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2016小学入学政策:童年如歌之我的三哥

                                    童年如歌之我的三哥

    我记事很早，对于一些生活的片段，大概能追溯到学走路的时候。譬如学爬楼梯，爷爷鼓励我：爬三阶，歇一会儿。

      从我记事儿起，我就成为了三哥的“尾巴”。不管他情愿还是不情愿，总之，母亲要求他必须要照顾我。三哥大我七八岁，我的幼年就是整天伏在三哥的肩头，随他游走在掏鸟窝的仓库房顶，嘈杂的电影院，荒郊的野池塘或同学家的扑克牌桌上。

     那年月，学校爱组织孩子看电影。三哥上四年级是十来岁，我大概也就两三岁。班级列队“向前看齐！”后面同学的双手多是搭在我的肩头。我能在这个队伍里，是三哥的班主任苏老师对他的特殊关照。三哥在妈妈般的老师面前是个听话的“宝贝儿”。

     每次看电影前，三哥快乐和兴奋的心情不亚于今天能参加世博会的开幕式。每次看电影，时常抖一些鬼机灵。他用一个极细的塑料丝管插于葡萄糖瓶口的皮塞里，瓶子里灌了开水，被塞到胖大的裤兜里，塑料丝管从衣服内穿过领子口，引到嘴边，一边看电影，一边喝开水，很隐蔽，那感觉很像携带着特殊通信工具，秘密战线的“地下党”。

     随后，这个神秘的“装备” 被三哥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与时俱进”了。他用一个圆珠笔芯，把顶端的圆珠磨掉，成为一个精密的通气管子，同样插在葡萄糖瓶口的皮塞里，噙着笔头使劲吹气，空气膨胀，产生压力，水会从那个圆珠笔芯中喷薄而出。电影院的黑暗中，冷不丁呲人一头，效果非常奇妙和搞笑。后来，我想那是三哥发明的最早的自动饮水机。时世造英雄，可惜那会儿是“文革”，若是赶到现在，没准三哥就是又一个爱因斯坦或爱迪生。

     说起看电影，每周夜晚，爸妈的单位都要在一个露天的操场上演一场电影。演电影的当天下午，各家各户的孩子们会蚂蚁一般，一趟趟的运去大板凳、小板凳，不辞劳苦的去占地方。位置抢占完毕，用粉笔划定界限，写上尊姓大名和“谁若侵占地盘谁就是╳╳╳”的一些诅咒性语言。赶到吃晚饭的时候，有回家吃饭的，有留守看守位置的。事实上，开始的时候，家家的“疆土”很辽阔，人多了，一拥挤，一点点被“蚕食”。有因此而打架的、骂街的，最终，还是在充斥着人肉味儿、人屁味儿的环境中直到散场。类似“抢地盘”这样维护家庭集团利益的事情，往往，三哥是一马当先，首当其冲，乐此不疲。每次，兴高采烈带领我去“抢地盘”；每次，按长幼顺序，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位置安排停当，接下来就是“站岗值班”，通常晚饭都顾不上吃。也有因“捍卫领土”“寸土必争”而受大孩子欺负和挨打的时候，受了委屈，三哥总是嘱咐我，不要让大人知道。

     无论是童年、少年还是后来，在三哥的内心世界中，他想着更多的是自己的家人。多年后，我们那个十四口人的家庭每次聚会，因三哥而开心和快乐，三哥始终发挥着调和剂的作用。我们全家的公论：三哥是对老人最为孝顺，也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人！

     懵懂时代的记忆，三哥是顽皮而无忧无虑的。在家，三哥因为顽皮，挨打的次数多，但受到的疼爱也最多。母亲去学校里监督三哥上学，透过玻璃窗，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三哥坐在桌子上眉飞色舞的和同学说话。回到家，一通好打，锁在楼上，不让吃饭。正好家里吃鸡，香味绕梁，三哥红着眼珠在楼上扒着门缝看。老少都心疼，奶奶更是埋怨不停，数落三哥千不该万不该。母亲留给三哥的都是“硬菜”，通常会偷偷放置在楼梯的隔板内。三哥一旦得到“大赦”，吃完鸡肉，一切不快，烟消云散，一路诡谲着拽着歪诗：“我是张铁生/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很快又跑没影了。

     经济匮乏的年代，贫穷的家境，多是红薯干儿，玉米糊，汤面条之类的来打点肚皮。这些东西吃得多，免不了产生诸多的废气。有一次，三哥从我面前经过，我正往嘴里扒面条，三哥随之在我面前放了一个响屁。从神色上判断，他得意无比，我敢肯定百分之百是故意的。更为可气的是，他在放完那个恶毒的响屁之后，竟然扬着眉毛来了一句：“屁！乃五谷杂粮之气也！”我被三哥的这个屁所激怒，单等三哥盛了一碗面条蹲在门口往嘴里扒的时候，我瞅准时机，也迅速在三哥的碗边放了一个屁，而且是个很响的红薯臭屁。出乎意外，想不到的是，那天，三哥端着饭碗哭了，而且哭得非常委屈！奶奶对我好一通数落，而且给我讲了：一个很不贤惠的媳妇把屁放进锅里，结果把老婆婆给吃死了的故事。我吓了一跳，感觉自己的这个“下气通”很不幽默！

     如今回想，如歌的岁月，如歌的往事。

     有一年，过年的炮仗很快放完，我的三哥很快也就失去了快乐的“源泉”，有些闷闷不乐，无所事事。冷不叮，三哥奇迹一般拥有了一枚硕大的巨炮，挥舞在手，向二哥炫耀。二哥想从三哥那里占为己有，伸手去要，三哥自然不依。躲闪开来，操起火柴，点燃火药“引线”，董存瑞一般，高举巨炮，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直吓得二哥大声惊呼：“快丢手！快丢手！”

     结果，三哥手中的巨炮，是他“穷则思变”，用红纸包了一节铁锹把粗细的圆木棒，而生产的假炮而已。那时候，虽说日子贫穷，但家家户户都贫穷，尤其是在三哥快乐天性的影响下，我们的童年也是多姿多彩。时隔多年，每每有人在酒桌上调侃河南人造“假导弹”的故事，我心想，傻家伙，那造假的“鼻祖”是俺三哥！不仅如此，三哥用轴承套制造的小推车，用子弹壳制造的火柴枪，在整个家属院也是凤毛麟角的精品之作。

     那个年月，每到夏天的夜晚，车站的孩子们会跑到停车场里，爬到客车顶上乘凉。要么看星星；要么打扑克；要么喷空儿；要么盖着车顶用来包裹旅客行李的帆布睡觉，钻出来时带着一身帆布味儿的臭汗。

     车站的孩子如同老子们坐车不要钱一般，同样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某种“权限”。有时，三五成群，冲上去油库加油的汽车，陪伴司机去加一趟汽油，那感觉，那滋味，如同坐上“鬼子”的巡逻车。通常，对于这些个顽皮的子弟，司机们不管也不问。那天，三哥领着我和一群孩子上了一辆可能是要加油的空汽车，上了车，干等，司机迟迟不来，孩子们躺在车后的长坐上都睡着了。一觉醒来，结果竟然到了六十多公里外的平舆县车站。事实上，粗心的司机压根儿没发现他车上的这么一群小子。天降大雨，几个孩子站在大雨中嚎啕大哭。嚎啕大哭的三哥至始至终扯着嚎啕大哭的我。车站的领导端来鸡蛋面，没有任何人吃。最终，几个丢失的孩子惊动了运输公司的最高领导，亲自派他的“212”北京吉普去接，与此同时，县车站专门派了一辆大客车车把我们几个送回驻马店。自从那次鬼使神差“长途旅行”的经历，我自小头上顽固不愈的黄水疮，经历雨水的洗刷，竟然奇迹般的开始好转起来。

     1979年12月，我上小学一年级，三哥参军到了福州空军部队，年龄还不到16周岁。我与三哥朝夕相处的日子就此而终结。

     时间是一列单行车，越来越远，永不回头。如今，三哥近“天命”之年，我近“不惑”之年。悠悠往事，如今回忆，依然甜蜜，但就是这甜蜜，伴随着的是“逝者如斯夫”的遗憾！！

  2010年7月，我在去哈尔滨开会的途中拍了这张照片，吉林省公主岭市是我三哥出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