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林大学官网:共济会与东方神秘主义

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近来又成了个热门话题。

这股热潮似乎源于三件事，先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从金融角度揭开了共济会的一角，接着是丹.布朗(Dan Brown)的《失落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对共济会的准确、深刻而生动的描述，最后，便是何新先生在《谁统治着世界》中对共济会的充满想象的“揭露”。其中，犹以后者惊世骇俗、影响广泛。

承蒙何新先生的点化，世人方才如梦初醒般觉悟到：原来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历史，是被一只无形的黑手操控着，那个神秘的组织如同上帝一样，在冥冥中左右着世界的沉浮起落。这太令人惊诧了，也太令人恐怖了！

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西方人观察西方人毕竟更客观、准确一些，对共济会的真相的表述，个人认为丹.布朗先生更胜一筹，他写道：

“有关现代共济会的看法很多，从只是一帮喜欢聚到一起玩玩盛装游戏的不碍事的老头……到始终都能左右世界的当权者的地下阴谋团伙都有，毫无疑问，实情介于两者之间”。

的确，如果对共济会的性质、起源、历史等进行认真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不过是林林总总的神秘主义社团之一种。

事实上，正如阴阳共生而相辅相成一样，世界各大文明、宗教内部，都存在着“显”与“密”两条共生发展的线索。佛教有“密宗”与“显宗”（“小乘”、“大乘”），基督教有“诺斯替派”与“正统派”，伊斯兰教有“苏非派”和“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有“性力派”与“毗湿奴派”、“湿婆派”；道教有“重玄派”与“全真派”、“正一派”，甚至儒学也有“象数”与“义理”的分别。

一般来说，各文明、宗教、学团中的神秘主义流派，都具有下列特点：

一是其所研习、掌握的知识乃是本体系中最核心、最深奥、最精微的部分，其他知识皆由此外化、派生；

二是成员构成强调“少而精”而非追求“多而俗”，一般只有在本体系中地位、道行都比较高端的人士才得以加入；

三是活动和传承都比较隐秘，有一套外人难窥其端的内部仪轨。

无论就知识内容的博大精深、象征符号的丰富玄妙、内部仪轨的复杂奇诡、组织控制的严密高效以及对外部现实的干预影响等方面来衡量，共济会在古今中外的神秘主义组织中都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比如，仅以道教为例，在上述几个方面共济会都难以望其项背。单就社会影响力而言，共济会虽然对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产生过不容低估的乃至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别忘了，在更加漫长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道教也曾经多次叱诧风云、左右乾坤。在中国社会的历次变革之中，在汉唐盛世的辉煌之中，在从皇宫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征服之中，在世界多国（主要是东方）的文明建构和政治统御之中……，都晃动着道教的影子，其影响之广、之长、之巨，共济会根本无从比拟。

但不可否认，共济会对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成功，首先是时势使然。

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由欧美主导的，或者说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统天下。随着以欧美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因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崛起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主流，共济会这个脱胎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神秘主义社团才发挥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实际上时势也造就“学派”。

除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外，共济会本身也有一些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成功经验，这主要体现在：

1、基本理念的开放与兼容。与一般的宗教或学术派别不同，共济会的基本理念不具有排他性。在其著名的规尺标志中央，摆放的可以是任何一个宗教派别的经典，无论一个人是哪个宗教的信徒，他（她）都可以在不放弃自身原本信仰的前提下加入共济会。因为共济会所尊崇的“真理”与“道德”是任何一个宗教或任何一个人都会肯定、承认和追求的，共济会聪明地绕开了“真理”和“道德”的具体的、外在的、形式上的表述而直指其本根，这就为其融会百家、海纳百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结合。大多数宗教都属于“内圣”之道，主要关注于人的内在超越、精神提升。共济会虽然脱胎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诺斯替派神秘主义），但它本身并非纯粹的宗教，而是介乎宗教与一般社团之间的组织（“自由石匠联盟”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行业组织）。它的“上帝”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所谓的“理神”（真理之神），也即“斯宾诺莎的上帝”。这种对“理性”的信仰一方面使它相对于一般的宗教更具有兼容性和实操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吻合、顺应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从而为其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旅程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外，共济会所追求的“新世界秩序”（A New Order of the Ages）理想，与基督教神学观和近代进化论思潮一脉相承，也为其参与和干预社会变革（进步）提供了思想动力。正是这些特质，使共济会在追求个人的内在超越、理性道德完善的同时，相比于其他宗教或社会团体具有了更强烈的参与、干预现实历史进程和社会事务的努力，也取得了更大的世俗成果。

3、“上层路线”、“精英路线”的成功。作为一个神秘主义社团，共济会在成员选择上同样追求“少而精”，它的独特与过人之处在于，它将主攻方向锁定社会的最上层和最精英阶层，通过“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变革理想。翻开共济会的名人录，任何人都会惊诧于其成员的杰出与强悍。应当说，这是一条“投入——产出”最大化的途径，也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4、对世俗资源（外在超越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吸纳与精妙运用。不同于一般宗教团体对金钱、权力、传媒等世俗事物的自命清高的排斥，共济会不但不排斥，而且以高超的智慧聚集了巨大的世俗资源，其对金钱、权力、文化（传媒、信息）等外在超越资源的吸纳聚集在当代无出其右，而更为可贵的是，共济会这些巨大的资源并不是用于其个人或小团体的享乐消费（想想中国那些聚敛了大量财富却用来修建富丽堂皇的寺庙、佛像，为自己购买高级轿车等的所谓宗教团体吧），而是用于慈善事业和——更重要的——变革现实。且不去评论其事业的正义或正当与否，至少人家是在为实现“新世界秩序”这一目标，为推进他们所认为的人类和社会的进化进步在努力。而其努力的成果也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5、行事作风的低调与高效。共济会在300多年的历史中完成了许多壮举，干了许多大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他们乐意也一直充当着影响历史发展的“无形的手”，善良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他们策划好的路向去走，大事已毕，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倒颇有点道家的作派。而其臻此境界所采用的方法、手段，也正符合道家“察微知著、秉执其要、不著痕迹、因势利导”的路子。

行文至此，感慨良多。火药、司南发明于中华，而西人则极致其用；道术云云，博大精深，于今却衰微于华夏，反见功于西夷。我辈炎黄子孙，宁无汗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