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何明 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许多人惊讶不止”。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也要对他讲”。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斯大林通过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王稼祥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他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接着，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9年12月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对新疆和东北三省，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

　　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刘少奇明确表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个性粗暴造成的”。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所以，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甚至还赔礼道歉，坚持要“为中国党干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毛泽东承认，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胜利冲昏头脑》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那就更不爱看了。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平等待人。斯大林却“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有了这种印象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那阵子，他同斯大林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会“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有些地方批评得相当尖锐。甚至连一些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有些事情还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很多年。但是，这并意味着中共将斯大林的功绩一笔勾销了。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最初的谈话中曾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认为，“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