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安丝绸之路旅游团:还原屈原：政坛菜鸟，诗界上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9:56:01
自西周建立，周王自称周天子，也就是真龙天子，自然是张牙舞爪，威加四海，但中国地大物博，终有牙爪所不及，于是分封了许多地头蛇，代理执行。
蛇是贪婪的，有吞象的本性，所以一开始就互相噬啮。到战国中后期，大蛇吃小蛇，只剩下七条巨蟒，分别是齐、楚、魏、韩、赵、燕、秦，至于那条龙，极度瘦身，成为小小蛇，形式主义地存在着。而这七条中有两条特别粗壮，分别是楚秦：楚国自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变法图强，国势日上，至威王之际，更是开疆拓土，东败越王无疆，尽取吴地；北击齐将申缚，挺进泗水，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而秦国自孝公重用商鞅，厉行变法，奖励耕战，经过几代的积累，南收巴蜀，蚕食三晋，成为军事第一强国。此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秦楚最有可能独做龙头老大，因此两国间攻伐不断。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
屈原就诞生在这个乱象纷呈的时代。他出身楚国王室贵胄，少年时期正是威王统治时期，因其贵族的身份进入兰台之宫，成为太子熊槐的侍读。由于屈原写得一手好文章，说得一口大道理，深为太子倚重。太子登基成为楚王便为怀王，请屈原做秘书，给了一个左徒的位置。
在笔者看来，左徒并不是什么高官显位，充其量就是君王的机要秘书，主要负责起草内政外交的“宪令”。所以司马迁称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因左徒为楚王近臣，虽然不是要职，但升迁很快，可以说是国家总理即令尹储备人选。战国末期的春申君就是以左徒的身份擢升为令尹的。
屈原深得怀王倚重，少年得志，自然踌躇满志，想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在怀疑这屈原是否存在，原因有三：
首先，考据史料，难觅屈原踪影。屈原其人其事除司马迁《史记》有载外，先秦文献均无可考。如与屈原处于同一时代的庄子，同为楚人，亦喜好舞文弄墨，通观《庄子》全书，只字未提屈原事迹，其它诸子包括博采众家之长的《吕氏春秋》也无迹。除了著书立言的诸子之外，与屈原同时代叱咤于各国政坛的人物，如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之流，也均未提及屈原，而屈原死后至汉初之际，也未见提及。这只能说明要么屈原不存在，要么是默默无闻。司马迁作《史记》时，汉朝武帝同学喜好辞赋，是司马相如的铁杆粉丝，作为臣下当然是爱好着皇帝的爱好，因此司马迁专门以文传人，特地给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三个文士立传。司马迁因以文传人，故重文略事，所记不过二三事：一是出任左徒，遭上官大夫构谄而被楚王疏远；二是进谏怀王杀张仪，可惜谏之已晚，张仪早就逃之夭夭；三是劝怀王莫入秦地，怎奈谏而不听，怀王终被囚秦客死。虽然司马迁记述得相当简略，但是毕竟让屈原成为第一个在史书得以立传的文士，同时《史记》开创了为文士作传之先河。
其次，文之所记，难窥时代气息。屈原所处时代当是百家争鸣最为激烈的时期，各种思想撞击，特别是纵横家游走各国，借以实现施政抱负。通观屈原作品，对儒家孔孟、道家老庄等诸子及活跃于各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只字未提。细观屈原笔下出现人物，《离骚》为殷商先贤如彭咸之流，而在《天问》提及众多人物中，距屈原之世最近当是楚令尹子文，这人物是三百年前的人物（在《论语·公治长》中子张曾问及孔子的对他的评价，孔子谓之忠不谓仁，也就是忠于君，未必仁于民）。其他作品如《九歌》、《九章》多为神话人物如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等。这也似乎让我们觉得：屈原或接触人物有限，或有系伪造人物之嫌。
最后，通观其文，难逃伪作之嫌。如《渔父》一文似为答自杀之问；《怀沙》一文是为绝命诗，莫非是有预谋自裁？后又有《招魂》是招自己的魂之嫌，莫非屈原蓄意谋杀？谋杀的人是自己？因此全面理解屈原，似有难解，甚至自相矛盾。
因此要想弄清楚屈原这人，真是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难觅其踪，难窥全貌！在疑古之风影响下，疑屈原作品系后人伪作，疑屈原系后人杜撰人物，当然有一定的市场！
不过，笔者认为屈原是不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是不是存在倒是次要，重要的是要有伟大的作品出世，并流传于世。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是笔者的拙见。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人考证系后人伪作，但是笔者细想，即使是伪作又何妨？难道一考证系伪作就失去了文学和思想的价值了？伪作完全有可能是对原作进行“科学发展”，比如语句上的润色加工，史实上的修正补充，以臻完美，成为经典。试问《圣经》的作者名甚姓谁？不正是一代又一代加工、补充、润色、注解？难道有人说《圣经》是伪作了？只要有楚辞这样的文学样式，便是中华文化一大盛举。屈原毕竟是个符号，是楚辞中最辉煌的符号，就如蔚为壮观的唐诗，李白和杜甫是最辉煌的符号。我们要了解这些文化名人，必须带着十分的真诚，千万不能戴着政治色彩的眼镜，为政治需要而去任意重塑他们，从而强加很多不符合实际符号，如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政治家等等……屈原正是被后人特别是文丑丑郭沫若之流，借尸还魂式地加入了过多的符号，越描越迷离。
真龙腾云驾雾，见首不见尾，笔者试图拨云见日，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原。
二、屈原，一只梦飞的政治菜鸟
在政坛中的屈原，属于不入流的政客，充其量不过就是个弄臣。弄臣可能是侏儒、小丑等人扮演，也可以是文士、乐师等充当，他们或为帝王们消烦解闷，增加娱乐；或为帝王们歌功颂德，资以品调。一言概之，弄臣就是帝王们的娱己的奴才。弄臣虽是位卑职贱，却能够在帝王面前说上几句话，进行讽谏。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就以讽谏留名于青史的弄臣，而屈原的身份很有可能与东方朔相类同，他能言善辩，文采飞扬，又颇具影响力的文士，完全符合弄臣的身份。认为屈原是弄臣这一观点，孙次舟首倡，闻一多、朱自清等附同。
弄臣如果是非不分，以争宠献媚为务，那就转型为佞臣；如果忠于社稷，办事牢靠，可摇身一变成为重臣。身为弄臣的屈原当然想成为重臣，那么他有何政治理想呢？因为唯一为之立传的《史记》未有记载，所以只能从其作品切入，但也无法搜到很好的治国良方，仅能从其代表作《离骚》得到廖廖一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什么意思呢？就是选拔贤才，尊循法度而无偏差。这个政治理想很空洞，就像写在机关大院里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中看不中做。而考屈原其一生，也难以称得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内玩不过令尹子椒、子兰及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在外更是根本斗不过张仪之流。现笔者予以层层详解：
（一）内政缺少盟伴
说到屈原的身世，贵不可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很有名，这“三户”并不是楚地只剩下三户人家，而是指楚国王系家族，即昭、屈、景三大姓。正因为屈原是王族贵胄，所以青少年时期进入兰台学习，给楚王作侍读，就开始陪伴楚怀王。从学习时期的同窗，最后进入郢城担任怀王的机要秘书，负责为楚王起草一些内政外交的“宪令”。
上官大夫属于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长，亲自来找屈秘书讨论稿件，目的么自然想将“宪令”尽善尽美，和谐各方利益么。谁知屈秘书小气了，就是不肯给。屈秘书如此表现，自然让上官大夫很感冒，心想你小小秘书以为是谁，竟想“专宠”于楚王不成？便跑到楚怀王打小报告。
“老板，屈秘书每写出一份报告，都认为是他的功劳，还说没有他不行！”
楚怀王一想，我请你来就是帮我起草一些文件，给我的旨意润色润色，充其量是个弄臣罢了，怎么变成了没你不行？上官大夫见怀王动容，继续添油加醋，说道：“这小子对你还意见蛮大的呢，说你耳根子软，忠奸不分，还说江山日下，有愧先王！”
“有愧先王，岂有此理，活腻了不成？”怀王勃然大怒，想痛下杀手，但念在屈原和他是同窗好友，又是同宗同族，还是眼不见为敬，于是缓了缓口气补充道，“得，你回办公室马上叫他收拾一下，到楚室宗庙去报到，那里刚缺个三闾大夫！”可见，怀王还算厚道，耳根软心也软，你做不成秘书，至少还给你一份闲差，一个政治身份。因此，后人还可以叫屈原“大夫，大夫”来着。换作其他的老板，你这么诅咒老子，老子缝不住你的嘴巴，就拧下你的脑袋，叫你永远沉默！
上官大夫几句谗言，屈原由近臣变成闲臣，因此大好前程顿时尽毁。这三闾大夫之职就是养老的，相当于现在去政协挂个闲职，分管一些宗族事业，比如贵族子弟的教育、宗族的祭祀等工作。
屈原得到这个调任通知后，如晴天霹雳，大为震惊。他一直认为自己很称职，笔耕不辍，勤恳有加，写出的政令美轮美奂啊，怎么一夜之间让我去坐冷板凳了？甚至连申辩的权利都不给！郁闷很是郁闷。
屈原原本就是多愁善感之人，一碰到此事，胸间就起伏不定，情绪忧愤，比失恋都要痛苦：我的楚王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如此无情地将我抛弃！我可是对你一片真诚，你就是我的太阳！我错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他实在找不出自己的原因，于是就写了《离骚》向楚王交待思想。交待，怎么交待呢？于是乎，我就是你的直臣，就是你能臣，瞧瞧我的身世，瞧瞧我的生辰，瞧瞧我的名字，瞧瞧我的才干……楚王啊，你身边都挤满了一群小人，把我这个芳草美人都挤走了。楚王啊，你怎么不懂我的心呢？真是有眼无珠！你啊你啊，想离开你又不舍得！屈原矛盾重重，痛不欲生，连死的决心都有。
细细分析屈原从楚王近臣变成闲臣的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屈原根本不具备在尔虞我诈的官场生存的能力，他压根不知道团结一部分人去掰倒另一部分人，从而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可以倚仗的只有楚怀王一人。这样的从政观存在严重的问题。官场就是这样，要么去团结别人，一起上；要么掰倒别人，踩着上。屈原结党不行，掰人不成，因此只有被别人赶出的份。再看看他的思想报告《离骚》，怎么怀王身边竟都是小人了？想想诸葛亮《出师表》告诫阿斗：谁谁谁可以信任，是贤臣；谁谁谁要远离，是小人。你屈原倒好，“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唯你独白而天下皆黑，这可得了？莫非你就是楚国的救世主，楚国没你顿时天昏地暗，日月失色？
弄臣的命运就是如此：只要主子喜欢和信任，就能平步青云，非富即贵，但是一旦遭主子嫌弃，那就难以东山再起。
（二）外交毫无建树
司马迁说屈原“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因此很多人觉得屈原在外交方面还是有一定建树的，于是乎他成为楚国“联齐抗秦”的代表，曾出使齐国为两国修好重建战略合作关系。其实，这是高估了屈原的外交能力。
“联齐抗秦”即“合纵”，这是战国中后期的比较流行的外交法则，首倡者并不是屈原，而是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而且在楚国抗秦派的代表并不是屈原，而是国防部长（大司马）昭滑、总参谋部部长陈轸。其实，楚怀王时期在处理外交关系上，楚廷早已形成了三个派别：一派是唯秦马首是瞻的亲秦派，以令尹子椒、子兰为代表；一派权衡利弊、量机而动的骑墙派，以昭雎为代表；另一派是强硬的抗秦派，以昭滑、陈轸为代表。产生这三个派别是有其发展的土壤，主要原因当然是秦楚之间关系微妙，应该说这是当时的大势决定的。当时，诸侯国之间或互为婚姻，以姻亲巩固盟交；或互质王子，以人肉捆绑盟交。俗话说，“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诸侯国君主们往往是上午在大搞“连横”，中午饭桌会议后就抛出“合纵”这一套，可以说他们为了利益，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弃儿子性命不顾。秦楚之间也是如此，秦昭襄王的老妈子芈八子就是楚国公室贵胄之后，按这一层关系，秦昭襄王和楚怀王攀得上点甥舅关系，应该两相修好才是。但是，正是这位秦外甥让楚老舅吃尽苦头，谋去了大片地盘不说更是谋去了他卿卿老命，这还不过瘾，还兴师动众冲到楚老舅的地盘，砸了郢都的场子，烧了他的宗庙，害得老表弟楚顷襄王悲戚戚地东迁陈城另建场子。正因为在尔虞我诈的战国时期，邦交好恶就是气候一样阴晴不定，因此屈原跑到齐国重启齐楚邦交正常化，并不是件难事，根本不能说明他善于外交，况且齐楚两国也并没有因为屈原的努力下缔结永结同盟、互不侵犯的盟友关系，后来还是照样你攻我伐，互相火拼。
相之于屈原，风生水起的战国时期的确冒出了不少外交专家，比如说屈原的同僚陈轸，此人游走各国，诡计多端又巧舌如簧，倒能跟张仪坐下来对弈死掐。当时，活跃于各国的外交家即纵横家，如果要坐下来要凑成一桌打麻将，苏秦、张仪是一东一西，一对活宝；而公孙衍和陈轸是一南一北，各怀鬼胎，这麻将自然搓得战国诸雄乱象纷纷，至于屈原这号子人物，只有旁边站站的份，做些递茶送水的服务工作！
再者，屈原“联齐抗秦”也并非善策。难不成“联齐抗秦”就是正义了，就是爱国的表现了？“亲秦疏齐”就是非正义了，就是卖国的表现了？举个例子比如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国是继续唯苏联马首是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是掉头倒向美国示好，委身资本主义阵营？中国的领袖们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宿敌美国。其实，只要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亲苏与亲美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倒向哪一边对中国有利。因此，屈原拉拢齐国，齐国未必能“抗美援朝”般无私支持楚国，其实齐国无赖也如秦国一般，时时趁楚之危捡便宜，比如说要跟楚王争做“合纵”老大，再比如向楚国要几亩土地发展生产，甚至背着楚国着跟秦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这里不妨来个架空历史，以正视听：若是秦楚火拼，最后两败俱伤，齐国独霸天下，建立一统的不是秦朝而齐朝，那岂不是子兰、靳尚之流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如此说来屈原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岂不是要感谢秦国攻破了郢都，最终感谢秦国一举消灭楚国，帮助屈原成为忠臣？
综上所述，屈原同学的政治成绩平平，语文成绩是相当高的，文章写得好，前无古人，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楚辞。认识屈原，应该认同他的文学成就，而不是他的政治成就。
三、屈原，一个误解的爱国者
本来呢，对于屈原跟爱不爱国历史上各位解读者很少予以界定。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则更多的是认同他为忠臣，从一而终到近乎迂腐的忠臣。说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者大概全拜郭沫若所赐，1942年他创作的《屈原》话剧上演，顿时屈原俨然以爱国者的形象面世。
屈原是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点无可厚非，他为中华文化竖起了第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峰，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瑰宝，但是将他列入爱国主义诗人很是勉强。从他的作品来看，的确是可以看到屈原对楚国江山的热爱，但是这个楚国的江山是他们楚国王室贵族的江山，因为屈原出身楚国王室后裔。这一点从《离骚》中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他自道身世和志愿，交待了他与楚王同出一宗。史实也是如此，屈氏曾一度把持楚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莫敖）之职，就像昭姓把持国防部长（大司马）一职一般。
关于屈原奉行的“联齐抗秦”外交政策是不是爱国的表现，笔者认为称不上什么爱国之举，上面已作交待，此处不再重复。
从作品来看，屈原对楚国江山虽有溢美之辞，但并不是很多，更多的则是忠而见弃的悲愤；从政迹而言，屈原并未为楚国争取到一丝半点国家荣誉。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后人觉得他爱国？笔者仔细想来，也只有屈原那悲壮的一跳，永沉汨罗江之举！但是稍作分析，屈原这一跳难道真的爱国了吗？
对于屈原的自沉，笔者便有四问：一问是为天下苍生？为免兵灾，一死谢天下，可屈原又不值秦军前来郢都代为楚王“清君侧”；二问是力抗秦敌？不为瓦全，宁为玉碎，可屈原一介书生根本没有上阵杀敌的能耐；三问是以身殉国？生为楚人，死为楚鬼，屈原难道不知国破山河在，郢都虽破，楚国未亡！四问是以死谏君？但是怀王早已客死秦地，屈原此时跳河难不成去谏九泉之下的怀王？难道不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吗？因此，屈原自杀基本与爱国扯不上很大的关系。
那么屈原自沉又与什么有关呢？笔者认为屈原殉国可能与楚王宗庙被毁有关。且听笔者细细明理一番。这三闾大夫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管理楚国宗庙祭祀及宗族教育等工作。秦昭襄王派白起杀入楚境，干了两件绝对让楚国王室背脊都发凉的事：一是攻破郢都，二是毁了楚国宗庙。屈原历来以忠臣自居的，而他虽是流放，但身份依然是三闾大夫，一听说宗庙被毁，哎呀，这可了得，饭碗丢了不说，连伟大的祖宗都丢了！这相当楚国贵族被捣得魂都没有了，楚国没戏了，没戏了，屈原自然心痛万分，加上怀才不遇，想想也命苦，就寻短见去了，纵身一跳就跳出了一系列疑案，比如屈原自沉之谜？再比如端午节祭屈之疑等等。
烧楚国宗庙的是白起，说起这白起也够意思的，他跟屈原一样同属楚王室后裔，属于楚平王的嫡孙、楚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的后人。这白起算是不肖子孙，难道他不知道这宗庙同样贡着他N代爷爷，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一把火烧掉，可能白家还记着楚太子建的深仇大恨吧。楚王室得罪了家人太子建，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得到了郢都两次被破的结果：一次是太子建的老师的儿子伍子胥带领着吴兵前来兴师问罪，一次就是太子建的后代白起领着秦军前来大义灭亲！
白起他身为楚太子建的后人，对楚王室如此下得了狠手，是因为白氏后人早被楚王室踢出权力的中心，历经几代，渐行渐远，成为微族，宗亲之情已无。但是，屈原他身为楚武王的后人，对楚王如此拥护支持，是因为屈氏后人一直以来处于权力的中心，把持着朝中大权，成为大族，因此很看重宗亲之情。这样就不难理解白起以火毁楚之宗庙无咎，而屈原以身殉楚之庙无怪。
屈原因怀王疏远，大有生不如死的感慨；后又因白起楚室宗庙被毁，更是深受打击，便下了自杀的决心，这才是屈原真正自杀的原因。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认同屈原是爱国诗人？原因很简单，爱屋及乌么，辉煌的作品必有高标的人格，便纷纷加以美誉。郭沫若是诗人，信口开河拔高一下前辈也是正常，再说，这历史剧《屈原》是文学作品又不是考据之学。除了郭沫若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使屈原的爱国主义标签更加闪亮，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抬高屈原也再正常不过，毛泽东是湖南人，屈原流放和自沉在湖南，自然是觉得可亲可敬。
郭沫若之流包括闻一多说屈原是人民诗人，笔者认为这也未然。屈原的作品是贵族性质的，都是美人芳草，所反映的都是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很难找到人民的生态现状，而另一些作品则与他的三闾大夫之职有关，如《九歌》是供祭祀之用，具有巫歌的性质。而能体现屈原人民性也只有三言两语，最有名的莫过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很多人望文生义，认为“民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未然，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民”即“人”，此句而特指屈原自己，因此本句中的“哀民生之艰”正解应为“哀叹人生多艰难”。这并非歪曲说解，可以从屈原的作品得以互证：一如“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此句“灵修”指楚怀王，“民心”就是“人心”，特指屈原的心，所以全句大意应是如此“怨的是楚王太糊涂，始终不能明察我的心”。二如“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此句“民生”应该是“人生”，大意应是如此“人生各有各的爱好，我独自爱修养习以为常。”笔者甚至认为，即使“民生”真为“人民生活”，仅此“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也很难说明屈原很有人民性，毕竟屈原之作品大部分是香草美人，还有些神话人物，屈原孤芳自赏很是脱离人民的。
因此，给屈原加一些标签，还需谨慎。什么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这种标签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屈原么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就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四、屈原，端午节迷案的主角
屈原是伟大，是值得万世纪念，但是端午节并不仅仅是纪念屈原的，它包涵了众多文化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打包，经过长期的沉淀，从而形成丰富的节日内容。
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插艾草……追根究底基本上与屈原无关。
首先赛龙舟并不是因纪念屈原而产生的。赛龙舟应在屈原自沉之前早已有之，吴、越地处江南水乡，河湖交错，民间习惯以舟代车，因此很有条件形成竞渡之俗。据闻一多的《端午考》则认为端午赛龙舟与吴越之民祭祀“龙图腾”习俗有关，他们披发纹身，以五彩丝系臂，以象“龙子”。而据文献可考，迎涛神伍子胥之说早于纪念诗人屈原之说，迎涛神之说见于东汉东汉邯郸淳在《曹娥碑》上，而纪念屈原之说则最早见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为什么后来纪念屈原之说流行最广，原因很简单：人们搞集体竞技项目，总想弄个活动主题，于是划船竞渡江浙一带就纪念伍子胥，湘楚之地就纪念屈原，还一些地方纪念孝女曹娥（故端午节又有女儿节之称），最后因为屈原名头最大，约定俗成，从而影响大江南北，形成共识。如果说赛龙舟是自打屈原跳江后就流行，那就玄乎了。屈原决定投江前，莫非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来个答《渔父》问，再发表个《怀沙》的决定，最后在众多镁光灯之下，做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动作，纵身一跃跳入汨罗江之中？于是乎，等待在一边救生员龙舟竞发？中国传统的节日都有神话色彩，即使是纪念某一人物，往往也会神化，比如祭祀关公，人们就神化关公，塑其身，竖几支香又跪又拜的。而赛龙舟这一习俗，并不是祭祀屈原而是祭祀龙王的，莫非屈原化身为龙王不成？
其次，吃粽子之习俗原本也与屈原没有多大关系。粽子早在春秋之际就早有之，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时称“角黍”。至于端午吃粽子是晋代开始流行，晋代名臣周处在《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周处为吴地之人，所记当是吴地风俗。而粽子和屈原扯上关系，最早记载为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吴均(467—520）在《续齐谐记》中写道：“阴历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 。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赛龙舟并非是楚地首倡之风俗、吃粽子并非始源于纪念屈原。
但是传统节日可以注入更多新的节目，以丰富它的文化的内涵，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能将端午节定为单纯的纪念屈原的节日。
五、屈原，从一而终的迂臣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士为知己者死，屈原为之死的人楚怀王是怎么样的人？楚怀王的老子楚威王开土拓疆，使楚国虎虎生威，成为超级大国，而这个楚怀王则是个典型的败家仔，总是丧权辱国，丢失山河，最后丢了卿卿老命。
原本楚国与齐国建起了战略伙伴关系，共同防御秦国扩张，楚国还算有些体面，以大国的姿态面世。公元前313年，厚黑教主张仪来到楚国游说，说如果楚国一旦与齐国绝交，秦国将奉上商于六百之地。这楚怀王砸别人场子砸不到什么地盘，一听有人亲自奉上六百里土地，自然是笑而纳之，马上派人前往齐国宣布中断一切外交关系。跟齐国断交后，楚怀王就派人跑到秦国找张仪要土地。秦总理张仪便装病了，三月不上朝，原因是从楚回秦的路上脚给崴了，休养不处理任何政朝。
楚怀王一想，可能是断交不显示诚意，只有恶交才有诚意，于是再派人前往齐国大骂齐王一顿，然后再派人去向张仪要土地。
张仪推脱不掉，嬉皮笑脸地来见楚使。
“张总理，你答应的六百里地，俺老板派来我接管！”楚使说道。
张仪脸一沉说：“六百里，我说过六百里吗？奇了怪了！”他蹙蹙眉，继续说道，“这位大哥，你们有没有记错？我明明说的是六里，怎么你们狮子大张口了？”
“张总理，你想想，仔细想想，你在我们老板那里说得清清楚楚是六百里啊！”
“想有屁用，可惜我跟你老板之间没有签下什么备忘录，空说无凭啊！”
“你，你卑鄙小人，背信弃义？”
“这位大哥，这话就不客气了！背信？六里地不是答应给你们老板了？爱拿不拿！弃义？秦国拿出土地跟你们老板结交，诚意大大的，你不要几几歪歪了，我日理万机，恕不奉陪！”
六里土地岂不是一个村落大小的地盘吗？楚怀王大喊上当，给人如此耍弄当然吃不了闷亏，就变成强硬的抗秦派了，马上派人去砸秦国的场子。砸不到场子，倒是砸了自己的脚，三战皆败，死了众多将士不说，反倒赔了秦国汉中六百里的土地。更要命的是，由于楚怀王背信弃义，与齐国绝交，其他诸侯国见机可趁，也来砸楚国的场子，楚国顿时四面楚歌。楚怀王这时想到了三闾大夫屈原，就叫他跑趟齐国，重启齐楚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在屈原政治生涯中，这一笔是记载下来的，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公元311年，很有作为的秦惠文王死了，秦武王继位，由于扩张太快，管理有些跟不上，自然是气候一变，秦国就主动想跟楚国搞好邦国关系，同意割汉中之地一半给楚怀王。楚怀王还在火头上，竟然对汉中之地不感兴趣，只想对厚黑教主张仪发狠，对秦使说，睦邻友好可以，条件是只要张仪的性命不要那汉中土地。有这等好事，厚黑教主张仪吃准楚怀王软柿子一个，带着不少金银财宝，笑呵呵地前来楚国领罪。
楚怀王果然是个耳根软的软柿子，竟然没有杀成张仪。张仪的好友、楚怀王的近臣靳尚因为接受了张仪的贿赂，屁颠屁颠地跑来劝楚怀王说，既然秦国跟楚有意结好，怎么可以杀秦使呢？杀了他不仅秦楚之间传统友谊破坏，而且秦国又会出兵楚国，那些小蛇们还会趁机扑向楚国，到时楚国又是四面受敌。为国家利益计，善待张仪才是。楚怀王一听实在有理，心软一半。靳尚又帮着张仪传话给楚怀王的宠姬郑袖说，被楚王扣押的张仪是秦国重臣，秦国一定不会舍得丢掉这样的人才，会通过送美女赎回张仪，秦国美女可是天下闻名，我担心到时你专宠于楚王的地位不保啊。郑袖一听有理，马上给楚怀王吹枕边风，楚怀王这回又听进去了，真当是兼听则明啊，心全软了，怒气全消，大大方方地放了张仪。这就好笑了，楚怀王真当是做了个二百五，汉中之地未得，仇敌张仪未杀成，闹了个天下笑话。楚国落在这样的人手下，不日落西山也见鬼的了。屈原出使齐国回来，马上劝楚怀王杀张仪，一听屈原的话也很有道理，心又硬了一半，又想杀张仪了，可惜人家已经逃出生死九重天，回到秦国去了。
秦武王做了4年国君，因为逞能举鼎，于公元307年气绝而死。秦昭襄王新上任，一开始继续对楚国实行怀柔政策，基础渐稳后也吃准了楚怀王是天下第一软蛋，就采取战略南进，持续侵犯楚国，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楚怀王在武关会面，说要缔结友邦关系还要互为婚姻什么的。楚怀王犯难了，去还去？去了担心被狼外甥秦昭襄王扣留，不去又担心辜负狼外甥示好之心。太子横和令尹子兰等人劝入秦，万不能怠慢秦国的盛情相邀；昭睢和屈原等人劝不入秦，万不能像猪一样自投虎口。楚怀王听听都有道理，真是为难了这个软耳根老板，左右摇摆了一阵，最后决定前往武关，结果当然是被秦国扣留，秦昭襄王胁迫楚怀王割地，怀王这时倒来了骨气，拒死不从。后来趁机逃走，秦人就封锁通往楚地的道路，逃到赵境，赵王不敢收留他，怀王企图逃往魏国，但被秦国追兵捉回，最终悲戚戚地死在了秦地。
堂堂一个超级大国落入到这个够窝囊废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秦国戏弄，你说不丧权辱国地割地怎么可能？而且继位的儿子顷襄王，一蟹不如一蟹，江山更是日下。秦统一各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这对楚王父子真是可惜了三闾大夫屈原一片精忠。屈原一生都围绕着他们转，为他们特别是楚怀王写下洋洋洒洒的离骚，为他捶胸顿首。可见，楚怀王与屈原，一对君昏臣迂的典范。
六、屈原，中华文学史上首座高峰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刘勰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中国古代，能被称之为“伟大”的诗人很多，李白、杜甫自不必说，像辛弃疾、陆游甚至近一些的龚自珍等等，也丝毫无愧于这两个字。但笔者则认为，这其中最为伟大的诗人，应该是屈原。我所说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离骚》、《天问》和《九歌》，而在于他用自己的文字和身躯给了中国诗人和文人一种“场”——一种气场、一种气韵，那种气韵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和品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屈原的气质、行为、语言都太像一个诗人了——活得写得都像一个诗人，勃然大气，飘逸洒脱。而最终愤而投江，虽让人扼腕长叹，但如果不如此，也就不是屈原了。
因此，历代对屈原赞赏有加，司马迁大为赞赏，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最后说，送上了可与“日月争光”的美誉。近代学者梁启超则认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一代文豪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那么屈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什么？
一是他是“诗家元祖”，史书中第一位以文传人的文学家。他是文学创作的带头大哥，并为中华文学史竖起第一座标志性的瑰丽山峰。
二是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楚辞。楚辞的特色，在于其体迂回断续，内涵讽喻哀伤，其格调深远而优柔，极富想象力，更兼有不拘一格的浪漫主义气息，它和我国北方文化的代表——《诗经》的修辞手法不同，不单单是铺张比喻，而是通过比喻，产生一种淡泊幽远，情真意切，有时还伴有忧郁和哀怨的特定境界。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辞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诗歌词赋的创作者们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
三是他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如果说《诗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那么屈原的作品则开浪漫主义的先河。屈原继承楚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艺术上积极创新，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境界，用一个大胆超凡的想象营造出一个瑰丽而神奇的世界。他开创的楚辞体和风骚并称的诗歌传统，突破了《诗经》四言式的形式，运用长诗的表达优势，广泛运用赋此兴等表现手法，又运用神话、幻想与现实交织等表现手段，使诗歌显得雄浑、博大而神奇，扩展了诗歌的题材，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诗歌有完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美的艺术氛围，构成强大的艺术吸引力，把一个神奇而美丽的艺术世界带入了人们的生活，开创了一条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后世的文学、戏曲、绘画等艺术门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他传承了楚地优秀的民间文化。屈原与民间艺术有密切关系，《天问》《招魂》较多地保留了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原型；《九歌》原为楚地民间祭歌，实则为男女性爱生活的反映。屈原作品深受民间巫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