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不错的摄影工作室:华盛顿抛弃中东盟友的逻辑剖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8 05:50:03

华盛顿抛弃中东盟友的逻辑剖析

(2011-03-25)

fieldset {width: 306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align: center;}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体";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王成至

  在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中,美国政府对“反恐”斗争中一些曾经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中东盟友,如突尼斯的本·阿里政府、埃及的穆巴拉克政府、利比亚的卡达菲政府等,非但未予援助,反而声援旨在推翻他们的“革命”,甚至不惜冒在北非地区开辟新战场的风险,参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行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而美国又致力于战略东移的背景下,华盛顿在中东剧变中选择抛弃一些新老盟友,其背后的战略算计究竟是什么,给美国的利益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国立场选择取决于国家利益观

  毋庸置疑,华盛顿在中东剧变中的立场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国家利益观的影响。这种国家利益观,把本国利益与特定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联系在一起,它视美国为一个与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斗争中壮大起来的“自由国家”,认为其安危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能否接受基于资本主义和个人政治选择自由的政府形式。

  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盟国都算不上“自由国家”,当权者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依靠军队支持上台的将领,其统治是依靠高压手段而非“民意”维系的。美国与这些政权结为同盟,主要基于现实利益上的相互需要(如抗衡共同的威胁、获得安全的石油供应),而缺乏共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基础。

  近年来,美国国内在总结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越来越感到依靠中东“专制”统治者来对抗伊斯兰激进势力,犹如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少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这些“专制”统治者损害了其国内平民百姓民主参政的社会环境,迫使后者诉诸于极端行动来表达利益诉求,壮大了“恐怖主义”势力;并且由于这些统治者将源源不绝的美援用来维持“暴政”,很容易把民众对他们的憎恶导向对美国的憎恶,以致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越打越看不到尽头、越打越陷入孤立。

  他们倾向于认为,要真正消灭“恐怖主义”,美国就应当对这些所谓的盟友“断奶”,把美援用在该用的地方——为该地区的“民主化”创造条件。因此不难理解,当“革命”从突尼斯向其他中东国家扩散之际,美国主流舆论对中东盟国内部的反政府力量基本持同情态度,而对盟国政府的镇压行为鲜有认同。这对于奥巴马政府决定其在中东剧变中的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中东盟友遭到区别对待

  不过,上述因素却不足以解释华盛顿对同样受到“革命”冲击的中东盟友的不同态度。针对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当权者压制“革命”的行为,华盛顿做出了诸如中断援助、冻结海外资产,乃至和其他盟国一起武装干涉等反应;而对许多发生在海湾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类似事件,除了一些温和的警告之外,并未表现出施加更多压力的意愿。不仅如此,一些正在忙于扑灭本国“革命”的海湾国家政府,竟然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参加了针对利比亚“独裁者”的军事行动。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应当看到的是,政治剧变发生以来,美国国内对于其前景也存在担忧。1979年的伊朗革命可谓殷鉴不远,赶走“暴君”既能开启通向“民主”之门,也可使宗教激进势力乘虚而入,迫使美国拉长“反恐”战线、分散对促进国内经济复苏的资源投入。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华盛顿借政治剧变,打造“民主中东”的雄心,决定了其在处理同中东盟友的关系时常常服从于实用主义。被华盛顿抛弃的那些中东统治者,无论是叛附无常的卡达菲,还是一贯同美国合作的穆巴拉克,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就是其统治在政治剧变中暴露出的极大脆弱性,包括:高压手段对反政府势力丧失威慑力、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和叛变、镇压机器不听指挥或缺乏效率、国内出现大规模不稳定局面。所有这些,无不导致华盛顿得出其“大势已去”的判断,其继续充当美国地区安全屏障的作用,自然也无从谈起。即使从纯粹实用主义的逻辑出发,维护这样的盟友对于美国也是弊大于利的。

  反观那些同样以高压手段对付“革命”,却未被华盛顿打入另册的中东政权,基本上都还能对本国局面保持一定的控制力,例如沙特阿拉伯王室,不仅能够以软硬两手压制国内的异动,还能同其他海湾国家一道向巴林派兵,维护那里的君主统治。不过,一旦他们抵御“革命”的能力呈现颓势,例如也门正在经历的那样,华盛顿要求其“民主”改革甚至下台的真实压力,很可能就会到来。

  总之,作为对中东剧变做出反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华盛顿在对待中东盟友的态度上,既体现了美国独特的国家利益观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面对剧变给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加速让“不可救药”的盟友垮台,从保守的意义上说,可以为和新的统治者进行良性互动预留空间;从进取的意义上说,则为美国意识形态影响中东未来发展方向积聚了潜能。

  不过,抛弃盟友毕竟是在做“减法”,而能否把中东剧变引向华盛顿所期望的发展方向,还要求其善于做“加法”,例如美国二战后为整合西方世界推行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不过,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历显示,正是这后一个方面,华盛顿在中东地区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能否从这场中东剧变中全身而退,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作者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