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核心4中文版下载:中国的发展关键是有了共产党领导

    中国的发展关键是有了共产党领导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但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性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错误等等。中国的发展关键是有了共产党领导。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1、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诞生。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但必须指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近80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比较大的斗争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时，许多人以为清政府这个主要障碍既经扫除，各项改革自将次第推行，民主政治的实施、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都指日可待。但是，这些都只是幻想。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篡夺。宋教仁迷恋于议会政治，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把大批的官僚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国民党内。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死于袁世凯的毒手。宋教仁被杀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甘于失败，先后发动或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他们进行了英勇的奋斗，但他们坚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能给中国指明真正的出路。此外，刘师复等则完全脱离群众，鼓吹无政府主义。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进步党想依托北洋军阀的武力，实行所谓“开明专制”或“共和国体下之专制”，求得社会稳定。在社会上，还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结果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懂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懂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决不允许中国独立富强的发展资本主义，并且缺乏革命斗争的坚定性。他们或者是对帝国主义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是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所以他们既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又不能在斗争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采取统一行动，以争取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主要是：“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㈡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㈢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实现后，再进行“第二步奋斗”，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远大的革命理想。这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矛盾，反映中国人民的要求，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2、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浴血奋战。国民军北伐时，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28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60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5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了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周恩来，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而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斯诺的记载，“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周恩来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1931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

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从1927年到1936年，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徐海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我家的人全部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66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你的妻子呢？”“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斯诺申明：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要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略而不谈，我只有更加乐意，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为了对红军表示公正起见，对于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毁灭他们的方法，应该说几句话。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因此偶尔有一次听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有什么说的，不是无益的事。

3、中国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人间奇迹。共产党从几百个衣襟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1930年时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围剿”和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完全以失败告终。在每次这样的战役中红军都几旅几旅地、整师整师地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那么，红军取得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呢？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1933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到了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他们这种估计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要到几乎两年以后才看得出来，因为那里将要发生一场惊人事件，使蒋介石总司令的性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样的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这以前，蒋介石有一阵子却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红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以后，就开始走上它历时一年的划时代的征途，首先向西，然后向北。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要忘记，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下面，我援引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两段评述：

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中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象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 。有人曾煞有介事地写道：“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不可能夺得天下。”诚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人民军队，主要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然而，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共产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中流砥柱体现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上，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辟阶段。时间是1937年11月中旬至1938年10月。从1937年11月中旬起，八路军三个师即先后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在聂荣臻领导下，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当致电阎锡山并申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求批准时，一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批准的同时，对他的下属说：“不要备案了，这个在日本人枪口下的政府，能存在三个月就是奇迹。”然而，共产党确实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不仅这个政权存在下来了，华北其他地区也陆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初新四军建立后，也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军5.4万多人，八路军由4.5万余人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由1万余人发展到2.5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时间是1938年10月以后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近1亿人口。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调整了进攻型战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不同的意图和当时业已形成的客观态势，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摆在抗日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参战部队开始是22个团，陆续发展到100多个团，被称为“百团大战”。敌后抗战的发展和百团大战的事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心。

第三阶段：严重困难阶段。时间是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且在“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为5000万以上。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敌后军民结合，运用和创造了许多极为有效的抗击敌人的形式，诸如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等。日、伪军好象被打瞎眼和打聋耳的野兽一样，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人。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曾哀叹道：“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技，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华北方面军特务长平次郎也说：“华北共产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将来扩大充实，实为帝国大患。”

第四阶段：再发展阶段。时间是1943年至1945年夏。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上升到91万，民兵220万，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逐步脱出战略相持阶段，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对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第五阶段：对日全面反攻阶段。时间是1945年8月至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由于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来完成的。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在持久抗战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发展人民抗日力量，逐渐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关键性作用。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日本侵略军全部赶出了中国国土，并使日本于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侵占的中国台湾省和澎湖列岛等地，回归祖国。这一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

4、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确定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敌20多万，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续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老区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到365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只得放弃分区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集团)已被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相互间难以形成配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30年。那种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成功者，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却是失败者的论调，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不容磨灭。

1、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就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它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同志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工业建设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以前和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58年，毛泽东同志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持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激励和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比如：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为此，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必须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切实注意综合平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鼓实劲不鼓虚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加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是我国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经过五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l966年继续发展，与上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基本建设完成的很好，财政收入增长15.7％，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这说明1966年虽然“文化大革命”已产生了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但还是局部性的。1967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通过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使经济有了初步回升。1971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成绩较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9％。 1972年、1973年两年工业生产逐年上升，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4年1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又陷于动乱，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再次受到破坏。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大会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他召开一系列会议，采取果断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通过全面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l.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然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度下降。“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在10年内乱中，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1835.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12.1 ％

——工业产量增加，生产能力扩大。10年中，累计基本建设投资为2730．98亿元，建成投产的中型建设项目共l485个。新增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有：炼铁1971.5万吨，炼钢1250.6万吨，煤炭开采149265万吨，发电机组容量2603.6千瓦，石油开采6881.2万吨，合成氨673.6万吨，化学肥料576.54万吨，，化学纤维13.6 3万吨，棉纺绽416.3万绽。在上述的物质基础上，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    、’

——石油、石油化工和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能源工业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发展比较快的部门。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到1976年底，原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比1965年增长6.7倍；原油加工能力1975年为6764万吨，为1965年的4.8倍。石油工业的发展，为现代石油化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化肥工业和化学纤维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机械工业，这一时期发展了一批重大新产品和成套设备。这里有高度精密机床，第二汽车厂冷加工成套设备，年产700万吨大型金属露天矿设备，年产15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套设备，年产300万吨井下煤矿设备，250万吨炼油厂成套设备，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的化肥设备，年产1万吨维尼纶的合成纤维设备，20至30万千瓦水力和火力发电成套设备，33万伏高压输变电设备，以及4千马力的电力传动内燃机车等。电子工业在若干领域也有所前进。

——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全长1035公里的成昆线于1971年全线交付营业。全长820公里的湘黔线，1974年到达贵州贵定，完成了该线的主要路段。全长700公里的焦枝线，1970年7月建成。1979年枝椰线完工。另外还修建了襄渝线、京原线等。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1959年动工建设，1968年完工。此外，为了适应石油工业的发展，1974年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河北秦皇岛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接着又建成了秦皇岛到北京、山东临邑到南京等输油管道。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0年来，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冲破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水稻杂交种，国外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但一直未能用于生产。1964年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始进行研究。197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全国性的科研协作，配制出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一般比水稻良种增产20％，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自从1964年10月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1967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目标。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应当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是，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走出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32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32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从2005年的3.16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31万亿元。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开放型经济水平快速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32年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919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7810亿元，比五年前增加5800多亿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改革开放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改革开放是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当时仍然存在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思想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要求、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每一个重大改革步骤的推进，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的实施，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生动地诠释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32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2、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够，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走了弯路，遭受过严重挫折。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仍然需要根据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区分开了。这种区分有个好处，即从体制入手进行改革，进而实现制度的创新。

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分配制度方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深化了一步，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西方学者萨谬尔森指出，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形态都是混合型的，没有绝对清纯的一种经济形态。“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就是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而作出的新概括，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共识。这就是说，绝不能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排斥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外，这就使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但还有其他经济成分与之共同发展，这就是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必然存在。

而且，公有制实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一是股份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资本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对股份制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用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有人想以此达到私有化的目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坚决地试”，确实给我们以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检验。二是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尽管《邓小平文选》中没有使用股份合作制这个概念，但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我国农村80年代“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物。

——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意味着在收入分配上只能主要以劳动作为人们获取报酬的基本手段，承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和在生产活动中所承担和完成的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别。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意味着在社会分配结构中按劳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形式，是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按劳分配的“劳”，马克思没有明确的论述，斯大林也只是作了这样的解释：“劳”即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按劳分配，就是社会按照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消费品。它体现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等量劳动相交换。不过，无论是马克思或斯大林，他们所说的“劳”，都不是指具体劳动，因为具体劳动在量上是不能相互比较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交换的是等量的抽象劳动。据此，邓小平同志引伸出了按劳分配的价值尺度。他说：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既然是根据“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那么就可以把按劳分配作以下展开：一是按劳动条件分配。劳动条件有复杂与简单之分。劳动条件越复杂，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就越大；劳动条件越简单，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就越小。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就是计量劳动价值的重要尺度。相应地，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自然就要向劳动条件复杂的一方倾斜，根据“劳动好坏”定报酬，不然按劳分配就失去了价值尺度。二是按劳动能力分配。邓小平同志指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劳动能力就是指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越强，他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好。这就使劳动能力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如果连劳动能力价值的大小都不作衡量，“技术高低”都不承认，那么按劳分配的劳动又以何作凭借。三是按劳动效率分配。劳动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其价值形态便是净收入或者利润。按劳分配有打入成本的部分，但更多的是对净收入或利润的分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里的效率高，社会资源就会向那里流动，那里劳动者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而市场就是竞争，就必有风险和机会。因此，按劳动效率分配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风险报酬，按劳分配体现着“贡献大小”。

不仅如此，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采取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和经营方式，如租赁制、股份制、各种承包制等，也需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国家和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股份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会出现以股份取得股息红利；某些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还有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以及资本等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对于企业经营主体来说，资本规模越大，且经营得当，得利就多；资本规模小，其得利也就少。对于城乡居民来说，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必然会有一部分结余的消费基金进入个人投资领域，如购买股票、债券和储蓄等，其分红和利息收入也可以说是一种按生产要素取得的一种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同时，国家要运用税收等手段加以合理调节。按劳分配是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的否定，也是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否定；多种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经济政策。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它一经建立，就贯穿整个历史阶段的始终；一旦改变，社会也就从一种形态推移到另一种形态。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一般来讲，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制度。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过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同志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第二次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八九风波”后有人批判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这个提法，也有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邓小平同志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在南方谈话中又肯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第三次是2004年到2006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这可以概括为社会公共品的供应问题， 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这次争论画上了句号。

在这里，“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这个前置词是不能丢的。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有人想把这两条去掉、抽掉，这无疑会偏离改革的方向。现在的改革在总体方向上坚持了社会主义，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扰，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制为主体问题受到干扰，在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干扰，中央启动的惠及1.3亿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在力求排除这些干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一条也很重要，因为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上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上，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市场经济在宏观经济综合平衡上，在竞争垄断的关系上，在资源和环境保护上，在社会分配公平上，以及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规划调控、财税调控、金融调控等，最近还加了“土地调控”。有人想把经济生活的一切都交给市场去管，把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也都推向市场，这无疑是一种迷信市场的幼稚病。应当明确，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国要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呢？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民主有其共性的一面，这样的成果是需要继承和吸取的。同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民主从来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民主取决于不同社会制度而具有不同性质，又取决于不同国情而具有不同的形式、进程和特点。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的那一套，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不搞资产阶级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他说：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如果以是否照搬这些形式，“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一些人总是把美国的制度看成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明确指出：“我们不照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的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10多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他会见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时还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他还举普选为例来说明采取民主形式一定要看实际情况。他说：比如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乡、县两级和城市区这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也作了阐述，他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

——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从历史上看，中国民国初年，也有过多元政治的‘大民主’状态，搞得中国像一盘散沙；从现实上看，前几年台湾大选闹剧也是所谓的多元政治的‘大民主’状态，很明显，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同志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议，可以立即实施，“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这种制度，首先要在观念上牢牢树立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观念。但这个观念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比如：你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怎么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吗？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大牌子，空架子，里面坐着一群老头子”；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又是怎么说人大的呢？“老同志，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这样一些议论，归根到底在观念上仍然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二线机关，所以这个观念必须更新、要调整。其实，人大不是没有权力的机构，而是权力没有充分利用的机构，一旦人大行使合法性权力，其作用非同寻常。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体制内资源。

——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中建立的亲密关系。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邓小平同志对外国朋友说：“讲党派，我们了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然而，现在有人提出，如果真正想搞民主政治的话，那就应该开“党禁”、推行多党制；如果共产党不推行多党制，就是搞的假民主政治。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是多党制。我的看法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多党制，而是权力制约机制。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都是围绕权力制约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制度。所以，我的观点是，多党制未必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未必不民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邓小平同志讲的以上这三条是最基本的，我们应当牢牢把握这些基本方面。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经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一个统一”，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四个制度”，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合起来就是“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融为一体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它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这就构成了最适合我国国情、最能够把13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制度安排。

不过也有人讲，这些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有力支持，我国经济建设就不能取得辉煌成就。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入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四大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一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废止政社合一体制，恢复乡镇设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农民及农村集体的经济活动分开，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条件；三是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微观经济层面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四是实行宪法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制框架内实行改革，设计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制度规范。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政治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关系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后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给予每一个中国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造成了社会价值、社会导向及社会竞争系统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说过，我们可以在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成立62年来， 中国人民用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已经画出了这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