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衫面料图片:吴晗与他的东林党人情结

吴晗与他的东林党人情结

从吴晗的《海瑞罢官》读文革

――试论毛泽东的深刻

一、吴晗与毛泽东的分歧

今年是吴晗诞辰100周年，据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纪念会，发表了纪念文集《怀念吴晗》，吴晗是作为明史大家得到纪念的。

作为一个明史大家，吴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担当了承续中华文化的使命。自从顾炎武的“亡天下论”警世后，中国人知道自己的民族已经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东方的狮子睡去了，关于“睡狮”的比喻出自另外的一个大文化中的法国人拿破仑。领西方文化之前先的法国人始终注视着中国，但是这种认识是充满波折的，从伏尔泰热衷的向往，到孟德斯鸠愤怒的鄙弃，又到了拿破仑中肯的评论。在他们的眼里出现了中国的明、清二朝，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因自己文化的伟大而具有复兴的必然。（壶公评论）

现在的我们正在一步步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一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我们知道明史专家吴晗是值得纪念的，因为他跨越了满清对中国文化的灭亡，连接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联系，他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人。必须有这样的连接，这是中华复兴的基本条件之一；必须有这样的连接，当我们仍然面对满清文化扯起的条条黑幕。明史大家吴晗在看着我们，他在说，不能再睡着了，中国！

作为明仕文化的继承人，吴晗并非民生主义者。对于上述的纪念，有人责难，与其纪念他的100周年，还不如纪念他的40周年。并不因为40周年是吴晗的忌辰，而是为了把吴晗再一次送上文革的祭坛。迷蒙于民生主义的吴晗就是这样，受到左或右的愚弄。

冯友兰引张载之言曰“仇必和而解”，以期待大乱之后的大治。冯友兰的期待或者只是一厢情愿，视当今中国社会，工农大众是在忍辱负重以寻求和解与建设之道，但是现代的封建知识分子、从香港进入的殖民地意识、来自南方报系的买办普世价值，等等，无不摩拳擦掌，欲置人民共和国崩裂为幸事，他们的蓝图并不止于前苏联或南斯拉夫的命运模式。

以此论之，无论是以民族主义的角度，还是以民生主义的角度，再说吴晗亦非小事。

一）东林党人情结

吴晗是明史研究者，又同时是胡适之的学生，于是他不能不延续明代仕子思维，具有独立性、坚韧性与表层性。应该说，吴晗不失为明晚期的一个东林党人――东林党，对中国未来充满理想的一个群体。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中华主义者，而侧重于承续中华文化的人们，却常常怀有明东林党人的情结，例如与吴晗成“三家村”之盟的邓拓就极其明朗地表白自己的心迹，上世纪六十年代，邓拓以一首《七绝》咏东林党人：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诗韵铿铿，明代东林党人的情结跃然纸上。

东林党人的情结的出现是中华文化演变过程中一个合乎逻辑的现象。中国的启蒙理论出现于宋理学，中国的政党萌芽出现于明中晚期。明代东林党人作为启蒙理论宋理学的载体，作为企图干预皇帝一统政治的群体，它的情结对于进入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文化人无异具有强大和深远的诱惑。文革初期，时为一个初中生的笔者，就是从《三家村夜话》中知道东林书院的，那种感召力数十年不绝。

但是，后人谈论东林党人，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都是以西方的文化标准为评价的，于是就出现了不尽的迷离。这种迷离的原因在于，东林党发生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中国社会是一个幅员远远大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因此在中国，皇帝并不可能直接面对他的臣民，他的统治必须经过一个庞大的管理层――官僚阶层，而与广大民众（主要的是农民）接触的只能是官僚阶层。

这一特点得到启蒙时代的法国人的肯定，他们欣喜地发现，人类有一个以哲学家――充满智慧的官僚治理的国家――是柏拉图倡导的那种国家；他们迫不及待地引进中国的文官制度――一种在干部使用上最公正、最有效的制度。

但是有利必有弊，对官僚的否定却来自中国社会本身，作为中间桥梁的官僚阶层，它不能不与皇帝发生矛盾，也不能不与社会大众发生矛盾，于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发生了“清君侧”的运动。这一特点与另外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俄罗斯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例如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即民粹主义，它是农民与官僚阶层的对立，却是农民对沙皇的拥护。

明代东林党人是仕文化的产物，它不能不处于皇帝与农民的双重压力中求生。尤其是明皇朝，本身就是一个农民政权，自明太祖朱元璋始，明代仕子就与这个农民政权发生种种血腥的对立，事实也是与农民发生对立。

毛泽东是否有东林党人情结？如果考虑到宋代理学和明代东林书院对岳麓书院的影响，而湖南人的毛泽东又深受湖南文化的影响，不否认毛泽东身上的东林党人情结，这一点见证于他常常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豪放不羁和天马行空的个性，这一特点很明显地区别于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和深受浙东商人文化影响的蒋介石。（壶公评论）

从东林党人情结上看毛泽东与吴晗具有共性，应该说这就是他们能够在共同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同行的原因。但是毛泽东与吴晗又有重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

其一、毛泽东出生于湖南农村，毛泽东专注于农民，毛泽东深刻地理解中国农民，他对农民的了解表达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例如著名的《湖南农村考察报告》；

其二、闯出湖南这一片地域的毛泽东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人类变革的规律和人类发展的方向，把握了顺应和引导社会潮流的方法，他理解得如此深刻，以至于他选择自己的继承人的时候有了后继无人的叹息，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

正是上述两点，毛泽东理解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情绪激昂地议论他对农民的解放和农民的转化的看法：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也正是上述两点，决定了毛泽东在东林党人情结上的升华，也就决定了毛泽东和吴晗在思想上的分裂。虽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是一句大众化的口头禅，但是能够跟上的毛泽东的人是极少数的，即使直接服从于毛泽东的“四人帮”也同样被认为“并不真懂马列”。

能够理解毛泽东的人群，只能在历史的展开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才能有逐渐的增加，可是吴晗所处的时代人们只能处于茫然的状态。应该说，在大变革的这一个时期，中国仕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至死不渝地追求真理；在大变革的浪潮中感觉出新信念的萌发；仍然陷于旧文化的沼泽中难以自拔。

田汉属于第一类，1967年7月1日，狱中的田汉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极其悲壮，极其诚挚；死而不已，犹胜于普罗米修士。当我们唱着《国歌》的时候，很容易想起这一个文化先辈，无论他的《国歌》，还是临终留下的这一首诗，都令人感觉出：生存是一种信念—纯粹的信念、永恒的信念。

第一类人是众多的，例如郭沫若、冯友兰等。

胡风属于第二类人，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倔强的胡风以一阙《水调歌头》作为思想汇报，他写到：

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

笔者没有找到全诗，只是在一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的文章中见到这一节。或曰胡风表现出了强权之下的媚骨，更应该说这是一代文人在暴风雨的洗礼中对人类的终极信念有了全新的领悟。很可惜的是那一场民众的革命――一场由自身也处于迷蒙状态的民众主导的革命，过于简单地淹没了这一代仕子对新生活的感悟。（壶公评论）

第二类人也是众多的，其典型人物如梁潄溟等。

吴晗属于第三类人，据说吴晗在监狱里，在生命弥留之前际，与淤血一起喷溅而出的是：

“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吴晗是在指责那一些迷蒙状态的革命群众，严格地说吴晗自己也如同他的前辈的东林党人或他的老师――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之一样，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类对生活的迷蒙――相对于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迷蒙的。生存可以是另外一种信念—迷蒙与哀怨。

吴晗的迷蒙终于导出第四类人，他们根本不理解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文化，甚至企图阻滞这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于是他们教育出一代如同袁腾飞之类的弟子，语无伦次地咒骂新文化的生成，尤如桀犬吠舜。

前三类人的思想出现于文化大变革时期，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符合社会变革逻辑的，代表着清醒、觉悟和迷蒙的三个层次，如同前进队伍的不同梯次。而第四类人，是国家与社会的敌人，如何对待这些人是国家专制性的权力和责任。

于是剖析处于临界状态的吴晗成为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路径。吴晗是一个明史专家，吴晗又是《海瑞罢官》的作者。从海瑞读明史，吴晗确实把握了明史之珠。读明史事实上有三重意义：

其一、如何理解中国的农民运动；

其二、如何实现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

其三、如何走上大同之路。

壶公评论2011－3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