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袁莎瑶族舞曲:马立诚：改革的故事（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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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
中国改革——第一个故事
中国历史有个大谜团——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成功了。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而拙于制度创新。是否如此？值得探讨。我把十几次大的改革写成故事，一次一篇，希望大家喜欢。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广为人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激励志士仁人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贫困生范仲淹
入夜，尖利的北风裹夹着旋转的雪花，掠过山东淄州连绵深山，扑向一座古庙。在这座名为醴泉寺的古庙里，一间破败的僧舍内，昏黄的烛光，在墙上映出两个晃动的黑色身影。恐怖的鬼魅展开了黑色的垂天羽翼，要攫住这世界上可怜的人们。
然而，僧舍里，一个19岁的青年，似乎把这一切置之度外。此刻，他正和一个同伴，在炭火的余温中读着《易经》。不时，青年抬起头来，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向同伴提出一个问题，两个人就着风声讨论起来，互不相让。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
范仲淹是个苦孩子。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到朱家，范仲淹也改姓朱，取名朱说。孩子渐渐长大，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流着泪下决心苦读，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
庙里粮食不够吃，范仲淹每天煮两升米的粥，等锅里的粥凝冻成块，用刀划成4块，早晚各取两块。然后，醋汁加盐，拌少许切碎的韭菜，就着粥吃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范仲淹又告别母亲，远赴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连小额贷款也拿不到的范仲淹，在异乡接着过起了食粥苦读的日子。整整5年，睡觉时没有解开衣服。
清贫的生活，使范仲淹与中下层社会天然联系在一起。这个烙印，日后也体现在他的政治选择当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27岁的范仲淹，在宋真宗大中祥符8年（1015）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才恢复范姓，改名范仲淹，把母亲接过来住。
仁宗决心改革
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最大压力，来自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的西夏。宝元三年（1040）初至庆历二年（1042）9月，西夏先后在延安、宁夏隆德、宁夏固原对北宋发动三次大规模入侵。三次大战，北宋均遭惨败，不但损兵折将，丧失地盘，还忍气吞声签订“城下之盟”，每年向西夏大量“赠送”银绢，央求西夏别再动手。北邻辽国也趁火打劫，派人索要土地。北宋只好又增加对辽进贡的银两。一时间，北宋君臣信心大挫，一片低迷。官员们纷纷指责朝廷任人唯亲，将领无能，军队腐败严重，士兵缺乏训练等等，搞得宋仁宗焦头烂额。
内部情况也很堵心。庆历三年（1043）5月，宋夏战事还未完结，北宋军队有个叫王伦的小卒子宣布反对大宋。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二愣子一站出来，顷刻间汇成千军万马，闹哄哄从山东的临沂向北打到益都，然后南下江苏连云港、淮安，一直打到扬州，好不威风。仁宗调动大量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安徽和县将王伦打败。其他揭竿而起的亡命之徒如张海、郭邈，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令人惊骇的是，这些叛兵所到之处，各州县领导班子不是作鸟兽散，就是忙不迭办好酒肉出门迎接，恭请叛军住进州县政府大院，提供完善服务。有的甚至主动打开本地武器库，加强叛军装备。
这些乱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范仲淹已经五十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每逢范仲淹因直言被贬一次，当时的人就说“光”一次；第三次贬，则被称为“尤光”。此时，范仲淹占据了全国道德制高点。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盼他出来执政有如大旱之盼甘霖。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基于舆情，仁宗对范仲淹也寄予厚望。庆历三年（1043）8月，提拔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史（全军副统帅）。9月，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韩琦，要他们尽力筹划国事，拿出除旧布新的改革章程，不要有任何顾虑。月底，仁宗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他们。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从未在此接见大臣，可谓礼遇空前。在天章阁，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在自己对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催促他们写出方案。过了几天，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催他们快办。
本来范仲淹还有动摇，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仲淹这个奏折在中国改革史大大有名。哪十件事呢？
一是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制度。过去重年资轻本事，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没错就升。范仲淹要求打破年资制，着重看政绩，把才能和功劳放在第一位，鼓励破格升迁。为了惩治庸碌不作为，规定在京文官延长到五年才考核。
二是改变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说这是造成官员过多过滥、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必须痛加纠正。
三是改变过去以做诗和背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考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是严格选拔地方官。考察他们的德才政绩，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
五是鉴于各地领导干部待遇极低，为了防止贪污，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让他们种点粮菜，改善生活，保持廉洁。
六是每年秋收后各地必须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
七是招募5万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时打仗。
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
九是过去皇帝在祭祀或过节时表态要减少农民税费，事后就忘了。这种情况要改正。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一定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
十是朝廷要要十分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
十条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跑官买官的太多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首先，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多。就取士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封王封官，是历朝通例，且不细表。
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汉朝唐朝当官也有世袭，但只能子孙世袭。北宋开国以来，渐渐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推荐当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这自然是跑官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的名单递上去，在皇帝那里排个位子。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比如每隔三年一次的郊外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往往一次批准上千干部子弟当官，这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三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七十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十五岁，子侄年满二十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一些已退的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三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三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纮、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
激进的欧阳修
特殊利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洪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9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不少古文选本称赞说，这篇文章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是一篇说理的范文。文学上一篇好文章，有时在政治发展上却起了负面作用，《朋党论》是一个例子。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6月，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11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二十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毕升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算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
与范仲淹改革大体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已经悄然萌芽。1085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这就是比萨。从此开始，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英国史学家昆廷 " 斯金纳在他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开头就说：这些城市如此向往自由，以至于自己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利欲望得到控制，并使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
而此时，仔弱的北宋，在皇权绝对统治下，一再拒绝根本的改革，向灭亡的终点摇晃着行进。
马立诚：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中国改革——第二个故事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大体说来，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掠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活活是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疯狂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夹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触也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这就就好像北京“的哥”开车时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 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口出恶言，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给外国，这就是债务奴隶。这一弊端，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外国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四百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一等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马立诚：“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中国改革——第三个故事
传统中国有个谜团：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失败，而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获得成功。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却拙于制度创新。是否如此，值得我们探讨。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八司马事件（805），或称永贞革新，就是十几次影响较大的大的改革之一。这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革新，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更加令人瞩目。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近来有论者似乎紧跟矮化改革的时髦，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宦官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七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有争议也是好事。说明大家打通今古，对改革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延续。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信然。所以，研究历史上改革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改革的理解与把握。
王叔文和王伾堪称唐朝奇人，两人都是浙江人。王伾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一手好书法，被委派为德宗太子李诵的书法老师。王叔文是绍兴人，此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因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王伾诙谐，与李诵玩得最亲热。王叔文沉稳，智谋突出，“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对王叔文更敬重。
当然，事情发展远不止此。因缘际会的是，二王心思很大，洞彻时局，颇有文武谋略。李诵对父亲种种作为也很不以为然。德宗心胸狭仄，贪婪成性，重用宦官，纵容藩镇，加重了唐朝危机。对此，四十多岁的李诵忧心如焚。
就身边事而言，李诵最难过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弊政。宫市是皇宫采购，宦官买东西不按规矩付款，少付多拿。后来，宦官们干脆在长安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名“白望”。所谓“白望”，就是站在市场上左右张望，见到好东西就说皇宫需要，白白拿走。店家见到“白望”出动，纷纷闭门谢市，长安日渐萧条了。白居易实在气不过，冒险写了《卖炭翁》一诗揭露皇室黑幕，沉痛至极。五坊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五坊小儿（唐朝对宫中服役的人多称为小儿）简直一批流氓，依仗皇宫权势，故意将网张在人家门口或者井口。有人走近，就诬称惊动了朝廷需要的鸟雀，一阵痛打，直至拿钱来才肯罢休。
一次，李诵与王叔文等人聊到宫市弊害。他说：“此事弊端太大，我想进言，要求罢免宫市。”大家都赞成，独王叔文一言不发。李诵等众人走后，问王叔文：“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说：“本朝规定，太子要好好学习，侍膳问安，不要多过问朝政。评头品足多了，会引起疑心。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买人心，那怎么解释？”李诵听了连连点头。原来，德宗猜忌心强，常常不计后果轻举妄动。先是，德宗登基不久的贞元三年（787），曾因宫里一件案子，差点废了李诵的太子地位。幸亏宰相李泌拼死力谏才保住。李诵想起往事，不禁后怕。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格外器重。李诵与二王的日常议题，大都是继位之后如何改革政治弊端。一个小小影子内阁大体成形了。
当然，影子内阁并非只有二王。为了实现预定目标，二王在朝廷内先后物色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当推刘禹锡、柳宗元。后人又称改革集团为“二王刘柳”。刘、柳二人当时都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处级官员）。韩愈著《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新唐书》说，王叔文称刘禹锡有“宰相器”。其他人士还有凌准、韩泰、韩晔、程异、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等。这些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基本是御史台（监察部）和六部衙门小官，他们在吏治、军事、财经等方面各有所长，成为这一团体重要成员。
当然，还需要在资历较深的要员中寻求支持。李诵和王叔文的目光瞄准了德宗十分欣赏的才子韦执谊。韦执谊出身望族，少有才名，先后任右拾遗（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助理），是德宗晚年最信任的六大红人之一。一次，韦执谊得到李诵赏赐，特地到东宫拜谢。李诵当场郑重地向韦执谊推荐王叔文，称赞王叔文是个伟才。从此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交，日益密切。
不幸的是，就在德宗生命渐近尾声之际，李诵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贞元二十年（804），李诵突然中风躺倒，体力衰竭，失去说话能力，成了哑巴。这对改革集团是一重击。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去世。二十六日，四十五岁的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顺宗掌政之后，二月任命韦执谊为宰相，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属门下省，政策研究的高级官员）。三月任命王伾为翰林学士。后又任命凌准为翰林学士，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工部中级官员，负责农田建设及粮食调配），韩泰为度支郎中（财政部中级官员），陆质为给事中（属门下省，审议机要文件的中级官员），韩晔为司封郎中（中央组织部中级官员），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文教外交的中级官员）等。
当时，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机密诏令，是除宦官之外唯一能自由出入皇宫内廷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自然比其他朝臣更亲近。王叔文取得学士职位后，指挥定夺，迅即着手改革。
顺宗卧病失音，只好挂起帘子处理政务，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左右侍奉。当时施政路径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处理政务提出建议告诉王伾，王伾入内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李、牛二人再转告顺宗。顺宗点头之后再返回来，由牛、李传话王伾，王伾出宫找王叔文，王叔文裁断之后，再会商韦执谊贯彻执行。王叔文官虽不大，却握实权。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重点收集朝廷内外信息，归纳整理，提出对策。一个以顺宗为总后台、王叔文为总指挥的革新集团正式形成。
攻坚战打响。“二王刘柳”在顺宗支持下大刀阔斧改革积弊，短时间出台诸多顺应人心的重大举措。
1、二月，罢去宫市和五坊小儿。京师百姓“人心大悦”。
2、同月，罢免大贪官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李实是皇族，封为道王，残暴贪婪。贞元二十年（804）春夏，关中大旱，颗粒无收，李实却虚报丰收，租税一点不减，逼迫百姓卖房卖地。有个叫成辅端的艺人编了顺口溜讽刺李实，被李实扣上“诽谤国政”罪名杖杀。顺宗下诏历数李实罪状，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辅佐官员）。诏书一出，“市井欢呼”。
3、同月，放还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哭泣声和欢悦声响彻街道。
4、三月，调整干部政策。德宗执政后期，群臣因微小过失贬逐者永不起用。顺宗下令把长期贬到远方的陆贽、阳城等召回录用。陆贽是唐代名臣，任宰相时因直言，被德宗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副职，为养老闲职）。阳城也是有口皆碑的正直官员，因提意见贬为道州（湖南道县）刺史（一把手）。可惜诏书还未抵达忠州和道州，陆贽和阳城就病故了。
有了这几条，人心振奋，为改革开了个好头。但这几条尚未动摇根本，保守势力不便妄动，他们还没有被逼进死角。
在此之后，“二王刘、柳”从经济、军事、政治几方面展开纵深行动，就碰到了宦官和藩镇这两个黑暗势力的命根子，双方逐渐撕破脸。
三月，任命与刘禹锡关系密切的宰相杜佑任度支、盐铁转运使（最高财政长官），王叔文为副使，由王叔文掌财政实权。又任命刘禹锡为度支盐铁判案（财政长官助理），协助管理财政。《云仙杂记》一书说刘禹锡每天席不暇暖，处理大量公文来信并接待各种来访，解决财政问题，当机立断，才干卓越。保守势力沉不住气了。他们看出王叔文手里有了财权，就可以交结大臣，交好军队，扎牢改革营盘。于是，一个叫窦群的侍御史首先叫阵，上书控告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当时改革派正在风头上，自然告不下来。王叔文火了，要拿窦群开刀，立即罢窦群的官。韦执谊出面力劝，说窦群这个人素有梗直名声，罢了他有副作用，先留着吧。这个回合，保守势力失败，朝廷氛围紧张起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改革者掌握财政大权，颇有些作为。豁免了民间对官府各种旧欠，停止正税以外的各种供奉，大力减轻百姓负担。德宗时期，各地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讨皇帝喜欢。节度使额外盘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之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竟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德宗每年收进奉多则五十万缗，少则三十万缗，成为制度。顺宗下旨罢除各种名目进奉。接着又罢除盐铁使的月进钱。盐铁专卖是政府重要收入，盐铁使每月向皇帝进贡现款专供私用，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正常收入。与此同时，还免除了百姓积欠各级政府的税赋总计价值52万6814贯（钱）、匹（绢）、束（丝）。
保守势力哪肯罢休？此时顺宗病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朝内外怕顺宗突然死去，陷入混乱，很想确立太子。老谋深算的宦官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势，他们拉拢顺宗长子广陵王李纯，谋划让李纯取代顺宗。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召来德宗时的元老郑絪、卫次公等入宫商议，元老们写下四个大字“立嫡以长”呈上。病入膏肓的顺宗在压力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同意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四月六日为皇太子举行册礼。
韦执谊想摸摸太子李纯到底是什么态度。四月中，他让陆质去做太子侍读，以便施加影响。谁知陆质刚议论朝政几句，就被李纯斥责：“陛下让先生为我讲经，为什么说其他事？”吓得陆质赶快退出去了。
五月，得知这些消息的二王刘柳决定绝地大反击，一举谋夺宦官兵权。先是，德宗时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终唐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这是宦官左右朝政的根本。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又派韩泰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帅神策军，为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
这就要了宦官的命了。一些将领对俱文珍说，范希朝统兵以后，就没你们的事了。俱文珍暴跳如雷，决定拼了。他对宦官们说：“王叔文的阴谋如果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手里！”宦官们马上秘密通知各地将领，不要听范希朝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范希朝带领韩泰到奉天（陕西乾县）视察军队，军队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见的。韩泰见到这种情况大惊失色，飞马回来报告王叔文。王叔文无计可施，叹气说：“这怎么办哪？”
此时，朝廷突然下了一道制书，虽然明确了王叔文仍继续担任度支、盐铁副使，但削去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如果没有这一职务，就不能到翰林院议政，更无由入宫。王伾也很着急，多次要求恢复王叔文的学士职务，最后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一次，不过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这是俱文珍的报复。
六月，又一严峻考验来到。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趁朝廷换皇帝的当口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并威胁王叔文说，如果不准，必将报复。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藩镇拥兵自重，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向中央政府开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要求，并准备杀死刘辟，刘辟腿快逃走。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竟然上书要求身体不好的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朝内外反改革势力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打击接踵而来。与韦执宜同为宰相的元老贾眈因政见不合，称病回家。另一元老宰相郑询瑜干脆拍桌子拂袖而去。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被韦执谊拒绝。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日后清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尽孝，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王伾慌了，走马灯似地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伾大恐，火急攻心，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及藩镇持续压迫下，同意太子监国。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四日，顺宗下诏禅让，宣布将这一年改年号为永贞，自称太上皇，决定九日太子正式登基。离李纯正式即位还差三天，宦官就开始清算。八月六日，诏书下，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辅佐官员）。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王伾到贬所即病死。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十一月，下诏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
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皇帝。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二王一点办法没有。“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忌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担心顺宗不久于世，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结果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仍然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他们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一个接一个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团体内有人说“某甲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两天某甲便已得到这个职位。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王伾还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结果授人口实。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韦产生不同意见，窦群事件就是个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杀刘辟，韦执谊竭力劝阻。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也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计谋不足，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中国改革——第一个故事
中国历史有个大谜团——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成功了。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而拙于制度创新。是否如此？值得探讨。我把十几次大的改革写成故事，一次一篇，希望大家喜欢。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广为人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激励志士仁人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贫困生范仲淹
入夜，尖利的北风裹夹着旋转的雪花，掠过山东淄州连绵深山，扑向一座古庙。在这座名为醴泉寺的古庙里，一间破败的僧舍内，昏黄的烛光，在墙上映出两个晃动的黑色身影。恐怖的鬼魅展开了黑色的垂天羽翼，要攫住这世界上可怜的人们。
然而，僧舍里，一个19岁的青年，似乎把这一切置之度外。此刻，他正和一个同伴，在炭火的余温中读着《易经》。不时，青年抬起头来，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向同伴提出一个问题，两个人就着风声讨论起来，互不相让。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
范仲淹是个苦孩子。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到朱家，范仲淹也改姓朱，取名朱说。孩子渐渐长大，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流着泪下决心苦读，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
庙里粮食不够吃，范仲淹每天煮两升米的粥，等锅里的粥凝冻成块，用刀划成4块，早晚各取两块。然后，醋汁加盐，拌少许切碎的韭菜，就着粥吃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范仲淹又告别母亲，远赴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连小额贷款也拿不到的范仲淹，在异乡接着过起了食粥苦读的日子。整整5年，睡觉时没有解开衣服。
清贫的生活，使范仲淹与中下层社会天然联系在一起。这个烙印，日后也体现在他的政治选择当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27岁的范仲淹，在宋真宗大中祥符8年（1015）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才恢复范姓，改名范仲淹，把母亲接过来住。
仁宗决心改革
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最大压力，来自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的西夏。宝元三年（1040）初至庆历二年（1042）9月，西夏先后在延安、宁夏隆德、宁夏固原对北宋发动三次大规模入侵。三次大战，北宋均遭惨败，不但损兵折将，丧失地盘，还忍气吞声签订“城下之盟”，每年向西夏大量“赠送”银绢，央求西夏别再动手。北邻辽国也趁火打劫，派人索要土地。北宋只好又增加对辽进贡的银两。一时间，北宋君臣信心大挫，一片低迷。官员们纷纷指责朝廷任人唯亲，将领无能，军队腐败严重，士兵缺乏训练等等，搞得宋仁宗焦头烂额。
内部情况也很堵心。庆历三年（1043）5月，宋夏战事还未完结，北宋军队有个叫王伦的小卒子宣布反对大宋。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二愣子一站出来，顷刻间汇成千军万马，闹哄哄从山东的临沂向北打到益都，然后南下江苏连云港、淮安，一直打到扬州，好不威风。仁宗调动大量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安徽和县将王伦打败。其他揭竿而起的亡命之徒如张海、郭邈，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令人惊骇的是，这些叛兵所到之处，各州县领导班子不是作鸟兽散，就是忙不迭办好酒肉出门迎接，恭请叛军住进州县政府大院，提供完善服务。有的甚至主动打开本地武器库，加强叛军装备。
这些乱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范仲淹已经五十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每逢范仲淹因直言被贬一次，当时的人就说“光”一次；第三次贬，则被称为“尤光”。此时，范仲淹占据了全国道德制高点。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盼他出来执政有如大旱之盼甘霖。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基于舆情，仁宗对范仲淹也寄予厚望。庆历三年（1043）8月，提拔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史（全军副统帅）。9月，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韩琦，要他们尽力筹划国事，拿出除旧布新的改革章程，不要有任何顾虑。月底，仁宗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他们。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从未在此接见大臣，可谓礼遇空前。在天章阁，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在自己对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催促他们写出方案。过了几天，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催他们快办。
本来范仲淹还有动摇，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仲淹这个奏折在中国改革史大大有名。哪十件事呢？
一是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制度。过去重年资轻本事，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没错就升。范仲淹要求打破年资制，着重看政绩，把才能和功劳放在第一位，鼓励破格升迁。为了惩治庸碌不作为，规定在京文官延长到五年才考核。
二是改变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说这是造成官员过多过滥、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必须痛加纠正。
三是改变过去以做诗和背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考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是严格选拔地方官。考察他们的德才政绩，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
五是鉴于各地领导干部待遇极低，为了防止贪污，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让他们种点粮菜，改善生活，保持廉洁。
六是每年秋收后各地必须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
七是招募5万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时打仗。
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
九是过去皇帝在祭祀或过节时表态要减少农民税费，事后就忘了。这种情况要改正。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一定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
十是朝廷要要十分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
十条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跑官买官的太多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首先，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多。就取士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封王封官，是历朝通例，且不细表。
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汉朝唐朝当官也有世袭，但只能子孙世袭。北宋开国以来，渐渐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推荐当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这自然是跑官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的名单递上去，在皇帝那里排个位子。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比如每隔三年一次的郊外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往往一次批准上千干部子弟当官，这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三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七十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十五岁，子侄年满二十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一些已退的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三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三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纮、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
激进的欧阳修
特殊利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洪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9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不少古文选本称赞说，这篇文章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是一篇说理的范文。文学上一篇好文章，有时在政治发展上却起了负面作用，《朋党论》是一个例子。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6月，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11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二十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毕升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算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
与范仲淹改革大体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已经悄然萌芽。1085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这就是比萨。从此开始，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英国史学家昆廷 " 斯金纳在他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开头就说：这些城市如此向往自由，以至于自己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利欲望得到控制，并使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
而此时，仔弱的北宋，在皇权绝对统治下，一再拒绝根本的改革，向灭亡的终点摇晃着行进。
马立诚：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中国改革——第二个故事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大体说来，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掠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活活是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疯狂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夹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触也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这就就好像北京“的哥”开车时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 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口出恶言，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给外国，这就是债务奴隶。这一弊端，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外国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四百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一等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马立诚：“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中国改革——第三个故事
传统中国有个谜团：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失败，而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获得成功。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却拙于制度创新。是否如此，值得我们探讨。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八司马事件（805），或称永贞革新，就是十几次影响较大的大的改革之一。这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革新，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更加令人瞩目。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近来有论者似乎紧跟矮化改革的时髦，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宦官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七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有争议也是好事。说明大家打通今古，对改革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延续。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信然。所以，研究历史上改革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改革的理解与把握。
王叔文和王伾堪称唐朝奇人，两人都是浙江人。王伾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一手好书法，被委派为德宗太子李诵的书法老师。王叔文是绍兴人，此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因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王伾诙谐，与李诵玩得最亲热。王叔文沉稳，智谋突出，“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对王叔文更敬重。
当然，事情发展远不止此。因缘际会的是，二王心思很大，洞彻时局，颇有文武谋略。李诵对父亲种种作为也很不以为然。德宗心胸狭仄，贪婪成性，重用宦官，纵容藩镇，加重了唐朝危机。对此，四十多岁的李诵忧心如焚。
就身边事而言，李诵最难过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弊政。宫市是皇宫采购，宦官买东西不按规矩付款，少付多拿。后来，宦官们干脆在长安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名“白望”。所谓“白望”，就是站在市场上左右张望，见到好东西就说皇宫需要，白白拿走。店家见到“白望”出动，纷纷闭门谢市，长安日渐萧条了。白居易实在气不过，冒险写了《卖炭翁》一诗揭露皇室黑幕，沉痛至极。五坊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五坊小儿（唐朝对宫中服役的人多称为小儿）简直一批流氓，依仗皇宫权势，故意将网张在人家门口或者井口。有人走近，就诬称惊动了朝廷需要的鸟雀，一阵痛打，直至拿钱来才肯罢休。
一次，李诵与王叔文等人聊到宫市弊害。他说：“此事弊端太大，我想进言，要求罢免宫市。”大家都赞成，独王叔文一言不发。李诵等众人走后，问王叔文：“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说：“本朝规定，太子要好好学习，侍膳问安，不要多过问朝政。评头品足多了，会引起疑心。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买人心，那怎么解释？”李诵听了连连点头。原来，德宗猜忌心强，常常不计后果轻举妄动。先是，德宗登基不久的贞元三年（787），曾因宫里一件案子，差点废了李诵的太子地位。幸亏宰相李泌拼死力谏才保住。李诵想起往事，不禁后怕。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格外器重。李诵与二王的日常议题，大都是继位之后如何改革政治弊端。一个小小影子内阁大体成形了。
当然，影子内阁并非只有二王。为了实现预定目标，二王在朝廷内先后物色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当推刘禹锡、柳宗元。后人又称改革集团为“二王刘柳”。刘、柳二人当时都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处级官员）。韩愈著《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新唐书》说，王叔文称刘禹锡有“宰相器”。其他人士还有凌准、韩泰、韩晔、程异、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等。这些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基本是御史台（监察部）和六部衙门小官，他们在吏治、军事、财经等方面各有所长，成为这一团体重要成员。
当然，还需要在资历较深的要员中寻求支持。李诵和王叔文的目光瞄准了德宗十分欣赏的才子韦执谊。韦执谊出身望族，少有才名，先后任右拾遗（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助理），是德宗晚年最信任的六大红人之一。一次，韦执谊得到李诵赏赐，特地到东宫拜谢。李诵当场郑重地向韦执谊推荐王叔文，称赞王叔文是个伟才。从此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交，日益密切。
不幸的是，就在德宗生命渐近尾声之际，李诵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贞元二十年（804），李诵突然中风躺倒，体力衰竭，失去说话能力，成了哑巴。这对改革集团是一重击。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去世。二十六日，四十五岁的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顺宗掌政之后，二月任命韦执谊为宰相，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属门下省，政策研究的高级官员）。三月任命王伾为翰林学士。后又任命凌准为翰林学士，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工部中级官员，负责农田建设及粮食调配），韩泰为度支郎中（财政部中级官员），陆质为给事中（属门下省，审议机要文件的中级官员），韩晔为司封郎中（中央组织部中级官员），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文教外交的中级官员）等。
当时，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机密诏令，是除宦官之外唯一能自由出入皇宫内廷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自然比其他朝臣更亲近。王叔文取得学士职位后，指挥定夺，迅即着手改革。
顺宗卧病失音，只好挂起帘子处理政务，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左右侍奉。当时施政路径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处理政务提出建议告诉王伾，王伾入内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李、牛二人再转告顺宗。顺宗点头之后再返回来，由牛、李传话王伾，王伾出宫找王叔文，王叔文裁断之后，再会商韦执谊贯彻执行。王叔文官虽不大，却握实权。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重点收集朝廷内外信息，归纳整理，提出对策。一个以顺宗为总后台、王叔文为总指挥的革新集团正式形成。
攻坚战打响。“二王刘柳”在顺宗支持下大刀阔斧改革积弊，短时间出台诸多顺应人心的重大举措。
1、二月，罢去宫市和五坊小儿。京师百姓“人心大悦”。
2、同月，罢免大贪官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李实是皇族，封为道王，残暴贪婪。贞元二十年（804）春夏，关中大旱，颗粒无收，李实却虚报丰收，租税一点不减，逼迫百姓卖房卖地。有个叫成辅端的艺人编了顺口溜讽刺李实，被李实扣上“诽谤国政”罪名杖杀。顺宗下诏历数李实罪状，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辅佐官员）。诏书一出，“市井欢呼”。
3、同月，放还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哭泣声和欢悦声响彻街道。
4、三月，调整干部政策。德宗执政后期，群臣因微小过失贬逐者永不起用。顺宗下令把长期贬到远方的陆贽、阳城等召回录用。陆贽是唐代名臣，任宰相时因直言，被德宗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副职，为养老闲职）。阳城也是有口皆碑的正直官员，因提意见贬为道州（湖南道县）刺史（一把手）。可惜诏书还未抵达忠州和道州，陆贽和阳城就病故了。
有了这几条，人心振奋，为改革开了个好头。但这几条尚未动摇根本，保守势力不便妄动，他们还没有被逼进死角。
在此之后，“二王刘、柳”从经济、军事、政治几方面展开纵深行动，就碰到了宦官和藩镇这两个黑暗势力的命根子，双方逐渐撕破脸。
三月，任命与刘禹锡关系密切的宰相杜佑任度支、盐铁转运使（最高财政长官），王叔文为副使，由王叔文掌财政实权。又任命刘禹锡为度支盐铁判案（财政长官助理），协助管理财政。《云仙杂记》一书说刘禹锡每天席不暇暖，处理大量公文来信并接待各种来访，解决财政问题，当机立断，才干卓越。保守势力沉不住气了。他们看出王叔文手里有了财权，就可以交结大臣，交好军队，扎牢改革营盘。于是，一个叫窦群的侍御史首先叫阵，上书控告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当时改革派正在风头上，自然告不下来。王叔文火了，要拿窦群开刀，立即罢窦群的官。韦执谊出面力劝，说窦群这个人素有梗直名声，罢了他有副作用，先留着吧。这个回合，保守势力失败，朝廷氛围紧张起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改革者掌握财政大权，颇有些作为。豁免了民间对官府各种旧欠，停止正税以外的各种供奉，大力减轻百姓负担。德宗时期，各地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讨皇帝喜欢。节度使额外盘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之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竟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德宗每年收进奉多则五十万缗，少则三十万缗，成为制度。顺宗下旨罢除各种名目进奉。接着又罢除盐铁使的月进钱。盐铁专卖是政府重要收入，盐铁使每月向皇帝进贡现款专供私用，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正常收入。与此同时，还免除了百姓积欠各级政府的税赋总计价值52万6814贯（钱）、匹（绢）、束（丝）。
保守势力哪肯罢休？此时顺宗病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朝内外怕顺宗突然死去，陷入混乱，很想确立太子。老谋深算的宦官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势，他们拉拢顺宗长子广陵王李纯，谋划让李纯取代顺宗。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召来德宗时的元老郑絪、卫次公等入宫商议，元老们写下四个大字“立嫡以长”呈上。病入膏肓的顺宗在压力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同意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四月六日为皇太子举行册礼。
韦执谊想摸摸太子李纯到底是什么态度。四月中，他让陆质去做太子侍读，以便施加影响。谁知陆质刚议论朝政几句，就被李纯斥责：“陛下让先生为我讲经，为什么说其他事？”吓得陆质赶快退出去了。
五月，得知这些消息的二王刘柳决定绝地大反击，一举谋夺宦官兵权。先是，德宗时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终唐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这是宦官左右朝政的根本。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又派韩泰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帅神策军，为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
这就要了宦官的命了。一些将领对俱文珍说，范希朝统兵以后，就没你们的事了。俱文珍暴跳如雷，决定拼了。他对宦官们说：“王叔文的阴谋如果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手里！”宦官们马上秘密通知各地将领，不要听范希朝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范希朝带领韩泰到奉天（陕西乾县）视察军队，军队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见的。韩泰见到这种情况大惊失色，飞马回来报告王叔文。王叔文无计可施，叹气说：“这怎么办哪？”
此时，朝廷突然下了一道制书，虽然明确了王叔文仍继续担任度支、盐铁副使，但削去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如果没有这一职务，就不能到翰林院议政，更无由入宫。王伾也很着急，多次要求恢复王叔文的学士职务，最后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一次，不过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这是俱文珍的报复。
六月，又一严峻考验来到。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趁朝廷换皇帝的当口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并威胁王叔文说，如果不准，必将报复。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藩镇拥兵自重，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向中央政府开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要求，并准备杀死刘辟，刘辟腿快逃走。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竟然上书要求身体不好的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朝内外反改革势力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打击接踵而来。与韦执宜同为宰相的元老贾眈因政见不合，称病回家。另一元老宰相郑询瑜干脆拍桌子拂袖而去。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被韦执谊拒绝。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日后清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尽孝，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王伾慌了，走马灯似地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伾大恐，火急攻心，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及藩镇持续压迫下，同意太子监国。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四日，顺宗下诏禅让，宣布将这一年改年号为永贞，自称太上皇，决定九日太子正式登基。离李纯正式即位还差三天，宦官就开始清算。八月六日，诏书下，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辅佐官员）。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王伾到贬所即病死。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十一月，下诏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
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皇帝。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二王一点办法没有。“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忌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担心顺宗不久于世，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结果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仍然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他们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一个接一个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团体内有人说“某甲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两天某甲便已得到这个职位。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王伾还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结果授人口实。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韦产生不同意见，窦群事件就是个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杀刘辟，韦执谊竭力劝阻。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也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计谋不足，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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