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郫的正确读音: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保持对时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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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