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上官吉庆三把火:“痞子”李鸿章:堪比孔子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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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22 06:21:42




内战后的美国,派出了战时国务卿、美国扩张主义的奠基人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出访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浓重敌意尚未消逝时,西华德就到达天津,随后赶赴北京,会晤大清“总理”恭亲王,给空前孤立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合作政策”,中美开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参阅雪珥著作《绝版恭亲王》)……
遥远的欧洲,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巴黎再度爆发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这导致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最后放弃了攻击天津的计划,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决……
当日耳曼的勇士们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行进在法兰西的废墟上时,那位日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正率领他的淮军铁骑,浩浩荡荡地开进天津城。
他将在这座城市中,度过人生最为辉煌的25年,而大清帝国也将以这座城市为样板,书写30年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篇章……

“痞子”入津
“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

与乃师曾国藩的极度低调不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入津,刻意地极为高调。
根据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记载,1870年9月18日,在大批军队的前呼后拥下,李鸿章入津,随即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公告,宣示了他将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这支在8年前还在上海被各色人等惊为“乞丐部队”的淮军,凭借其丝毫不亚于湘军的战功,以及远好于湘军的纪律,在湘军裁撤之后,早已成为大清国防军的主战部队,装备精良,向天津城的“暴民”、也向西方列强,展示了雄壮的兵威。
站在望海楼教堂废墟上的天津人,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到:变天了。

这一年的李鸿章,年仅47周岁,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以来,他在帝国省部级的高干位置上已经呆了8年,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因军功先后被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真正实现了他年轻时写下的理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后来改为“觅封侯”)
梁启超说:“彼时(调任天津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
“天津教案”爆发时,这位“天之骄子”还在湖广总督任上,正率军辗转西北,剿灭叛乱。中途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立即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与法国开战。天津教案将了之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刺马案”)。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地雷阵”,牵扯到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政、湘军派系与别的派系、乃至西方天主教等很多敏感问题,中央只能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且不断催促上路。而直隶总督则由李鸿章接任。这是1868年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第二次接任他老师的遗缺。
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
老师不待李同学开口,就先问道:“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捋须不已,久久看着李鸿章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这些细节,李鸿章在年老时讲给其下属吴永听,吴永则记录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后世学者,或据此认为李鸿章人品远不及乃师,或据此认为李鸿章能圆融贯通比乃师更胜一筹,莫衷一是。其实,在原始的记录中,李鸿章至少在口头上是认可曾国藩对“痞子腔”的批评的。李鸿章告诉吴永:“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众怒不犯
李鸿章对那些毫无效果、甚至成为虚伪面具的精神“体操”与道德“按摩”嗤之以鼻。

师生之间有关“痞子腔”的对话,其实只是历史的孤证,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件极为棘手的外交大案时,曾国藩为李鸿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他为李鸿章所作的传记中,认为“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而曾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祟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
梁启超说,李鸿章在直隶期间,“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他大发感慨道:“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身价顿增。”
不幸的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与梁启超其它很多急就章的东西一样,并不确切。普法战争7月19日开战,9月1日发生“色当会战”,法军全面战败,次日投降,9月4日法兰西帝国就被国内革命推翻。这段时间,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只有曾国藩一人。考诸各种官方文献,天津教案的善后,几乎都是曾国藩在中央的指示下,一手完成。李鸿章到任时,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他根本没有机会力挽狂澜、并展现自己比曾老师更强的才华
最令曾国藩被国内外攻击的,就是他在证据并不确切的情况下,杀了18名“凶手”为遇难的洋人们“一命偿一命”。这种“曾剃头”的典型做法,恰恰便是行动上的“痞子腔”,绝对难称“诚”字。然而,这种“痞子腔”似乎有效地震慑了汹汹的民意,也至少平息了列强们对大清政府的愤怒与不满。
更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在中秋节前一天(99日,农历八月十四),从直隶省城保定给天津的曾国藩写了封信:“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怒,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事,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承担。”
这封信很清晰地表明了:一、曾国藩早已得出对教案的处理意见;二、李鸿章并不反对这种处理;三、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容易“犯众怒”,李鸿章不愿意沾手,希望曾国藩“依限议结”;四、李鸿章撇清自己,为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好开展,防止“嗣后诸难设施”。毫无疑问,曾国藩已经将最为棘手的教案问题处理完毕,李鸿章最多只需做个后续的“执行者”,把善后措施落实,根本不必挑任何担子,可以轻装前进。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李鸿章就是他人生事业上最好的“替手”,他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站在曾国藩打下的地基上,“李鸿章这位无冕之王继承了那位‘一时曾负盛名,未几就被人蔑视的人物‘(曾国藩),在天津坚定地保持着他的地位约25年之久。”(美国汉学家马士H.B. Morse评价)
李鸿章从老师手上接过的天津及整个直隶,已经今非昔比。包括天津教案在内,曾国藩已经将该唱的白脸都唱完了,该趟的雷区都趟过了,将可能“初政即犯众怒”的事情都做了。
最犯众怒的是,无疑是整顿干部队伍。曾老师比较注重廉政建设,一上台就抓,虽说疗效如同曾老师的“银屑病”(一种难治的皮肤病)一般,屡治屡患,但曾老师的毅力,也如同当年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时却“屡败屡战”一般。
李同学却似乎更在乎干部们的工作能力,对那些毫无效果、甚至成为虚伪面具的精神“体操”与道德“按摩”嗤之以鼻。《清史稿》说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那些不乐于为李鸿章所用的人是否就真是“志节之士”,这尚两说,但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实在也是曾老师的心传。曾老师的“那支有主义的军队”(湘军),并非靠着“主义”打胜仗,主要靠的也“利禄”,湘军所过之处,如土匪洗劫并无二致,只不过,曾老师喜欢把“利禄”包装在“主义”的盒子了,光鲜些。马新贻被杀,一个主要的可能原因,就是他在秘密调查湘军私分太平天国“国库”的大案。在李鸿章的25年治理之下,天津乃至整个直隶地区,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斐然,但官场乃至社会的主旋律的确是“一切向钱看”。
大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认为李鸿章入津,简直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他在9月28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李鸿章被派到天津了,人们以为不论如何他总会强有力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教案),但是,正如传说的那样,他又在想捞钱。如果受足了贿赂的话,他将不会把问题向解决的方向推进多少。”据赫德自己说,在6年前1864),当赫德奉命调解李鸿章与洋枪队首领戈登(James Gordon Brown)之间的纠葛时,他不得不“付给李五万多两银子”——这似乎是李索贿,其实,那只是李鸿章借机索要的一笔军费,完全公出公入的,李鸿章再贪,也不敢把这种公开的款项放进自己的腰包。两人之间,其实是权力之争,李鸿章成为赫德在海关内部一手遮天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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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此时的李鸿章,自然还没想到自己要做坚固的天津“桥墩”。9月30日,他正式接过了直隶总督关防印信,一个月后(11月4日),他就接办天津机器局。多年拿刀的手,终于握上了机器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