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好书:龙门历史

1、孝文帝认为，要巩固魏朝鲜卑贵族的统治，就要吸收中原文化，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但他怕大臣们反对，于是先提出要进攻南齐。在一次朝会上，他把用兵南齐的打算讲了出来，大臣们纷纷反对，而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对拓跋澄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怕争论下去坏了大事，就宣布退了朝。回到宫里，他立即召见拓跋澄，并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个借口，真正的意图是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孝文帝亲率大军30多万南征，至洛阳，正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但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下令南行。大臣们本不想打仗，趁着大雨，他们泣跪马前，哀求孝文帝停止南伐，说这种恶劣的天气不适合用兵。孝文帝将计就计，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后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如何？”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只好拥护迁都。孝文帝把洛阳这一头安排好后，又回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搬出一条条理由，反对迁都，但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讲不出道理的人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
公元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后，决定进一步改革鲜卑族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违反者，降职或者撤职；改穿汉人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除把拓跋氏改姓元氏外，孝文帝自己取崔、卢、郑、王四姓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其原妻改为妾。范阳卢氏，一家娶了三位公主。孝文帝力求把鲜卑上层与汉族士大夫融为一体，来构筑北魏王朝大厦的基石。
魏孝文帝迁洛阳后，佛教僧众、能工巧匠齐集洛阳，开始在洛阳龙门大规模为北魏皇室贵族开窟造像。之后，初唐盛唐继续在龙门开窟造像，使龙门石窟终于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中心，它的成就，如一位“连西方引以为傲的希腊、罗马艺术亦难以相抗衡” 。
1000多年后的清末，中国人发现了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价值，但对造像本身的雕塑艺术价值还是视而不见。 上世纪初，西方人发现了龙门雕塑的艺术价值。之后，龙门造像遭遇空前的浩劫，很多精美造像被盗后漂洋过海，流入国外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之手，用佛家的话说，那真是个“末法”飘摇的时代。
2．“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500元！”这是周恩来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内的无限浩叹。“周总理说这话时声音很小。”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对说，“1973年10月14日，听说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要到龙门参观，我们就临时在禹王池、宾阳洞前摆了两个小摊，因为有100多名中外记者随同采访，我们想借此挣些钱。在禹王池，周总理见到‘龙门二十品’拓本，就拿起来看，一问价格500元，就放下了。至宾阳洞，周看到又有卖此拓本的，便小声问礼宾司长韩叙‘带了多少钱？’韩说‘没想到会用现金。我们几个的加起来，还不到300元。’见此，洛阳的一名领导说：‘总理，我们送您一套吧！’周总理小声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这时，一个随员小声提示总理‘是否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我们回北京后再把钱寄来……’周说：‘不行！’”
         从最北边的禹王池，走到最南边的古阳洞，也就到了“龙门二十品”的大本营——“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周总理终于发出了“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５００元！”的浩叹，满怀遗憾地离开了龙门。洛阳之行，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到外地参观。
3．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白居易口吐此言的时候，当是龙门石窟的黄金时代——那时，在伊水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历北魏、初唐盛唐两次造像高峰，延续了４００余年的斩山凿洞、“制造佛国”的浩大工程基本结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像龛雕就也不过只有１００多年。站在今天，遥想当年白居易看到的，许是披着彩绘千佛袈裟的卢舍那，那它的微笑，该是怎样一番景象？可能画着胡子的普贤、文殊两菩萨，又是怎样一副酷样？但白居易只看到了龙门山色没有看到龙门石窟，只看到了香山寺没有看到奉先寺。倘若白居易只是到此一观游，丢了西瓜拣了芝麻，尚可原谅，但他在洛阳龙门饮酒作诗，卜居了１８年！面对中国雕塑巅峰时代的经典之作，老白视而不见，这是是为什么？但白居易以降的１０００多年间，“龙门山色”一直位居“洛阳八景”之首，龙门石窟造像一直是中国人的视而不见——最爱记录历史的中国人对龙门石窟造像的书本记录几乎是零，这又是为什么？ “历史对龙门造像的失语缘于它的劳民伤财。当时，倘若哪个文人为石窟造像叫好，那会被圈里人瞧不起的。龙门１０余万造像，就没有一尊是文人发愿雕造的。”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说，“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但居士照样反对这些耗费民脂民膏的工程。当时的文人大都认同，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如此耗费民脂民膏，是不值得的，他们对开凿石窟这档儿事，从心理上来说，是抵制的。既然心理上抵制，嘴上自然不说它好，写文章自然就不记这事儿。但龙门石窟大都是皇家发愿开凿的，大骂也不现实，且很多文人并不排斥佛教思想，这样看来，‘冷处理’就是个好的选择了。”
        但也有激烈反对的。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领袖。他在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文化宣言”的《原道》中，对佛教可谓恨之入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就是说，要还僧人的俗，烧佛家的书，改寺院为民房。韩愈在《论佛骨表》还说：“夫佛本夷狄之人……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直陈唐宪宗朝迎佛骨时，百姓“焚顶烧指，千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唐太宗迎佛骨时，百姓不惜“烧头炼指，刺血洒地”，为的不过是看佛骨一眼。面对这种颠狂情景，韩愈一口气举出一堆“事佛者恒得祸”的君王（这相当于诅咒君王死，犯了大忌，难怪宪宗想杀他）。韩愈旗帜鲜明地反对佛教，无疑影响着他之后的文人。但时间总是可以过滤掉人民的悲苦，艺术总会散发出久藏弥香的魅力，历史总在让我们目瞪口呆——今天的游人从千里之外，万里之遥不辞辛劳来到龙门，直奔的就是那个再无袈裟、也永远再没人敢给其画上袈裟的卢舍那大佛——今天，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似乎龙门就是卢舍那，卢舍那就是龙门了。“很多人看了卢舍那，扭头便离开了龙门。很多人再也不把‘龙门山色’放在眼里了。”龙门石窟导游员曹燕说。
         如果从洛阳市区打的到龙门旅游，没准司机就会和你商量：“看卢舍那去？６０块呀，怪贵的。看你挺好的，坐了我的车，算咱哥们有缘分。想省钱吗？想省，拉你到东山公路上跑一圈，不就得了。”这对那些只想看卢舍那的人来说，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创意”，坐在西山悬崖上的卢舍那将近２０来米高，东山公路离其不到２００米，隔着伊河看卢舍那，自然而真切——在卢舍那眼下看卢舍那，你总觉得卢舍那摆脱不了石头的味道，但站在东山看卢舍那，不仅能看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且那深深浅浅的雕刻在南北长达一公里的石壁上的佛龛，犹如蜂巢犹如棋盘星布眼前，而整个龙门石窟就象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胡须飘然的智者，就象从石头的内部跳出的鲜活的生命，烧得你热血沸腾。当然，出租车司机不用等人耗时、不用空跑了，你一高兴，再多给师傅三五元，这真是眼下特流行的“双赢”。 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出租车司机与游客合演的这出“双簧戏”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永远谢幕了。４月８日，随着距龙门石窟伊河下游１.７公里处龙门北桥、距龙门石窟伊河上游３公里处的龙门南桥在４月５日的竣工通车，龙门风景名胜区实行了封闭管理，自此使用了４０多年、位于龙门石窟脚下的龙门伊河公路大桥“光荣退役”，而平均每天路过龙门石窟的约１.５万辆机动车再不震动与损害龙门石窟了。
         “龙门大桥将改作景区内的步行桥，它和石窟南侧的漫水桥、西山游览路、东山游览路一起，构成个‘口’字型，游客不用再象从前那样游完西山，还得走回头路了。”龙门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李振刚说，“东山不只是看西山石窟的好地方，其实它本身也有不少质量很高的石窟，如万佛沟、看经寺的佛龛，都是盛唐的作品，是龙门石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且香山寺、白园（白居易墓）都在东山，它的绿化也比西山好，以前我们不敢开发，导游也不敢把游客带到东山去，是因为担心出事，你想东山的路上一天跑１.５万辆次机动车，多危险呀！” 此次龙门景区实施封闭管理，正是洛阳市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庄严承诺。
           记者看到，非典时期的龙门石窟尽管每天只有五六十个游人，但龙门大桥上、东山游览路上都是忙碌的施工人员和轰鸣的机器，香山寺刚刚修葺一新，白园的改造工程又已开始。“一个全新的龙门将在今年７月底呈现在游客的面前。”李振刚说。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龙门，因为伊阙之前还横亘着一座高卧伊河之上的龙门大桥，它的巨大体量对龙门空间景观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把龙门大桥将改作景区内的步行桥，只是暂时的权宜之策，在规划中，大桥是要扒掉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将来只保留两个桥头，并把其改造成观景台。没桥后，把西山和东山连接起来的，是仿隋唐样式的人工船。”李振刚说。龙门古称伊阙，而最早把伊阙称作龙门的是隋炀帝。《元和郡县图志》云：“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苏威的逢场做戏可谓绝矣！之后，隋炀帝果然以伊阙为天门在洛阳建了都，龙门正北就是隋东都洛阳外郭城的城门定鼎门。皇帝是真龙天子，隋炀帝把正对城门和皇宫的天阙称为龙门，颇富创意，也自然而然。隋炀帝迁都洛阳，“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洛阳）”，走的当是今天的龙门大道。
        隋的寿命很短，但隋代工匠李春营建的赵州桥，却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石拱桥。赵州桥是一座弧形单孔石拱桥，桥两端的石拱上辟有两个券洞，这种“敞肩拱”是世界桥梁中的首创。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修建了很多石拱桥，但最大跨度的，却是1962年修成的、破坏了隋炀帝看中的“龙门风水”的洛阳龙门公路大桥，它的样子与赵州桥象极了。
         洛阳之南绵延百里、峻极连天的中岳嵩山，构成了古都洛阳的屏障，而在洛阳正南，从嵩山逶迤而来的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两山对峙，崖岸巍然，伊河从龙门喷薄而出，河的两岸，则自古以来就是洛阳通向南方的唯一道路。上世纪60年代，新修的洛（阳）—卢（氏）公路走的是龙门山脚下之伊河西岸，新修的洛（阳）—界（安徽界首）公路通过龙门公路大桥走的是香山脚下之伊河东岸；1970年竣工通车的焦枝铁路龙门隧道，则“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望”。但从上世纪80年代洛—卢公路“让道”，90年代隧道“改道”，到今天洛—界公路“让道”，龙门石窟在“很受伤”之后的“反击”，可谓一招毙敌。
            长河卧波也好，隔河相望也罢，我们过去总怀有一种在旧世界面前建设新世界的冲动。旧世界永远不可能预知新世界的作为，倒是新世界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尊重旧世界，因为鲁迅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它指示着未来的方向。” “长河卧波”很美，但“卧”的不是地方，就成了“丑事”。美与丑，则伴随着我们对龙门的认识颠来倒去地变化着。认识到龙门石窟的旅游经济价值，不该建的，都建了；认识到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该拆的，都拆了；认识到“龙门山色”是自然遗产，“长河卧波”就非扒掉不可了。其实，“龙门山色”是自然遗产，这是白居易早就解答过的问题，不然，白居易怎么会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不然，历朝历代怎么总是把“龙门山色”推为洛阳八景之首。
       白居易对龙门山水的赞叹，今诵犹新。
     “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大桥拆除后，龙门的水光山色将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龙门石窟在伊河两岸静静地呆了1000多年，直到清末，一些书法家发现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魏碑书法，但仍然遗忘了它的造像、它的雕刻。造像题记的发现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遭难——龙门的和尚全都被图财害命的歹徒杀死了。没了和尚的龙门，一时成了土匪的天下

半壁龙门“琵琶行”

站在唐朝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诗人。
1000多年后的今天，余秋雨说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但1000多年前的唐代，在诗人的中间站着的，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于龙门制造的“赋诗夺袍”，在大唐诗坛上的闪耀着夺人心魄的光华。在大唐诗坛上，河南诗人用连绵不绝的墓志铭诉说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杜甫的墓志铭是元稹写的、元稹的墓志铭是白居易写的、而白居易则是李商隐写的。
2003年4月，总投资600多万元的香山寺修复工程宣告竣工。此次修复，新建了钟鼓楼、大雄宝殿、厢房、门楼、观景廊、莲花池、石楼等仿古建筑，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御碑亭、蒋宋别墅、衣钵塔等旧有建筑。
伊河东岸的香山寺，原为唐代印度僧人日照的墓地，而正式立为佛寺，命名为香山寺，是在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由武三思奏请批准的。“洛阳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香山寺）石楼坐朝，文武百官执事班于外而朝焉。”看来，那时的香山寺很象今日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再次来到她的“戴维营”。与洛阳宫相较，这儿轻松悠然，很适合饮酒作诗。武媚娘在感业寺当小尼姑时，就曾在青灯下写过令泪痕变得婉约性感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诗当是写给高宗的。如今成了皇帝的她，倒很想鉴赏一下别人的诗作了。
龙门诗会由武则天提议“召开”，她坐镇香山寺石楼亲自主持这一诗坛盛事，更增加了诗会的“重量”。诗会的“节目主持人”由机敏漂亮的风流才女上官婉儿担当，“诗先成者”的奖品，是御赐锦袍一袭。赏格一出，百官沸腾。第一个把急就（或曰应制）诗交给上官婉儿的，是东方虬。上官婉儿当即宣读——春雪满空来，触处如花开……武则天听着，暗暗佩服东方虬的才华，遂把锦袍奖于东方。老虬从武则天手中接过锦袍，穿在身上，羡煞众人。锦袍只有一袭，奖给“诗先成者”当是最好、最有趣的玩法。然后，再评“诗最好者”，虽没锦袍，但这“荣誉”却很能活跃诗会气氛——上官婉儿一一朗诵陆续叫上来的诗作，并一一点评，最后武三思、沈佺期、宋之问三人为最。
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不仅写得文采飞扬，而且处处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全诗结尾四句，可以说达到极致：“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君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宋诗不仅开宗明义地为武则天的大周唱赞歌，而且还给武则天召开的这次龙门诗会罩上了一道关心农耕的光环。武则天自然知道这是阿谀之词，但还是被搔到了痒处。在场的文武百官，包括负责朗读与评论的上官婉儿，全都为之扼腕称叹：“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此不过是一个人说了“吾皇万岁”，其他的人只好随和而已。只随和还不尽兴，就出现了几位优胜者在武则天面前“乃就夺锦袍赐之”，也不用武则天赐了，自己“赐”给自己好了。这分明是文人给武则天演戏看嘛！
但龙门诗会毕竟是件风流儒雅的盛事，那么多诗人聚集在香山寺热闹并近乎癫狂地争夺一件御赐锦袍，这种气氛，无论“个人心态”，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是起了推进作用的——沈佺期、宋之问当时都是著名的宫廷诗人，所作多为歌舞升平的应制诗，风格绮靡，不脱梁、陈宫体诗风，然沈、宋俩人总结了六朝以来新体诗创作的经验，对律诗的成熟与定型，贡献颇大。
诗人应制作诗，是现实生活难以分割的一部分，由是谈不上高低贵*拍马与否，这似乎也是唐诗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条件。像潇酒如李白，高兴即“我辈岂是蓬蒿人”，怒则“董龙更是何鸡狗”，但玄宗一句“小李呀，朕今儿心情不错，命你赋诗几首助兴”，酒仙忙欣然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赞美太真妃杨氏的漂亮，李龟年则忙不迭地谱之以曲。但热衷于拍，又在心里惭愧着，就不好了。至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骂“汉皇（玄宗）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那是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并不是说白居易比李白更“刚直不阿”。
除《长恨歌》外，白居易的另一首陶醉世界的长诗就是《琵琶行》。诗人以《琵琶行》名世，死后葬身在龙门“琵琶峰”，而今形成的白墓、白园，成了龙门景区的一大风景，是偶然？是必然？
自西而东，过了龙门大桥，就是白园的所在。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和杜甫一样都是祖上来河南作官而“移民”河南的。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卜居18年，他不会不知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话。白生前作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如若死后再葬身洛阳北邙，那“福气”可就大了。但他为什么洛阳之南龙门琵琶峰悬崖峭壁之上，用堪舆家的话说，那可是“断子绝孙”之地！这盖因于他与另一位河南诗人元稹的一段“胜缘”。元白之交，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的新乐府运动不仅是两位诗人共同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诗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比白居易还小7岁的元稹在临终前，把写墓志铭的大事交给了老白。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就象现在的人让明星签字一般，时尚得很，况老白就是自己的铁哥们，何不交于他办理呢？由于这事很盛行，所以唐代的“墓志铭经济”相当厉害，请名人写墓志铭的报酬自然很高，是故河南的另一位大诗人、大文豪韩愈也厕身其间过。生性秉直的另一位河南诗人、也是元稹之后白居易最要好的诗友刘禹锡在祭韩文中就很不客气地说过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爱“谀墓”的韩愈：“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如金山。”
元稹的家人给白居易的“墓志铭酬劳”计六七十万。对白居易这样的大名人来讲，这价钱不是很过分。但元稹是白的哥们，白怎么好意思收元的钱呢！但元遗志难改，白只好收下，为求个心理平衡，白居易就拿这笔钱重修了香山寺——此为武则天之后对香山寺第二次大修，在白的《修香山寺记》中，白把功德归于元稹，这就等于是白居易操持了为元稹发愿祈福的事，不过白自己出些心力而已——在诗中，白也说香山寺“曾随灭劫坏，今遇胜缘修。”。此后，怀着对元稹的一腔思念，白居易“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江州司马名号也被香山居士所取代。白死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把其藏在香山寺北侧。
元稹请白居易给自己写墓志铭，他自己却给杜甫写墓志铭。杜死后暂厝岳阳，杜的孙子杜嗣业40多年后将杜的灵柩运回河南安葬，元稹作墓志铭曰：“诗人以来，未有有子美者。”
从武则天香山“赋诗夺袍”，到白居易死后葬身香山，有唐一代的河南诗人沈佺期、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李商隐等先后来龙门香山寺“参观旅游”，且大都有龙门诗篇遗世。省外的诗人到龙门一游并有诗篇遗世的，有孟浩然、李白、韦应物等。香山不仅是白居易最后的归宿，也是唐代诗歌史上一处流光溢彩高峰。而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于744年在洛阳相会，与老子与孔子在洛阳的见面一样光照千秋。
自武则天到白居易，也是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为白居易撰写墓志铭的河南诗人李商隐，已被归于晚唐诗人，他只能在“夕阳无限好”的无限感叹中迎来结束“诗唐”的黄巢。黄巢结束“唐”方式，除了暴力，还有诗歌——“诗唐”在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中无可奈何地结束了。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黄巢站在洛阳天津桥上所作的这首《自题像》诗，似乎说得很象洛阳乃至卢舍那大佛的命运——唐之后，洛阳再没有做过一个伟大王朝的首都，而著着僧衣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尽管总是从容地微笑着，却“无人识”得它的价值，直到上世纪初西方人来到洛阳，我们才惊回首发现卢舍那昭示的，原来本是那气薄云天的盛唐风华。
唐之后，来龙门香山寺拜谒并留下诗篇的，有宋代诗人梅尧臣、文彦博、欧阳修、邵雍、蔡襄、司马光、黄庭坚、秦观及金代诗人元好问等。他们中有的人看到了卢舍那，却诘问“像成竟何补？”卢舍那不是出土文物，它披风听雨在哪儿坐了1000多年，看到过它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没有一个古人能够告诉我们卢舍那被毁掉的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放置。她一如在黑暗的地下出土的维纳斯，其断臂给世界很多的猜想。
清代皇帝乾隆来到香山，在赞美这儿乃“自古才华地”时，又感叹“虑输白少傅（居易），已著祖先鞭。”乾隆之后，来看白居易的人越来越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卢舍那、白居易“枯荣”轮回，似合自然规律与佛说，但我们景仰艺术，也得赖于春风？
跨过龙门大桥，桥的那头埋葬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与杜甫同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灵魂。杜甫在成都祈求“广厦万间”，白居易则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安得大裘千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白居易在自传中说自己“嗜酒，耽琴，淫诗”。白居易一生“淫诗”无数，有近3000首存世，作于洛阳的800余首。 与白居易一样，据说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死后也葬于龙门东山。“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演绎的“推”“敲”故事广为流传，但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说，“我找了几十年，还是没找到贾岛墓。”
看不完的龙门，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读不完的龙门，还有多少等待后人“推敲”的玄机？盛唐是每个中国人、所有炎黄子孙乃至东方世界永远的骄傲，但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就给其划上了句号。站在诗人中间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其风流也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卢舍那，１０００多年来，始终坐在龙门的高山上微笑着。
卢舍那的笑，就是半个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