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公司名片素材:猫 眼 看 中 国

猫 眼 看 中 国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历史上分裂的时侯较少，统一的朝代较多。近代以来，国家内忧外患，跌宕起伏，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人民可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浩劫。然中国人民用自己坚决不屈的精神，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本着对和平的热爱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用智慧翻过了一次次的历史浪潮。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无数先烈为了祖国的统一，捍卫领土的完整，抵御列强，抗争暴政，挽救民族而顽强不屈地斗争，并为此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年轻的生命。可见，今天的中国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的人民时刻都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华夏子孙将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永远融入在一起的。

建国以后，国情不断的发生变化，某些政策反反复复光怪陆离。尤其是建国之初至七十年代末期，在今天看来不能不令人痛心，关于这段历史上的一些决策问题至今仍有不少人为此辩解，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民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思想劫洗的日子。不难看出，闭关国门的政策和盲目崇拜等因素就是当时的导火索，人民成了政治牺牲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执政党摈弃了过去错误的决策，纠正了极左的路线，确立了以“改革开放”的发展大计。在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中国在经济、外交、教育、农村、农业、扶贫等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的确是很显著的，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但是，中国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不堪言说和不可估量的。其一、用世界上最低价的劳动力、廉价输出不可再生资源，忍受普遍污染的生态环境，换取巨额“外汇”来购买他国国债等;其二、改革衍生的贪污腐化、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垄断经营、圈地占地、野蛮执法等；其三、贫富两极差异越来越悬殊，地域之间两极分化愈来愈大，官民冲突与群体事件日渐紧张；其四、国民日趋老龄化，由于改革的原因导致各地的人口流动量加大，大部分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部分农村耕地失耕，人口凋零，教育失调；其五、党毒之害，各派系为图谋自身既得利益争斗不休，直接或间接损害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问题的发生，极大程度违背了当初执政党立党时期的根本宗旨，也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同时也说明，执政党的政党权威和政治权威正在不断的往下滑，政府的公信力在社会成员里正不断的减弱。从以上问题联想，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小康社会”是否名副其实？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不是仍然处于踌躇不前徘徊踱步的境地？

总的来说，中国近年来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并非是一两年便能突发的，也并非是偶然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格的讲，这些问题的发生，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埋下了隐患，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领导班子的交替问题日渐趋盛愈发明显罢了。就像人体的癌细胞扩散一样，从一个细胞的变异开始，便不断的腐蚀和吞噬其他的细胞，不断地发生裂变，直至人体发生癌变甚至走向死亡。国家的病因又何其相似，如若无法得到治理并彻底的消除病根，这和人体癌变的过程有什么两样，最终走向的是死亡。所以，探究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全方位的看，透过表象看本质，由表及里，从根本着手，方能看得清看得透，找到问题的所在。

首先，从制度看中国。我们知道，执政党的立党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执政党一贯主张中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所包含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施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事实是，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在一个以“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里，只有少数人对多数人施行的专政教条，没有多数人共同治理国家的依据，民主在钦定候选人的过程中失去了意义。政党的权力高于一切，国家的政治体系成了党摆弄的统治机器，而人民这个“主人翁”的身份瞬间演变成了“公仆”的奴隶。显然，中国的政治体系，乍一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把根本的权力始持者颠倒了，人民睡在了地下，而党却安稳地躺在了床上。这样的制度架构又何来民主可言？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是不是已被消失殆尽?再者，今天的经济制度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相对自由的发展，然而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处理土地的权力却需要政府说了算，农民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拿出大部分的钱粮来养活所谓的“公仆”，前些年有的地方的农民被迫丢弃土地逃往他乡以谋求生计。（当然，这几年国家经济发达了，农村减免了农业税收，农民相应的得到了一些补助，看似好过多了，其实真正离脱贫相差甚远。）而作为公仆的管理者们，只要一纸公文，便可任意圈地占地，大搞开发，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然而这一切，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主人的意见，强行占地拆迁房屋。在国有企业里，改革之风一旦吹过，大批的国企员工骤然下岗，原来的铁饭碗变成了无业游民，多数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原来国家的领导阶级被弃置街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等形式，把中小企业产权转为私有制的时候，国家的资产大量流失，许多财产成了私有财产，变成了个人或少数几人的世袭财产。而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主人却成了私有企业主的雇工，转化为仆人。那末，我们不得不思考，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于现实而言是否有违驳论？是不是有利于民的制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执政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官僚集团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呢？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私有企业不断兴起，由于农村农业生产落后，各种苛捐杂税繁重，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脱离农业劳动，大量的涌入城市。因农民与城市居民各方面的差异，农民在为取生计时付出了惨痛代价，比如繁重的工作、超长时间的劳动、低廉的工价、被雇主歧视、甚至被苛扣薪资、拖欠工资时有发生。据调查数据显示，在一个发展较为强劲的企业里，几年内一名普通的工人只能领取几万元的劳动报酬，而企业主却可以赚取几千万的剩余价值，有的甚至可以购买私人飞机。可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贫穷与富裕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和贫富悬殊正是在某种制度的作用下剥削与被剥削的产物。历史事实证明，执政党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其宗旨演绎成了人民为了执政党的权力而服务，社会经济分配制度演变成了少数掌权者和投机者窃取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有力借口，社会上所存在的剥削现象随着竞争的加剧和时间的推移愈演愈浓，两极分化日益扩大，社会公平严重缺失。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君主专制的统治结构沿袭两千多年，直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现，中国才结束封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随着国民党的溃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登上了大陆的政治舞台，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作用下，自秦汉开始，中国就建立了由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所谓君主专制，即国家乃皇族的天下，统治者通过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员代替过去世袭贵族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同时又通过科举考课和法典等制度来控制和约束官僚集团，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统治。这种制度史上称为君主集权下的官僚政治。考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史，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特点:在王朝兴起之初，皇权、功臣集团、文官集团（官僚集团）相互制约和抗衡着，其中以文官集团往往最为弱小，功臣集团较为强大；而后随着统治的需要，功臣集团迅速被皇权集团铲除，文官集团便开始迅猛发展，并不断的得到巩固；最后，到了王朝晚期，皇权虽然至高无上，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驾驭远远不能和建朝初期相提并论，皇权被官僚集团架空，而地方官僚便形成了上不受皇权约束，下不受百姓监督，左右互不牵制的局面，最终导致王朝走向没落而进入历史周期的下一个阶段。因此，史实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约束，靠集权专制与官僚政治的政治体系是不稳定的，其基本表现就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周期率。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执政党在建国时期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广大人民从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摆脱出来，进而出现了社会成员空前大团结的局面。政治上，集中领导权并联合多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治理国家，人民的基本利益放到了首位，在这一时期，广大群众情绪高涨，对自身和国家的未来无不充满了念想，基层的社会管理基本上实现了民主选举。随着政权的巩固，执政党领导集团的急于求成思想和派系争斗把中国人民拉入了另一个境地，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不合时宜的所谓的思想、路线、政策，中国人民成了被奴驭的羔羊。由于“一党专政”体制的根本性，人民群众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思想严重遭受蒙蔽，政治上失去了应有的权力和地位。改革开放后，领导集团相应的调整了部分政策。在农村政策上，由于原来集体生产的集体所有制转化为个人承包责任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上，实现了打破铁饭碗的局面，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等其所有制相续发生转化；同时还鼓励个人开办企业，经营个体生意，对外打开国门实行招商引资。一系列新制度的实施，惊醒了沉睡在噩梦的广大群众，国内又出现了空前的激情。由于政治体系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且过于滞后，法制监督和舆论监督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使得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能够通过公正合理的分配而为全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相反地，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农民仅靠土地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成果无法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摊派的税收，生活愈显困难；另一方面，因体制的积弊以及各方面政策的某些失误，使得执政党内部的权贵人物及其亲属，从改革初期起就以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地形成了一个爆发的权贵阶层，人民和国家的财产无形中被巧妙转化，同时还派生出卖权、卖地、卖官、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的官场腐败风气。实际上，这些现象海外早已有学者把此概括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媾和”。所谓“威权政治”其实就是集权制度。那么，集权制度下的政治体制又如何能摆脱官僚政治呢？历史地看，今天的中国政治框架也不过是从历史上的“君主专政+官僚政治”演变成了“官僚政治+经济上的私有化”而已。

再次，从社会现象看在中国。近几年来，中国接连遭受雪灾、大地震、洪涝干旱等灾害，而后又遇上了金融危机，社会人心浮动不止。一方面，中国城乡差距日渐拉大，城市拥挤不堪，农村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萧条，大量土地失耕，教舍空无一人，农村留守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可见，社会群体的生存法则正逐渐失去平衡。另一方面，城市不断扩建，大量开发和征地，在各地的开发区官商勾结不依法理强制拆迁，多次招致城乡人民的维权反抗，甚至酿成血案。许多大中城市的警察与城管人员，在维护城市秩序或市容的工作中由于缺乏“权限”教育“人权”观念，往往野蛮执法，动辄伤人或非法拘禁。这些都让人民群众深深意识到执政党和政府已经脱离人民完全官僚化了。其三，商家拉拢政府官员的手段越来越多，点子越来越精，所谓“红包开路、金砖敲门、美人牵线、宴会结盟”，使得政府大大小小的贪官，一群群地掉进污泥。执政党在革命时期的声誉，没能经得住执政时期的考验。其四，政府机构膨胀，官员人多为患、官民比例失调，造成社会管理成本加重。

中国是一个近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承载着十几亿人口的复杂性。在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并非是某一执政党或某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它必须通过广大群众、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多党联合的努力方能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同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甚大，文化传播颇为深远。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根据当前国家的需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思想，创造地建设国家在新时期的政治体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的命运该何去何从？中国人民的命运该何去何从？中国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还是选择一条更为合适自己的道路引领世界人民前行？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亦是全世界人民的头等大事。对此，有很多的国人都在努力探索不同的道路。一部分人说，中国应当吸取西方民主的精髓，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一部分人说，今日之中国，更应遵循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思想，人民应当造国家机器的反，实现平均主义；还有一部分人说，今天的中国实乃来之不易，可以实施温和变革，以谋求社会的稳定；更有人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体制应当不变，有待加强反腐倡廉。在我看来，这几种看法都脱离了中国问题的根本病因。全盘地西化脱离了中国文化的基因，遗漏了中国根本问题的所在；遵循毛时代的民主思想忘却了时代进程的步伐，否定了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先进管理模式；温和变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会遭受历史所呈现过的流产的悲惨命运；至于维持体制，有模有样的反腐倡廉纯粹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保守主义者的畅想。

那么，国人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中既然存在或这或那得局限性，中国的变革究竟应当从何入手呢？依笔者看，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从当前国家政治体制这一根本性问题着手，在解决政治体制这一问题的同时，各项政策和制度再加以完善和细分，使之在政体上形成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权力对等的关系。那么，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一、    摒弃政党专政的政治观，建立一个以人民为执政主体的民主政治体系。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任何政党和组织的权力都不得凌驾于人民的权力之上，任何政党和组织的利益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人民分别在各个领域成立农工协会、企业协会、知识分子协会、科研协会、自由职业者协会、学生协会等执政主体对国家机器下的各级政府的职业官员实施监督和管理权力。取缔政党政治，政党或组织只单纯作为人民意志下的职业管理者，接受人民的领导和监督，而职业管理者的任免取决于其所主张的国家管理政策和其意识形态是否符合人民对社会及国家发展的需要。取缔政党和组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军队的领导隶属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职业管理者有一定的建议和管理权利。特殊时期，职业管理者在人民的意志下可直接对军队实施领导权，但最终的领导权归人民。如此以来，无论在任何时期和社会阶段，国家的管理权力都置于人民群众之手，监督机制无处不在，政治体系稳固；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限都将得到巨大的发挥。独裁者的权威、党毒之害、贪污腐化之风都将不攻自破。

二、    取缔党政双轨制的政府结构，清除多层次化的政府组成模式，构建一个精简节约型的政府结构。中国的政府体系结构庞大，从中央、省、市、县、镇再到基层，各职能部门繁多，岗位人满为患正副不分，尤其是县镇两级其干部人数乃世界之最。在这种党政双轨制的政府结构情况下，不仅增加社会管理成本，而且还易于衍生贪污腐化之风，又特别是在缺乏监督的作用下，这种腐败之风愈演愈浓。根据上述新的政治体制，中国并不需要如此繁杂的政府结构，它将由过去自上而下的集权专制转变为上下结合，权力由下而上的和谐管理模式。依据人民作为执政主体的新的政治体制，党政双轨制的政府结构将被消除，人民参政情绪将大大提高，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政府事务管理机构，原政府的职业管理者党政官员将被削减一半。从原政府的行政结构上来看，在新的政治体制的作用下，将会由原中央、省、市、县、镇、村等行政等级转化为中央、省（市）、县、村这一行政等级。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行政等级还精简了职业管理者的数量，为国家节约了大笔社会管理成本。同时，这种精简过的行政结构将会减少政府多层次管理的难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缩短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时间，优化干部队伍的素质。那么，在新的政府结构下，整个体系又是如何运转的呢？首先，干部必须职业化、脱产化。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干部的产生必须经人民权力机构的认可方能上岗，且在任期所主张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必须在公选时经人民投票表决方能实施，任职期内其所执政的理念和政策偏离人民的意志时，人民有权免去其职务。其次，在前条人民对职业管理者的要求和任免原则上，政府的行政管理级别转换为由人民执政主体直接领导中央，中央管理省和市，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县，县级政府管理行政村。而市级政府作为行政个体直接由中央和省级行政机构管理，其隶属关系不和县级单位发生联系。另外，原来的镇级单位直接转化为居民委员会，以行政村同一行政级别。村级组织由原来的小村组建为行政大村，基层干部实行职业化的脱产制。由此可见，政府的双轨制和多层次的管理结构体系在经过这一系列的变革后，其轮廓显得更为清晰而简单，其模式更为精简，社会管理成本急剧下降，贪污腐化之风得以遏制。当然，这一系列的变革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和伟大的胜利，必须在新的政治体系下才能进行，除此别无他法。

三、    从新评估国内的经济形势，调整宏观政策，缩短贫富差距，遏制城乡发展的两级分化。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提出科技兴国的这一口号时，政策多侧重于城市的建设，而地方政府的大城市主义思想又助涨了官僚们急功近利的这一心态，农村的建设、农业发展等议题被搁置了下来。随着政府对沿海诸多圈定的城市的扶持，内陆大片区域与沿海改革的地区便拉开内地与沿海，城市与农村两级分化的序幕。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策略的某些失误，城乡教育的差异化，农村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需求等问题的出现，便涌现出农民涌向城市的打工浪潮。由于出现大量的人口流动，不仅给社会治安带来诸多的问题，同时也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随着农民涌向城市，企业主与雇工关系频繁的发生，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上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越走越远。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外，还有现政权相关政策带来的恶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得从新评估国内新的经济形势，高度地看待问题。首先，必须调整思路，正确认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的根本性，正确对待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因素，从新制度宏观调控政策，建立以教育、新兴科技、工商业、农业等同步发展的科学观。一、促进城乡之间的合作，加强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结合；二、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技术等知识，鼓励知识青年投入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走向产业化的道路；三、停止大城市化的建设思路，把小城乡建设思想放在首位，进而缩短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四、把沿海发达城市的经济和项目引入内地，缩短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差距，平衡地域之间的生存条件。其次，推动资本股份制和劳动股份制相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消除企业内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而打破老板与员工不平等的关系，达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所谓资本股份制和劳动股份制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指在企业里由一部分人用资金，一部分人用自身的劳动力共同构建的企业体，在这里没有雇主和雇工的关系，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者的关系，除了劳动报酬外共享利润共同承担风险，其报酬的多少取决于个人对企业所作出的贡献及原始资本的份额。在这一企业体制里，基本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关系，客观上来讲，遏制了贫富差距发展的势头，同时调动了人民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总的来说，中国一旦解决了城乡间的两级分化，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的悬殊等大问题，那么，许多的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四、    重树大国的思想，加强对人民群众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中国未来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是世界大国，华人遍布全球，历史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早以前，中国的文明和技术发明就传遍了世界各地，中国的历史文化精髓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被视为珍宝。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要树立国人在世界人民中的信心，构建大国的发展思想势在必行。构建大国的发展思想首先要考虑到在不妨碍两岸三地的统一原则下进行；其次要考虑到不在妨害社会进步、不损害世界人民的利益、不进行暴力威胁的原则下进行。那么，要如何才能树立这样的大目标呢？其一、调整教育方法，打破教条式的教育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使受教者在通过学习和自我学习之后能掌握独特的技能。同时，鼓励学生独立成长、勇于承担责任。其二、加强对国民的传统文化教育，树立大国的发展思想观。（对国民的传统文化教育，理应摒弃糟粕，继其精华）其三、吸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髓，求同存异。其四、宣导博爱思想，用真诚感化世界人民。其五、制定国家发展的远大愿景，引领全民共同努力奋斗。其六、大力发展科研事业，巩固国防体系。当然，有关构建大国的发展思想，还有更多的发展思路，而这些都有待全民共同去探索和努力。

综上所述，说明中国的变革是必然的趋势，有如势如破竹之势。大潮直指归心处，这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同时也说明了，只有以人民作为执政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的轨迹也必然朝着这个方向驶去，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改变这一历史事实。

注：本文采用了石天河先生《与海外华人谈中国现状与希望》的部分片段，借鉴了左宏愿先生《执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部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