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婚庆公司:关于执政党思维：意识形态的高尚并不自然拒绝腐败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0日12:00 南风窗
—和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关于执政党思维的对话
政党交际：从离心到共识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长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或政党的“意识形态”、亦即其观念体系、思维体系近乎一个绝对之物，是不方便展开谈论的，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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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感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风气正走向开明、开放，那么对之的探讨，就可以说是观念解放的先声。据我们所知，您在这方面有长时期的研究和探索，并在全球政党比较方面，颇下了一番工夫。请问，在您看来，执政党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功能何在？在世界范围中，政党对意识形态持何种态度？中国有个成语“党同伐异”，政党思维是否从来不免如此？
王长江(以下简称王)：我认为，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是用以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应该看到，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经历了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前后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党意识形态，可以用“多极化”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政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而且相互之间尖锐对立；如君主立宪党鼓吹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极右派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主党鼓吹民主自由，社会党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招牌，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等。当时各国政党主观上也尽量与别党拉开意识形态距离、以保持独立性。比如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出自马克思的师承，都把工人阶级群众看作依靠力量，但他们之间曾相互攻击得十分激烈。
不过二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离心的意识形态逐渐为“阶级合作”、“共识政治”所取代。这在北欧是非常突出的。就连向来以意识形态分裂为特点的法国，也出现了向心政治的倾向。突出表现在：1988年社会党人密特朗第二次当选总统，总理却由右翼政党领袖希拉克担任，出现了第一次“左右共治”。 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社会党人若斯潘当选总理，又一次形成了“左右共治”的局面。2002年，若斯潘与希拉克竞争总统职位，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不到一个百分点之差败给了极右翼的勒庞。社会党立即表示，将在第二轮投票中把票投给希拉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形成这种大联合自有特殊原因。但如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范围看，则不能不承认，这是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越来越短造成的。
执政党共性：整合人群
《南》：回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形态，人们通常称之为官方意识形态或统治的意识形态。您认为，全世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否有一个共同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王：我认为，执政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应具有强烈的整合性。
具体说来，这种整合性体现在若干特点上。
一是建设性。在这方面，我们反思我们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批判性思维的浓重痕迹：靠批判旧社会、忆苦思甜来维持人们对新社会的信任，而长期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上；靠批判资本主义来论证社会主义，而长期没有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靠批判修正主义来维持人们的觉悟，而长期没有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发展的思想等等。
二是稳定性。和在野党不同，执政党担负着实现诺言的职责。如果它常用轻率的许诺去刺激人们的参与热情，吊高人们的胃口，固然可以赢得暂时支持，但同时意味着，一旦诺言实现不了，政党就有失去民心的危险。认识这点，执政党就应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一个谨慎的把握，避免高调、激进的宣传。
三是包容性。从本质上讲，政党代表的总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利益同时体现出来。但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又存在相当的特殊性。因为执政党既然掌握了公共权力，他就占据了公众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主渠道，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不能完全只是代表“部分”。
《南》：这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思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也信奉“仇必仇到底”，而到了晚年，他回归到传统的思想体系，认为“仇必和而解”。这似乎也折射了执政党半个世纪的思维变迁。我们是否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们党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力图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的一个明智选择？
王：是的。这是由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决定的。一党执政意味着一个党要代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只有扩大其包容性，执政党才能动员起最广泛的力量，推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当然，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不是淡化和“摈弃”意识形态。一个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总是要有一个“主心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这个“主心骨”，而在于对这个“主心骨”采取什么态度：是僵化、教条地像宗教那样盲目虔诚、做“原教旨主义者”呢，还是把它看作世界观、方法论，把它看作是用于实践、并且一旦被实践证明有错就可以加以修改、纠正的科学理论？结论应该也只能是后者。
避免政党的陷阱
《南》：学界常提及一种“政党的陷阱”，即所谓“政治意识形态一旦在政治体系中被广泛接受，领导人本身也就成了它的囚徒。如果他们违反其准则，就会冒毁坏自己的合法性的风险”。您认为避免掉入这个陷阱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王：我认为应注重保持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弹性。而这种弹性，首先表现在政党政策的灵活性上。
政党的政治见解，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根据就事论事的看法和评价，政党制定自己的政策。二是这个党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它是政党制订政策的依据。意识形态无疑应追求稳定性，至于具体政策，应能经常发生变化，对客观环境作出适时反应，以保证政党获得更多支持者。
西方有学者把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从强到弱排列，把强调意识形态的党称为意识形态型政党，把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党称为实用主义型政党。这种分类方法不一定全面、科学，但其中有些结论确实反映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例如他们发现，比较强调意识形态的政党，往往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参与，在动员政治资源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但这类政党的政策主张往往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因而在适应环境变化、进行变革方面要弱一些。相反，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党，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不紧密，因而较能适应环境变化。
《南》：在存在政党竞争的国家，实用主义型的政党是否更容易通过选民考验？
王：是的。美国2000年的总统初选给我们一个范例。在美国，在意识形态的横轴上，两大党要维持住自己的大党地位，必定分别占据中左和中右的位置。小布什代表共和党出选，理所当然地站在中右的立场，这是共和党的传统位置。然而，就在这时，共和党内突然出现了参议员麦凯恩这匹黑马，公开向小布什叫板，一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麦凯恩不是共和党的主流派，他的挑战要取得胜利，就不能不在得到共和党一部分人支持的前提下，还要想方设法得到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因此，实际上，麦凯恩是以更加强势的中间立场挤占了小布什的空间。这使布什不得不向右靠，于是广大中间选民对小布什的疑虑陡升，小布什的胜算下降，使共和党的人为小布什能否当选着实捏了一把汗。不过，小布什还是化险为夷。因为在击败了麦凯恩的党内挑战后，小布什的立场迅速向中间转变，把原来属于麦凯恩的观点统统囊括下来，恢复了选民对他的信心，从而能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抗衡，一决雌雄。这里面，就体现了其政策主张的灵活性。
保持弹性也好，体现灵活性也好，都要求意识形态有一定的高度，和政策主张保持适当的距离。西方学者称为意识形态的含糊性。经验表明，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意识形态保持适度的含糊性，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成功转型可能吗？
《南》：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对于政党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政党总是精心维护本党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客观实际不断发生变化，意识形态要想纹丝不动是不可能的。在您的视野里，有政党成功调整意识形态的例子吗？
王：有的，二战后英国保守党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5年英国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自以为胜券在握的保守党竟然惨败。对于原因，得到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其已经过时的政策。战时工党参加联合内阁，推行了一些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政策，如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实行社会保障立法等，英国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然而，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却仍然大肆攻击工党的社会主义，显得很不识时务。
大选失败迫使保守党不得不调整政策，在1947年5月出台了新的纲领性文件——“工业宪章”。明显吸收了工党的一些思想，如充分就业，低利贷款，高消费税和赤字预算等。继工业宪章之后，保守党还制定了“农业宪章”，这个“宪章”更是工党政策的翻版。1951年保守党上台后明确宣布，它要继承“福利国家”体制的核心部分。
保守党政策的调整，当然以不损害保守党意识形态为前提。所以，无论支持政策调整还是反对它的人，都从保持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出发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调整政策是错误的，是向社会主义投降。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政策并不违背保守党的思想。如后来接替艾登当了保守党政府首相的麦克米伦强调，“工业宪章仅仅是按照现代情况，重新阐明我们党的根本而持久不变的原则。”工业宪章后来经常被说成是“新保守主义”。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保守党这次政策调整的特点。
《南》：您认为，英国保守党为何敢于向工党“偷师”并成功转型呢？
王：我认为，上述保守党之所以能够对政策作较大幅度的调整，与这些党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有关。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就保守主义本身而言，它并非由一种理论发展而来，而是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的总和。美国政治学者伯恩斯对这一特点的揭示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不能简单化为一种单一的类型。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它有好几个变种。”
总的说来，保守主义是向后看的，它崇尚秩序、传统，崇尚少数精英人物的统治，而这种传统和统治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等级制度、贵族统治被看作是传统，而自由、个人主义则不是传统，因而遭到保守党人的激烈反对；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自由主义、个人价值成了传统，于是这又成了保守主义者所要捍卫的东西。所以可以想见，当战后英国保守党人决定采纳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时，它是很容易把这种政策和主张纳入到它所尊崇的传统中去的。
《南》：确实，意识形态色采较重的政党，其思维转型往往较为艰难。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似乎有不少经验。
王：是的，阻碍中共进行意识形态调整的主要是来自党内的教条主义力量。因此，每作一次调整，就相当于闯过一道难关。仅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难关就有若干个：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党冲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束缚；20世纪90年代初，冲破的是“姓社姓资”的束缚；90年代后期，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等等。意识形态的这些调整，往往要靠大的思想解放作后盾，才得以实现。
为何转型转到晕？
《南》：俗话说，船大难掉头。在您的视野中，有没有注意到政党意识形态调整不当，导致党的崩溃和垮台的例子？
王：有的。所谓“调整不好”，有两种情况：一是调整过程中变化幅度过大，造成了对政党原有意识形态的否定，从而否定了政党赖以存在的基础。二是明明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政党却视而不见，思想僵化，丧失了意识形态创新的机遇。
有许多由于意识形态的调整给政党带来麻烦的例子。例如荷兰天主教党。这个党一直是荷兰最大的政党。但是，随着社会日益世俗化，天主教徒不再根据宗教信仰投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党为扩大基础，越来越把自己塑造成一般的基督教政党，还与其他两个正统的新教政党合并为一个“同一信念的集团”。结果却是，这个党再度陷入困境之中：只要支持者仍然以天主教徒为主，它就仍被看作是天主教党，只有天主教徒才愿加入；而一旦这个党不再以天主教徒为主，那么天主教徒就不再视为己出，这同样会使这个党失去支持。所以，这个党最终不可避免地消失了。1994年该党在执政12年以后下台。
至于说因僵化和调整幅度太大而导致政党衰落这两种情况，用苏共的失败来说明恐怕是最贴切、最有说服力的。苏共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僵化——由于种种僵化的教条是难以做到的，或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久而久之，弄虚作假、言行不一的风气就在党内蔓延开来。一些抱着个人目的的人乘机混入党内，攫取权力，另一些本来抱着真诚愿望入党的人则深感失望，逐渐丧失了理想和信念。
而苏共在对这套僵化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它的调整不是为这个党输入了活力，而是使它不但失去了今天存在的理由，连在历史上存在的理由也失去了。
《南》：有种观点认为，苏共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他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这给西方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输出西方意识形态的难得机遇，并使部分苏联人动摇了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信念，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波波夫等一大批青少年一代的头脑里埋下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种子。你认为这种观点可信吗？
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拷问的。
对过去弊端进行批判，就会“给西方敌对势力提供攻击社会主义、输出西方意识形态的难得机遇”，那是不是说，社会主义不应该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错了也该死不认账？
领导人一个错误的观点，就会导致人们对这个党和它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那是不是恰恰说明，这个党的基础是“豆腐渣”工程，这个“社会主义”的优劣值得探讨？
西方意识形态一旦输入，就会给“一大批青少年一代”的头脑里埋下“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种子”，那就是说，过去长期辛勤灌输的“正确思想”一夜之间付诸东流了。如果是这样，岂不恰恰说明，这种“正确思想”没有任何战斗力？可以断言，如果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架不住任何敌对意识形态的挑战，那只能说明，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脆弱的、缺乏生命力的。
高尚与腐败共生？
《南》：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特别强烈，但政治运作的结果，却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腐败现象泛滥。您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王：这表明，意识形态的高尚并不自然拒绝权力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凭借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自认为不会受到金钱和权力的腐蚀，往往把杜绝腐蚀看作政党成员都能做到的事情，因而往往没有足够强度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腐败现象或许只能处于潜伏状态，而当经济有所发展、可供支配的公共资源有所增加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便再难以继续。苏共和东欧国家原来执政的共产党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政党把宣传和思想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内容也是极其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但这些政党却又恰恰都是在无法遏制的腐败中烂掉的。这里反映的，或许正是历史发展的辨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