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狗咬破皮出一点血:义和团100年：暴民还是“爱国者”？、、、、、、

[导读]外来者称之为“暴徒”、主政者呼之为“拳匪”、启蒙者斥之为“愚民”、平反者推之为“爱国者”…… 每一次时代变迁，他们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重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3月里的山东平原县依然干旱少雨，走在这片土地上，沙尘弥漫在空气中，田间是刚刚露头亟待浇灌的农作物，如若不去看路边那些用水泥和红砖修建的现代建筑，很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110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大批历经了黄河泛滥和干旱无雨轮番侵袭的朴素农人，开始走出家门，结伴向河北和北京进发。一路上，他们掀翻朝廷花重金铺就的铁轨，砍断刚刚树立不久的电线杆，焚烧了一座座由洋教士们苦心修建的教堂。他们呼喊着口号，声称自己神灵附体，能够刀枪不入，抵御洋鬼子的枪炮。遇到那些信教的中国人，他们则毫不留情地砍下这些“二毛子”的头颅……

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为自家的衣食生计而愁苦，见到大小官吏，亦如往常一样双腿颤抖，并不敢抬头直视官老爷们的眼睛。他们大多并不识字，所获知识不外乎稗官野史和戏曲传说。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他们安于乡土，完粮纳税，是普天之下最忍辱负重的子民。可如今，他们却狂暴如决堤的黄河之水。他们身着红衣，头裹红布，所经之处，无不被淹没成一片红色汪洋。

就是这群质朴淳善的农人们，一旦被狂热情绪所点燃，就爆发出不亚于宗教徒一般的力量。他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身的生命而去维护一种信念，而全然不顾这信念是否被扭曲，被操纵，被玩弄……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双重悲剧的色彩。一重悲剧是团民们本身，他们起初被当政者视之为洪水猛兽，在这个视秘密会社为天然大敌的帝国之中，聚众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当掌权者发现可以通过操控这种农民们质朴的情绪，而达到抵制外来者压力的目的时，他们又迎奉团民为座上高宾，将之送到现代化的枪炮口之下，充当人肉盾牌。而当拳民们失去利用价值时，他们的头颅立刻变成了和谈的砝码，那些曾经在一个战壕中作战的军爷们，并不会因恋念旧情而手软。

另一重悲剧则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义和团形象。自1900年至今，110年来，这片红色的汪洋成为最为矛盾的复合体——在他们身上，汇集了最朴素与最野蛮，最神圣与最残暴，最机敏与最愚昧，最炽热和最冷血的意象。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充足材料。外来者称之为“暴徒”、主政者呼之为“拳匪”、启蒙者斥之为“愚民”、平反者推之为“爱国者”…… 每一次时代变迁，他们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重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就这样，他们自身被政治所裹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形象又被时代所裹挟，成为政治化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悲剧。可以说，这个国家从义和团发生之后，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悲剧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为此后100年的中国奠定了一个基调，它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大门。而何时我们能够厘清义和团的本来面貌，让历史成为历史，政治成为政治，那些附着在这些质朴农人身上的各种不恰当的标识才最终能够得以解除，而这个徘徊了100多年的阴霾才能真正散去。

义和团，一个世纪的阴影和话题

张鸣

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出了大名。一时间，成为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可惜，国人的出名，不是因为好事，而是由于滥杀教民和传教士以及围攻各国的使馆。19到20世纪，中国人给西方最大的刺激，就数“拳乱”。

从文化的角度，义和团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之后的一种基于传统力量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其实也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

毕竟，教案冲突的这些年，也是中国一点点现代化的过程。洋务搞了几十年，义和团发生的当口，中国不仅有了轮船，还有了火车和洋机器的工厂，军队也装备上了洋枪。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维新失败后的一种“反动”。我们这个民族，顺理成章的自救与反抗，应该是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中国这个学习西方的中等生败给了优等生日本，亡国灭种的危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觉悟。在变法的问题上，其实无论西太后还是光绪帝，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却阴差阳错地在变法过程中，使得帝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不甘退出权力舞台的西太后在保守派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尽废新法。但是，此举不仅伤及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且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无解的尴尬——变法是为了应付亡国危机，不变法，但危机却仍在，政治上向后转的清政府，将如何应付呢？似乎唯一的选择是，向后转，从传统中寻求抵御西方的武器。

大传统武器库里已经没有了，只好面向小传统，眼睛向下，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里寻求出路。这个时候，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使得跟西太后有同样焦虑的地方官们，有了一种新的发现——民气可用。不仅民气可用，而昂扬的民气中，民众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刀枪不入的法术。

这个法术，在西太后派出可靠的大臣现场查看之后，居然确定是真的。这个信息，给了这个一向谨慎的女强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底气。特别是当保守派刻意激化西太后跟列强矛盾，制造假照会让西太后交权之后，西太后终于不肯再忍，破釜沉舟，支持义和团，跟列强决裂，发布了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份宣战诏书，对西方十一国宣战。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所有义和团的领袖，无论是朱红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甚至于后来的曹福田，都算不上是义和团领袖，他们顶多是一个部分团民的头儿。刀枪不入的法术，是义和团的标记，但这个标记，却是由一群具有相差无几的气功本领的老师，走街串村传授的。这些法术经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教门改造，流传民间，就变成了救世的法宝。

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红灯照这种妇女组织。所谓的红灯照，只存在于某些富于幻觉的人们的传说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们可以飞到外国，用红灯把俄国和日本的首都给烧了。厉行禁欲主义的义和团里，的确存在若干女人，男人簇拥的女人，比如黄连圣母。

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法术和神通，义和团把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中的所有都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号，有符咒的使用，还有来自戏剧小说里的神仙和英雄，从关羽张飞到悟空八戒，应有尽有。

当然，这样的义和团和他们的法术，对于抵御八国联军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几万团民，甚至几个月都打不下由30个洋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众多义和团研究列举的义和团战绩，绝大多数都是清朝正规军的。建立在虚幻的法术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

尽管他们的确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而且当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决心讨好列强之后，义和团被无情抛弃，遭到了清军和八国联军携手的镇压。这种镇压，消灭了义和团，但也从此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但是，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来没有真正褪去。即使在刻意讲究文明的“五四运动”中，依然有洋人下毒这种义和团式的谣传。现代革命在中国兴起之后，义和团逐渐获得“平反”，知识界的非基督教甚至反基督教倾向，再次浮现。

再后来，在一轮又一轮的革命浪潮中，所有当年教案的流行说法，就都变成了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也许由于这种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涉及西方的事项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多年教科书的教化，以及教科书精心选择的几张义和团的照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刻板的道德化印象。

更糟的是，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某些人相信，只要爱国，义和团就是榜样，至少是榜样的一种。凡是否定义和团，就有汉奸的嫌疑。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

平原县：从农民到拳民之路

持续的饥饿让华北大地上一向安分的农民恐慌起来。而官府的腐败、外族的欺凌、命运的糟践，生存的困境，一股脑地混杂在一起，使得这个民族最原始的本能情绪在他们身上突然爆发。■本刊记者 刘永峰

平原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离省会济南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110年前，朱红灯所领导的平原起义是被几乎所有的义和团书籍都大书特书过的。然而，当我们来到山东平原之后，却发现始终很难找到关于那段历史所应该留有的纪念或是痕迹。

我们所见到的平原县城，除了春天时常有的大风之外，一切都那么平静、迂缓，人们的表情里则显出和顺，这都很难跟一百多年前那些狂暴的情绪联系到一起。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899年的那个秋天开始，就在今天县政府的位置（原清朝县衙旧址），一位叫蒋楷的县令，连日里则是惴惴不安，因为一些村庄接连不断出现的乱子越来越无法控制了。

风暴前的平静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开始，骚乱在山东省的各个地方蔓延。在鲁南地区，德国已经占领日照几月之久，冲突不断，长久积累下来的教案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在鲁西南，除了去年的大水在边境地区造成乱匪活动猖獗之外，一些对德国及其传教士的狂妄行为感到愤怒的群众，纷纷加入反抗洋教、教民的活动中来，他们被组织在一个叫“红拳”的武术团体之中，纵火、抢劫教民、攻击教堂。尤其济宁、嘉祥、曹州等地，民间云集响应、来势汹汹，被洋人和教民称之为死灰复燃的“大刀会”暴乱。

也是在这个时候，蒋楷来到鲁西北的平原县开始履行他的新职务——平原县令。在那个教案频发的时代，他或许会为平原县境内“并无西式教堂，教民不多”而感到欣慰，与鲁西南相比又无那么猖獗的盗匪，这些都是可以避免酿成大乱的有利条件。而事实也是，直到这年夏天之前，与外面的动乱纷纷相比，他的治下都还是那么的平静。

蒋楷上任的前几个月内，民间有过些小的冲突，也在这位知县宽容的手段下平息了。根据他后来在《平原拳匪纪事》一书中的记述，四月初，一位来自禹城的传教士写信向蒋楷控告，县内的一位武生张泽，将自己入教的侄子张安业打了，蒋楷因知张安业向来凶狠蛮横，为乡民不齿，也就没有理睬。后来，这位传教士坚持处理此事，蒋楷于是前去调查，发现损失根本不似教民所报的严重，遂由官府拿钱作出补偿。传教士又言县内另一位武生王志邦实为拳民首领，蒋楷于是将王的儿子叫来，嘱咐了一番道理，让他醒悟后，回去说给父亲。

也许在蒋楷所提及的案例之外，当日的平原还有另外的纠纷，但蒋楷在民教矛盾上的态度无疑已经是一清二楚了。这位曾在鲁西南地区为官，并经历过教案风波的知县，深知百姓以教案泄愤，而洋人反过来就以教案启衅。一旦教案一起，不仅不会给教民造成损害，反而会有更多的教堂在在事后建立起来。因而，蒋楷来到平原后，往往两不弹压，居间调节，未见有任何严厉的措施。他称自己办案，“官不笞一人，民不费一钱”。

然而，就在蒋楷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县内的纠纷，并且庆幸没有造成更大乱子的时候，不安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之中了。

由农民到拳民

1960年代，山东大学曾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调查。这些调查资料显示了义和团拳民的来源非常复杂，不仅有很多穷苦农民和雇农，也有大量富足殷实的人家。

尽管经济上他们的面貌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不对社会秩序构成大的威胁。一位山东知府曾说：“所习者多农家子弟、且有读书小康之家，并非尽无赖匪徒”。而明恩溥——这位当时还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则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中国农民：“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人属于老实一类，社会因此得以安宁。”

而在鲁西北，就是这样一些安分老实的人群，在1899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被命运逼到了极为艰难的境地。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黄河也一直是种威胁。1855年，黄河改道北行，在鲁西北洪水横流，民不聊生。乾隆年间的《平原县志》里记载了清初一百年里这里的自然灾害情况，平均三年就遇灾一次。在鲁西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里，农业生产完全依赖老天捉摸不透的脾气。

据《山东省志》记载：1898年秋，山东遭受特大洪灾，农历六、七月间，黄河在山东决溢10余处，44县遭受特大洪灾。对于这块长期处于灾难边缘的土地来说，那次大水无疑是火上浇油。

“大水之后的疾病流行，特别是霍乱的流行，使得以看病行医为其主要活动之一的神拳得到了一展才华的绝好机会。当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与这场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结合在起来时，它为民众运动的兴起、为人们要逃离现实苦难的愿望提供了滋生环境。而神拳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如果说是洪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环境产生了一种绝望和愤怒的话，那么不断增长的教会势力以及一些教民的不端行为，则为排遣这种绝望和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口。

作为县令，蒋楷并非不清楚民间蓄积的这股愤懑之情。他曾明白地提及，“教民多无赖”， 并警示说，如今这些平民看似和顺，但“一遇激煽，如水之奔壑、火之燎原也”。因此，他对这些平民有组织的练拳活动，并没有过分的压制，甚至有意将拳民纳入地方民团。

也许是蒋楷的宽大政策给了这些平民以一种暗示，他们更加没有顾忌地练习神拳，“夜聚明散，声势汹汹”，继续他们“替天行道的义举”。

开始失控的局面

转眼到了秋天，拳民活动更加普遍。继去年的大水之后，这一年，大旱开始在华北肆虐，整个夏天华北降雨奇缺。明恩溥在《动乱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干旱非常严重，受灾范围极广。这是自1878年的大饥荒以来，第一次听说冬小麦没有在华北任何地区播种……土地光秃秃的，无法播种。在这种时候，懒散和不安分的人们随时准备铤而走险了。”

在平原，尽管蒋楷一直以来都是极力调停，试图平息民教纠纷，但攻击、抢劫教民的事情更多了。蒋楷面对的困难还远不止此，受到或未受到攻击的教民纷纷向传教士报告着他们遭受的严重伤害，传教士则呈报给法国公使，法国公使再告到总理衙门，当总理衙门拿到这份不知已经被夸张过多少倍的伤亡报告时，又转而再层层下文询问实情。尽管蒋楷在上报给山东巡抚毓贤的电文中，一再申辩县内并无教堂，教民不多，教民依赖着洋人的势力，“动辄诬控”，并告诉巡抚县内平安无事，但事实上，面对越来越多的乱子，他已经手忙脚乱了。况且，平原已经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蒋楷必须要尽快将事端平息下来。

中秋前后，“抢案四起”。在平原县城正南三十里处的地方，有一个并不显眼的村子——前杠子李村，它只有40户人家，却明显地分为三个部分：西李、杨家、和东李。李长水是西李人，有70亩地，家境富裕。

据记载，他为人讲义气，广交朋友，原是武术村社的拳首，并做过几年里长，在附近一带算得上头面人物，后来也练起了神拳。在东李有一个天主教徒李金榜，也是家境小康。因为一些土地的纠纷，他跟李长水已经争吵了好几年。

在1899年中秋节的前两天，李长水跟其他拳民洗劫了正准备过节的李金榜一家。有人说是因为土地上的私人纠纷，有人说是因为作为一个洋教徒，李金榜在村中日益孤立。

一份口述历史调查的资料则谈到，“李金榜在天主教后，对李长水并没有为难”，之所以抢他是因为神拳教内决定的，不是李长水个人的事。尽管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已深埋在历史的深处而模糊不清，但是它已经为事态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李金榜告官后，一直以来都在劝导调停的蒋楷，终于想到了派捕役抓捕肇事者的方法。此次事件导致六名拳民被捕。而李长水感觉力量不足以救人，便前往茌平请朱红灯相救。

升级的冲突

九月初五，李长水将朱红灯请到了杠子李村。朱红灯本叫小朱子，因为神拳学得好才被叫了朱红灯，他四处流浪，做过小贩、讨过饭，虽不甚高大、满脸麻子，但已是鲁西北地区最为有名的神拳首领了。在朱红灯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神拳拳民的影子，他们大都是一些“穷人、外村人甚至在村内被人看不起的年轻人”。只要不是太笨就有机会成为神拳头目，“这种吸引力与机遇对于很多遭践踏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朱红灯到来当天，便以自己的名义传贴聚众二三百人，第二天聚集的拳民便增加到五六百人。他们随即决定了这样几件事情：朱红灯负责总指挥，李长水协助；继续对富户洋教徒进行清算，强迫教民供给吃喝；抓住两位教民作为释放6个拳民的人质，并要求把抓人的衙役交由他们处置；构筑工事、调集土枪土炮，抓紧备战等等。

九月初七，感到奇祸将至的蒋楷，带领几十名兵勇和衙役来到杠子李村。他见到一身红色装扮的朱红灯，和数百名以头巾裹头，手持大刀长矛的严阵以待的拳民，在杠子李村高举的红色旗帜上并写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字样。

交战开始，拳民先都向东南磕头，祈求保佑，然后以一种奇怪的罗圈阵，击退了人数单薄的官兵队伍。经过一些小程度的冲突，义和团在第一次与试图镇压他们的官兵的交手中，取得了胜利，蒋楷仓惶逃走。

事到如此，一直对山东巡抚掩饰事态严重性的蒋楷，也准备向济南请求军事援助了。但当地百姓显然不想看到暴力冲突的升级，况且拳民反对的是“为非作歹”的洋教，公共舆论也都站在了拳民一边。杠子李村冲突发生的当日，几位村首和小官吏便接连拜访了蒋楷，劝说不要叫军队过来，并释放6名拳民以求和解。

然而，蒋楷别无选择，他感到事情已无法预料。九月初八日，蒋楷恳请巡抚派兵，不知是否是犹豫不定，他依然“按他平时的拖拉方式”，通过邮差呈送请求。而同一天，邻县恩县县令则以蒋楷名义急电求援，他感到若暴乱升级，他将无法保护县内的庞庄教堂，据说这才次朱红灯此次前来的主要打击目标。

而朱红灯绝没有与官府对抗的心思，从其“兴清灭洋”的旗帜便可知晓。他们之所以不停止活动，是因为害怕队伍解散后，洋教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清算，而官府对于洋人从来不敢干涉。为了不再与官府发生冲突，朱红灯带领队伍离开杠子李村，准备去攻击恩县的教堂。

但就在途中，朱红灯得知庞庄的教堂已早由清兵保护，便将队伍转移到平原县西南15里处的森罗殿暂作休整。而就在此时，恩县县令急电所请的军队，也很快到了，并探知了朱红灯的去向。

于是，清朝的官军与扛着“兴清灭洋”旗帜的义和拳在森罗殿遭遇了。为了表明自己与官府所称的乱匪、邪教有所区别，这时朱红灯使用起了“义和团”的名称，自称作‘团’，将他们与正统的乡村自卫组织等同起来。尽管如此，在森罗殿的战斗还是没有避免，当领兵而来的袁士敦接近森罗殿时，朱红灯派人带了书信去迎接他，但袁士敦将这封写满奇怪符号的信函理解成了“战书”，因而向拳民开了火。

尽管团民们号称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但他们终究没能抵挡住火枪的射击，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朱红灯的队伍败下阵来。之后，他们沿着马颊河往西南逃去。

“拳祸”蔓延

尽管这是由一系列巧合、误会和阴差阳错而构成的事件，但义和团与官兵在平原县的对抗，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更一步的误会也在产生。暴力冲突发生后，山东巡抚毓贤迅速将粉饰太平的蒋楷革职，永不叙用。但这一事件却在民间被理解为是毓贤替拳民撑腰，惩罚蒋楷的暴力镇压。于是，义和团开始打着毓贤的旗帜四处活动，他们迅速扩散起来。即便不久之后朱红灯的被捕杀害，也没能打断这个病菌一般的组织向外扩张的势头。

干旱是促成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又一原因。尽管国外的传教士们一直抱怨中国的农民缺乏信仰，但他们对于土地的依恋、对于天象的反应，却具有宗教一般神秘的敬畏情绪。人们经常把自然灾害看做某些超自然力量对人类错误行为的回应，110年前的历史即是这种情绪又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只是在1900年，当外国的侵逼步步加强、中国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们不再如以前指责皇帝或官员们的胡作非为，而是认定洋人们是造成旱灾的罪魁祸首。

当时，一位传教士就说：“他们所有的求雨活动和祈雨仪式都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们大为恼火。他们说：‘肯定是洋人的错，我们应该除掉他们。’”

持续的饥饿让华北大地上一向安分的农民恐慌、焦躁起来。官府的腐败、外族的欺凌、命运的糟践，生存的困境，一股脑混在一块儿，使得这个民族最原始本能的情绪在他们身上突然爆发出来。 “许多人显然愿意相信义和团稀奇古怪的宗教性宣传和法术”。因为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的法术，给了这些虚弱的身体和虚弱的灵魂以难得的力量。

极端排外的情绪、全民狂热的幻觉，伴随着义和团的队伍，繁衍、传播着。又是一位传教士在临终前数周写到当时的情景：“这个国家充斥着最野蛮的谣言和威胁。人们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我们感到末日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了。”

110年以后

转过年头，到了1900年的春天，在义和团的故乡——山东，老天爷突然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们很快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土地上，在湿润的泥土里播下种子。而百里之外的直隶，雨水终究没有来到，在那里义和团继续狂热地向前走着。

在朱红灯离开之后，平原县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稍早时候，一位叫满乐道的美国传教士医生旅行时路过这里，在他的记述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平原100多年前的样子：

我们现在穿过一片平原，那里的人口照样稠密。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庄，村里有土坯房，屋顶用麦秸或芦苇盖成。这些村庄大都有久经风雨的土围墙，有的甚至还有门楼和笨重的大门。村里有树，但旷野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

如今，在杠子李村，原来村外的围墙只能偶尔看出些痕迹，土坯房子也少了。没有变化的，也许只有这块土地，及村民之于土地的情感。曾经的风暴，只在杂草、麦田间留下几块石碑，却少有人理会。

今年65岁的李玉成老人是李长水的玄孙，但他也讲不清他高祖的故事。“老一辈们还会知道点，现在都去世了。听他们讲过，自己也没去记。”他很坦然地说。如同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一样，现世的生活已足够艰辛，对于历史中的那份沉重，就任其遗忘吧。

杠子李村往南一里地就有一座教堂，如今已经在附近村子里发展了一百多名教徒。几年前，李玉成的老伴因为女儿的一些变故也皈依了基督教。110年后，在义和团的故乡，那些风暴都已经成为往事，而历经苦难的老人最终选择了在宗教的宁静中度过晚年。 ■

红灯照

由于义和拳自认为来源于八卦教的离卦教，“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所以，义和拳崇尚红色，教内很早便有“红灯”的说法，如山东义和拳早期的领袖朱红灯就以“红灯”为名。但是，“红灯照”作为义和团中的妇女组织，应该在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以后，出现较晚。

一般认为，“红灯照”最先出现于天津一带，后传到北京。山西、陕西、山东、东北等地也有记载。参加的人员都是未出嫁的女子，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八九岁。“红灯照”经常会到街上游行，名之曰“踩城”。她们皆身着红衣、红裤、红鞋，年纪小的女子头挽双丫髻，稍大点的盘高髻。每次游行时，一般都是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红色的摺叠扇，十百成群，招摇过市。

据说，她们跟随老师修炼不久后，便能飞行空中，在空中放火便可烧到西人房舍。“红灯照”还可以步行水上，她们称“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她们的神术也远比义和团大师兄高明，红灯到处，大火立至，而且屹立不动，元魂出窍，便可远取敌人首级，一切军器皆不能伤身。而到各地后，“红灯照”被传得更为神奇。

“红灯照”的产生以及这些无稽的谣言传闻是义和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义和团的逐渐深入，义和团已看到自己那套所谓的刀枪不入的神咒迷信已经无法同洋人的近代武器较量，只能求助于更具威力的迷信神术。况且当时，刀枪不入已经屡屡在实战中被检验无效，所以，这种更虚无缥缈，一时又难以验证的神术就被创造出来。义和团虽然刀枪不入，但还怕女子秽物，而“红灯照”本身就是女子，所以就一无所惧了。“红灯照”在当时整个运动中近似于“巫”的作用，主要在鼓舞士气，虽有少量材料也提到过“红灯照”了参加实战，但臆说成分较大。人们对于法术神咒的信仰信心，是义和团运动在当时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支柱，所以维系这个支柱，是它必然的选择。

参考资料：

王致中《“红灯照”考略》（整理：刘永峰）

义和团是心中的一个结

——专访《义和拳》作者冯骥才

本刊记者 李远江

《看历史》：您创作《义和拳》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冯骥才：我写《义和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天津工艺美术厂做绘画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天津美术出版社编辑部的人接触比较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说：“你试试给我们写连环画脚本吧！”我说：“写什么好呢？”对方建议我：“就写义和团吧！”于是，我就开始查阅有关义和团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份资料，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在六十年代做的《天津义和团调查》，这是一本口述史资料，它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也由此对这个题材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看历史》：据您的观察，70年代中期，政府和普通百姓对义和团运动分别持怎样的态度？

冯骥才：在当时，义和团被官方认定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它充分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主义史观。而当时天津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义和团是英雄。

《看历史》：您希望通过《义和拳》表达怎样的思想？

冯骥才：说到底，我所要表达的还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歌颂义和团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尽可能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感受，他们的精神风貌。除此以外，我对天津义和团所展现出的个性鲜明，色彩斑驳的地域性格非常感兴趣，这些都是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好素材。

《看历史》：您在创作之前做过哪些历史调查，有没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冯骥才：为了写连环画脚本，我和李定兴在天津老城内外做了很多的调查。在调查中，我发现在天津老城中，关于义和团的传说非常多。大家都觉得义和团是英雄，而且很神奇。另一方面，天津百姓对1900年7月13、14号的八国联军洗城印象十分深刻。这次洗劫基本上把天津卫给毁掉了，这让天津百姓更加痛恨八国联军，也更加怀念义和团。

至于新的发现，最重要的莫过于义和团所展现出来的民间文化。义和团实际上是站在民间文化的背景下，对待西方文化的。他们一定有民间的信仰，民间的宇宙观，民间的智慧。

《看历史》：您和李定兴如何分工合作完成这部作品的？

冯骥才：调查完成后，我们决定放弃写连环画脚本的计划，直接写成小说。一开始计划两人各写一部，李定兴负责写以张德成为主人公的《天下第一团》，我负责写反映刘十九的中篇，六万多字的《刘十九》，至今仍未发表。刘十九那时候只有十九岁，是一个极富个性又有传奇色彩的义和团首领。

他住在天津西郊的大南河地区，那里正好是霍元甲的老家，习武之风很盛，他本人的武艺也很强。他们那支义和团后来打进天津，在与八国联军战斗的时候屡建奇功。后来他们与八国联军在北洼发生激战，最终战败。关于他的结局，天津民间传说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他被人杀死，腌在一个菜缸里了。当时我就想要写这个人物。后来，我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但彼此都不太满意。于是，我们俩一起商量，干脆把两部小说合写成一部长篇。这样，就把刘十九和张德成都搁到了这部长篇里面。随后，我们又重新研究提纲，分头去写，最后由我统稿。

《看历史》：您怎样评价《义和拳》这部作品呢？

冯骥才：事实上，我对《义和拳》这部小说是不满意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那个时代政治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无形的，也是最深刻的。所以，我编自己的文集的时候从来不把《义和拳》编进去。但有时候，我会把《神灯》编进去，就是因为一个是文革期间写作的，一个是文革后写作的。

《看历史》：时隔30多年，据您的观察人们对义和团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冯骥才：现在，我们很多人说义和团是很愚昧的，很落后，它与先进的西方人对抗只能是失败。我个人认为，我们对义和团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包括史学界对义和团也没有非常客观的，基于历史思辨和文化思考的认识。

在文革时期，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人为地把义和团树立为革命典型，是农民自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于是，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对义和团进行诠释，把不能诠释的部分统统搁置，这就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将这些草根英雄人为地拔高为高大全的革命英雄。这样，我们就无法通过这种被拔高的英雄来认识当时的历史。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从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出发，又把义和团作为一个盲目排外的典型来对待。这就从原来被拔高的正面典型，一下子贬低为一个糊里糊涂的反面典型。对义和团运动讳莫如深，似乎只要提起来就是和改革开放唱反调。于是，干脆就把义和团运动搁置下来。可以说，义和团已经被当代人所遗忘了。你比如说，天津的吕祖堂，也就是义和团纪念馆，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去。

《看历史》：我们去过一次，但很失望。

冯骥才：更可悲的是聂士成的雕塑，竟然成了人们大小便的地方。因为后边是条餐饮街，喝完酒的人着急找不到厕所，就跑到聂士成雕像背后就地解决。（此时，冯先生眼里闪着泪花，声音略有哽咽）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在俄罗斯，我看到任何一座城市，人们都那么珍视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年四季都会有人在纪念碑或雕像四周放上鲜花，年轻人结婚都习惯于到二战的英雄前面完成订立神圣的契约。但是，在国内，我们的英雄在人们心中没有位置，历史更没有位置。义和团反复地被政治功利所利用着，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前不久，我在一个图书拍卖市场，买到一部刘孟扬写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一张照片，是八国联军当年拍摄的被俘以后的黄莲圣母和九仙姑的照片。从这张照片看上去，她们只是非常普通的乡间妇女，如果没有遭遇非常大的痛苦，是很难参与到这场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去的。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深层原因——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而在这场运动中，她们又都成了牺牲品。她们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的真实。

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我在做《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时候，就坚决不做社会上层的口述史，而只写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只有小百姓的心灵历程才是这个时代的本色，时代的真实。

《看历史》：《义和拳》之后，你还写过关于义和团的作品吗？

冯骥才：在这之后，我又写了一个姐妹篇，叫做《神灯前传》，写红灯照的。另外，我还写了一部小说《神鞭》，也是以义和团为背景的。

《看历史》：您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冯骥才：我觉得很悲哀。由于前后两次功利主义的对待，义和团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由于史学界采用先验的观念来诠释义和团，实际上谁也没有触摸到这段历史的真实。相反，南开大学这部口述史却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又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进入研究领域。即使被一些研究者所利用，也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材料进行了取舍。这就涉及到史学研究的目的问题了。

《看历史》：您还会继续研究义和团这段历史吗？您希望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这段历史？

冯骥才：其实，义和团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它就发生在生我养我这块土地，是这座城市我的前三辈儿人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一定要再写一部关于义和团的著作。至于怎样对待这段历史，我最大的希望是，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能早日回到学术里来。 ■

鲁南：基督的荣耀与孔子的家乡

坡里庄教堂如今已破落不堪，钟楼的塔顶已经倒塌，其他建筑都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但是，通过成片的老房子，人们还是能感到当年这里的盛况。

从1882年起，这个位于山东省阳谷县的小村庄成为天主教在鲁南传播的大本营，那时整个鲁南只有坡里村有158名天主教徒，他们在数以百万计的“外教人”包围中。

安治泰和福若瑟这两个德国圣言会神父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到1904年，鲁南已经有23000名天主教徒，此外还有36000名“望教者”（对天主教感兴趣的人），后来更是上升到20多万人。

坡里教堂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安治泰和福若瑟初到时，此地天主教徒的圣堂还是一个用高粱秆搭建的简易小土屋，此后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哥特式大教堂、修士楼、修女楼、育婴堂、修道院等8栋西式洋楼的宏大建筑群，此外还有三层碉堡楼5座，两层群楼149间。

单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圣言会神父在鲁南的传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些传教活动也在山东引发了一连串的危机，作为主教的安治泰又总是喜欢用强硬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危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这些举动在当时就不断受人诟病。义和团事件爆发后，安治泰又为他的这些举动屡屡受到指责。

主教的梦想

1875年，德国神父杨生在荷兰的斯太尔创办了圣言会，专门培养去国外传教的神父，来自德国的安治泰和来自奥匈帝国的福若瑟在圣言会的修道院里成为好友。

1882年1月，安治泰与福若瑟一起到了阳谷县坡里庄，这个破落的村庄成了圣言会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安治泰作为主教，负责建造坡里新教堂，但是他的注意力却在阳谷东边的兖州，距离兖州15公里的地方就是曲阜，那是中国文化的“圣城”，长期以来，天主教的传播一直在“圣城”附近受到当地士绅的强力阻碍，这让安治泰更加渴望能把天主教的圣堂建在兖州。

福若瑟不能认同安治泰这种强硬的对抗方式，他的理念是“爱是唯一令众人明白的语言”。在坡里，福若瑟担任巡回传教士，到鲁南各地去查看民风，从阳谷往南，渡过黄河后就是曹县，然后再往东，依次便是巨野、济宁、兖州和曲阜，在行走的过程中，福若瑟看到灾祸不断、矛盾重重的现实：这片地方本来是“士醇民良”的，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连绵的黄河水患使得民生凋敝，盗匪活动成为这一区域的常态，民风变得“好斗健讼”，为了保护家产，鲁西南的小地主和农民组织了“大刀会”，与盗匪进行战斗。

福若瑟在家信中写到，他不得不在“大水，强盗和抢劫遍地”中进行布道，当他奇怪的相貌出现在村庄里时，人们都会好奇地围上来，看他的手表、靴子和火柴，当福若瑟把话题转到宗教上，想谈谈天主时，他的话就老被打断，人们问他更感兴趣的问题：“在你们的国家，出太阳吗？”；“你们吃什么饭？”；“到欧洲多远？”待到人们满足了好奇心，就纷纷回家，大多数人对福若瑟并不是真有兴趣。

于是圣言会在鲁南的传播一开始就在重重矛盾和误解中进行，但之后安治泰等圣言会传教士的“好闹事”行为，则让这一地区的矛盾变得更多。

1883年8月，方济各会一名神父写信给安治泰，告诉他，在沂水县有20户人家放弃了他们的“外教门派”，加入了天主教，但当地的“外教人”向官府告状，说他们是“秘密教派”，因此这20户人家受到了拷打和钱财处罚。

安治泰认为这是扩充教会的好时机，于是他启程到沂水，到县衙对官司进行了干预，强迫乡民弥补了教民的损失，当地希望加入天主教的人则在看到教会拥有的保护权后变得更多，接着，安治泰在沂水购买了一处住宅，让福若瑟过去接管。

乡民与教民

福若瑟一来到沂水，就感受到了教会干涉乡民诉讼的恶果。被迫补偿教会损失的乡民对教徒和神父更加仇恨，他写信诉说他被流言包围：“一个传教员死了，外教人散布谣言，说我挖了那个人的心，也把他眼睛挖出来做药用……我们是革命者，企图霸占中国的朝廷。我们都是行妖术者，能砍掉翅膀，能把土块变成银子等等之类。”

一开始，福若瑟也像其他传教士一样，试着用教会身份去解决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善心受到了欺骗。他得到了教训：不要牵入诉讼事端。

安治泰在他到山东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从诉讼案件中学到的正与福若瑟相反，他认为，虽然有教友的地方就有诉讼案件，但是，不必担心自称基督徒的人滥用教会的保护权。

教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地方争端里去，一些圣言会的神父简直成了专职法官，在郓城传教的神父韩理曾经一天接待过20个教民，这些教民都要求韩理帮忙解决纠纷。在获得教会的保护后，他们变得更喜欢惹是生非。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做田野调查时，遇到非常多这样的事例。

“惠庄惠学理家花三千钱买了一头羊，牵到半路，有个教民过来，便说他的羊被大刀会抢去了，被偷的就是惠家买的那只羊，结果赔了三万钱，等于十只羊。”

“李庄教徒李文公、李星其的母亲领着孩子摘刘庄刘金银的绿豆，金银赶不走他们，便夺下包绿豆的包袱。李庄人借口打官司，罚刘庄人六十多斤好白面，一百个鸡蛋，才了事。”

“教民耕地时，往连边的非教民土地扩张（往外犁），非教民要打官司也打不过，这样教民就占去别人的部分土地。”

有的案例简直很可笑：

“有人用驴推磨，驴不走，又叫。这人一边打驴，一边骂道：‘你再叫！你再叫！’，被一个教民听见，诬称那个人是在骂在教的，就扭打了他。”

传统的士绅本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面对这些纠纷不能坐视，于是巨野有一个贡生因教民抢占了农民土地，就帮农民打官司，结果贡生没有斗过传教士，在衙门里被打了戒尺，愤然做了一首长联：“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君。伤天理，灭大伦。光天化日，闹得天昏；这些地方官！尽是地贼地盗。掘地材，挖地宝，胜地名区，弄成地狱。又征地租地税，地也无皮。”

教会规模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多，终于制造出乡民和教民两个大大的敌对方。1896年8月3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发往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上，详细说到了这个情况：“自西教传入中国……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频发的教案

1890年的夏天，鲁南教区的问题越积越多。圣言会能方济神父遭到攻击，马车被破坏，他赶紧逃命，不久后，他新盖的圣堂也被乡民烧毁；在郓城，同情农民的县令下令，把一个传教士痛打了二百大板。

这一年，身为主教的安治泰却没有多少心思理会传教区内的这些纠纷，他回到欧洲奔走，使得鲁南传教区得到了德国的保护。德国公使来到山东，帮助安治泰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自从到山东以来，安治泰一直想在兖州建造教堂却总被地方士绅阻挡，他要寻找强有力的力量来压制这些地方势力。

但是对于安治泰来说，这次交涉远不够理想，兖州地方官员一直在敷衍他们，谈判总是没有结果，而德国公使居住的驿馆却被兖州民众包围，城内贴出的告示上写着，他们这些“洋鬼子”要受到“鞭挞和驱逐”。

整个过程，福若瑟一直在现场，他看到德国公使手里拿着手枪，对地方官员说，他会射杀前6个闯进驿馆的人，并且公使还弦外有音地威胁地方官员，"他已准备好为他的皇帝（德皇）而死，但他抱歉一个德国公使的葬礼，会使县令和中国政府花太高的价钱。"

福若瑟不喜欢用这样暴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教会里不少“兄弟”也催促福若瑟，提醒安治泰改一改脾气和行事风格，福若瑟踌躇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向主教安治泰提醒了他的过失。结果，安治泰不为所动，反而很生气，把福若瑟从济宁（那时圣言会已把传教大本营从坡里村搬到了济宁）调到了沂水，但很快又把福若瑟调回了济宁。

1893年，通过德国公使，安治泰获取了清朝三品官的顶戴，次年，他又升为二品，这些都利于提升他的社会地位，许多本该由他做的教会工作如陶冶传教人员精神等，他却推托给了福若瑟。圣言会的其他传教士也乐于这样，安治泰“强烈的脾气”常常使这些传教士也感到“畏惧”。

面对接连不断的民教冲突，福若瑟选择的方式是理解和忍耐，在单县，他被人用砖头砸伤，此时他却写信安慰安治泰：“我希望尊下不要过于忧虑，灾难是一种恩典，受苦是做使徒的人最珍贵的遗产。”在曹县，他被人拉着游行3公里，又被暴打了一顿，但是他并不恼怒，而是“利用这个喘气的机会给群众讲：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们。你们这是什么样的欢迎我的方式；好在，我对你们一点都不介意”，就这样，福若瑟被用绳子捆着躺在地上，”宣讲了天主教的荣耀约15分钟。群众的怒气开始消了。一个人解开我的绳索，群众渐渐散去。”

他还安慰和他一同挨打的中国传教员：“我们今天不是得了许多面子吗？我们有多么庞大的一群仪队（游行队伍）。”

尽管如此，鱼龙混杂的教民与“外教人”之间的冲突仍在加剧。而外界对教会的仇恨也到处扩散。1897年11月2日清晨，在济宁的福若瑟突然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巨野县磨盘张庄，韩理和能方济两位德国神父在昨天夜里被杀了。

接到消息后的福若瑟马上起身，前往现场去查看此事，同时把情况报告给正在欧洲的主教安治泰。

安主教的胜利

没人关心那两个神父到底是谁杀死的。安治泰听到消息时正在荷兰参加圣言会总代表大会，他立刻赶赴柏林。

11月7日，安治泰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强调他希望“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占领胶州湾。”接着他去找了德皇，继续强调：“这是德国在亚洲谋取地盘以确立我们曾失去的威望的最后机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胶州。它在经济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有前途，这种前途比今天的上海更大，也更有意义。”

这些话正是德皇想听的，11月14日，德军就开进了胶州湾；俄国紧随德国，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口；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并提出协议租借香港对面的新界99年，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使福建成为势力范围；法国划中国西南为势力范围，同时租占了广州湾……

此外，安治泰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巨野教案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相比之下，福若瑟的要求太低了，他要求的赔偿不超过建造一座小圣堂的费用。

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觉得安治泰开出的价码太高了，以前他就常常遭受安治泰的敲诈，那时每有一个乡村教堂被毁，安治泰就夸大损失，李秉衡早就向总理衙门解释过这样的事：“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但现在他已没有能力和安治泰讨价还价，后者正在通过德国公使把他革职，并且要“永不叙用”。

福若瑟在磨盘张庄为被杀的两位传教士做了祈祷，当地政府已经逮捕了9名“凶犯”，并决定处死其中两个为圣言会被杀神父抵命。没有人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凶手，11月1日也在磨盘张庄教堂遇险并且差点丧命的神父薛田资也不相信，忙着派兵到中国的德国政府也并不在意究竟谁是真凶。福若瑟等神父为那些被捕者到官府进行了申诉，但是“不幸的无罪者”还是被处决了。

直到现在，这场“冤案”在磨盘张庄村还偶尔被提及，村里74岁的赵明运老人说，他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就常常听长辈说，实际上杀死两个德国神父的是一个叫做刘德润的大刀会成员及其伙伴。

巨野教堂的遗迹在今天的磨盘张庄已所剩无几，除了村口处的“巨野教案遗址”碑文外，就剩下一口当年教堂里的古井了，就在村民赵夫振家的院子里。教堂原有的9间瓦房，都在1966年被拆掉了，当时，“出于对传教士的愤恨”，以妇女为主的100多名群众奋力打倒了这个帝国主义的堡垒。

矗立在兖州市西御桥南路330号的兖州天主教堂在“文革”时也曾遭受破坏，1983年经过修复后又重新开放。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德国公使不断对清政府和地方官员施压，安治泰终于“被清朝官员接进了他（在兖州）的新居”，开始营建兖州天主教堂。1899年，高21米的大圣堂建成，从此，兖州教堂便成为圣言会的总堂和活动中心，安治泰实现了他的梦想，“让基督的荣耀照耀孔子的家乡”。

与此同时，安治泰继续鼓动德国政府“为其教会利益采取积极行动”，1897年12月16日，德皇又派遣他的兄弟率领第二支舰队开赴中国，并赠言：“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们应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面对德军压境，没有计策的总理衙门只能向朝廷诉苦：“德君又派其弟率领师船来华，用心实为叵测。该使所开教案六条，坚请照办，并无一语退还胶澳。臣等仅恃笔舌与争，苦无却敌之策……”

以胶州湾为基地，1897年后德国势力继续向山东内地推进，之后因传教、筑路等事，日照、兰山、即墨、高密等地又不断发生冲突，对于此类事件，安治泰、薛田资等神父均努力请求德军以武力威胁和镇压。

蝴蝶翅膀带来的风暴

巨野教案那一对小小的蝴蝶翅膀，终于在1900年演变成一场巨大的风暴，教会方面回忆起来，都说那是“恐怖和教难的一年”。这一年，德军开到高密，见到那里的妇女穿着红裤子，像是义和团的穿着，就举枪射击。刚到青岛的新教同善会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听到后非常震惊，赶紧到高密为德军解释，误解起源于德军不了解当地的民俗。

在德国国内，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新教教徒们极力抨击安治泰，认为他应对义和团的兴起负责。

福若瑟则在义和团发生前就说过一句后来“应验”的话：“我们及中国人最大的灾祸是一群群无道德，无信仰的欧洲人，他们云集中国各地。他们唯一的兴趣是金钱和享乐。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零。无疑我们不信教的中国人比这些人渣要好百倍。”

1903年，安治泰前往罗马，带着教会内部对他“只对高层政治和特权感兴趣”的指控，他给教宗呈上了一份曲阜县令的礼物。第二天，一个送信员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当天晚上他死了；听到消息的福若瑟，在山东为安治泰举行了隆重的安灵弥撒。1908年1月28日，56岁的福若瑟因服侍伤寒病者受到感染，在济宁城北的戴庄圣言会会院逝世，葬于那里的圣言会墓园。

在后来的阳谷县，有一个老传教员，他常批评外国传教士，但是对于福若瑟神父，他没有任何异议，“福神父是个圣人”，他说，还有不少人这样形容福若瑟，“他像孔夫子，友善、端庄、谦逊，一切美德全集于一身。” ■

济南：走钢丝的巡抚大人

一边是有恃无恐的洋人，一边是乘机发泄积愤的民众，在朝廷朝令夕改的矛盾中，山东的官员们左右两难。■本刊记者 刘永峰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春天。在山东济南及地方各县，又一轮朝廷命官的革职任命正在进行着。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在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中也被撤职了，而仅仅一年之前，他才走马上任。就在几个月前，到山东勘察治黄工程的李鸿章，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到：“张汝梅熟悉地方情形，河防、海防及赈务都能尽力整饬，尚可胜东抚之任。”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朝廷以贪污腐化为名，解除了张汝梅山东巡抚的职务。

顶替张汝梅的，是位叫毓贤的满族人。

任命

朝廷任命毓贤作为山东一省的最高长官，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去年夏天，由于连续暴雨、黄河水位陡升。8月8日，黄河在寿张决口。凶猛的洪水向东、西两个方向奔涌，吞没400座村庄，在席卷郓城后，泻入大运河。但是这样依然不能缓解下游堤坝所受的压力，当济南以下的南堤决口，吞噬1500座村庄、湮没2600平方英里土地之后，黄河北堤又在东阿决口，淹没了鲁西北3000多平方英里的农田。

由于大雨连绵，洪水减退缓慢，整整三个月，很多农民拥挤在堤坝上，靠吃树叶、树枝、和野草为生。当时的报纸称，此次大水是“黄河改道回山东以来受淹面积最广、灾害最大的一次洪水”。

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饥荒，大量人口流向逃荒、劫匪和叛乱的队伍，尤其在鲁西，各省交界的区域内，骚乱日益蔓延。

正如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说：“虽然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山东地方各种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新出现的国防和赔款问题，引起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山东官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即自然灾害和民众骚乱。”

针对山东的这些特殊问题，朝廷在1899年春天的时候选择毓贤来入主山东，正是看中了其在这两方面的才能。若从1879年，毓贤捐山东省候补知府的职位算起，他已在山东当官20年，熟知山东情况。1889年任曹州知府后，他便以善治盗、手段严厉，为上司嘉赏。而在河工事务上，据《清史列传》记载：“毓贤官山东久，河工尤为熟手。”此外，在讲求吏治、整饬捕务方面的成就，尤其给当日山东巡抚张曜以深刻的印象。

就在毓贤接到新的调任消息，正在准备为朝廷托付的邦国大事操劳努力的时候，在济南西北150里外的一座小县城，一位年近五十岁的读书人，来到县衙。他名叫蒋楷，是一位籍贯湖北荆门的贡生，之前在山东莒州做官时，民众闹事，攻打教堂，他因镇压不力而去了官。也是在这个春天，他接到了调任的消息，署平原知县。

蒋楷也非无能昏庸的官僚。与大多山东的地方官员一样，他也有治黄的经历，并编撰了《河上语》一卷。在很少的存世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位地方小官的身上，更多表现了一种传统读书人的生活。他在山东东平做官时，对当地史地掌故颇感兴趣；到莒州后，开始为当地修撰志书，从留下的文献中依然可以看出他吟诗作文，生活十分悠闲。后来他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被其纳入幕中。

毓贤与蒋楷这两个此前并无联系的官员，在这一年，同时接到调任的消息。而几个月之后的一些事情，更是将他们卷了进了同一个事件的漩涡。

时局

自然灾害与民众骚乱依然是每一任山东巡抚都将面临的最基本问题，然而，除此之外，随着列强的入侵，各种矛盾的激化，一些越来越棘手的事情也随之出现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外国人还一直依靠清政府官员履行协议来享受其权益的话，那么瓜分狂潮开始后，列强更愿意自己直接行使权力。在山东，德国攫取胶州湾后，他们的行为依然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而传教士另设公堂、包揽词讼的行为愈发严重，令当地政府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教民们利用洋教的势力处理纠纷显然更能得利，因而大量不法之徒纷纷入教逃避官府惩罚，进而“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良民”，民间积怨甚久。

洞悉中国问题的赫德说：“德国在山东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也已经惹怒了广大民众，忧虑之情四处蔓延……每千人中必有大批暴民，而他们自己政府软弱无力的证据，将纵发其天生的粗暴性。”一边是有恃无恐的外国人，一边是乘机发泄积愤的汹汹民众，山东的地方官不得不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

而最近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山东的地方官员显然太不适应。以巨野教案为例，虽然山东政府迅速惩罚了数人以作出表示，但德国仍然以此为借口强租了胶州湾，而且更加贪婪地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之一便是大范围地惩治山东地方与省级的官员，而软弱的清朝政府竟然全盘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于是，在1898年1月，与之前巨野教案有牵连的各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迎来了厄运。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一并交部议处，寿张知县庄洪烈因该县有教堂被劫之案被查参，巨野县知县许廷瑞即行革职，济宁、菏泽、单县、成武等州县官吏分别撤调。此后不久便又决定，将李秉衡降二级调用，锡良、万本华、邵承照革职留任。

虽然清政府在对李秉衡的处罚上，比起德国人“革职永不叙用”的要求，已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但是终究不能掩盖住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悲的角色。

当时，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一职虽然刚刚三年有余，虽然不得不承认其对洋务及西化的变革“抱不友好的态度”，但对于山东的一般百姓来说，时间却已证明了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巡抚。“这不仅因为他最大限度地制止了洋教的跋扈，而且他还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节俭衙门开销、治理黄河而辛勤地工作”。

虽然对于其保守的立场不断抱怨，但西方的新闻报道仍然毫不吝啬地称赞他“非同寻常的诚实和节俭”。然而，“这样一位‘清官’，在一个外国列强的坚决要求之下，便不得再莅高官要职，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对巨野教案负有责任，这是外国指控者权力之大的一个可怕而可恶的见证”，周锡瑞不无感慨地说道。

这就是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公元1899年4月1日），毓贤来到济南开始正式履行山东巡抚职务时所面临的局势。治黄与排除骚乱的问题，依然不得不用心考虑，但最大的威胁也许并不在此。“如何控制德国人及其盟友教民”，才是他的前任们屡被撤职的问题根源。

考验

毓贤显然并不是一个英华才俊式的人物，史书中他早年的经历也绝少被提到。想必已到中年，他才在曹州做到知府的职位，然而也是从此，他在仕途上的升迁却非常顺利。十年之内，他从知府，到臬司，再到布政使，如今又做到了山东巡抚的位子。

此时，其过往的成就已被朝廷所注意，并在内外交迫的局面下，委以要职，大有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意思。尽管其为官苛酷被人所病，但对于当日山东复杂的局面来说，毓贤一贯的铁血手腕，也许正是给予朝廷某些期许的所在。

历史对毓贤的考验，连一瞬的时间都没有等待。几乎大权在握的同时，他就面临了一系列来自德国人的新的威胁。当时，德国军队刚刚袭击了鲁南的日照和兰山等地，而一切的征兆都将表明此事还远未结束，麻烦正等着这位新上任的巡抚大人作出处理。

事情开始于通常的民间纠纷，这些冲突，又常常会因为教会的介入而演变成反洋教的事件。去年11月，当“巨野教案的幸存者、恣肆狂妄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日照后街头村，并威胁群众交出迫害教民的人时，他极大地惹怒了当地的村民们。在一位“义士”的带领下，当地人绑架了薛田资，并毫不客气地教训了这位狂妄的洋人。

尽管不久之后当地官员就严查此案，并与德国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婉言妥议”，但主教安治泰并不满足。这位声名狼藉的传教士一边隐瞒了结案的事实，一边向德国政府请求为薛田资争取恤款，在军事上给中国以厉害。

于是，1899年3月，两支德军的军舰连夜从青岛出发，分别向着兰山、日照驶去。到达兰山的德军，在韩家村放火烧毁了300间房屋，一夜之间40户居民便无家可归。事后，他们便扬长而去。令一支德军在日照登陆后，撞开城门、冲入县署，抓捕了该县新任的知县，而他的前任因为之前的教案刚刚被撤职。占领日照的之后几个月里，德国人在城市乡间所引起的冲突也一直不断。

德国政府称，这些行动绝无“领土野心”，只是“协助地方官保护德国的工程师和传教士，使居民保持平静”。与此同时，安治泰奔赴济南进行谈判，以求圆满解决在他的鲁南主教区发生的所有教案。

毓贤在上任之时，便领会了朝廷极为微妙的态度。光绪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如果一味蛮横，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并一再强调，要为国家全局考虑，不得率意径行。于是，毓贤首先派出清兵于日照附近驻扎，一面告知德军弹压保护之意，“一面不动声色，妥为布置，以防意外”。

而谈判时，面对安治泰所提出的苛刻条件，毓贤显然不想过分追究非教民的责任。多年在山东任职的经历，让他对于教案有了自己的看法。毓贤认为，山东民教不和，实在是因为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许多奸民借机溷入教内，倚仗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他说：“结怨既久，仇衅逾深，外匪乘机构煽，以报怨复仇为名，故以闹教生事。”

针对德国一而再的挑衅，毓贤的态度是：既然德国可以对教民所蒙受的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话，那么中国也有权对因德国的侵袭而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要求赔偿；既然德国可以屡次施压中国政府撤换地方官员，那么总理衙门也应指示中国住德公使，要求撤换这些蛮横的德国驻华人员。

显然，这些想法太不现实，它唯一的意义也许仅在于证明，毓贤对洋人没有好感。

红拳

1899年夏天，安治泰在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后，同意了结了日照教案。但是，德国所引起的愤怒却已经迅速地向着四周蔓延。

在济宁，早期大刀会经常活动的据点，因为当地拳会组织——红拳的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反洋教运动有了新的特点。当地的官员认为，这些由外来的拳师领导的有组织的骚乱，如果不及时禁止的话，将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暴动，并将引发更大的危机。因为随着反教活动的进行，拳民的活动已经突破了自卫的范畴，开始出现了找茬勒索钱物、绑架敲诈赎金和纵火打劫这样的苗头，这就成了与乱匪无异的群体。

由于在处理教案时，毓贤坚持的秉公办案、持平处理的方式，在当日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反对洋人的立场。因而当红拳产生的时候，洋人以及教民们也四处造谣说拳民的骚乱得到了这位巡抚的默许，他们并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而流言扩散后，甚至拳民们也开始认为巡抚大人是支持他们反洋教的行为的，进而，暴力活动再次升级。

当鲁西南的骚乱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时候，毓贤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但由此便认定毓贤支持拳民反对教民，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从1899年的夏天开始，他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是在黄河沿岸视察堤岸，显然不能及时了解事态的变化。

而在7月底，当红拳问题已变得严重时，他则在视察黄河防洪工程的途中临时改道去了济宁。与当地官员会谈之后，他便四处张贴告示，禁止此类活动，并派兵“惩首解从”以化解这次骚乱。

正如其早期平息大刀会时所取得成就一样，在惩治了几位首领之后，毓贤很快将大批作乱的拳民驱散了，鲁西南的社会又恢复安定。周锡瑞说：“人们几乎完全可以想象毓贤对于自己成功对付1899年夏天的危机而感到的那种怡然自许的样子。”这次的成功，无疑增强了其对于胜任巡抚一职的信心，而再面对拳民的骚乱时，他只要按照鲁西南的经验如法炮制就可以了。

而恰在此时，在鲁西北，神拳开始举事。

神拳

1899年春天，蒋楷来刚到平原县的时候，就已听说西边一河之隔的恩县四境之内盛行神拳。平原县内的北堤离恩县最近，最先有了神拳，并由此向县内东边跟南边的几个村庄传播。不过，似乎并不严重，偶尔几次纠纷，也被蒋楷语重心长的劝说给调解了。

从有限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蒋楷与毓贤在秉性、气质上实在相差太大，蒋楷不像是官，倒更像是一个和顺但稍有些迂腐的教书先生。若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以这样一种性格，在1899年的时候，来到平原做知县，似乎已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在听说了刀枪不入的神术和降神附体的仪式后，蒋楷对于神拳感到了惊骇，并认为他是跟汉末张角、近世白莲教一样的邪教组织。这是这位读书人最为忧虑的，于是，当年五月，蒋楷赶紧上奏巡抚大人请求禁止。而此时，毓贤正在巡视黄河防洪工程，因而，蒋楷迟迟等不到来自济南的回复。

也许是之前在莒州时，因为闹出教案而被罢官的缘故，蒋楷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出现大的乱子。尽管已将神拳视为邪教，但外面的传言说，神拳已经得到了巡抚大人支持，他将信将疑，依然避免着任何过激的行为，而直到那时，他还试图将拳民编入民团。

转眼到了七月，巡抚的批复也等到了。正在处理红拳骚乱的毓贤，显然把神拳也归入了这一鲁西南的武术组织。令蒋楷不安的是，此时神拳在平原县更加普遍，而巡抚大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其独特的异端仪式。

拳民们日益激烈的反教活动，已经超出了这位行事和缓的知县的控制，已有传教士将消息传给了北京的法国公使，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陈述过怨情，总理衙门又转而向毓贤询问事件的详情。而此时，蒋楷在报告中却大大隐瞒了事态的严重程度。他一面向巡抚报告平安无事，一面又告诉传教士此地歹徒充斥，不能前往。

很显然，在拳民骚乱问题上，蒋楷常感到左右为难。他说，拳民犯法而地方官不敢行法，是因为都清楚教民多无赖，“其所谓会长又无赖之尤”，平日仗势欺凌平民，积怨甚众，因而，了解情况的地方官都会怜悯拳民，“不复科以重典”。然而作为朝廷命官，他又不能任拳民抢掠而不保护教民。于是，他也只有一再向巡抚报告前景乐观的消息，但乱子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直到拳民向官兵发起了攻击后，蒋楷不得不向济南请求军事援助，才暴露了平原拳民挑起事端的严重性。而毓贤得知后，大为震怒，第一件事情便是将蒋楷革职。在巡抚看来，尤其不能原谅的是，蒋楷在发往济南的禀报中一味粉饰太平，当事情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时，才召集军队，从而造成了一个十分被动的局面。

当毓贤试图仍旧以“惩首解从”的政策来收拾残局时，他发现这一成功对付红拳的招数在鲁西北再也不灵了。因为，在济宁始终还有一个强大的乡绅势力，可以控制当地的拳民与团练，而在鲁西北，流动的社会结构，农民人口的习惯性迁徙以及落后的地主经济和薄弱的士绅阶层，都显示了与鲁西南的巨大不同。另外，神拳组织上的松散，首领的自我复制，也都决定了这一运动一旦发展起来，并不是消灭几位领袖就可以扑灭的。

洪水

有传教士认为，官兵与拳民在平原的第二场战斗（森罗殿战斗）就应该是这场运动的终结，然而，作战失败了的朱红灯却在此后极大地扩大了他的影响，不仅如此，义和团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这些事件又使人们联想起山东巡抚对于拳民态度，并且认定毓贤的纵容与支持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于是，外国人对于毓贤的不满又有了更多的根据。

“被评价”的义和团

——对话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苏位智

本刊记者 何书彬

从清末民初的早期“启蒙”语境，再到接下来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每一次语境的变化，都导致义和团运动所呈现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10周年。这110年来，我们是如何认识义和团，其中又有怎样的波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

《看历史》：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步的？

苏位智：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很重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斗争高潮的研究。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斗争高潮，中国史学会把这个斗争高潮请山东史学会来承担，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义和团运动发生于山东。

1958年，全社会又兴起了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等的“新四史”活动，山东大学历史系把对义和团的调查和这个“新四史”活动结合起来，发动历史系师生深入到鲁冀苏皖四省区，分别在1960和196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取得了近一百万字的口述资料。当时很多参与过和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人都还健在。山大对义和团的研究就是从田野调查起步的。“文革”期间，此项调查中断了。从1980年到1995年，山大历史系又进行了7次田野调查，其中两次分别与日本和英国学者联合调查。路遥教授几乎参加了田野调查的全过程。

田野调查对义和团的内部构成、源流、人员成分以及他们的信仰都有反映，1980年出版了24万字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到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我们就把这些调查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又出版了110万字上下两卷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立足于这些调查，路遥先生做了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

《看历史》：相比于以前，现在国内外学界，学界和宗教界在看待义和团时，都有了哪些共识？

苏位智：共识当然是越来越多的。比如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把义和团放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合理性应当肯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博士的新著《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对此作了深刻分析。又如，游学欧美的知名学者相蓝欣所著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和我们写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再比如，台湾教区单国玺枢机主教也认为，在清末很多传教士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2004年，单主教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承认错误 澄清误解》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提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的问题是：那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年代，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的传教士，不可能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诚恳承认当时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这些传教士们不够尊重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中国习俗，不够融入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下，一些传教士盛气凌人的态度也是一种错误；因为骄傲，自以为了解民教之间复杂的恩怨，不够审慎地涉入诉讼，想要调解纠纷，也是错误。而有些传教士更进一步，以为凭借干涉诉讼，可作为帮助一些人入教的想法，则是更大的错误。”

这都是一些难得的共识。我曾为参加德国举办的“纪念尉礼贤诞辰12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过一篇题为《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的文章。卫礼贤是一位1899年5月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的传教士，他在当时的传教士里表现是极为杰出的。他认为，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并不是其教义的宗教性与当地宗教的不相容，而在于大多数传教士没有采取如何使基督教尽快本土化的传教方法。他在中国传教时非常注重三个方面：不赞成使用武力来维持教会工作；主张教会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国情相适应；主张传教士的传教动机和教徒的入教动机均须端正。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预见到“东西方的交流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并且这种交流“效果一定会是出人意料的”。

《看历史》：现在还有哪些观念制约着大家看待义和团？

苏位智：最主要的观念是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全面、动态的研究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之所以分歧比共识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外都存在这方面问题，不仅学者存在，媒体和民众更存在。

比如义和团的“反帝”，其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中国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有“反帝”的行为表现，但是要说运动参加者有明确的“反帝”意识，那是谈不上的。

历史是很复杂的。关于义和团最大的功绩，有人说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并不全面。近代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义和团的功绩之外，至少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明争暗斗，未能在瓜分上达成一致意见。

应当指出的是，义和团课题在中外研究者层面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小，而义和团的负面影响在民众（尤其是西方国家民众）层面还是相当存在的。其主要原因还是“史实”不完全清楚，从开始到现在耳闻目睹的多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宣传报道。如何更好地正视历史和发展现实，是中外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和期盼。■

天津：赴死的将军

聂士成在八里桥和联军决战之时，心中已经有必死的信念。这个后来被尊为民族英雄的人，此时此刻，没有荣耀，只有屈辱。■本刊记者 李远江

决战八里台时，聂士成有很多机会不死。但是，他身着鲜艳的黄马褂，毅然决然地冲向敌阵，不为胜利，只求一死。毫无疑问，在此之前，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早已心死了。

河北路45号

2010年4月12日清晨，雨中的天津寂静而美丽。位于河北路45号的聂家老宅外表上看很整洁，这是一栋别致的二层小洋楼。据说聂士成的曾孙聂先遂就住在这栋洋楼里。

然而，在大门口询问家住这里的一位杨姓居民时，才知道聂先遂已经去世两三年了。杨先生很热心，带我去看聂老的房子。随着他的脚步，走进大门，顺着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前院，天井宽敞明亮。虽然略显陈旧，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但还依稀透出曾经的豪门气派。杨先生没有止步，而是径直向北穿过幽暗的通道，把我带到了进入后院。这里俨然一个另类的世界：墙皮剥落，尘土山积，阴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杨先生仍然没有停步，而是顺着破旧的楼梯上到天台。天台上有几间更加破旧的小房子，而东北角那间最低矮的小屋就是聂先遂的居所。

这是一间后砌的房子，劣质的红砖，破败的油毡房顶，怎么看都与这座洋楼格格不入。房门已经破旧，上面打着补丁，铁锁也已生锈，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去，屋子极小，陈设杂乱无章，早已看不出有人活动的迹象。斯人已去，但这破败的小屋却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名门之后晚景的凄凉。

事实上，这整栋楼都曾是聂家的私宅。解放后，前院40多间房被收归公有，聂家兄弟十个，姐妹五个，全部拥挤在后院的20间屋子中。于是，稍有能力的都搬到了别处居住。只剩下排行老八的聂先遂一直住在这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今天的聂家老宅，六十来间房里住着60多户人家。没钱另觅居所的居民，整天盼着房管局来整修一下，免得这房子随时塌下来。尽管楼里已经没有一户聂家后人，但邻居们对聂家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在他们眼里，作为大商人的老聂家，“年纪稍大点的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聂家有个叫聂士成的祖先。更没人知道，110年前，作为直隶提督的他，为保卫天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端初开

聂家老宅位于旧时的法租界，110年前，聂士成和他统率的武卫前军就曾与义和团联合攻打过这里。

1900年6月17日下午，大沽口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立即决定，攻打紫竹林租界。为尽快拿下租界，裕禄邀请义和团也参与围攻。

此时，聂士成正在二十公里外的军粮城布防，构筑阻击联军的第二道防线。当得知裕禄与义和团联合围攻租界时，聂士成却认为义和团是靠不住的。然而，历史却总是这么吊诡，不懂现代军事的裕禄把持着直隶的军事指挥权，深谙新军战法的聂士成却只有服从的份儿。

统观当时的局势，洋人在华兵力分为四块：一是在北京的使馆卫队，大约500人不到；二是被夹在京津线上的西摩尔联军，兵力2000余人；三是在天津紫竹林租界的军队，大约有2500人；最后是刚刚夺下大沽炮台的各国援军，人数接近2万。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各国还在源源不断派军舰向天津增兵。

而中国方面，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只有周鼎臣、胡殿甲两路5000人，以及三个营的天津练军（约1500人）驻防天津。大沽炮台失守，2万联军陆续登陆，天津守军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一面外交斡旋，一面调集军队增援天津，待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后再求军事解决。

虽然紫竹林租界内，联军数量仅有2500人，但联军训练有素，又能依托坚固的西洋建筑进行防守，相比天津清军并无劣势。裕禄围攻紫竹林的唯一砝码就只能是三万多人的义和团了。

裕禄和聂士成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义和团。

夹缝中的聂士成

在聂士成看来，义和团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利用价值。恰恰相反，正是义和团的引来了外国军队。倘若朝廷一开始就按自己的建议彻底清剿，这场战争恐怕也不会发生。

他的观点至少可以通过袁世凯在山东的治理得到部分证明。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其时，山东义和团活动相当剧烈。袁世凯一上任就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几个月后，山东义和团纷纷逃往直隶，全省晏然。尽管有学者认为，1900年4月山东境内下了一场透雨，农民再次看到了生的希望，遂导致了山东义和团的消退。但袁世凯的雷厉风行仍被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

同为武卫军高级将领，袁世凯和聂士成的命运却大有不同。一个主政一省，权柄在手，一个却事事听命于人，有心无力。

1900年春，直隶义和团蜂起，聂士成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彻底清剿，但却处处受到裕禄的限制。

其实，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他也主张剿灭，但发现朝廷内部特别是慈禧太后的态度有变时，他立即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裕禄的变化，给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等到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涌入天津时，已经没有剿灭的希望了。

在裕禄由剿到抚的变化中，聂士成作为执行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1900年5月，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大举展开破坏铁路等近代化设施的活动。从5月27日到29日的三天内，先后拆毁芦保铁路数百里，焚毁车站及附属机构，并将沿路电线杆砍倒、电线割断，使这一地段的铁路运输、电讯顿时中断。

这种毁路断电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京津两地的交通和通讯。清政府决定弹压义和团，并专派队伍保护铁路。执行者就是武卫前军的统帅聂士成。在这过程中，聂军与前来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就多次发生冲突。

然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却在悄然变化。6月3日，慈禧太后叮嘱荣禄，对义和团“不可孟浪从事，率行派伍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但是，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行为却日盛一日，荣禄不得不于6月6日电催聂士成火速北上，“按段迎护铁路”。聂士成当即率队前往杨村、落垡等地。

此时，落垡附近正有大批团民拆铁路、烧枕木。聂士成并没有当即镇压，而是先派部下前往晓谕疏解，团民却毫不理会。聂士成再三派人前往宣导：铁轨为朝廷之物，与洋人没有关系，你们烧毁铁路便是与国家为难。我知道，大家这么做是担心洋人乘火车来犯。届时，本军门自能堵击。请你们快快解散，各安生业，不要再滋生事端，犯下叛逆之罪。众团民听后，佯作退状，当分两路退近聂军时，突然杀声四起，向聂军“四面包袭”而来。聂士成见状当即“饬军校作团阵排枪外向，俟子弹能及而后击之”。此次冲突，义和团团民被击毙四五百人。

落垡一战，使聂士成成了义和团的死敌。而清政府也对聂士成大开杀戒甚为不满，斥责他“浪战邀功”，若再击团民，就将其革职查办。

艰难的合作

尽管对义和团有着种种不满，当八国联军向中国军队开战时，聂士成仍然必须与义和团团结抗敌。

紫竹林战役爆发后，天津郊外的义和团大批进入天津。然而，大敌当前，义和团却没有忘记旧日的仇恨。义和团在城中见聂军即杀，并再三向直隶总督裕禄施加压力，要求查办聂士成。据《拳匪纪略》记载：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团民，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

几年前，聂士成的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

聂士成的隐忍，勉强维持着清军与义和团的联盟。但是，这种互不信任的状况终究会影响到战局的发展。

《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当聂军猛攻租界时，义和团一开始还能出阵御敌，但几度受创后，便常常作壁上观，甚至四处焚掠。只剩下官兵孤军奋战。《拳匪纪略》记载，6月27日，联军直扑城南海光寺机器局。聂军赶忙上前迎敌，但义和团拳民担心联军切断其归路，遂争相撤出，挡住了聂军前进的道路。拳民甚至喝叱官军，为其让路。适逢战争胜负，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官兵劝拳民留下来协力堵击。但义和团误以为是官兵有意让其速亡，又与官兵哄吵，欲夺路而回。此时，联军已尾随而至，拳民急于逃命，随之逃跑。结果，南局又丢失了。义和团的行为令聂士成愤慨异常，他悲叹道“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胪、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西巡回銮始末记》）

而义和团也同样抱怨说，义和团打紫竹林的时候，聂士成把他们赶到前面去，要他们打洋人。洋人一开枪，义和团死了很多，义和团向后退，聂军就开枪，也打死了好多人。7月6日，义和团大举进攻紫竹林，正在唾手可得之际，裕禄却命令义和团退却，军队在后面用枪督着，义和团不得不撤出租界。原因是裕禄企图利用义和团与侵略军讲条件，以便“各守境地，两不相侵”。后来，联军袭击防守纪庄子的义和团，聂士成又不肯支援，任其失败。（《天津义和团调查》）

尽管双方的指责都有夸大其辞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其根源在于彼此猜忌。

苦撑危局

6月28日前，除义和团外，清军只有聂士成的新军10营、淮军练军3营，6000多人。围攻租界，军粮城阻击，阻截西摩尔军等任务，都得从聂士成的军队中抽调。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聂士成总是疲于奔命，亲临前线指挥杀敌。

6月20日晨，北上受阻的西摩尔联军沿北运河退回天津，聂士成奉命前往武库小庙阻截。联军受创极重，部分被击溃，重炮全失。直至25日凌晨，租界内援兵赶到，才把残兵接入租界。是役西摩尔联军伤亡三百多人。

与此同时，清军继续围攻紫竹林租界，并在东局子、海光寺、陈家沟一带抗击联军，聂军连续血战达12天。《西巡回銮始末》记载，当接战时，洋人都说：“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

6月28日，马玉昆率武卫左军到达天津，遂与聂军划分战场，马军负责老龙头、陈家沟、紫竹林一带；聂军负责南门、海光寺、八里台一带。此时聂军实力已大大削弱，但依然斗志昂扬，聂士成每战必身先士卒。

此前，由于分兵阻截西摩尔军，抽调了大部防守军粮城的聂军，联军遂一举攻克军粮城，打通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线。随后，联军开始了解救紫竹林租界的战役，最终马玉昆部不敌败退，紫竹林租界之围随即结束。

紫竹林租界解围后，联军开始反攻天津城。6月27日，联军分三路纵队向天津城外制造火药、炮弹、枪子的东机器局（亦称“东局子”）发动猛攻。在激战中，不知道是联军炮弹击中了“东局子”内的弹药库还是清军怕失守后弹药库会资敌，最终弹药库被炸毁，清军也随后撤出。

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都稍作休整，而联军这边每天都有新的援兵、武器等运到天津，形势对清军越来越不利。

7月1日早上，枪炮声重新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而联军则用大炮猛烈轰击天津城，战斗持续到深夜都没有停歇的迹象。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互有攻守，战局陷入僵持阶段。

7月5日，聂士成指挥部下在海光寺南路修筑炮台，用重炮三面猛攻租界，日、英、法军亦用重炮还击，都压不住聂军炮火。敌军不得已进入跑马场内躲避。聂士成又选敢死队百人，乘船渡河突袭跑马场，迫使小营门敌军后撤。

7月7日，联军援军13000人进入租界，在小营门架炮向河北与城内轰击，聂士成又一次亲率士兵夜袭小营门。行前他对裕禄说：“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最终攻占了小营门。

求死

就在聂士成浴血奋战之际，义和团与聂军的矛盾再度激化。义和团乘聂士成与联军血战之时，把他的家人全部挟持而去，其中还包括他八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母，扣为人质。当聂士成退下阵，闻此信，急急带亲兵前去追赶。这时团民中有人大声讹传“聂军反矣”，不明就里的练军便与团民一起开枪阻击，聂士成只好败回。（《西巡回銮始末记》）

然而，又何止是义和团的猜忌？就在聂士成血战八里台的时候，一封军机处直寄上谕彻底将其击溃：“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

那一刻，聂士成坚强的心彻底崩塌了，“自愤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愤慨。……每身轻前敌，欲以求死”。（《西巡回銮始末》）

7月9日5时，租界内的侵略军分数路出击津西南，围攻聂军。仅剩5500余人的聂军，正面是6000多人的联军；背后，是步步逼近的500名日军。在敌军合围之前，聂士成有充足的机会撤回城内。但是，他没有离开打算。

这一天，聂士成穿得很特别，一身朝服，外披九年前朝廷御赐的黄马褂，威风凛凛地骑马立在桥头。炮声响起，部下请求增援，聂士成淡定地回答：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联军的炮火在八里台阵地上炸了个遍。聂军奋起还击，但伤亡十分惨重。而聂士成身上多处负伤，却仍旧驱马向前指挥战斗。此时，管带宋占标突然意识到，聂士成鲜艳的衣服成了敌人的靶子。他冲上前，拉住聂士成的马辔头，乞求他退到阵地后面。但聂士成非但不回反而打马向前，宋占标见状，拼死拉住聂士成的马。聂士成大喊一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挥刀向宋占标的手腕砍去。宋占标知道聂士成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只能含泪放手，随即也跃马向前与聂士成一起向敌阵冲击。

敌人认出了聂士成，随即炮弹和子弹便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形成一个烟火笼罩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再换乘另一匹，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他的两条腿先后被打断，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接着，一块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从那里流了出来。但聂士成依然没有倒下。随后，联军占领了小桥，聂士成忍痛带领官兵向小桥冲击。突然，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一发子弹击中了聂士成的太阳穴。聂士成轰然栽倒，滚落在阵地上。

聂士成死后，聂军士气低落，马玉昆又不能很好的统率。五日后，天津陷落。

身后沉浮

聂士成死后，裕禄一再请求恩恤，清廷才给了个“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的评价，到死也还是个罪人。而义和团见聂士成战死沙场，倒也没再为难他的家属。但是，拳民和一般百姓并不同情聂士成，直到60年后，仍然骂他是“聂等死”、“聂找死”。

1905年，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清政府允许立碑纪念聂士成，并赐谥号“忠节”。碑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上刻“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

文革时，纪念碑推倒埋没，1984年复立时，碑文仅留“聂忠节公殉难处”七字。200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在此处重修纪念碑，碑上是聂士成横刀立马的青铜塑像。

2010年4月12日，雨后，聂公桥车水马龙，东南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天津电视塔，正南是个小花园，聂士成纪念像就矗立在那里。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几乎无人驻足，更无人抬头仰望。碑身背后，花岗岩上的碑文已经斑驳不清，仿佛被锈蚀了一样。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出了碑文斑驳的秘密——那是路人长期小便的结果。 ■

东交民巷：谁制造了“八国联军”

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八个国家，各怀着扩张心思相互监视着着对方，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民间运动最终联合在了一起，这脆弱的联盟也很快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走向瓦解。■主笔 杨东晓

公使团5月20日联席会充满火药味，金发蓝眼的德国公使克林德释放了他致命的爆脾气，这个具有日尔曼血统的47岁男子，再也不想听公使们发动海军示威、派海军陆战队护馆之事争论了。他站起来号召另外十个国家“大家都把底牌亮出来吧，我们谈些实质的问题，中华帝国行将崩溃，我们把中国瓜分了算了——你们都想得到多大地盘？”

克林德以为自己说出了各国公使在心中盘桓多时而没敢说的话，时至1900年5月20日，驻进北京东交民巷的十一个国家，虽然都在中国各划地盘，但还真的没有人在言语或文字中明目张胆地提出“瓜分”一词。他们对中国时局各有自己一套盘算，既得利益在眼前，谁也不想一下子打破这个格局，所以，面对起事数月的义和团运动，公使团内部仍然是一盘散沙。

摸不透的底牌

德国外交大臣发来电报，严厉批评了克林德。英公使窦纳乐注意到，此后一段时间，克林德一直很抑郁，几次聚会他都不再多言。

这段时间窦纳乐话也不多，他曾经想面见慈禧，跟中国太后陈述变法与否的利害，被英国外交部阻止了。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在6月初和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尔德的密谈中透露了英国政府的担忧：法国和俄国对中国有着更大的企图。但伯蒂并没有告诉哈茨菲尔德，他自己正处在犹豫之中，要不要向英国政府提出改变对华政策呢？公开支持光绪的维新？反正他本人对慈禧不抱信心了。在他看来，直接干涉中国内政，除掉已经当国40年的老太后才是英国利益所在。

从窦纳乐的英馆往南两三百米，就是俄馆，俄驻华公使格尔思是私下里与中国政府和官员接触最多的人，窦纳乐知道这位邻居是个两面派。拳乱以来，公使团就已经相约，不再单独与中国官方联系，要么就以公使团全体成员的名义照会或沟通，但是格尔思不怕惹众怒，经常秘密约会中国总署大臣。公使团里几乎所有人都对格尔思和他的国家存有疑心。

而俄国人眼里中国东北广大地带，同时也一直存放在日本人的心中，尽管这块土地的面积远远大于日本国土。这就使得日本人更不敢掉以轻心，俄国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日本？冷静的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是公使团中少有的研究中亚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曾经考察中亚地区和中国的新疆。他一直按兵不动，相机行事。具有东方温雅男人长相的武官柴五郎是日本最早的中国通，他曾经一脸忧郁地分析过：中国国势衰微，西方以租借的名义或干脆掠夺走一部分土地，加之大批传教士涌入，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从而使教民有外国势力可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对于他所言“本无害的义和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道成教授，使用了“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判断。

相互钳制

西德二郎和柴五郎很清楚，同为在华既得利益者，西方人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虽然在战略上没把日本人看在眼里，但是公使团却在任何“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盯死了日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甲午战争后，俄、德、法这些老牌得利者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曾联合迫使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割让辽东半岛，这件记入历史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俄、德“劝说”日本有功，渔利胶东半岛而结束。

英馆离其他几个馆有着一条御河的间隔，英馆能看到另外十个国家，相互眼睁睁地瞅着，谁也不想让别人多咬中国一口，要咬，大家一起咬。要攻，群起而攻之。这就是1900年的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列强，在当时并不具有贬意，而是像“诸位”一样，是个中性名词。

在窦纳乐看来，中国的利益就是英国的。沙俄在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清政府，而是占有长江流域的英国人。深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一直想联手英国对付俄国，看起来很像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除了俄国，窦纳乐眼中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德国。德国强租胶州湾时，英国无法像迫使日本“还辽”那样强迫德国，但他也不甘“落后”，马上借了威海卫才觉得不致于失衡。

正是这种相互钳制，限制了任何一强在中国的肆意妄为，并促成了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寻求统一，没有统一步调谁能单独挣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谁又能进一步获利呢？

错把中国当非洲

在对20世纪初中国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强很快就得到了统一：中国和当时的非洲一样落后，跟中国人说话可以直接用大炮。

留着两撇超长八字胡的开罗总领事窦纳乐上校1896年接到伦敦的调令，就任驻华公使，这是一项跨级的擢拔，窦纳乐很乐意接受。但是一到中国，他就发现跟总理衙门的交往很不愉快，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用父亲对儿子的口气指点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文书）。在他1896年给伦敦的一份电报上记录着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具体到对华政策上，直接拿大炮来校正桌面上行不通的交流。

窦纳乐公使对中国的看法和言行，令他的同胞、被中国聘为“客卿”的总税务司赫德痛心疾首，这位已经在华工作了46年的老中国通认为，窦纳乐的任命值得关注了，“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Negroid，黑人）的经验”。

简单粗暴的念头占领了窦纳乐的理智，以至于后来处理传教国在中国引起的民教冲突时，调兵成为他唯一思维。英国政府一直想拉回这头想要脱缰的马，在1900年5月底，英国外交部还来电指示他：不要挑头，不要多说话，凡事让别国公使牵头就是。

1861年自英法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各国开始向中国派驻领事机构，后来逐步升级为公使馆。在此后30年的国际政治风云中，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资本投资代替了贸易，在中国经商被投资能源业、铁路并从中国抽血所代替。最终打破远东平衡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结果，给西方列强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对华政策从此变得激进起来。

最直接的表现是，甲午战争前后在华工作数十年被称为“中国通”的第一批各国公使，相继调离中国，窦纳乐接替了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前任欧格纳。

德国调走了在华工作33年的巴兰德，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两年不到，同为非洲事务专家，1899年克林德男爵接替了公使的职位。

1900年之前陆续来华的，还有意大利公使，跟窦纳乐和克林德一样，两位走马灯一样出场的意大利公使都来自非洲，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不甚了了。

这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公使，都有一个职业爱好，就是相互琢磨，在提交给本国的报告中，对他国的分析比对中国的分析多得多。

误会的产生

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义和团时，窦纳乐很快就找到了与美、法、德、意四国的另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保护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民教冲突刚开始时，公使们并不认为事态真像传教士们呼吁得那么严重，窦纳乐也觉得主教们过于夸张了。

法国人樊国梁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执掌北京西什库教堂30多年。西方要员来京，都会因其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去拜访。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还跟清廷要到了二品顶戴。

窦纳乐从3月以来，郁闷了一阵子，3月10日公使团扬言联合海军示威，伦敦得知后，批评窦纳乐擅自任公使同盟领导很不当，伦敦不愿意在传教问题上和中国动武。

但是在兖州传教的德国人安治泰和北京的樊国梁不断向公使团和政府上报各种民教纠纷和教民死伤情况。他们上报的数字，总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肆意夸张。安治泰从1890年代开始，就秘密地为德国政府服务，梵蒂冈和他所在的“圣言会”曾多次提醒他，不要陷得太深。他反而到处吹嘘，自己已能将清廷玩于股掌。

用拳民备战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5月12日又发生教案。教民遇难5人，樊国梁先是称68名教民遇难，后称“被杀无数”，他还说拳民高举“奉旨作战”的旗帜。这句话消除了公使团在召护卫队进京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它说明抗洋是有政府支持的。为平息“高洛大屠杀”，清政府派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去增援，没想到22日杨福同就被拳民杀死，还伤亡十数士兵。

公使团的关注点不在杨福同被杀上，也看不到官逼民反。他们揪住高洛村传说中的死伤无数和“奉旨作战”。认定中国政府是拳民的后台，要驱逐传教国。

5月20日联席会议终于召开，集中讨论樊国梁那些充满中国政府阴谋论的信件，而结果是需要护卫队进京自保。

在5月26日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法使再度用樊国梁的消息提醒洋人将要面临的灭顶之灾，克林德说期望中国政府采取行动或调兵进京护馆，只能基于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存在这个前提。窦纳乐对此话的理解是，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最后这次联席会终于达成协议，不再举行海军示威，直接调兵进京。

从后来发生的一切来看，局面就从这里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进京的卫队，使得清廷高层更加不安宁，继续增援的西摩将军又受到了义和团的抵抗，变成了“找不到的将军”，为了西摩安全撤退，海军又攻打了大沽炮台，清廷感到被逼只能宣战，而且，用了洋人最怕的拳民。

不能让别国抢头功

在北京领着公使团出头露面的窦纳乐，根本不知道女王并不想让他留在北京冒险，81岁的女王6月9日写信给首相，说既然联军要进北京了，公使就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北京。但首相明确告诉女王，窦纳乐如果回英国，那北京就成了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天下了，所以窦纳乐就必须坚守北京。

西摩当然知道津京一带地面上不好走，但是他必须先带1000多人火速赶到北京，否则就会被俄国分遣队人高马大地占了先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早就强调，绝不能让俄国人占了华北。而法德分遣队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俄国人抢头功。

窦纳乐没有料到，6月10日，由于拳民奋力地扒铁道，西摩那五列长龙般的火车气宇轩昂地搁浅在距北京20公里以外的廊坊，最后就连退回天津都需要海军通过攻占大沽炮台的战役来助其完成。正是西摩远征军这次失败，加强了清廷必胜的信心。他们没有算一下，廊坊一役的代价是，西摩联军死10人，而拳民加官军共死400多人。

考虑到京城以外，在不知道方位的某个近处，“找不到的西摩上将”（See no more）和他一千多人的队伍，驻在天津的领事团开始讨论如何给远征军解围。

挑起战火的通牒

德国海军上将班德曼首先指出了控制天津和大沽的必要性，但俄国对此很忧虑：如果不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在国际法上无法解释。但是第二天在俄领事馆召开的联席会上，各国只讨论军事取胜的问题，国际法不再有人提及。

窗外，天津望海楼教堂刚刚被焚毁。法国一改此前的犹豫，支持了德国对大沽炮台动武的提案。最后为了证明是集体决议，大家按官阶高低一一签字。时间是16日上午9时。

一个几能推翻清王朝的军事行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过了，为了绕过国际法的制约，最后通牒用领事团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名义发出。该通牒要求中国在6月17日子夜之前正式回复。凌晨两点之前撤出大沽炮台。

历史在这里又抛下一个迷团，这份要求17日子夜前给出答复的通牒，直到17日凌晨5点才送到直隶总督府。此时大沽炮台已打响了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外交欺诈。尽管俄国在16日晚9点曾递交过一份通谍，在联军布置妥当舰艇布局之前，几乎不给中国留出备战时间。大沽炮台在几个小时后的早上8点失守。

克林德之谜

公使团的强硬、大沽炮台危在旦夕（其实17日已陷落，只是还没报给朝廷）、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惹了民愤，清廷在维持和平的前提下，准备遣散拳民，确实孔武有力者招入部队。

但也就在刚刚要解散拳民的这个午夜，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洋人要向其逼宫的假情报，于是，“朝令夕改”，义和团不散解了。使出了还算克制的最后一步棋——19日下午5时，窦纳乐、其他公使以及赫德都收到了驱逐照会，他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24小时内离开北京，最后时限是20日下午4时整。

是按驱逐照会上要求24小时离京，还是抗议或等死？只保外国人还是保教民？公使团争论不休之时，脾气最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突然站出来指责公使们的胆怯，他最能“打动”人的一句话是中国提供护送的卫队不可靠！但窦纳乐、格尔思甚到萨瓦戈都认为，克林德在危急关头仍不愿走，是因为他觉得推翻太后执政瓜分中国的时刻终于来到！

第二天，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辩论之后，窦纳乐在中国最艰难的一次会议终于在推翻了各种方案后定局：各公使馆分别向总署提交内容相同的照会，在延长离京期限的条件下接受最后通谍。另外，20日公使们要会晤总署的主要大臣，要求派几位大臣亲自护送公使团出京。

有10个国家的照会都遵照以上原则统一书写，唯一不同的是德使克林德，别人是要求中国迅速做出答复——不敢再刺激中国；只有他写明，20日上午9点到总署会晤大臣。

20日上午8点窦纳乐来到法使馆参加联席会，一个小时后中方无反应，公使们又开始怒气冲天，窦纳乐向他们解释说，中国官员没有晚上加班的习惯，昨天的照会，他们可能还没看到。克林德发了他此生最后一次脾气，要求大家跟他一道去集体抗议。9点半联席会休会期间，克林德怒气冲冲地跑回法使馆斜对面他的德馆，带上他的已装上6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拉上翻译柯达士，各乘一顶红绿呢子的外交人员小轿，冲出东交民巷。

十多分钟后，轿子里的克林德在东单被一枪毙命。此地离他要去的东堂子胡同总署还有几百米。他自己的左轮手枪中还剩五发子弹，谁先开枪至今是迷。

瓜分不掉的中国

克林德之死令公使团坚定了以下想法：他们从北京撤天津的路途充满谋杀，他们不离开北京了，各国一定要派大兵压境才是解决之道。这一判断成为整个义和团战争的拐点。

克林德死后，窦纳乐和公使团成员很快就得到答复，同意延期离京，但是由于京城已不太平，公使就不要到总署来商谈了。窦纳乐甚至来庆幸了一下“德使被戕一事迫使中国政府提高警惕，将政策向和平方向引导。”

正如清廷中的温和派无法改变自己被推到菜市口处死的命运一样，总署对于公使团延期离京的回复无法改变主战派的决定，按照驱逐照会中的最后时限，20日下午4时，围攻东交民巷的战斗正式打响——这天下午，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终于传到北京，这场由民教纠纷引起，在连续半年的沟通障碍、猜疑误会、你骄傲我蛮横、各方内部矛盾你争我夺以及一连串的外交努力被打砸之后，打还是不打，已经没有人再“庭辩”了。 ■

紫禁城：慈禧的最后选择

主笔 庄秋水

1900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

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考察

一队清兵簇拥着两乘轿子行走在帝国的官道上。

这是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奉命前往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的实力。赵舒翘科举出身，任职刑部，据说他“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在戊戌变法中，赵舒翘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对六君子下手又快又狠，因此深得宠信，入了军机处。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名义上他们是前去“宣抚拳勇”。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暧昧态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在两天前，朝廷刚刚指示文渊阁大学士、京畿武卫五军统帅荣禄，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然而“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涉法弹压解散”，（《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不准派兵剿办。帝国的政策，如同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游离徘徊。

按照习惯，戊戌变法后再度听政的慈禧太后此时住在颐和园里。尽管已六十有余，她仍然精力充沛，决断非常。在此非常之际，她照旧在园子里召戏班唱戏，欣赏戏曲。和山东、河北的拳民一样，太后喜欢看戏。戏曲把政治的纷繁复杂、人生的沉重哀伤皆化为唱念做打，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朴素的情感模式和道德观念。

到达涿州城的赵舒翘也在欣赏一出最为特别的戏剧。此时，涿州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城门上插着义和团的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城墙上，城里，到处是红巾红衣的团民。5月底，义和团蜂拥入这个京畿小城。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农民们接管了当地军政。涿州知府龚荫培左右为难。朝廷态度暧昧，该如何是好？幸亏帝国官员极富聪明才智，他选择主动绝食。非暴力，不合作，不表态。

赵舒翘欣赏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些义和团们的看家本领。这些青壮农民们，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呼呼跳跳，如狂醉之人。

饱读诗书、淹通律法的赵舒翘大人如何向慈禧太后汇报这次考察呢？

当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时任直隶怀来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年两宫西狩时接驾，据他口述，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

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满人刚毅是狂热的仇洋派，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吴永又回忆说，赵舒翘明白义和团不可凭恃，同行的何乃莹代拟了一折。然而他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关系甚好；踌躇再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以一个标准儒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的精神，能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太后还会不会开战呢？

自然，历史没有分岔口，也无法设想，但赵舒翘无疑做了一个彼时对自己有利的决定。然而，古老的中国哲学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此赵舒翘与刚毅连在一起，被目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便是李鸿章亦有“刚、赵袒匪”的电奏。一年之后，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他的死亡过程极其痛苦。据吴永记述，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被派去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覆数次而后毕命。”

开会

像在庚子事变之中、之后，接二连三掉了脑袋的朝廷大员们，赵舒翘也许只是一个牺牲品。

谁也无法忖度老太后的真实想法。在她眼里，义和团到底是何等模样？在她心里，局势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到这一年，她执政已届四十年。她早已成为一个娴熟的政治家。她历经政治上的惊涛，也亲自体验过战争骇浪，性格坚毅，决断不二。多年的政治生活也让她心思深沉，轻易不外露，连身边服侍多年的宫女都觉得她心比海还深。

多年以后，她在历史书上的形象■顸愚蠢，迹近胡搅蛮缠的无知妇女。然而能够成为几十年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才力决非一般。对于义和团，她的心情极为矛盾。按说，以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 什么“扶清灭洋”，她当知晓这一群被饥饿结合起来的拳民们，除了骚乱，不可能带给大清国真正的安全。而且，在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她的心腹荣禄连上七书，提醒太后，不管拳民是良是莠，他们的行为将导致外国的武装干涉，这比拳乱还要危险。就在派赵舒翘查看义和团实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满清王公。也就在这天，拳民们在天津落垡车站破坏了京津铁路，和聂士成军开战达两小时。

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们吵成一团。会上明显分作两派。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于6月14日所上的一份奏摺里，对此讲得极为明白：“今廷臣持论，约有两端，均非弥患之道。一则谓该匪声势已大，宜一律痛剿，以除内乱。此未免不分良莠，殊失我国家子惠元元之意。一则认该匪为义民，欲倚以剿灭洋人。此论虽出血诚，召乱尤速……”(《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徐桐（汉族，大学士，大阿哥师傅）、崇绮（满族，同治岳父）、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大声疾呼，要求太后承认义和团，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们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慷慨激昂，别的大臣稍有异议，便谓之“通夷”。里通外国，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仇洋派们完全主导了这次会议。

饶是如此，慈禧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断。6月6日到8日，朝廷继续发布禁拳的上谕。同时，6日的宫廷会议决定派刚毅去视察拳民。一路上，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同时要武卫中军停止剿拳行动。6月7日，大批拳民公开进入北京城。原本驻扎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调入京，以对抗外国使馆卫队。

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北方初夏绿意盎然，点缀着古老帝都的沉重色调，空气中尚遗留着槐花的香味。习惯了安静清新的初夏，居民们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上下都认为太后无疑是支持拳民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端郡王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北京总部。北京居民们第一次看到“普通人”在王府里进出。府邸大门口香烟缭绕，念咒声，附体声，声声入耳。义和团成了城中热门话题。

任命

京城铁铺日夜打造刀剑，生意红火，大刀长矛的价格疯长。京郊各县乡的武器也纷纷运输进入京城，而官府居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许，这可真是千古以来未曾有之事。

巡视铁路沿线回京后的荣禄觉得事态严重，请求太后从颐和园回宫主持朝政。

6月9日，慈禧重返紫禁城。

6月10日，她任命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名随同载漪进入总理衙门的官员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皆为仇洋派。庆亲王奕■没有了实权。

这个任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外国人尤其视为太后和外国决裂的决心。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亲王奕■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辈。这位在史书里被描述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因为娶了慈禧的内侄女，而从毫无希望的“公”爵摇身成了郡王。他被过继给瑞怀亲王，被封为贝勒，以后承袭的也应该是“瑞郡王”，由于办理手续的大臣写了错字，结果成了“端郡王”。在1899年以前，这位满清王爷的身影并未闪现在中国的权力中枢。

直到1900年1月1日。

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自己身体不好，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儿子溥■为同治皇帝子嗣。年轻的中国皇帝为自己没有生出儿子惭愧，为自己气体违和惭愧。各国公使们则频频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表示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首脑。 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为一位中国皇帝体检──1899年12月19日，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紫禁城瀛台，用当时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听诊器压舌板为光绪看病。关于皇帝企图逃跑的消息在民间四处流传。各国公使们则实打实地发了份外交照会，说明如果光绪不明不白死去，将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戊戌变法中逃到国外的康有为此际也向全世界发电，号称华侨们起来反对慈禧支持光绪。

满心期望着儿子承继大宝的端郡王由此成为铁杆的仇洋派。无疑，慈禧对于关于最高权力任何风吹草动的高度敏感，载漪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废黜光绪遭到了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借用一下底层的政治力量未尝不是一着妙棋。普遍的说法是载漪不断挑起慈禧对洋人的痛恨。同时，又在老太后心里为义和团加码。慈禧西逃之后，曾回忆当时：“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多年来浸淫中国官场，他对这一备受关注的任命自有独特的看法。在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他这样说：“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

太后可能是将了端王一军，这位从1854年便服务于清廷的中国通揣测，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让他亲自解决，毕竟他需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利益。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饱受中国文化毒害的老迈之人的澹妄之语。赫德无疑也抓住了慈禧太后的部分心理。毕竟，6月10日的任命并未显示出太后抗洋决心已定。

这一天，西摩联军上千名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北京将面临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

犹豫

慈禧陷入两难之中。

一方面，义和团在北京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她回忆说，“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端郡王为首的仇洋派散布流言，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便是光绪皇帝，因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洋人。6月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帝国的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余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慈禧曾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二十几岁的她和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烧，咸丰死于热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她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正与列强彻底决裂。

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既未明确发出命令指示武卫军阻挡联军前进，又一会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军队不知所从。他们大概处于历史上最乌龙之状态：同时面临势同水火的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予以剿除或抵抗。6月10日，驻守杨村的聂士成急电直隶总督裕禄：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夹在义和团和联军之间，聂士成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于联军的真正目的，慈禧仍然不能确定。此时，华北的军力颇为可观：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万人，董福祥后军11000人，共25营驻守北京。宋庆左军12000人在山海关一代驻防，袁世凯右军7营7000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20营16000人。京师庆亲王奕■统领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有1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慈禧太后决定调集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往京津一带。同时，她电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

同时，清廷和公使团的接触仍未中断。这证明赫德所言未尝不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总署大臣许景澄分别在6月11日和13日前往拜会英国公使窦纳乐。11日一同前去的是另外一位总署大臣袁昶。两位富有洋务经验的大臣一贯主张剿拳。 13日，则有三位重臣和许景澄一道前来。可惜，因为西摩联军的撑腰，窦纳乐对中方建议西摩联军暂缓进京不屑一顾。

既然劝阻无效，慈禧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说，北京洋兵已有千余名，“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她下令，“倘再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命令“迅将聂士成一军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以阻止洋兵。

这是迄今为止意思最为明确的一道上谕。在洋人步步进逼之下，慈禧已有决心抗洋。

宣战

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们开始攻击教堂和使馆。16日，义和团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了进攻。就在这天，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谈论如何对付联军，近百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太常寺卿袁昶说拳民法术不可恃，不能倚靠他们保卫国家。

“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出乎意料，慈禧太后突然说道。

太后一表态，主和派自然偃旗息鼓。

会议做出了几项决策。一是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二是荣禄全力保护使馆。同时发谕给直隶总督裕禄，令他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交涉不再续派洋兵北上；三是招募拳民参加防御战；四是调袁世凯部开赴直隶。

毫无疑问，慈禧此时“用拳抗洋”之心已明，但于和还是战，尚存狐疑。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里，她特别提醒这位极端仇洋派：“究竟该拳民临敌结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

次日，许景澄和那桐刚出城门，就被义和团拦截下来，被痛骂之后释放，折返城中。朝廷在17日这天也收到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慈禧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天，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上午八时沦陷。战争事实上已经正式打响了。

就在这天，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据恽毓鼎记载，太后抛出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恽毓鼎和吴永事后所记，都称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密报荣禄后转给慈禧的。

“洋人照会”是整个庚子事变里最扑朔迷离的事件。照会是真是假？甚至御前会议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份照会，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史料证据。学者相蓝欣多年来潜心研究义和团，他在西方史料中亦未曾发现有提及照会之处。不少学者们认为，照会里的的每一条都足以导致战争，这样一份照会，该是由端郡王所伪造，他太急于让儿子坐上龙椅。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为人持重主张剿拳的荣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慈禧的心境可想而知。当天早晨荣禄送达照会之后，太监和宫女们就耳语，说太后哭了。从1900年初以来，她一直恐惧、担心的事情便是洋人们要夺走她的权力。这次会议，她一到场，开首说道：“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载漪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仇洋派大哭大喊，请求立刻开战。年轻的皇帝眼见开战势所不免，恸哭不已。在一片激愤中，慈禧宣布：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两位满族大臣这时表示乱民不可靠，中国军力太弱，不是洋人对手。兵部尚书徐用仪也站出来表示反对。也许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兼之裕禄一直未把大沽沦陷的军情上报，因此大沽炮台是否失陷成了慈禧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她派三位主和的大臣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18日的这次访问气氛甚好，却全无效用。因此在当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表示反对，被载漪目以“汉奸”，差点被斩首。

慈禧还在等待裕禄进一步的报告。

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慈禧宣布把洋人驱逐出京，在24小时内执行。许景澄奉命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此时，光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走下来，他走到许面前，拉着他的手，问是否有回圜余地。孱弱的皇帝泪光闪闪，许景澄也不由得眼眶湿润。

君臣挥泪相对。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据恽毓鼎记载，联元，这位勇敢的满族大臣再次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命令草拟《宣战诏书》。6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对着黑压压的满汉大臣们解释，洋人欺辱太甚，皇帝已经承认没有能力管理国家，洋人还要来干预！如今又来索要大沽炮台，无礼至极。今日臣民同心协力，永杜外人欺侮。最后，命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送各省。

宣战诏书出自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手，他大气磅礴，下笔含情。这封有中国特色的宣战诏书，先是历数洋人传教，欺压中国，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毋需再忍之境：“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曰甚一曰，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于是，饱受欺压的中国朝廷悲壮地宣布：“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

6月21日，这份史无前例的《宣战诏书》发表，矛头所指，是一个指代不明确的“彼等”。 ■

1901年，法国《Le Petit Parisien》画报增刊彩色石印画，描绘义和团失败后，为首者在联军的监督之下遭斩首处决。图 秦风收藏/今日美术馆提供

义和团血液中的DNA

十年砍柴

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的岁末，经过一场大劫后的北京城局势已经平定。虽然太后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尚在西安，但庆亲王奕■和能干的老臣李鸿章已经在和占领京城的各国联军谈判，“两宫”回銮只是时间的问题。见惯了政治风云变幻的北京老百姓已从惊慌中熬过来了，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只有一批人，似乎被朝廷和京城百姓忘却了。这些来自京畿各县的农民，就在半年前，扬眉吐气地武装进京，短暂地主宰着这座煌煌帝都的命运。

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成了罪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到播乱天下的“拳匪”，因外交官和传教士被屠杀的联军不会放过他们，朝廷也乐得奉送他们的性命来让此刻主宰北京乃至中国命运的洋大人消消气。年轻的义和团师兄弟们，一批批被拉出去砍头。这些本应该在广袤的华北平原耕作的纯朴农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他们中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临死前对自己作为西太后的“夜壶”最终被抛弃的命运是否有所反省？但这些人的经历决定着他们多数人可能没有这种反省能力，顶多有一种阿Q被杀前近似滑稽的悲壮。

不要说多数拳民了，即使是他们的首领赵三多、张德成、曹福田等人，也只是些有点武艺、有点号召力的乡间匹夫，即使死了，也不可能像谭嗣同那样的士大夫，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历史宣言。义和团的多数人，死了的或者说苟活的，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他们有机会来到舞台中央，演了一场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悲剧。

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场上世纪首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群众运动，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来没有被遗忘过，在各个历史节点，它一次次被拿出来诠释或解构，善于从历史中寻找正当性的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评价这场运动，而那些一个个与草木同腐的农民兄弟的生与死，其实诠释者并不怎么在乎。笔者这代70后出生的人，在并不长的岁月中所接触到的对义和团的评价，其反差之巨大，冲突之激烈，极具典型性。我们在求学的时代，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将义和团运动推上神坛，这场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唤醒了民族意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云云。而等我们年岁渐长，有了一定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后，接触的一些历史学者的评价，乃是对其相当贬损。因为史料证明，义和团除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还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评判，义和团的种种行为是野蛮残暴的。

对义和团的评价如此争议巨大，并非因为研究这场运动的本身有什么史料上的困难，而是因为这场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实在太巨大了，这种争议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集体性格养成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20世纪中，义和团运动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集体性格中所具备文化基因，那样明白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对于义和团运动，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或许过于轻浮，作为义和团民的后辈，所应秉持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赞扬或否定，而是要做一种历史的反省：为什么一场看起来目标无比正当的群体性运动，最终导致那样惨烈的悲剧？为这个悲剧要负责任的，难道仅仅是贪婪的洋人和颟顸的朝廷？

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性格形成的典型路径和特征：弱者的屈辱感导致仇恨的符号化；而仇恨的符号化则导致暴力滥用的正当化。这种集体性格的特征并不当然地和民族主义结为一体，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披上不同的外衣。但就包裹性格内核的外表来判断，往往差异甚大甚至相互抵触。

尽管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民风不同，华北平原的义和团兄弟和两广、东南沿海、两湖和西南的农民，由于经济、地理、基层社会结构的差别而有差别，比如南方的宗族势力更强，乡绅的作用更大。但从根本上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地不分南北的农民是有其共同性格特征的，将辛亥革命时期人文荟萃的浙江农民、渴望跟着白盔白甲的复明义士闹革命的阿Q放到华北平原义和团的队伍中，也没什么不协调。由此可见，畏洋还是恨洋，反清还是扶清，并非义和团的天然特征，本质上，他们和信洋教、灭清妖的太平天国兄弟，以及跟着士大夫卫道的湘军兄弟没什么不同。

在几千年改朝换代循环中，形成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依附性强的中国农民集体性格，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具有这类集体性格的中国农民，受到的冲击之巨大，不亚于受过教育的传统士大夫。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中国，接踵而至的是经济、文化的侵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品涌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督教的传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纲常。对这些完全不同于古代胡人的洋人，中国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的是空前的，他们既恨又怕。这种自然的情绪再加上中国人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低、人身依附性强、普遍的从众心理，使广大乡村的普罗大众容易盲从，盲从那些许诺给他们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大人物”。

因此，我们看到，两广以及两湖的一些老百姓，相信带头大哥洪秀全、杨秀清给他们描绘的“天堂”、“天国”，他们信奉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洋教，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不能因此判定中国农民是崇洋的，是反传统的。

同样，另一拨两湖的农民跟着家乡有出息的读书人曾国藩、左宗棠，捍卫孔孟之教，捍卫大清江山，也不能因此判定这些农民就是护传统的。义和团运动亦是如此，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获教会庇护。基督教教会与地方民众 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不能秉公处理，造成教案。这种因教案引发的排外风潮，和因经济侵略导致中国本土传统产业的凋敝以及赤裸裸军事侵略，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

这种屈辱感无法消除，必然产生仇恨，而一种群体性的仇恨情绪一旦发酵，容易导致非理性，进而符号化。因为对某些洋人的不法行为的痛恨，演化为对所有贴洋标签的事物的普遍仇恨，不仅对所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也包括他们带来和创造的一切工具及文化产品。义和团在最疯狂的时候，连携带钢笔、眼镜这类“洋货”的人也视为鬼子诛杀，这种心态和极左时期学外语、听外国音乐被视为崇洋媚外是一样的。

这也是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之必然，在目标正当的旗幡下，违背人道主义起码规则的暴力行为被原谅、纵容甚至美化。只是不同时期对暴力正当性的表述有差别：反抗满清朝廷有理，那么所有的旗人和为朝廷效力的官吏都该杀；因为扶清灭洋有理，那么所有和“洋”字沾边的都该毁灭；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而革命是正义的，那么不赞成己方的任何人都可视为反革命打倒；而某国在外交上对本国造成伤害，那么该国生产的商品乃至拥有的商标都有原罪，应该加以抵制。

这样的逻辑，能说是民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是民族意识觉醒还是阶级意识觉醒？都不是，而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大汇合。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还不是 怀着“靠朝廷，帮朝廷，不受外人欺负”的传统臣民心态？真正的民族意识觉醒，必然伴随的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而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必定要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在分清楚群己边界，明确单个人的权利前提下，才谈得上一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责任。

奴性汇聚不成现代民族意识，由具备现代公民人格的一群人组成的民族，在历史的关头，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显然，义和团的大多数参与者不具备这样的人格。不单在中国有义和团这样因屈辱感导致仇恨符号化，因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的集体性格养成路径，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只是，“二战”以后的日、德两个民族，培育出正常的现代公民文化，逐渐告别了导致两个民族几近毁灭的集体性格。而义和团运动过去快110年了，义和团式的集体性格对今日中国，尚有影响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