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安儿童医院分门诊:毛泽东：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阶级斗争才是主课--文史--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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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考试可以交头接耳 阶级斗争才是主课
作者：冯锡刚 来源：《同舟共进》
2011年01月14日15:16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735044.html
本文节选自《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
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录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教育界成为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然。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自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之后，毛泽东对文艺界警惕的眼光就未曾偏离过，甚至可以说重提阶级斗争，其依据之一即是文艺。1963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责难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月12日，在读到一份反映柯庆施亲自抓曲艺的材料后，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强烈表示了对文艺界的不满，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在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春节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1964年迎春晚会，其中一个由男性扮演的四小天鹅舞的节目，明显属插科打诨性质，却招致两位与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其中一位是曾有一定知名度而沉寂多时的诗人顾某）的严重不满，认为庸俗无聊，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意识的表现，于是上书中宣部告发。部长陆定一即以此为契机，严厉批评文艺界。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进行整风，上纲上线，剑拔弩张，否定一切。正因此，深受群众喜爱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虽经由几十万观众投票评选，各奖项业已揭晓，却不得不取消原定于5月下旬举行的授奖仪式。5月上旬，中宣部根据全国文联等10个单位的整风情况，草拟了一份相关的报告，准备在修改定稿后正式向中央提交。蹊跷的是，报告尚未定稿，中宣部亦未正式呈报，这份草稿却已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久已对文艺界严重不满的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石破天惊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措辞切峻的批示，是对文艺界致命的宣判。7月2日，周扬奉命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月下旬所作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周扬开列了被责难的样本——田汉的《谢瑶环》和孟超的《李慧娘》，并上纲到“反社会主义”、“反动”的高度。
对民众而言，除了戏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了。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出的《甲午风云》、《南海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等民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已无从表彰，尚未公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却被钦点示众了。江青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根据毛的指示，向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人开列出包括《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兵临城下》、《聂耳》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的、为民众喜爱的影片在内的批判名单。这份打入另册的名单，涉及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等文艺界领导人，涉及郑君里、谢铁骊、水华、赵丹、孙道临、于蓝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后因中央书记处的否定，未予实施。1966年春，江青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信口雌黄，居然一下子开列出一百多部所谓“毒草”影片的名单，弄到最后，竟只剩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屈指可数的影片能逃过她的法眼。
不断向毛泽东报告文化界的“敌情”，这固然是江青作为“哨兵”的本分。但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充当指导文艺革命的“旗手”，用她的话说就是“种试验田”。毛泽东一再批评“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显然有“题材决定论”的意思，“好学生”柯庆施据此在1963年初提出“大写十三年”，并率先在他所掌管的省市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向来对话剧不感兴趣，为了表示对文艺革命的支持，也只是象征性地观看了由军区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话剧。还是江青深知毛泽东的口味，她要从毛泽东喜欢、也是最难突破的京剧着手“攻坚”。
1964年6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要江青就文艺问题“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的当天，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毛所看剧目，有的显然出于江青的说动，例如《智取威虎山》。这个剧目当初并非后来成为“样板戏”时的面目，会演之初，《光明日报》发表某剧评家的文章，在总体上肯定这出戏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招致了上海带队的张春桥的不满。此时江青已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与张春桥过从甚密，遂向《光明日报》施压。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智取威虎山》即使后来成为“样板戏”，毛的评价也不高。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她一开讲就举出两个数字，一是全国有三千个剧团，绝大部分是戏曲剧团，“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一套”；二是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为谁服务？接着，江青说了这样一番似乎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10月6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出歌舞剧以民主革命时期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贯穿全剧，因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却又颇具个人崇拜色彩，后来拍成彩色影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10月8日，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称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11月下旬，在一份反映香港观众称赞这出芭蕾舞剧的材料上，写下“人们要革命”的批语，可见其兴奋之情。10月13日，毛泽东在8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并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19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
当然，就毛泽东当行的艺术形式来说，无疑是旧体诗词。11月下旬，毛泽东对胡乔木呈送的《词十六首》作了精心修改。其中《水龙吟》组词七首系为赫鲁晓夫下台而作，毛泽东通过“膏肓病重，新汤旧药”的改写，显示出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高度警惕，表达了要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攻击赫鲁晓夫】
从1963年9月起到这年年底，毛泽东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六篇文章。但从苏共的反应看，真正使他们恼怒的是1964年2月4日发表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从这篇文章起，对赫鲁晓夫不再以同志相称。毛泽东在1月28日审定此文时加写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自信溢于言表。
中共和苏共（还包括卷入其中的全世界几十个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个中是非曲直有待研究。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底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这当然不为中共接受。自恃与苏共和中共都保持良好关系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有意充当调解的说客。1964年3月初，以第二把手毛雷尔为首的罗共代表团（包括三、四把手，还有后来继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成为第一把手的齐奥塞斯库）抵达北京，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从3日开始到9日，举行了6次会谈，结果无功而返。毛泽东在10日会见罗共代表团时指出，赫鲁晓夫加了我们许多罪名，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作了决议。若要停止公开论战，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毛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现在不是打武仗，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没有死一个人。毛具体回顾了1958年起与赫鲁晓夫就“中苏共同舰队”而闹翻的经过，要罗共转告，“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寸土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接着，毛泽东重复此前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讲的一番话：
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够答复完，因为他们还有两千多篇文章。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经由毛泽东审定并加写若干文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如果说“七评”对赫鲁晓夫虽不以同志相称，但在文章的标题上毕竟尚未直接点名，而“八评”则更进一步，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结成了一个专用词组。从此，在中共的论战文字里，现代修正主义有了一个更醒豁的指称。而正是上一年的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内部发行的由外国学者撰著的《赫鲁晓夫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沿用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别称。“八评”的标题还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事实上“八评”也正是将赫鲁晓夫与考茨基相提并论的。
就在这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竟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七十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据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吴冷西回忆，1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
4月12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召见邓小平、康生和吴冷西，谈近期有关论战的部署，首先就涉及向赫鲁晓夫祝寿的电报。毛否定了北京准备好的电文，认为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应争取苏联发表，可以说我们还有分歧，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提出要在电文中表示“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意思。毛特意解释“一旦有事”是指对赫不利的事，而不是讲别的，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毛解释为何“帮”赫氏：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根据毛的指示，电报重新起草。4月1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至于“一旦有事”，在正式发表的电文中，读者无论如何难于“意会”为“帮”赫氏个人。也许这种“不可言传”的“意会”确实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然，表示团结的意思借助“一旦有事”的辞句，倒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贺电起草的吴冷西也慨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个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