有担心受辱,但大部笔墨散发的是欢快之情,因而农谚中“授衣”之引又有与前章不同的功用。首先是起兴,然后顺延时序,切入“春日载阳”的现实。 这样,“授衣”与“载阳”之间,便形成了时间的大跳跃。然跳跃间的空白是什么?我们说,当为前章那种“无衣无褐”的凄惨悲凉。然而两句“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气候环境描写,便将欣赏者带入新的意境中去了。那就是,好容易熬过了数九严冬,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人还要面对新的现实,还要各司其职去奔忙,一个“采蘩祁祁”的场面,便起到了借斑窥豹的效用。用因果关系来解此句,我们说,因为当“授衣”而未授衣,所以,人们还要围绕这“衣”来奔忙,用以揭示远古劳动人民的向往。这里再次引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便已明确提示给我们,用以起兴并形成与现实内容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的两句,便是借用来的古谚。

  3.“载绩”与“载玄载黄” 第三章前后部分各引一则农谚,一为前二句的“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一为后半部分负责承转过渡的“七月鸣 ,八月载绩”。我们说,前二句的功用同于“授衣”与“载阳”的用法,然后半部分的“载绩”便又构成了直接铺陈季节环境的功能。因为所叙之事即染丝织帛,所以便直接用古谚来做烘托之景。此所谓引语与叙事天作之合的典例。形成此种因果关系的还有第六章中的“获稻”之引与“春酒”之酿,“断壶”“叔苴”与“采荼薪樗”,其中所引之谚,皆为直接作背景的。

  4.“陨”与“于貉” 因为“陨”和“其获”的秋季一过,便为冰雪连天的冬季,所以,农民就要上山“于貉”和“缵武功”,这是农夫的“天职”。此乃第四章中现实生活内容与古谚语的因果关系。而这一章中两则谚语(“四月秀,五月鸣蜩”和“八月其获,十月陨”)的使用属排比手法,而现实生活描述的两种狩猎亦然。这种双项的因果关系,是由“谚语所指的季节一过,你当如何?”这是种由内含语势构成的。类似这种因果关系构成形式的还有第七章中的“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这则古谚与“上入执宫功”的现实铺陈,只不过这个后者是单项,前者是双项罢了。

    5.“蟋蟀”与“入此室处”  因果关系表现得最为精彩的,当为第五章的所引与现实所叙。此章开头不但并列引用两则农谚,而且用三种会奏乐的昆虫鸣叫表现月份特征。其因果关系是由类比构成的。第二则谚语的四行分别以蟋蟀的鸣叫地点不同来点化时间的推移,而描写铺陈则以三个情感不尽相同的生活画面贯穿出现实的连续性,表现出因为蟋蟀都可随季节的变化一步步跳进我的床下,所以,我的一家人到了岁尾也当住进屋里去。这个因果关系则将谚语作为一种意境引入了诗中,使其与所反映的现实形成类比关系,从而增强了感染力。

通过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周以前的古谚除有“借物喻时”、“形式短小”、“讲究对称”、“具有诗的外形”等特点外,更有“简练通俗”和“实践经验”等特点。它是与诗中的现实描写部分既有内在的因果关联,又有外在的独立特点。假如《七月》一诗抽去这些引用的古谚,那么欣赏起来你就会觉得索然寡味,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魅力。通过这种因果透视,这些以“月”指时示事的诗句突现出上述谚语的特点,而这些语句在我们所指的因果关系中,都是做为诗章内容的原因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诗章中起到“因为古人是这样警策的……”“因为前人的谚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谚语说这个季节应该干这个……”等指导农事的作用。这,当为我们判定以“月”指事的诗句为上古农谚的第二个根据(亦可称之为特征)。

 

、引用艺术特征

 

    《豳风·七月》一诗中,按我们前边的两方面分析,判定“以月指事”诗句是引用的谚语。那么,诗人在引用这些古谚的时候绝不是草率援引的。经深入探讨,我们发现其引用手法并非是简单化的,而是讲求艺术技巧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形式,即:援引起兴、转引过渡、连引对比、插引承接。以下分而述之。

    1.援引起兴 这里所言援引,其“援”为引进、擢拔之意,之“引”方为引用。二词连用,意为有选择地使用。《 豳风·七月》中援引古谚语,多用来起兴。此当为“诗经六艺”中使用“起兴”艺术手法的特殊范例,是与《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起兴手法有大同而存小异的。所谓大同,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所谓小异,即该诗用来起兴之谚语选取的是与所咏之事具有紧密的联系。

  其诗中作为起兴援引处为一、二、三章开头各二句即是。其中一、二章皆为“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章为“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其他章首所引,虽然也有起兴色彩,但由于尚有其它功用,故此处不加详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其谚语本身就强调出季节变化了,天气冷了,人们就该换上防寒的衣服了。第一章援引起兴,是有一定目的的。其起兴后所要表陈的内容该是这样的,虽然谚训告知天寒该换厚衣服了,但是,寒风凛烈的冬腊月,农夫也换不上过冬的衣服,又怎样熬得过去呢?如此看来,这两句作为引来起兴的谚语,便与后边的现实内容产生内在的紧密联系。第二章引用之后,时间一下子跳到了春季,内容写的是明媚的春天,妇女采桑图。按照谚语告知的“授衣”,这里的现实描写当是跨越了穿棉衣的冬季,又换上了单衣的季节。这,仍与“授衣”有直接的联系。而这则农谚本身,前句是以星相的变化告知人们时间的变化,后句是以时间的变化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谚语本身的结构方法,也影响着诗人的写作手法,因而才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延伸与发展。第三章首二句所引,虽然与前二章所引内容有所变化(“九月授衣”变为“八月萑苇”),但其结构形式却相同,而且,从起兴的功用和与下面所咏之事的紧密相关也是一致的。

  根据以上辨析,我们发现,在《诗经》所用起兴手法中,《 豳风·七月》中的多处所引,是有其独特性的。由于两千年间,人们一直认为这些用夏历指事的句子也是对现实的描写,所以很少有人将该诗的这种起兴列为典例,亦如将其看作引文便更谈不上了。

  2.转引—过渡 这里所说“转引”之“转”,有两方面意义:一为指所引的农谚承接前引文,时间信息符号未变,指事却转换了;二是引此乃为转换现实叙述内容。在后一个意义中,我们认定它有“过渡”的功用。譬如三、六章中的“七月鸣,八月载绩”、“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

  第三章中的“七月鸣,八月载绩”与首二句“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若进行比较,便可看出二者时间符号是相同的,而只是指事部分有所变化,一为“流火”“萑苇”,一为“鸣 ”“载绩”,然其结构形式则又是相同的。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章首与章间所引,为季节相同而指事各异的两则古代农谚。中间所用,是为铺陈的现实场面转换(也可说成时间跳跃)进行过渡。所以,我们说其为“转引过渡”。由此,我们也可领略到上古农谚的丰富性:同一季节人们会以不同指事编出不同功用的谚语。第六章中章间引句亦与章首引句异点较多,譬如前者为三句,后者为四句,而且时间信息符号也不尽相同(章间七、八、九月,章首则六、七、八、十月),但其大体还是与第三章情况类似,只不过选不到句式齐整、时间信息符号相同者罢了。

  通过对比、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章间所引是有所选择,有其功用目的的。其选择原则是与章首所引具有时间等同观念的,换取指事,也是为了提示人们,以下述事也与前边所述相异。异者,即意转也。所以我们说这种引法为转引。这样,在析其转引的功用目的时,我们即可发现,转引的前文是一种叙事内容,其后又是另种内容,据此则可得出其转引目的即用来作为叙事的过渡。前述二例,这一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由此,我们也可得出,作为过渡的转引者,即为当时现实生活中颇流行的民俗范围中的农事谚语。

  3.连引—对比 此处所谓“连引”很好理解,即按写作需要连续引入两则或两则以上农谚的情形。此诗连引部位在第五章前半章中,两则农谚分别为“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里首先要搞清的是,所引六句皆为具有时间信息特点的三种会鸣唱的昆虫,何以视为两则谚语的问题。有关这问题就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引入的功用目的上进行审视。我们认为,前二句与前三章首句具备同一功用特点,就是“起兴”。而表述蟋蟀在四个月份中行踪变化则有另一功用特点,那就是用以与所述现实形成对比,以收到最佳艺术效果。所以, 我们说,连引是手段,功用才是目的。

  本章连引蟋蟀的“在野”、“在宇”、“在户”及“入我床下”,这种随节令变化而改换栖身之所的自然本能,本来是用于指导人们,可以根据蟋蟀鸣唱的地点警省时序的变化,以便不误农事。然这里将其续引于“起兴”句下,便产生了与下文所述现实的鲜明对比与类比的功用。所谓对比,是指作为劳动者的奴隶与蟋蟀在栖身环境上的比并;所谓类比,是指人与昆虫在不同季节所需生存条件的相类似。作者以连引的方式,以达到对比和类比的艺术效果,我们说,这很具“引来”的特点。由此可以证实,连引部分的七、八、九、十月蟋蟀栖身之语是引用的古俗谚。

  4.插引承接 《豳风·七月》第八章中一开头即无作为援引来用如起兴的内容,开章便以“一之日”“二之日”直接叙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直接用来叙事的格式与手法,即与引用的谚语一脉相承。试看其体例:“二之日凿冰沖沖 ,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酒。”这种句式与第四章开头所引“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极为相仿。但若仔细辨析,便可发现,第四章引文其指事仅停留在事物现象本身,而这一章所指之事是含有人为的成分的。这就是说,引文的内容是纯自然的反映,而现实描写重在人的参与。我们说,这就是区别现实描写与谣谚的最基本的标识。

  这一章虽无开章起兴之引,却于现实描写的“献羔祭韭”之后,和与此内容有直接联系的“朋酒斯飨,曰杀羔羊”之前,插入了“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的谚语,我们将这种引入称之为“插引”,其功用目的旨在“承接”,并且达到与前七章求得体例上统一的目的,另外也展现出引入手法的灵活多样。

  我们说此章使用插引功用为承接,是以全章结构特点为依据的。前面内容述至“献羔祭韭”,是从各月所从事农事的陈述至岁终主要 活动这一特点入手,与下文详述这一活动的场面之间,需要一个过渡或承转的过程。这种过渡或承转,我们称之为“承接”。这是由上下所述之事的连贯性决定的。这种作为承接的插引,显露出的古农谚特征尤为突出。试想,本来,“献羔祭韭”,与“朋酒斯飨”之间是极为密切相关的,却插入两句农谚,而且这个农谚与祭飨之事又无直接的内在联系,这就实现了引文的独立性特点。而从内容方面剖析,只能说它起到“气候肃爽、地场光了后该做什么呢”这样一个提示,余者则是我们前面分析的手法与目的等特征了。所以,我们认为,此二句在行文中的这种独立性,便是其为引文的有力证据。而判断该引文即是上古农谚,所依凭的即是与其它形式引文具有相同特征之点。

通过以上从引用角度辨析,我们认为,无论诗中采取哪种引用方式,也无论其引用的功用目的各有不同,都突现出该诗中用夏历历日记月的诗句具有引入特征;从其自身指事特点看出,又具有谚语的特征;依其时间符号又可看出,其为夏代流传下来的古谚。从而,通过历建体例、因果关系、引用艺术三特征的辩析、论证、判断,《诗经·豳风·七月》一诗当为上古农谚的范本。

 

四、诗经中有引文特征的其他诗句

 

《诗三百》中,除《 风·七月》中我们所析出的十一则引谚外,尚有三则与前例十一则具有相同特征,它们是:《 豳风·七月》、《小雅·甫田》、《小雅·大田》三诗中皆出现的“馌彼南亩,田唆 至喜”,《小雅·四月》的首二句“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王风·采葛》与《郑风·子衿》中同用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为考辩论证方便,以下分而述之。

1彼南亩,田唆至喜

 研究此句引文特点,必先对相关词语进行考证、辩析更为方便些。句中“田唆”者,后世注家皆从宋大儒朱熹之注,认为是当时管理田农之官。我们认为这是大儒误导的结果。对此问题,当代《诗经》研究者已提出“田唆”即特指“后稷”的观点,我们很是同意这说法。

《史记·周本纪》载曰:“(弃)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司马迁这段话中“耕农相地”、“播时百谷”和“封弃于邰”皆取法《诗经·大雅·生民》,所言“后稷”者亦出是篇。这段文字详细地记载了弃这个人在成年之后的作为及生平,由“民皆法之”而“帝尧”举为“农师”,再到舜封之“于邰”而号曰“后 稷”,此间,尧为“农师”舜为“后稷”,前后虽名称有别,但皆有农管 官号 特质。“农师”者,偏重于稼穑技术指导,而“后稷”者,则有了行政意义。“后”字,在古文里是独立的,与简化“后”字非一也。五代徐锴《说文系传通论》说:“古谓官长曰后。”《书·舜典》也说:“汝后稷,播时百谷”,这就是说“后稷”之“后”,是“官长”的意思;而“稷”,则为百谷的泛称,亦引伸为农业。如此,二字相和,便成了弃的官衔名称,也就是说,是当时中华民族管理农业的官员。

这里,我们考据“后稷”这一官称,就是为了使大家认 清,“田 至喜”中的“田唆”并非是一般的“田大夫”,而是特指“后稷”的。古代训诂家皆将这里的“田唆”训诂为“农官”或“田大夫”,这有他们有道理的一面,但训诂家丢掉了“唆”在上古的另外两重释义:一此“唆”通才智出众之“俊”,二又通崇高之“峻”。尧舜之所以举弃为“农师”为“后稷”,是因其在农业方面才智出众,在人民中间形象崇高,因而人们以“田唆”这一特有的尊称来称呼后稷。

馌被南亩”这一生产方式,很可能是后稷管理农业时所提倡所普遍施行的生产习俗,而且当时的后稷还经常到下边视察,见了这种农忙时人们在田里的火热场面,高兴了夸奖几句也是该常有的现象。这现象形成习 后,便会在民间产生广大的影响,人们自然而然便将这位管理者从提倡到落实,从落实到检查所定型的事物反映到谚语中,以警策世人:农忙了,就要吃干到田间,只有这样我们农民的圣人后稷才会高兴。

这虽然是我们今天猜天书似的假想,但是,决非海阔天空似的乱想,是按照辩证法的原则指导下的假想,是按语言环境与上古社会环境的同一律所进行的假想。假想能否是事实,还要看我们后边的论证。

从引入特征上辨析,《小雅》与《豳风》是不尽相同的。《小雅》二诗其引入之处及引入手法相一致,皆以“曾孙来止”相关联,且皆嵌于章前第三、四句;而《豳风》之引则用于章末,且在生产现实的“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之后。我们说,《豳风》之引,用入 末, 为“举趾”农忙到“同我妇子”如何忙录的形容之 用,   “准”判断词判断下的谓语成分,这便又有了“择引”作句子成分的引入手法。而《小雅》二诗所引,则复杂得多。

《甫田》、《大田》引入手法相同,即皆以“曾孙来止”这一“重大”现实事件为前提,将古谚连同“以其妇子”捆在一处“摄入”“曾孙”的视野这一写实的句组中,使映象成为一个古朴的农事画面。即作为极尊的“曾孙”来民间视察,面对农夫们携妇带子吃喝在田间,劳作在田间,大有其上祖祖风的生产景象或在田间地头祭飨心中的农神的虔诚画面时,那种激动的场面。

这个画面是我们读二诗四句时产生的具体映象。这个映象是与朱熹及其后注疏家相背的。且让我们来看朱熹的两诗传语:《甫田》中其传曰:“曾孙之来,适见农夫之妇子来馌耕者,于是与之偕至其所,而田唆 亦至而喜之。”《大田》中又传曰:“皆曰,曾孙来矣。于是与其妇子,馌彼南亩之获者,而田唆亦至而喜之也。”同为章首四句,且又一字不差 的“曾 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唆至喜”却被朱熹传成两回事,一说“曾孙之来,适见农夫之妇子来馌 耕者”,一说“告曰,曾孙来矣。于是与其妇子,  馌彼南亩之获者”,这很令我们叹服大儒的想象力。引证至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设问:是我们的二诗一个映象相背朱熹的两个映象呢?还是朱熹二诗的两个映象相背我们的一个映象呢?我们说,回答这个设问的关键在于“曾孙”者为何人的认定上。

关于“曾孙”一词,朱熹在《甫田》中有注曰:“曾孙,主祭者之称,非独宗庙为然。《曲礼·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武王祷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孙周王发是也。”我们说,朱熹的谬误便出现在这个注上。他对曾孙所做的“主祭者”断语,是在“非独宗庙为然”的主观认识下作出的,这渗透出在其前曾有人认为是主持国家宗庙祭祀者,并以注内引证方式指出是《曲礼·外事》中的说法,而主观判断所谓“曾孙”,即泛指主祭者。我们说,朱子的这一判断是缺少根据的,是主观臆断的,更是错误的。朱子所以会出现如此错误判断是他忽视了注引中的关键性词语所渗透出的极有历史价值的信息。我们说注引中的“关键性词语”即是“周王”“名山大川”和“曾孙”三词,所谓“极有历史价值的信息”,即“哪个名山大 和“ 曾孙”?

对此问题,我们只能说是“日理万机”的朱子在作《诗三百集传》时的一时疏忽。作为朱熹来说,对于“歧山”这个“名山大川”是绝对不会不了解的,对“古公亶父”这个上古历史名人便是西周武王姬发的曾祖这层关系绝对不会不了解的,对于西周政权正式建立前的第三位杰出的政权奠立者古公亶 父由后稷封地邰迁徙歧山一段历史不会不知道的。但是,他就忽略了这些,所以,同一谚语在三篇诗中出现,他便完全当做了三种现实描写进行注疏,进行语传,故而出现三种不同的牵强画面,而每一个画面又要扯进一个看不清嘴脸的田官,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通过以上引证考辩,我们说,《豳风·七月》与《小雅》二《田》中出现的“馌彼南亩,田唆至喜”皆为引文中出现的“田唆”为特指 祖“后稷”;二《田》中出现的“曾孙”乃古公亶父曾孙“武 发”。 那么,有关三诗中涉及“引谚”之处的思想内容便不难理解了。所以,我们的判断—“馌彼南亩,田唆至喜”与《豳风·七月》其它十一则由诗中析出的谚语同属周前古谚也可成立了。

另外,通过考据,我们尚可为引有同一古谚的三篇诗作断定产生年代。根据《大田》与《甫田》中出现武王姬发与“馌彼南亩”,形成叠印画面出现在诗作中,我们可据以断定二《田》产生于周初;而《 豳风·七月》,则可根据其诗反映的现实中那种穷富反差和农夫们的忧怨,断定其为西周末至春秋初的产物。

尤为重要者,根据周初二诗的相同引用特征和几百年后仍引用不衰这一现象,更可以断定“馌彼南亩,田唆至喜”是夏及夏前的上古农谚。

2、四月维夏     月徂暑

《诗三百》中,类似,《豳风·七月》所引具有夏历时间符号的上古谚语者,唯一一例 便 是《小雅·四月》中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这则引文,虽然与《豳 风·七月》中十一则引文在结构上不尽相同,但却与现代谚语中的“谷雨扫蚕,小满使钱”和“惊蛰栽蒜,夏至吃 面”等相似。只是现代谚语时间符号用的是节气,时间符号后面是指事而又是说的季节变化而已。另一点此引文虽与《七月》中十一则结构相异,但句前时间符号又与《七月》无异。

再则,《小雅·四月》中“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与我们在《豳风·七月》中析出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具有相同引法特征和功用特征,用入本诗,亦属“援引—起兴”。所以,我们认为,此亦为周以前的上古农家谚语。

然而,《诗经集传》中朱熹却将此二句连同三、四句的“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捆在一起传曰:“此亦遭乱自伤之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矣,我先祖岂非人乎?何忍心使我遭此祸也?无所归咎之词也。”我们说,朱夫子对三、四句的理解是无误的,但他老人家将前二句也做为主人公的顺沿慨叹,便损害了这二句在本诗中的真正内涵。我们说这二句是引来的古谚,除根据其有“援引—起兴”的特征外,尚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主人公慨叹借援引—起兴为导因,然后引出埋怨老祖宗的这一果。朱子传语若改成“言时令仍能坚持四月入夏,六月出暑的规律,我先祖岂谬人道乎?何忍使我遭此祸也?”便合乎了原诗的本意了。可叹,朱夫子因一念之差,竟误了后人八百年。

3、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

形同上古谣谚的诗句在《诗三百》中,尚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个句子在《王风·采葛》和《郑风·子衿》中两次出现。按照二诗出现此句有无创造性上来看,则应是《王风·采葛》的作者为上,其于二、三章中将这个“如三月兮”扩展成了“如三秋兮”和“如三岁兮”,而《郑风·子衿》的作者只是停留在“如三月兮”的层面上。

虽则二诗作者在运用方面存有创造性上的差异,但也不能做为哪个仿了哪个的证据,而恰恰反映出来这两句诗语在二诗中的运用上存有借 迹象。在《诗三百》中,除“馌彼南亩,田唆至喜”在三篇诗作中原 现外,《采葛》《子衿》可以说是特例了。现当代作家中曾出现多起思维“撞车”现象,但也只是典型或立意上的“撞车”,而其成品的语言符号的排列中却非一字不差的“雷同”。然而,此二诗则完全雷同,就不具备“撞车”的特点。

根据我们推论的不是“谁仿了谁”,也不是思维的“撞车”现象,那么该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当是引用来的上古谣谚或上古熟语。直到今天,这个特句仍有生命力,只是稍加了改动,变成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或“一日三秋”。

关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或“一日三秋”归于何类体式科目中,各类辞书是比较模糊的。我们认为“一日三秋”可以归于成语之中;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应是传承了《诗经》的所有成分,当归类于事理谚门类下。从这一点上看,今日此谚条,溯其本源是《诗经》,但《采葛》此句的出现却又有个本源“如三月兮”,而且这个“如三月兮”亦在《子衿》中出现,这就出现了究竟谁是本源的问题。究竟谁是?我们认为,谁也不是,本源还在周前民间。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则仍属上古谚语。也许这种推理牵强了些,但这则古谚自身实在很少历史信息的潜涵。

 

五、谚语自身特征

 

以上,我们从历日体例、因果关系及引用艺术等特征角度,对以《豳风·七月》为代表的具有夏历时间信息符号和无此符号的十四则例句进行了辩析、论证,初步判断、证明其为西周以前的上古农事谚语。这一章,我们将从谚语自身特征这一视点再加以辨析、论证。

当代观点认为:“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他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古谣谚》1986年版195页)。”游国恩等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述及上古歌谣所免强举证二三例上古卜辞,尚不能代表上古谣谚全貌。《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此则说:“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对《左传》等先秦历史散文典籍中出现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等谚语,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并判定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那么,亦如“心苟无瑕,何恤于无家(《左传·闵公元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等谚语何以被判定不是上古初民的创作呢?其书又说“前者亦谣亦谚,后者已成格言。”我们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种说法和判定,其有力的依据便是谚语的自身特征。那么,我们由《诗经》个别篇章析出的十四则谚语,也当过一过谚语自身艺术特征这道关卡。下边就让我们从这一角度入手,进行辩析、论证。

1、内容与形式

《汉书·五行志》说:“谚,俗所传言也。”《国语·越语》韦昭注曰:“谚,俗之善言也。”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载言:“谚者,直语也。”《辞海·谚语》条说:“流传于民间的简练而富有意向的语句,大多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经验。”其《农谚》条下又说:“有关农业生产经验的谚语,农谚是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得经验概括。”武占坤、马国凡在其所著《谚语》中说:“谚语多是以判断推理的形式,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主要是人对事物的观点、经验、知识、爱憎的概括和陈述。”

上引一系列概念,即为古今人阐述谚语的内容与形式的。《汉书》是从传播角度来概括形式,《国语》是从功用角度突现内容;刘勰是从语言结构角度说形式,《辞海》则高度概括了谚语的内容与形式。内中讲得最为具体者,当为武、马二人。

从内容上看,我们由《诗经》中析出的十四条古谚中,除“一日不见,如三月夕”之外十三条均符合《辞海》所指的“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得经验的概括”“生产经验的总结和生活常识的概括”这两条 念的 要求。其中“馌彼南亩,田唆至喜”更合于“俗之善言”的特点。这则谚语当产生于后稷在世时,表达农夫们对这位农业始祖的尊崇,人们争传说:“农忙了,只要大家抓住农时吃干在地里,我们的后稷才看了高兴”。这在当时是对农夫的鼓励和警策。后稷卒后,人们更把这位农民英雄奉为神灵,这则古谚传播在内容上又有了深层含意,传播中人们的意念则是“只有按照农业之神生前倡导的那样去做,他的神灵才会保佑我们年年五谷丰登”。这种谚语内容的延展深化,在所引的三篇诗作中均可看出。而其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亦有“俗之善言”和“爱”的特点。

从谚语表现形式上辩析,这十四条古谚均具有“俗所传言”“直语”的特点,且具备“判断推理”和“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形式表现。其中“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与当代的“三月里老鸦四月里雀,五月小兔遍地跑”这则农谚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一模一样。尤其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则诉说昆虫随季节变化而鸣地遂变的气候谚,简直就可是今谚“七月蚊虫毒似蛇,八月蚊虫出獠牙,九月蚊虫转娘家”的效法本源。其它亦如“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更是与今谚“处暑收黍,白露出谷“有异曲同工之妙。

2、功能与作用

关于谚语的功能与作用,明代文学家杨慎说:“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之书以为谈”。杨慎的这一概念,指的是先秦历史诸子散文典籍和秦汉《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引用谚语喻事说理、警策世人之事,这本身就是肯定了谚语有劝世功能和警策作用。可叹杨慎其言竟然未能包涵《诗经》。今天,我们面对这十四则上古谚语被《诗经》引入的现实,也可将其纳入“圣贤之书采以为谈”的范畴中去了,这当是一件喜事。

就“圣贤之书采以为谈”而言,《诗经·豳风·七月》与《诗经》其它五篇引用古谚,除可证明古谚具有可被“采以为谈”的功能外,尚具有为篇章“起、承、转、合”和深化思想内容等作用。如我们前边曾讲到的蟋蟀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与农夫塞向瑾户等筹备过冬室处的类比等。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引用。《郑风·子衿》写的是一妙龄女子思念城中心上人的闺思心情的主题,前二章或设问或忧怨,皆以“悠悠我心”进行剖白,第三章为了深化这闺思主题,于“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之后,引用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则谚语,将热恋中的少女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风·采葛》也同《郑风·子衿》一样,也是个闺思主题,但引用谚语手法又有所不同,三章开头都是以少女想象心中人正在干什么,然后便引用谚语以形容心情,第一章原样引入,第二、三章则将“月”字分易为“秋”“岁”,以展现思念程度的递进,这种引入法,又为“诗经六艺”的“比”提供了卓绝的典例。

谚语除上述“采用”功能和“深化”作用外,尚有警策功能和激励作用。

《豳风·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馌彼南亩,田唆至喜”等引谚大多皆有警策功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或怎样做。有关激励作用,《唐国史补》中   这样 一段记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dàn )。然大历贞元间,有余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港为圃,操驾之工数百……此则不啻载万也?”这件历史事件便是间接地渗透出谚语的激励作用。余大娘家便在“水不载万”谚语的激励下,造出了过万石的大船,而且阖家代代生活在船上。《豳风·七月》中谚语蟋蟀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同现实描写“塞向”“瑾户”间,除具有类比关系之外,便存有激励作用。人们通过蟋蟀由“在野”“在宇”“在户” “入我床下”的变化,受到启示和激励,便也要积极为自己安排好越冬的“室处”。而“馌彼南亩,田唆至喜”的激励作用尤大,从远古一直到春秋末期,这条谚语几乎是一直在激励着天下农民,这是三篇引诗提示给我们的。所以说,《诗经》中所引的上古农谚是很合于谚语的性能、作用特征的。

3、语言与风格

杨慎说:“田夫之谚,而契周公之诗,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籁。”其又说是“ 廛路浅言,有质无华”。当代武占坤等说:“它广泛地用各种修辞手法,把抽象的意思形象化,哲深的事理生活化、平凡的知识新鲜化、科学的规律情趣化。”“它结构凝炼,节奏铿锵,风格清新,意境警策。”“富于声韵美、旋律性、节奏感。”有“清新平易、晓畅自 情调”;“文雅通俗、含蓄显豁、藻丽质朴、幽默郑重”。

据上所引,古代与当代在谚语的语言和表现风格上的观点,既有相通又有分歧,相通者即“信乎六律之音”。分歧者,古以为“出乎天籁”“有质无华”;今则以“清新”、“文雅”“含蓄”、“幽默”冠之。然统观《诗经》中引谚,在语言和风格的表现上与这些概念均无矛盾,可以说能在谚语自身反映出这些概念中的特征。

周前古谚在创作上具有广泛运用修辞手法的特征。譬如:“馌彼南亩,田唆 至喜”便是生动地运用起兴的例子;“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所用手法便是精采的比喻和艺术的夸张并举;“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其白描手法,又朴素得到家;其它亦如:“七月鸣鸡,八月载绩”、“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等引谚,又是极为匀称的对偶。这些典例,充分体现了古之“契周公之诗”和今之“广泛地用各种手法”的规范。

在语法结构上也颇具特点,譬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这则谚语,以单句去分析,两个单句则是“状、主—谓、宾”的完整成分;如果按复句来分析,则它们是并列型联合关系复句。正由于这种复句关系才形成其对偶的匀称。再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 床下”,可以说是个极特殊的语法构成。前三个单句属主语省略句,各自形成“状、(主)—谓、宾”的单句;第四句则补上了主语,成为成分 的“状、主—谓、宾、补”的单句形式。而谚语构成则形成了递进型的联合关系复句,使所要表达的科学规律达到情趣化,更使结构凝炼,风格清新。

所谓“信乎六律之音”和“节奏铿锵”,是指谚语具有诗的可唱性,那就是韵律和节奏感。韵指入韵,上古韵部比较复杂,我们择“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来说韵的特点。句中的“霜”与“场”用今天的韵部来说,他们的韵母皆为“ang”,此两个韵母相同的字用入两句之末,便为入韵,也称押韵;该两句各自首字一“九”—“十”,“九”为仄声 字,“十”为 声字;其中“肃”为仄声字,而对应的下句“涤”又为平声字;而作为入韵二字,“霜”乃平声中的阴平,“场”是阳平字。所以组成的格律便成为“仄仄仄平,平仄平平”的格式,加之入韵,读起来便有了铿锵起伏之感,亦有了音韵和谐之美。另外若再加上节奏,“九月/肃霜,十月/涤场”,那么,这则古谚则具有了韵律和谐,节奏铿锵的音乐之美。所以我们说,《诗经》中引用的古谚本身便具有今天人们所认识的谚语的各种语言特征。也正是这些语言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这批古谚的“晓畅自然,富于声韵美,节奏感、旋律性”的质朴风格。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论证与推理,得出如下判断:我们由《诗经》中析出的十四则引文无论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作用方面还是语言与风格 面,完全符合谚语的自身特征,所以,这十四则引文属于上古农谚。

 

六、其它相关问题畯

 

一个研究课题的确立,一个论证成果的被承认,尤其是学术上空白项目的填补,无论研究主体怎样施展浑身解数,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和不能尽如人意。从《诗经》中寻到十四则谚语的考据、论证也是这样,在做过多角度辨析论证之后,我们发现,尚有一些与此相关的,亦如“其它以夏历记事诗句”的问题,“古谚迷失的历史原因”等问题需要澄清,故于此分而述之,以飨读者。

1、其它以夏历记事诗句

《诗三百》中用夏历日做时间信息符号直接记事的诗句有 三, 自《小雅》。它们是:《六月》中的“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正月》中的“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十月之交》中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这三篇诗作中的三个以夏历标示的时间信息符号,是与《豳风·七月》和《小雅·四月》中析出的十二则具有夏历时间信息符号有所不同,后者是用来通指时间概念,而前者是为现时叙事标时的,这种适用手法上的本质差异,便注定了后者是引文,而前者则是直接叙事。

《小雅·六月》一诗,其内容写的是出师征猃狁的情形,开篇即以“六月栖栖”点明时间和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继而便是“戎车既饬”的征前景象。关于“六月”,朱熹注曰:“六月,建未之月”。按地支推算,建未之月正是夏历六月。《小雅·十月之交》开篇便叙述一次令人 安的日 蚀现象,而首二句“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标明日蚀发生的具体时间的时间信息符号。有关“十月”,朱熹传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小雅·正月》乃忧时之作,开篇即 以“正月肃霜”起兴,用以衬托时世的凄凉;继而直抒“我心忧伤”的忧患情感。此 之“正”, 非“三正”之“正”,乃读之为“zhèn g”。朱熹注曰:“正 月,夏之四月。用之四月,以纯阳用事。”

上述三例,当为西周末,春秋初所产生之诗,且被归类于所谓周之正声的《小雅》体例,也许会有方家把来做为驳我们在第一章中“时代之用,决不许使用前代历日”这一结论的反证。然而,这并不可怕。我们在那一章里所论证的观点,并非是完全反对当代诸家之解,而是指出各家忽略了朱熹有关“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的“周特举而迭用之耳”的特殊含意。朱熹的意思,当理解为周代对于那些前世流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精华部分,还是允许继承使用的。而我们这里所指的“精华部分”,即为那些有利于生产生活的颇具影响的上古谣谚。何况农业生产使用当时通行的周历存有诸多不便和弊端呢?“特举而迭用之”,意谓指导农事,俗家仍可沿用夏历,这是王朝特许的举措。再则,上举三例诗作,均产生在西周末期厉王被放逐之后。当时,王室衰微,政局动荡,天下混乱,历日之用,也属失控状态,加之前已有“通于民俗尚”的风气。那么,此时期尤其是这样三篇忧国患时的作品,直接使用夏历作为时间信息符号,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2、古谚迷失的历史原因

取这样一个题目,肯定会有 出“所谓‘迷 失’是不确切的”。其实,这里指的“古谚”特指的“上古农谚”,你即使查遍《诗经》之外的所有先秦、两汉的典籍,也拿不出一则纯属于农业上的谚语来。所以,这里的“迷失”是无讹的。

依据我们前边所有有关谚语的定义,可以归纳出以下的两种概念:一、古代(杨慎以前)认为—谚者,民间口头自然天成之诗也;有固定语句,颇具文理,信乎音律,朴实无华,言理警策。二、近当代则认为—谚者,流传于民间,简练通俗,富有警策之韵语也;多为生产生活经验总结概括,亦有气象节令知识内容,有指导生产、生活之意义。如此一归纳,便发现了,有关指导生产生活的农谚、气象谚,近、当代才被承认,而在杨慎之前,对此是毫无认识的。

查杨慎所辑《古今谚》,体例虽有《黄帝谚》、《夏谚》、《周谚》、《春秋战国谚》和《汉时谚》之分,然所辑谚语,大多为谕理内容,极少涉及农事者,而且所辑大多年代不清,尤其是春秋之前更难 名实 副,故以“古谚”称之,并注选引书目。即使也辑录到如“月如弯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和“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这样的以气象为内容的元明时期谚语,也未得到他的重视。这未免让人觉得奇 怪。原  出在 哪里呢?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上古的这方面谚语没有得到开发和挖掘,原因之二就是人们口头流传中因时代变迁而迷失了。试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学的发展,一直以“五经四书”为主流,经典中不提倡者,多被打入另册。因而,杨慎之前很少有文人注重这方面的辑录。再则先秦典籍古本又多为秦火焚燃,这是上古农谚不得挖掘趋向迷失的重要原因。我们今日所见或朱熹及朱熹之先的一些注疏训诂家们所遵《诗经》蓝本也仅只《韩诗外传》及《毛诗序》,然这两家也是属后世人猜天书传 天书状态,对《诗经》内含古谚这种“细枝末节”问题是很难注意到的,其后世大儒又久久顾及不上发掘,所以,直至杨慎时期,中华谚语类仍少了农事谚语这个品种。因而,即使辑录到手,也得不到杨夫子理论认识上的垂青。当代有关谚语理论虽然对农谚有较丰富的认识和总结,但却都是近现当代农谚铺天盖地的结果,于上古农谚又毫无关系。

上古农谚迷失,除上述典籍流传方面的原因之外,便是民间流传中的嬗变和因不合时宜而自行消亡。譬如,曾被苏轼进行诗化写成“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名句的古谚“鸡寒上树,鸭寒下水”,便是经过了口头流传嬗变而来。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指出,“鸡寒上树,鸭寒下水”的谚语,其“树”原为“距”,“上距”是“缩一足”;其“水”原为“嘴”,“下嘴”是“嘴藏于翼”。这种语言上的演变,不但使语言更通俗化了,而且将两种家禽在季节变化中的行动也变化了,这就失去了原来的样子。所以改变后的谚语通行后,以前的就很少有人记得和知道了。类似此例尚有明代朱国祯在其《涌幢小品》中所记:“俗语‘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验之殊不然,乃阅《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说之讹也。”朱国祯所记这则谚语,原谚是说夏至这一天赶上干支中的“酉”出现,三伏过热;而九月九日遇上戊干,则一冬无雪。但民间口传却将“酉逢”误认为“有风”,将“戊遇”误传为“无雨”,所以使原谚迷失了其原义。

由此可见,使古谚迷失,其历史原因是多 多样的。那么“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条古谚,在《诗经·王风·采葛》引用当时便加以扩展,展成“如三秋兮”和“如三岁兮”,后人以为其为上古经 句,便引其“三秋”句,先改成谚语“一日不见,如 三秋”;继 而,又有人将其简化成“一日三秋” ,于是这条谚语便成了接近成语式的熟语了。而“馌彼南亩,田唆至喜,”,则因秦统一中国,周王朝彻底瓦解,后稷在后世农民中的影响也随之谈化,加之秦的焚书坑儒,扼制言论,失传、迷失便属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其它以夏历做时间信息符号的谚语,其命运也好不过“田唆至喜”的那一条。何况,“九月授衣”在引入时便与现实反差过大,以其起兴,是反用之以呼号人们心中的不平。其诗出现之后,由于王政离谚传越来越远,也便失去了它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的意义,若无《七月》进行保存,也就永远迷失了。

虽然,这些原因使大部分上古农谚堕入迷失噩运,但是,幸中之大幸,一部《诗经》竟然为我们保存了十四条原汁原味的上古先民的创作。我们也当遥对古邰地,向后稷的魂灵道一声感谢!

以上,我们对所提出的“上古农谚范本《诗经· 风·七月》”这一中心论题,已经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考据、判断、推理和论证,我们自以为,真象应该大白于天下了,而且,时至今天,也 应该还上古农谚一个公道了,也应该将《中国文学史》中那块“上古歌谣无实例”的空白填充上了。愿望和出发点虽然真诚,但学识和功力着实拙劣,难免有好大喜功之嫌,亦难免有不堪一击的后顾之忧。所论当否,尚需专家学者鉴定,更欢迎批评、指教。

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五经四书·诗经集传》—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根据世界书局1936年铜版本影印本;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诗粹》—王启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诗经选》—余冠英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历法漫谈》—唐汉良、舒英发编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谚语》—武占坤、马国凡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9年6月影印版。

《古今谚》—明、杨慎篡、古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