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岛渔家乐怎么收费:尼克松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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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与毛泽东、蒋介石都有过接触与交往，对这两人也有着自己的认识。本刊转载自《领导人》（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由尼克松所著、白玫译的文章，记录了尼克松的所思所想。

    （一）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早。我把蒋氏夫妇都看成朋友，另外两人则不属于这一类的朋友。我与蒋氏夫妇之间的关系既是个人关系，也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在争夺中国大陆的战争中得胜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而这两人中，是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很清楚，周恩来也是我所认识的才华最出众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在1972年对我说：“我们大家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赞成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这个手势也许指我们的会晤，也许指整个中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与他交朋友的历史要比你们与他交朋友的历史长得多。”在我1953年首次会见蒋介石的时候，这位委员长在谈到中国时也这样挥了一下手，明确表示他指的不仅是他的台湾，而且也指中国大陆。我发现他们两人讲起这些都带些帝王派头。从他们的手势和讲话看来，他们似乎都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联在一起。两个像这样的领导人物在历史上相遇时，不会妥协，只会相撞，一个胜，一个败。说来也许奇怪，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东方人。毛泽东只出国过两次，一次在1949年，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去也只有两次，一次是1923年去莫斯科执行任务，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举行四巨头会议。两人都经常长时间地深居简出。毛泽东乘暇写诗作词；蒋则漫步深山，吟诵古诗。两人都是革命者。毛泽东反抗他父亲的专制和反抗整个社会制度；蒋介石反对满清王朝的对内腐败、对外懦弱。顺便说一句，蒋介石比毛泽东早7年剪掉了发辫――这是象征造反的行为。他们的外表和内心深处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毛泽东有一种轻松的无所顾忌的幽默感；蒋介石在我与他的几次会见中从未讲过任何幽默话。毛泽东的书法潇洒，字写得龙飞凤舞毫无拘束；蒋介石的书法拘谨，字写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崇敬中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都爱这个国家，但是毛泽东要抹掉过去，蒋介石要把过去作为基础继续建筑。毛泽东在胜利后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利扫盲运动，而且也为了摧毁每一个复杂的汉字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蒋介石在败北后在他逃亡的船舰上腾出地方装走了近4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虽然许多忠于他的助手和士兵留在了大陆。

    （二）在我与毛泽东的首次会晤中，毛泽东谈到蒋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称为“匪”。我问他，他把蒋介石称作什么？毛泽东笑了。周恩来回答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我们有时候叫他匪；反过来他也叫我们匪。反正我们对骂。”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就像乘滑行车一样(滑行车，游乐场上的一种忽上忽下角度极陡速度极快的高转电动车)。二十年代初，周恩来在中国的军校里当过蒋介石的下属。据说，蒋介石曾说周恩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没过几年，蒋介石悬赏8万美金要周恩来的命。不过，总的来说，我意外地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个问起蒋介石的情况的官员对蒋介石有一种奇怪的矛盾态度。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重他，甚至赞赏他。蒋介石在与我的所有谈话中从未对他们表示过这样的尊重。我首次会见蒋介石是在1953年。我在当副总统和当普通公民的时候都同他保持了联系，建立了我很珍视的个人友谊。正因为如此，与北京之间的和解对我个人说来是个很痛苦的过程。蒋介石和他的妻子经常在台北他们富丽堂皇的宅邸里欢迎我。他的妻子担任我们的翻译，但偶尔也参加谈话。要找比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蒋夫人更出色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她不仅中国话和英语都讲得非常流利，而且对她丈夫的想法理解十分透彻，所以每当这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或字眼在那一种语言中没有完全相应的表达形式时，她能用稍加改动的办法准确地翻译出来。然而，蒋夫人远不止是她丈夫的译员。社会上往往把领导人的妻子视为无论在历史上或是作为个人都微不足道的人，因为她们的出名完全是靠丈夫的地位。这种看法不仅忽略了领导人的妻子往往在幕后扮演的角色，而且也低估了她们常常有的品质和个性。我认为蒋夫人本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蒋夫人与毛夫人江青之间的差异甚至比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差异更为鲜明。蒋夫人文雅，衣着漂亮，富有女性风格，却又很刚强。江青粗鲁，毫无幽默感也毫无女性风格，是个无性别的狂热的女共产党人的典型。有人曾对我说：“你若是遇见一对共产党夫妇，通常你会发现妻子比丈夫更激烈。”就江青而言，这话肯定不错。我从未遇见过比她更冷酷粗俗的人。当我们一起坐着观看她为我安排的宣传性的文艺表演时，她既无毛泽东的热情，也无周恩来的优雅。她紧张得前额和手上都冒着汗。她的第一句话就很能表明她的爱寻衅和好斗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到中国来？”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江青迥然不同。我在1972年和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不久见过她。她颇有我在周恩来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除了她与周恩来的关系外，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在党内有她自己的地位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但是，与毛泽东的妻子不同，她没有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失去她女性的特点。

    （三）蒋夫人一家的可悲的结局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的缩影。以印制和批发《圣经》致富的宋查礼有三个女儿：霭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中国银行行长，在中国失陷后逃往美国。美龄嫁给蒋，与他一起同共产党斗争，一起流亡到台湾，直到他去世，后来侨居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婚。内战期间她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晚年成了受人尊敬的革命象征，1981年去世时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蒋介石向美龄求婚时，宋家反对，因为蒋介石不是基督徒。宋家坚持，蒋介石要娶美龄就必须信基督教。蒋介石不是一个对宗教信仰无可无不可的人。他说，如果他信教并非出于自愿，就不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答应在与美龄结婚后认真研读《圣经》，宋家同意了。三年后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此后他们夫妇常常在早晨一起做一个小时的祷告。蒋介石不是一个天生信赖别人或富于感情的人，但是他对美龄心悦诚服，关系十分亲密。美龄是蒋介石在国家大事上最亲信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几次作为他的个人使者来美国。她的魅力和风度使她成为国际名人，而且往往能把蒋介石的比较生硬的形象冲淡一些。蒋介石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地说声“好、好”，使人觉得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四）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个人习惯也大不相同，很有意思。蒋介石什么都井然有序――服装、办公室、家庭。他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律己和富有条理。他给人的印象用“整洁”、“利落”来形容并不过分。毛泽东恰恰相反。他的书房里散乱地堆着书籍和文稿。如果测定一名行政官员是否优秀要看他的书桌是否清洁，那毛泽东就不能及格。毛泽东的杂乱无章和散漫与蒋介石的富有条理和自律都形成两个极端。用“零乱”和“随便”来形容毛泽东的外表也不为过分。蒋介石是一种最稀有的政治动物――保守的革命者――的典型。蒋介石的意图更近似美国人的意图。他希望复兴中国的传统。他不容许旧秩序败坏这一传统。他反对普遍存在的吸鸦片嗜好和当时仍很流行的妇女裹足的习俗。尽管他采用了立宪政体，但他并不是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问题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了。中国需要纪律，因为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成了一盘散沙。”不过，蒋介石寻求的纪律会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他的主张行之于台湾后，创造了经济奇迹。虽然直到1965年为止他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援助的数额很小，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急剧增长无足轻重。蒋介石赎买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过去的地主把大笔资金投在工业上，同时政府还鼓励外国投资。蒋介石是个实干家。在他风浪叠起的一生中，他有许多次是正确的，所以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爱读儒家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甚至1949年的大溃退也没能动摇蒋介石的自信。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又一次暂时的挫折。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谈到光复大陆。即使他的某些助手已经放弃这一希望，他也不曾失去信心。他为自己起名“介石”，意思是“不可移动之石”。就他的性情而言，这个名字起得再恰当不过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坚毅精神。他从不仅仅由于某件事看来在所难免而甘心向这一“难免”之事屈服。永远有人对领袖人物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的人缺乏创造的眼光。他们认为某事办不到往往是因为这件事过去从未做过。蒋介石懂得这一点。他曾写道：“我始终为敌人所包围，时而处于劣势，但我深知如何坚持。”蒋介石尽管坚韧，还是有他的过错。不过，像丢失中国这样的悲剧决不会是一个人的过错。蒋介石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家，但他死板地“照书本办事”，因此他作为战略家是平庸之辈。在某些特定的战略设想范围内采取行动，蒋介石的头脑敏捷而果断。但是，他按照他确定的规则行动。如果这些设想保持不变，那就谁也比不上他，但是他不大能跳出这些设想的圈子，制定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历史上有许多人物曾向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既定的设想挑战。历史充满了对次要人物的脚注，这些人物曾提出新见解，但是不合时宜；历史是由提出适应时势的新见解的人物创造的。对蒋介石来说，不幸的是毛泽东属于后者。当蒋介石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介石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介石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他允许他的敌人采取中国传统的在向强者屈服时的策略，允许他们成为他的同盟者以保全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失策。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控制中国。他的军队只能用于维持中国的统一。如果他不得不向中国的某一地区增派一些部队，另一地区的军阀就有自行其是的危险。结果，蒋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镇压各地军阀的挑战。他始终不能减少军队编制把足够的注意力以及人力物力用于经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更糟糕的是，他一直未能动用他的全部兵力去对付共产党军队。总之，他的战略保全了面子，但丢掉了中国。

    （五）蒋介石始终是个神经过敏，动作拘谨的小个子。毛泽东则仍然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到别人话中的细微含义，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有一种嘲弄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他的性格也很热情。美国记者白修德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写道：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如。在蒋介石的办公室或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常常有人进来送电话记录或便条，不时打断了宾主间的谈话，但是和毛泽东谈话却没有这种情况。他的办公室是共产党中国运筹帷幄之所在地。毛泽东显然不是一般行政首脑，而被认为是个圣人，在他进行思考时，一定不能打断他。斯诺和白修德所观察到的不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在人格上的差异，而且也是智慧的差异。归根到底，蒋介石的智慧乃是小智，是一种为个人生存意志而忙的不自由的智慧，而毛泽东的智慧则是大智，是一种超然于个人生存意志之外的自由的智慧。因而蒋介石显得紧张、拘谨、神经过敏，毛泽东则显得大方、潇洒、从容不迫。正如叔本华所说：天才和注重实用的人相比较，有如金刚石比之于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