藕条怎么炒好吃又简单:斯大林篡改列宁遗嘱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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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俄)尤·阿·布拉诺夫著. 张志强、赵志鹏,新华出版社,1999.1。
篡改列宁政治“遗嘱”的秘密产生于列宁开始口授自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在随后的年代里,直至前不久,一直有种说法,即列宁在1922年12月最后几天口授的内容后来被歪曲了,但是却没有能用文件证实这一点的直接事例。最终这种事例还是出现了。它们说明,斯大林在从列宁秘书处得到列宁口授内容的文本后有机会对其加以编辑。借助于文件的原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一次。下面的陈述目的不仅仅是确认篡改载入史册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份文件的事实,而且还要查明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
1970年,一页手稿从苏共中央总务部转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该手稿是列宁
众所周知,《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打字稿发表的。而这里谈论的这份文件是手写稿,它是由阿利卢耶娃*亲手记下来的。可见,目前这是列宁秘书处工作人员亲笔记下来的、列宁在
[* 娜·谢·阿利卢耶娃(1897-1932),斯大林的妻子,参与了《值班秘书日志》的记录工作。正是她在
不同点有两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字稿是这样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玛·沃·记录[1](此注见书后“注释”,以下类同)
请注意打字稿的第四段。*这一段说:“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作者标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 此处和下面提到的打字稿均指的是《列宁全集》第45卷(343-344页)上发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记录稿。]
在手写稿中没有划线部分的话。这是同一份文件手写稿与打字稿之间的第一个不同点。当然,有还是没有上面划线部分的话会大大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对比一下第五段的打字稿与手写稿,那么句子意思的改变就更大了。
我们看到,打字稿第五段是这样的: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作者标注)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手写稿中,最后一句的结尾是:“……对党的所有‘评判人’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用了“前途”(在打字稿中不带引号)一词的句子虽然严整,但却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是按照“遗嘱”的特性加以编辑处理的。用了“评判人”一词的手写稿(这个词在稿中加了引号,这并非偶然)则符合公文的特性和风格。
列宁到底称哪些人为“评判人”呢?列宁
在这段文字中(它在意思上和形式上都与上一段紧密相联),列宁把“评判人”具体地点了出来——奥登堡。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是寄希望于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复仇的政治侨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前途”一词),文章的表述风格是转文(要让我说,这是斯大林风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典型的政论风格、列宁的风格。
关于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对列宁的文章加以“编辑”,将在下面陈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另一份同样需要给予简要说明的史料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存有一套集成一卷的文件,这是在1956年筹备出版列宁的“政治遗嘱”期间收集的文件。文件中附有一张卡片(原件),上面写有如下文字:“莫斯科,
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寄出的“答应提供的材料”,是
可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古比雪夫在认真研究了列宁的口授记录后将它们交给了由加米涅夫控制的档案馆。这件事发生一年后,克鲁普斯卡娅于
综上所述,现在来论证一下本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在历史学家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列宁决定不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了解自己
实际上,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
[*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也病了。
他估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时间还足够,政治局来得及研究他的建议。与此同时,列宁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健康并参加代表大会。**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4分钟时间里口授自己的又一封信时,他未作任何指示,包括自己的口授内容要保密这样的指示。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志中对这一事实做了如下确认:
[** 据《值班秘书日志》证实,
8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我去他的住所。口授了4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口授得很快,但他的病状仍感觉得出来。结束时问今天是几号。还问我为什么脸色这样苍白,为什么没有参加代表大会,对占了我本来可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时间表示遗憾。此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4]
第二天,也就是
[*
显然,斯大林也清楚这一点。为以防力一,在充分了解列宁的健康状况、情绪和举动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导致斯大林篡改列宁文件的情况。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事情的发展经过如下。
约瑟夫:
今天晚上托洛茨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收到了老头子的便函,老头子对全会通过的关于 外贸的决议表示满意。不过,他请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的分组会上就此问题作报告,从而为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打下基独。看来,目的是要加强这一立场。托洛茨基未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请求将这个问题转达给中央代表大会筹委会。我答应他将此事转告你,所以就这么做了。
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打算在我的报告中及时汇报中央全会决议的情况。握手。列·加米涅夫。
我打算明天来,因为写报告用的材料大多了,搞得我连它们的调子都分不清了。列·加。[8]
斯大林马上就回了信:
加米涅夫同志:
便函已收到。我认为,应该仅限于在你的报告中表态,不要在分组会上展示老头子是如何在费尔斯捷尔绝对禁止的情况下与托洛茨基通信的。约·斯大林。[9]
在这一天,斯大林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甚至“不体面地谩骂和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信给加米涅夫:
经医生许可,我记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因为这件事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我。
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我从未听到过一位同志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的利益和伊里奇的利益的程度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的自制力。我比任何一位医生都清楚什么该对伊里奇说,什么不该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不会。不管怎样,我比斯大林更清楚。我把您和格里戈里当作弗·伊的亲密同事,我请求你们采取措施,以免我的个人生活受到粗暴干涉,以免我受到不体面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受到斯大林威胁的监察委员会将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能够花在对付这种无聊勾当上的精力和时间。我也是活生生的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了。娜·克鲁普斯卡娅。[10]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
托洛茨基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1922年秋天,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但却与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的立场相对立。
对有关上述种种情况的文件加以分析便使人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斯大林的地位已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个人利益对他来说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他下决心要改变列宁
文本很可能是在
在1923年1月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国家管理问题曾多次交换信件。斯大林认为,国家机关应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按照他的意图,增加到5人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团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应该归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斯大林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而按照托洛茨基的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担当统筹和领导国家经济机关工作的角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接受国家计委主席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席)。由于打算实现自己的设想,而且显然在谋求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所以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建议他担任的职务。
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委起特殊作用的想法,以及列宁预见到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个人之争的尖锐化,卷入了这种纯粹的行政计划。在
这几天也把列宁
在让托洛茨基看“编辑过的”列宁口授记录的同时,斯大林实施了另一个行动。其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从列宁秘书处得到的情况(因为托洛茨基在收到列宁的第一封信以后无疑会等着后面的来信)。斯大林的行动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列宁对他视之为俄共(布)中央的两位“杰出领袖”所作的评价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14]
有关列宁政治“遗嘱”问题的书籍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断言,虽然列宁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可能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不仅看到了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经验丰富的档案专家在发表这两封信时措辞如此谨慎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文件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列宁“遗嘱”?对一些文件加以分析便可确定事情的如下基本轮廓。
福季耶娃写道:
我请求已经了解这封信的同志们在以后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千万不要透露所犯的错误,不要让他有任何根据来推测信已被人知道。我还请求把这封信同谁也不应该知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笔录一样看待。
在向斯大林通报此事时,加米涅夫直接就在福季耶娃的声明后面写了以下文字:
斯大林同志:
莉·亚·福季耶娃同志今天(
从福季耶娃的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她写道,在
从沃洛季切娃的证词来看,她
前面已经指出,在1923年5月前,古比雪夫和加米涅夫已经知道了列宁“遗嘱”的内容。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在1923年8月,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曾与斯大林通信。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详谈,现在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知道列宁“遗嘱”的内容,而斯大林却干脆写道,他对列宁“遗嘱”一无所知。[19]总之,了解
1922年12月,古比雪夫是中央书记。中央书记能否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总书记汇报他收到的文件的情况呢?很清楚,他不能。但是,仍然无法用文件来确认在
不过,《值班秘书日志》证明,列宁曾两次告诫沃洛季切娃:第一次他告诫她
针对托洛茨基手中的文本(经过编辑的
为人所知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它证明,托洛茨基在1922年底没看过列宁的口授记录,更不了解这些记录中有列宁就他非常感兴趣的国家计委问题发表的见解(列宁在
总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91年4月以前公布的文件及研究人员加的文件注释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是否看到过列宁“遗嘱”?
不过,一批新文件在1992年4月为大众所知。如果将其中的一个信息与以前公布的信息加以比较,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1922年12月看了列宁的“遗嘱”后,向托洛茨基隐瞒了“遗嘱”。同时他歪曲了列宁的第一份口授记录,也就是说,他进行了篡改。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3、344页;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打字文本副本,全宗2,目录1,文献24047;阿利卢耶娃的手稿副本。
[2]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4页。
[3]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790,第1页。
[4] 《列宁全集》第45卷第474页。
[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目录4,文献1,第141页。
[6] 《列宁全集》第45卷第710页。
[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1页。
[8] 同上。
[9] 同上,第192页。
[10] 同上。
[11] The Trotsky's Papers1917-1922年, Vol.Ⅱ, 1971年,第578—582页。
[12]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9—353页。
[13] 同上,第350页。
[14] 同上,第345页。
[15] 《真理报》,
[16]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期第157页。
[17] 同上,第157、158页。
[18] 同上,第158、159页。
[19]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205页。
[20]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期第157页。
[21] 《托洛茨基文献资料汇编》,《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年》第一卷,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