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惊讶的成语:张子林书法 收藏 【红学探轶】《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之十：历史情结

《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之十：历史情结
      第一节 “情本”情结
红学界对《红楼梦》表达的宝黛爱情评价极高，认为这两个人是封建叛逆，反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拥有现代的、先进的爱情婚姻观，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后来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他们的反潮流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对这种任意拔高文学作品中人物思想的说法，实在是无话可说，只好苦笑一声，长叹一声。实际上，《红楼梦》作者的爱情婚姻观是相当复杂的，根本当不起如此高的评价。用现代人的爱情婚姻观，去比附三百年前的人物，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确实深爱着表妹黛玉，二人之间的爱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点谁都承认。但贾宝玉决不是现代爱情纯洁专一的思想代表，相反，他是一个“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爱情很不专一严肃的人。他爱着黛玉的同时，还与宝钗、湘云保持着三角关系，对妙玉、宝琴也有非分之想。
爱情之外，贾宝玉在男女交往方面也很不严肃。与丫鬟袭人“初试云雨情”，同丫鬟晴雯、秋纹、鸳鸯、金钏的关系也不清不白，婚前就有了性生活；除了这些清纯的小姐丫鬟之外，还在社会上与妓女、戏子鬼混，与“云儿”、“琪官”等人一起大唱相思曲就是明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学校与“香怜、玉爱”关系暧昧，与朋友秦钟在铁槛寺晚上睡觉说不清楚。他之所以挨父亲痛打，最主要原因是与王爷争夺蒋玉涵，在城郊紫檀堡买房子包养戏子。中国有为尊者讳的悠久传统，红学家们都文化功底深厚，哪个会看不懂《红楼梦》中的这些情节呢？但全部顾左右而言他，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不止是贾宝玉，书中几乎所有男性，在两性关系方面都是不严肃的。《红楼梦》作者在男女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先进思想，似乎经常抱着欣赏的态度，去描写那些令人作呕的场面。红学界大师们一口咬定《红楼梦》作者在婚姻爱情方面思想先进摩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这种复杂暧昧的男女观创作，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明末清初艳情文学的影响。明末清初，在小说、戏剧、诗词等领域，艳情作品都比比皆是，《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连《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对香艳情节津津有味的描述。《红楼梦》是同一时期稍晚的作品，与《聊斋志异》几乎同时产生，必然打上这个时代文学背景的深深烙印！
二是受《长生殿》的熏染。《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宣扬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爱情，书中的唐明皇，深爱着妃子杨玉环，但也是“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同梅妃和杨玉环的三个姐妹，都保持着暧昧关系，两人为此也经常闹点小别扭，总是以明皇赔罪了事。《红楼梦》中的爱情生活，与《长生殿》几乎完全相同，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有明显的剿袭痕迹，就连宝玉、宝钗、黛玉的名字，都明显是来自《长生殿》中的“玉环”、“金钗”和“钿盒”。
三是洪昇的个人爱情婚姻经历决定的。洪昇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同妻子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终身爱得深沉坚定；另一方面确实与“蕉园诗社”中的好多表姐妹曾产生过爱慕依恋的感情，在洪昇的诗作中多有反映。中年时，洪昇还花费千金，在苏州买了一个名唤雪儿的小戏子为妾，家中出现了丈夫作曲，大妇调弦，小妇歌唱的其乐融融景象。
洪昇一生同好多妓女保持着密切关系，晚年还为杭州名妓朱素月“校书”（妓女的雅称）创作过好多首爱情诗。洪昇似乎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与他的好朋友毛玉斯的关系就很暧昧，在北京期间，经常异乎寻常地频繁给杭州的毛玉斯写信，表达思念之情；毛玉斯死后，洪昇的悲痛，也超出朋友的感情。
好多朋友可能会问，洪昇既然是这样一个龌龊的人，还值得称赞么？其实，明末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在男女问题上，几乎都是这样，不足为怪。大诗人钱谦益，纳秦淮名妓柳如是为妾，筑“绛云楼”金屋藏娇，士大夫们纷纷祝贺；大诗人陈其年，终生爱着一个“龙阳公”，为其写长诗肉麻歌颂，朋友们也都为他纷纷题咏。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不逛秦淮河，不纳几个年轻漂亮的妾，不养个把戏子小厮，倒是不正常的。人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像今天的大款们，如果不泡妞，似乎就显得层次不高。
《红楼梦》产生于这一时期，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爱情婚姻、男女关系方面的思想，书中人物必然带有这一时期的深刻印记。把以上洪昇个人的婚姻爱情经历同《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情况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二者惊人地一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脏唐臭汉”和明末清初，《红楼梦》不会是汉唐时代的作品，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产物。
查中国文学史，从《牡丹亭》到《红楼梦》，一百多年时间，是个言情滥觞的时代，这个时代，正是明末清初。所谓言情滥觞，就是指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泛滥于世和缠绵绮靡之音昆曲大行其道。明末清初，在知识界（清初主要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统治理念进行疑经辩伪的同时，市民阶层对统治阶级推行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压抑人性，窒息思想，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消极的然而是激烈的抵制，这就是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大行其道，几乎风行天下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方面，冯梦龙的《情史》，李渔的《闲情偶记》，以及风靡天下的《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至于乾隆年间禁毁的格调低下的明末清初淫秽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从现在重新出版的清代禁书残余作品看，其数量之滥、品味之淫，今天看来也令人瞠目结舌！昆曲是宋元南戏的变种，其唱白以雅为特色，强调缠绵绮靡，特别适于表现才子佳人的故事。明末清初，昆曲大行其道。首先是出现了一大批昆曲传奇的作家作品，其开先河和集大成者是明末的汤显祖，他创作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对后世影响极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把昆曲作品推向了高峰。十七世纪，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对观看昆曲演出趋之若鹜，康熙皇帝就曾亲自观演《长生殿》和《桃花扇》，并亲定“赏格”。市民阶层对观演昆曲更是如醉如痴，旗亭酒家，无不谈论新搬演的传奇。官僚巨族家庭，竞相家养戏班，不惜花费巨资，豢养优伶，置备行头。史载，某些官僚为演出《长生殿》，仅置办行头，就花费白银三十万两之巨！至雍正年间，朝廷开始查禁淫书，禁止官员家养戏班。乾隆年间，明末清初的淫书淫戏，都被严格禁毁，各地总督巡抚，陆续开始禁演萎靡之音，戏坛淫风大为收敛。昆曲于此时开始衰落，逐步为“花部”戏曲所取代；演出内容，也逐步由缠绵的才子佳人戏转变为悲壮的侠义戏、公案戏清官戏，舞台风气大变，《红楼梦》代表的这种言情滥觞特征也随之消失了。
第二节 “末世”情结
《红楼梦》书中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个“末世”。凤姐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也明确说当时的贾府是处在末世环境。
这个所谓的末世究竟是家族的末世还是社会的末世呢？有人说是指宁荣二府百年望族的末世，这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书中贾氏家族确实是末世光景，但书中所说的末世，却决不仅仅指一个家族，而是指整个社会；或者说家族的末世与社会的末世是同时的处境，社会的没落直接决定着家族的没落。
在封建社会，所谓末世，实际上就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时期，或者说，就是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证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就是书中的《好了歌》与《好了歌解》，朋友们不妨再仔细品读一遍：“金满箱银满箱”的贵族，转眼之间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训有方”的公子哥儿，谁能想到落草为寇，居然做了“强梁”；“择膏粱”的千金小姐，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昨日黄土垄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等等，这些骤贵骤贱、暴富暴贫的场面，只有改朝换代时期才会集中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景象，不正是典型的封建王朝灭亡史么？
《红楼梦曲子——好事终》中说的更为典型：“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改朝换代时期是社会算总账的时期，这首《好事终》所描述的，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算总账情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果只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地方的残破，都不会被称为“茫茫白地”，只有一个王朝彻底覆灭了，方才会出现食尽鸟飞、茫茫白地的“干净”局面。问题是，《红楼梦》的末世背景，是指哪个末世？其实这根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红楼梦》与秦汉唐宋诸朝代无关，有关系的，只有明清两个时代。明清两个朝代，只有两个末世：一个是清朝的末世，一个是明朝的末世，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清朝末世就是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时期。《红楼梦》的诞生，比这个末世要早二百年，所以《红楼梦》书中的末世不可能是指清朝末世。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红楼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大明王朝的末世！
《红楼梦》书中交代，这个社会末世，是处在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时代。这又具体指什么时代呢？大家知道，李自成进北京，大明王朝被推翻后，确实有一个“死而不僵”的时期，这就是“南明小朝廷”。这个小朝廷，还扛的是明朝正统旗号，前后经历了福王政权、桂王政权、唐王政权和鲁王政权，“三帝一监国”一共延续了二十年时间。《红楼梦》书中所说的“二十年来辩是非”，辩的就是这段是非。南明小朝廷灭亡之后，江南知识分子中普遍热中辩论这一段时间的是是非非，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孔尚任等大学问家，以此为题写过好多政论或文学作品。
《红楼梦》书中反复交代：“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也是说南明时期，人们早已预见到小朝廷短命的结果。最后“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正是南明小朝廷覆灭场景的真实写照！
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品的“末世”背景，书中交代的“金陵”、“石头城”地名，便十分清楚其正确含义了。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后，定都地点是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别名石头城。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朱允汶的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登基后把明朝的首都迁往北京，但仍保留了南京的“陪都”地位，保留了南京“六部”建制。后来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就是以南京“六部”为基础建立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冷子兴从“石头城”“老宅子”旁边经过，看见的是仍然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其实这并非是交代一个官僚家族的“老宅子”景象，实际上是交代大明王朝的“老宅子”——南京故宫的景象！末世的福王政权就建立在这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正所谓“英雄气少，儿女情多”，大清军队与李自成残军两支大兵压境，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红楼梦》书中交代的富贵人家在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依然昼夜不停地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贾雨村走贾政的后门，被实授“金陵应天府”，聪明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官职！南京称“应天府”，是只有大明王朝独一无二的称呼。朱元璋建都南京，他的四儿子朱棣迁都北京，但仍把南京作为陪都，称“应天府”，将北京称为“顺天府”。明朝灭亡以后，清廷定都北京，南京不再保留陪都地位，撤消了“应天府”，改设“江宁府”。清朝初年，民间对南京的称呼十分混乱，有的称“南省”、“南直隶”，有的称南京、“江宁”，有的仍然称“应天府”，不过，到了清朝中叶，称呼便逐渐规范了。《红楼梦》中，“应天府”、“江宁县”、“南省”、“南直”、“金陵”、“南京”、“石头城”等称呼同时都出现过，可见是典型的清初民间称呼法，这种称呼法只存在于顺治、康熙两代，乾隆朝时期的人们，绝对不这么称呼。从这一点看，曹雪芹生存的年代，绝对不会如此称呼南京的。
《红楼梦》书中特意交代“金陵”、“石头城”，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交代“金陵十二钗”的背景。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六朝以后，就一直是全国青楼楚馆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明朝末年，包括南明时期，这里涌现出“秦淮八艳”等一大批著名的高级妓女，如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王微等。她们与“江南四公子”等文人政客，在秦淮河畔演出了一幕幕英雄美人的凄婉故事。这些妓女不仅貌美，而且多才，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比起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来，还要高尚得多。她们的故事，在明末清初，是文人笔下创作最多的题材。《红楼梦》同《桃花扇》一样，也应是以“秦淮八艳”的生活实际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其实，《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该书是记载金陵城“风月”故事的。何谓“风月”？说得雅一点，不过是青楼楚馆这个风月场中发生的故事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三节　“庄禅”情结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虽然不似西方乃至中东历史上那样强烈地干涉政治、干涉社会、干涉家庭婚姻，但宗教的影响也无时不在。宗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纠葛，在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佛道两教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每个封建王朝乃至每个封建皇帝，对佛道两教的倡导或抑制政策也往往不同，因此，每一历史时期社会上展示出来的宗教现象，也往往是不同的，有着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独特色彩。
文学作为人学，每部作品中都不可避免地打着创作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印记，宗教背景往往又是这些背景中最鲜明、最独特、最不易隐藏的痕迹。笔者试图通过对《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分析，去印证她的创作时期以及创作思想，借以解开红学研究中的一些谜团。
一、《红楼梦》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
《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宗教场合与宗教活动很多，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同宗教有着一定的联系，都曾参与过某项宗教活动。综合书中描写的诸多宗教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四个明显特点：
其一，在多数场合，出场的出家人往往僧道不分，亦僧亦道。《红楼梦》书中开篇就出现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就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大士”是佛家的称谓，譬如“观音大士”；“真人”是道家的称谓，譬如“紫阳真人”。在《红楼梦》故事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往往幻化为“癞头和尚”和“跛脚道人”，并经常结伴而行，在故事的关键之处不期然出现；“一僧一道”其实成了书中故事的幕后组织者，成为红楼故事发展演变的导航人。《红楼梦》交代故事来源时，出现了一个“抄阅问世”者“空空道人”，奇怪的是，这个道人在阅读了“石兄”的故事后，竟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奇奇怪怪地易名为“情僧”。他究竟是和尚还是道士，《红楼梦》问世以来，谁能说得清？
《红楼梦》描写的主角“金陵十二钗”中，有个“戴发修行”的妙玉。这个妙玉修行的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大概也是一笔糊涂账，说是女尼却一身道姑装束，说是道姑却经常诵经拜佛；她寄身的“栊翠庵”，大概也无人能说清究竟是尼庵还是道观。那个被尤三姐自刎震撼得迷迷茫茫的柳湘莲，急愤中跟着一个“道士”出家了。奇怪的是，走前竟把满头“烦恼丝”、也就是头发一挥而尽。和尚剔发并不奇怪，但她跟的是道士啊，而道教从来就没有剔发的教规！
其二，书中那些身份明确的和尚与道士，却往往不是好人。水月庵（馒头庵）的那个老尼姑，为了弄几两肮脏银子，竟然行贿王熙凤，硬生生拆散了张金哥的姻缘，致使两个年轻的恋人双双自杀。须知，在我国封建社会，有着“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婚”的传统道德观，显然，这个可恶的老尼姑，是个丧心病狂的恶魔！她的弟子智能儿，长期跟着秦钟做“风月勾当”，也是个典型的不守清规者。后来，她又把大观园中的“小戏子”芳官拐来使唤，《红楼梦》作者明确交代了她的拐人动机，那种恶毒的心理，与佛家度人的心理是绝对不相容的！
书中的僧尼可恶，道人的行为也是半斤八两。宝玉的那个“寄名干娘”马道婆，竟然主动勾引赵姨娘，对自己的干儿子实行“魇魔法”，几乎没要了宝玉和凤姐两条小命！清虚观的张道人，在教中的身份是很高的，又是国公爷的“替身”，从他在“打醮”中的言谈举止看，一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老世故、老滑头嘴脸暴露无遗。天齐庙的王道士，不仅给宝玉出了那个令人可气又可笑的“妒妇方”，并且还怀疑宝玉在“房事”方面有什么问题，主动提出要给宝玉配“滋助”的药，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壮阳药。一个出家人，在“房事”方面深有研究，其德行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书中表现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思想，有着三教合流的深刻印记，特别是“庄禅”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佛教本来是外来宗教，但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逐步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的玄学思想。所谓的“庄禅”，就是这样一种佛家禅宗思想与老庄玄学思想杂交的独特宗教教义。
在《红楼梦》中，宝玉，宝钗，黛玉等年轻男女，虽然涉世未深，但却对这种“庄禅”十分熟悉。读者印象最深的情节，大概要数“宝玉参禅”那一段。宝玉本意要在姐妹之间左右逢源，但结果却是各方都不讨好。心灰意冷之余，下意识地去“剿袭南华《庄子因》”，大写了一段“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回头试想真无趣”。宝钗为此大讲了一通禅宗“五祖慧能”的故事，并担心宝玉“悟了”，黛玉却断然说他“悟不了”，一顿“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得宝玉无言以对。可见，钗黛两个女子，庄禅知识似乎比宝玉还深厚。庄禅思想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其四，书中反映出来的非宗教人员如果想加入宗教队伍，似乎是非常容易的，无须什么批准手续，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家做和尚”或者当道士。《红楼梦》开篇那个甄士隐，在穷途末路时，与跛脚道人对上一段“好了歌”后，大彻大悟，抢过道人的褡裢背上，便跟着道人“飘然而去”了。柳湘莲在三姐自刎后，急痛攻心，迷迷茫茫中，便跟着道人不知往哪里去了。水月庵老尼姑，可以随随便便就把芳官这样的女孩子拐到庵里；贵族小姐惜春，在看破红尘之后，也可以自由地穿起僧尼服装，当起“出家人”来。其实，在我国封建社会，不论僧道，收录弟子门徒，都是有严格规矩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实行的，关于这点，后文再论。
二、明清两代宗教历史勾沉
《红楼梦》反映的宗教生活，是清朝初期的现实反映。由于清朝是关外满族入关建立的政权，其宗教政策，除了受满族带来的喇嘛教和萨满教影响外，还必然对从明朝沿袭下来的中原佛教、道教进行调整规范。因此，要想研究清楚《红楼梦》展示的宗教生活，必须对明清两代的宗教沿革，作以简要的回顾分析。
明太祖朱元璋小时曾出家当过和尚，大概对佛家庙宇中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其中的一些黑暗之处也不会陌生。虽然在他争夺江山的戎马生涯中，非常注意利用宗教的影响，大胆使用一些宗教人士，如周颠、铁观道人等。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出于加强世俗统治的需要，却对宗教采取了严格的规范限制政策。据《明史》记载，他建立的主要宗教制度有：一是对天下的僧道人员从严管理，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惩治”。二是对寺庙宫观等宗教场所的装饰以及僧道人员的服色器物，由礼部统一规定，严禁愈制。三是严禁僧道人员生活奢侈，如果在“斋醮”中“恣饮食，有司严治之”。四是减少寺庙道观，限制出家。各府州县只许保留一所宽大的寺观，每三年方许发一次度牒，对发行数量严加限制。严禁男四十岁以下、女五十岁以下出家。原有的僧尼道人允许自由还俗，与僧道杂处的人员一律清理还家。僧道“游方问道”，必须自备路费，不得向百姓索取。对邪教和不正规的宗教信徒严加打击，等。
明太祖制定的这一整套宗教法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最完备的宗教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以后的明成祖、宣宗、英宗、孝宗等朝，基本是遵照执行的。但代宗、宪宗以降，名器斯滥，制度废弛，社会宗教生活开始出现混乱。明宪宗既佞佛又笃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可谓社会浇漓、箕裘颓堕了！特别是昏庸皇帝嘉靖，狂热地崇奉道教，他让太子“监国”，自己整天蹲在道观里同道士们鬼混，炼丹服砂，参罡拜斗，虔诚荒谬到了极点。最后，他可能是因为吞食丹砂出了问题，竟暴死于道观之中。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贾敬”（与嘉靖同音），不管家事，整天在道观中胡羼，最后吞食丹砂涨死，同嘉靖皇帝如出一辙，似非偶合。
从嘉靖皇帝到万历、天启、崇祯皇帝，明朝最高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统统昏庸固执，以至宫廷中连续出现“红丸”、“梃击”大案，朝臣中出现日甚一日的“党争”，社会上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终于把三百年基业断送了事。造成这个悲剧结局的原因，虽然有政治、军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与这一时期混乱荒谬的宗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前夕，崇祯皇帝在焦头乱额之余，还请张天师在北京搞了一场“护国罗天大醮”，乞求“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可笑的是，这个张真人，刚刚从北京跑回江西龙虎山，就不得不为下江南的清朝大军准备符瑞了。
清政权建立后，对宗教一度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满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入关前，又信奉了喇嘛教（藏传佛教），所以对中原宗教采取了一种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当道教张天师为多尔衮“进符瑞”时，就遭到了冷遇。顺治皇帝似乎对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兴趣，民间传说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似乎没有道理，如果他当了喇嘛，似乎还说得通。五台山在北方信奉藏传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个喇嘛教圣地，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康熙大帝对各种宗教都“俳优蓄之”，并不排斥，但他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学精神和文章诗词上，他曾经有这样一首御制诗：“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才。”“二氏”即释道两教，他认为其“颓波”已经不可逆转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点作诗绘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对宗教采取了与社会一样的严峻政策，曾杀过几个和尚道士，但对于佛道二教，总的说还能优容。从他把自己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传佛教。
清朝宗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据《会典》记载，乾隆四年（1739），他就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开坛传度”，一经发现，严厉治罪。并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为正五品，道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并推行“理学”的最高统治者，从他打击宗教，倡导理学、大兴文字狱、借修篡《四库全书》抽毁异端学说等行为综合看，这些举措都是强化封建正统思想的不同侧面。道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事物更趋混乱，那是近代史的事情，与《红楼梦》无关，就不再涉及了。
三、《红楼梦》展示的是明末清初的特殊宗教背景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后的事情，只能是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而这一时期，在历史分期上，正是广义的明末清初。广义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约都延续一百年左右，在这二百年的漫长时期内，《红楼梦》又是展示的哪一阶段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前面归纳的《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四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后，由于宗教管理严格，一般很少有这种事情。广义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严重、最风行的年代，是在狭义的明末清初。所谓狭义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时期，也就是清军席卷大江南北、南明四个小朝廷先后苟延残喘的二十年左右时间。
这一时期，明王朝大厦倾覆，以忠君爱国为基本人生理念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以杀身取义为荣，以变节侍敌为耻，多数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加之异族统治者在军事上和社会管理上都采取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谈虎色变；“剃发易服”的推行又使这些正统文人感到莫大耻辱。无奈之下，多数正统文人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就是向宗教寻求庇护和对抗办法。
朋友们不妨去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文人的作品，他们拒绝出仕为新朝服务，也拒绝剃发易服，而拒绝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出家”当了和尚、道士，没有出家的也多数以“居士”自居。正像明朝大文学家张岱记叙的那样，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号，根本不读佛道教义，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们把奉佛和奉道统统称为“入道”，其实际目的仅在于避世，说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与佛道二教都没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著名文人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等，都是这样“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陆圻，他的同乡洪昇这样记载他的“入道”经历：“君问西泠陆讲山，瓶钵漂泊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荡间”。“瓶钵漂泊”是和尚的行为，“化鹤乘云”是道家的说法，“天台雁荡”山僧道皆有，你说他入的是什么道，当了和尚还是道士？
在这些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社会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纷纷效仿，就连秦楼楚馆的妓女也都纷纷“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艳”，后来基本上都走上了这条路：卞玉京、黄皆令、陈圆圆、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别是那个柳如是，按照佛经“如是我闻”的意思，为自己取名“如是”，为居所取名“我闻室”，应该是个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装束，自称也是“道人”，同《红楼梦》中的妙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中展示的“庄禅”思想，严格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思想，“悟”与“不悟”，并没多大关系。这种思想，在明清改朝换代期间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于“王陆心学”。明代嘉靖朝以后，明代士大夫中开始流行“王陆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披着儒学外衣，搀杂了佛家禅宗思想、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老庄哲学的一种封建儒学的变种思想。到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时期，这种哲学思想恰好成了人们消极避世的最好口实。此一时期，“谈禅”成为一种时髦，不仅士大夫阶层谈禅，一般文人学子谈禅，就连平头百姓，也不时打几句禅语，以示自己大彻大悟。究竟悟没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那样。这就是《红楼梦》中宗教背景第三个特点的真实来源。
清军入关后，虽然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态势，但对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政策却是相当宽松的。实话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还不完全明白这些，也没有规范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所谓“入道”，即当和尚道士，是绝对宽松随便的，只要你自己宣布“入道”了，管你什么“阿弥陀佛”还是“无量寿佛”，都没人提出异议。你想跟着和尚走还是跟着道士走，你跟着道士走却剃掉满头“烦恼丝”，也绝对无人干涉。这不正是《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四个特点么？
至于《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来源说来也不奇怪，是以上三个方面派生的。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观念打得很牢。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被迫“入道”、“谈禅”，但他们何尝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儒家为正宗，以佛道为“外道”的。加之中国历史上，民间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传统观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两拍》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并不信教的这些假“入道”者，对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把尼姑、道士描写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清朝早期，满族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在《红楼梦》中也有间接反映。王熙凤说“老祖宗”百年之后，宝玉要顶着她的灵牌“上五台山”，历史上汉族无此风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满族、蒙古族，此风俗由来已久。萨满教的痕迹，在“太虚幻境”、“祭饯花神”、“马道婆误蛊”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清初，这些习俗在入关的满族人中还很普遍，乾隆以后，由于民族同化的原因，也渐渐淡漠了。不过，在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后。红学界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时期人，距离明末清初已经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汉军旗人，那种强烈的遗民思想绝对不会具有。就像今天的非洲作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上世纪初欧洲的故事一样。笔者考据康熙朝的洪昇，是《红楼梦》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都与上文的分析吻合，他能够写出《红楼梦》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却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证吧。
第四节　“离愁”情结
在中国传统诗坛词苑中，不乏擅写“离愁”的骚人墨客，笔者特别佩服其中两位，一是南唐后主李煜，一是《红楼梦》的作者“石兄”。这两位老兄描写“离愁”的作品，一样回肠荡气，一样缠绵婉约，一样刻骨铭心，一样流畅清丽。试看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红楼梦》的“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李后主的“离愁”，是思念故国的愁，“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红楼梦》的“离愁”，表达的是什么愁呢？是思乡之愁，是思家之愁，是思亲之愁，是思骨肉兄妹亲情之愁，是痴男怨女互相思念之愁。可能有的朋友会怀疑：曹雪芹在儿时便因“抄家”离开了南京，对祖籍东北又没任何印象，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北京，乡愁何来？“抄家”后是举家回到北京，亲人并未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思亲思家之愁也没有来由。曹雪芹是遗腹子，无兄弟姐妹，也没听说有过什么缠绵的恋爱，思手足和情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他没有大写特写“离愁”的理由啊！是不是你对《红楼梦》诗词所表达的意蕴理解有误呢？那么，我们就对《红楼梦》中的诗词、特别是主人公名下的诗词，做一番客观的分析，看一看作者笔下，写的究竟是不是“离愁”吧。
《红楼梦》中写“离愁别怨”的经典之作，莫过于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这是一首在苦风凄雨中，洒泪泣血“闷制”的“风雨词”。“秋风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作者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凄苦断肠的画面：在那花谢草枯的深秋季节，一个苦风凄雨的黄昏，黛玉孤身一人，强忍着病痛的煎熬，耳听淅淅沥沥的秋雨，敲打着阴沉的潇湘院纱窗，加之满院深秋残竹，在风雨中发出的阵阵悲苦之音，“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这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的“风雨词”，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泪烛摇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灯前似伴离人泣，”“已教泪洒纱窗湿。”是因悲秋“牵愁照恨”，引发了“离人”悲戚的“离情”，凄凉的秋风秋雨，在助长了绵绵秋思的同时，更加深了游子思念故乡亲人的哀哀“离情”！
黛玉表现“离情”的诗作，在《红楼梦》中可谓俯拾皆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葬花词》中，“游丝软系飘春榭，”“红消香断有谁怜？”“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飘泊难寻觅。”“愁绪满怀无释处，”“杜鹃无雨正黄昏。”都是表达的游子在漂泊中，无奈无助的哀思。“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表达的也正是背井离乡、抛家别亲境况中，对自己前途渺茫的感天动地的悲叹！在咏柳絮的《唐多令》中，黛玉表达的也是同一心情：“漂泊亦如人命薄，”“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些句子同《葬花词》一样沉痛。在《题帕三绝》中，表达“离愁”的情绪更加明显：“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离家已久，脑海中家乡的形象都已经模糊了，但思乡思亲的情绪如醇酒一样，随着时间加长更浓烈了。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是黛玉表现“离愁”的又一力作。她在《咏菊》中写道：“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在《问菊》中写道：“孤标傲世偕谁隐，”“鸿归蛰病可相思？”在《菊梦》中写道：“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蛰鸣。”“雁断”、“鸿归”、“蛰病”、“蛰鸣”等句，都是古人寄托“乡思”的常用典故；不难看出，每首诗都浸透了“离人”的眼泪，每句话都寄托着无尽的“离愁”！
不仅黛玉如此，《红楼梦》中的“一干冤孽”、众多痴男怨女，诗作中都不同程度透露出“离愁别绪”。贾宝玉自不必说，他的《抛红豆》，应属曲中上品，字字血、声声泪，荡气回肠，充分表达了恋人远离久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在“偶结海棠社”时，宝玉诗中“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表达的也是“离人恨重”的心情。在“夜拟菊花题”时，宝钗的《忆菊》诗说：“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探春的《残菊》诗说：“半床落月蛰声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湘云的“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表达的都是“离情”。 “晚砧”是旧诗中形容丈夫远游、妇人思念的代名词，“晚砧”愈“急”愈“迟”，形容思念愈切；“重阳”是家人团圆的节日，“黄花”是兄弟相聚的象征。在“偶填柳絮词”时，探春的“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琴的“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表达“离情”，明白如话，无须解释。
综上所述，《红楼梦》诗词多是表达“离情别绪”之作，应无疑问，问题在于“诗言志”，“言”的应是作者之“志”，诗是诗人心灵的忠实折射，曹雪芹没有离乡别亲的生活经历，没有如此强烈抒发“离情别绪”的理由，决写不出如此沉痛哀怨的“怨别离”诗。谓予不信，朋友们可以再读一遍王维、李清照等古代写“离愁”名家的“怨别离”诗，并想一想，不是其人、其时、其情、其景，能写得出那些千古绝唱么？脂批说曹雪芹著此书，“有传诗之意”，这种说法恐怕有问题。曹雪芹没有“离愁”，至今也没发现他有一首、哪怕一句咏“离愁”的诗，《红楼梦》所传之诗，不该是曹雪芹的诗。合理的解释大概只有一个：《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推断《红楼梦》的原创者是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洪昇。洪昇有充分的理由，借书中人物之口之手，去狂写痛吟自己的表达“离情别绪”的诗词。由于“家难”，洪昇夫妇被迫离开家乡杭州，长期寄居京师，过着寄人篱下、颠簸困顿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刻骨思念家乡的父母亲人，有许多表达思念骨肉亲情的泣血般诗作；洪昇与兄弟姐妹感情极深，“家难”后手足离散、天各一方，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又不幸英年早逝，因此有大量表达手足深情、寄托锥心思念的诗作；洪昇与妻子黄蕙是表兄妹连理，从小青梅竹马，婚前就多有缠绵相思之作；婚后由于生活困苦，屡遭磨难，洪昇夫妇聚少离多，好多寄托相思的“两地书”，都记载了夫妇间遥相思念的深情。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把这些诗作写入书中人物身上，不是最合理的解释么？
不知读者朋友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中好多表达“离情别绪”的诗作，用在某一书中人物身上，并不十分贴切。黛玉从小离家，父母双亡，思亲可以，思乡无由；宝玉家存亲在，暗恋黛玉，相思可以，思家思亲无由；宝钗、宝琴、湘云、探春诸人，思家思亲均无由，男女相思更显勉强。洪昇著书为传诗，如此写来，可以理解。因为作者急于把一生寄托“离情别绪”的诗作，压缩在大观园同一空间和书中人物青春年少同一时间内，难免与书中所表现的时间、地点、人物出现差异，《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作者把自己悲剧人生的一条时间线，在书中转换成“大观园”一个空间面，文学创作不得不如此。笔者怀疑，《红楼梦》中好多透着脂粉气的诗词，就是黄蕙与洪昇的诸多亲、表姐妹们的作品，少年时，她们在洪家宅邸和后花园（南宋时皇家赐第，极为豪阔，应是“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原型）中时相酬唱，成年后，又经常互寄表达思念深情的诗作，这些不是凭空猜测，在洪流传到今天的众多诗歌、辞赋、套曲中有记载，他曾经明确记载昔日姐妹们曾有过关于“柳絮”的酬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洪昇初创《红楼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记录“当日所有之女子”的“行止见识”，表明自己家“闺阁中历历有人”，把她们的音容笑貌连同诗词曲赋“一并”写入书中，以“不使其泯灭”。《红楼梦》诗词的“离愁”情结，正是作者洪昇与姐妹们“离情别绪”在书中的折射和凝聚。
我们还应注意到，《红楼梦》的“别离诗”，都十分哀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无奈、无助、无告的浓烈情绪。这与洪昇夫妇一生遭际有关。洪昇的一生，完全是性格的悲剧，张爱玲先生考证出的《红楼梦》“第一个早本”，写的就是“性格的悲剧”。实际上今本《红楼梦》，书中人物也多为悲剧性的“自恋”性格：宝玉是自谦型自恋，黛玉是自怜型自恋，宝钗是自完型自恋，湘云是自爱型自恋，妙玉是自高型自恋，探春是自强型自恋，迎春是自卑型自恋，惜春是自僻型自恋。他们的悲剧人生，除了社会和家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误”所致，显然是“性格悲剧”。只有这样同属悲剧性格的一群人，才能把“离情别绪”写得千姿百色、哀婉动人。从洪昇诗词中可知，洪家兄妹及表兄妹，多是这样悲剧性格的人，人生经历也确实多是哀婉的悲剧，故洪昇初创《红楼梦》的可能性最大。
《红楼梦》第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八、四十九回中，都有大段姐妹们“论诗”的内容，这些诗歌创作理论，极显丘壑，极有见地，诚属难能可贵，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十分重视文艺理论的文坛中，不是谁都能够发此宏论的。洪昇一生对诗论颇有研究，年轻时，便写过一部诗论专著，深得他的老师毛先舒、陆繁的肯定和当时著名文人的称道。稍年长时，洪昇曾投到当时诗坛领袖王世祯的门下，学习诗歌理论和诗词创作，与当时另一著名诗人赵秋谷（就是那个与洪昇一起因“聚演”《长生殿》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执信），还曾发生一场关于诗歌创作理论的论争，在赵秋谷的作品集中有记载。这应是《红楼梦》中，借姐妹之口，大写“诗论”的根由，也是洪昇把《红楼梦》诗歌，写得既优美感人，又无不符合赋诗者身份的重要基础。
洪昇一生，描写思乡、思家、思亲、男女相思的诗歌、词赋、套曲甚多，集中表达这种“离情”的作品集为《幽忧草》和《天涯泪》，可惜都失传了，今天只能见到关于题目和内容的笼统记载。但在今天流传下来的洪昇诗词集、如《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以及友人的众多作品集中，也残存下来洪昇大量表达“离愁别怨”的作品，下面开列一二，以飨读者，也供读者判断《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曹雪芹还是洪昇时参考：
1.《啸月楼集》卷一《寄内》：
去冬子南还，饥渴慰心期。邂逅结大义，情好新相知。尔我非一身，安得无别离？念当赋归宁，琅琅叙我思。长叹卧空室，恍惚觑容辉。咫尺不可见，何况隔天涯。
另《啸月楼集》卷七《七夕闺中作四首》有云：忆昔同卺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从今闺阁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
（笔者注：《长生殿》写“真人”“大士”、牛女“双星”，《红楼梦》亦有“白首双星”。）
2.《啸月楼集》卷五《汴梁客夜》：
独携长铗到天涯，浊酒寒灯夜自嗟。断雁一声风忽起，啼鸟三匝月将斜。信陵门外惊哀柝，梁孝台边怅落花。此地由来传好客，不妨湖海暂为家。
3.《啸月楼集》卷二《留别沈橘声》：
冬十一月将远行，愁云不断悲风生。故人惜别饮我酒，当杯忍涕伤中情。落月沉沉天未曙，沙头橹鸣分手去。数声断雁叫寒霜，飞下烟汀最深处。
4.《啸月楼集》卷三《蒙山道上》：
乱石绕东蒙，崎岖古道通。一身千里外，匹马万山中。芳树遥遮日，春沙细逐风。思家还有泪，不独为途穷。
5.《稗畦集　一夜》：
海内半青犊，梦中双白头。江城起哀角，风雨宿危楼。新鬼哭愈痛，老乌啼不休。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
（笔者注：“家难”可解，此处“国殇”，吊明亡耶？抑或感伤“三藩之乱”耶？读者思之。）
6.《稗畦集　送父》之三：
回思去年秋，我父入燕都。走谒萧寺中，膝下勤慰劬。间关触热来，水陆何崎岖。面目黧且黑，蒹蒹增白须。泣罢跪进酒，寒月照坐隅。天涯骨肉聚，愁中暂欢娱。倏忽经一载，归帆欲南犋。严霜既坠地，百卉皆凋枯。风景不殊昔，离散伤遗孤。
7.《枫江渔父图题词》之《北中吕粉蝶儿》：
《耍孩儿》：俺不能含香簪笔金门步，只落得穷途恸哭。山中尚少三间屋，待归休转又踌躇。不能做白鸥江上新渔父，只混着丹凤城中旧酒徒。几回把新图觑，生疏了半篙野水，冷落了十里寒芜。
8.《稗畦集　丁卯除日客舍作》：
江城腊雪换春风，旅鬓偏惊岁又中。涕泪两行孤烛暗，梦魂三处一宵通。白头堂上思游子，黄口天涯忆病翁。底事飘零久离别，每当除夕恨无穷。
（笔者注：“梦魂三处”句勿泛泛看，故乡父母一处,蓟北妻儿一处，客舍游子一处，三地梦魂相通。写“离愁别怨”，无过于此。）
9.《稗畦集　逢恽南田感赠》：
伤心作客三千里，屈指依人二十秋。歧路忽惊逢故友，暂时欢笑复潸然。贫病参差成白首，交游强半入黄泉。人生七十由来少，一别谁禁二十年？
10.《稗畦集　北发有感》：
非商非宦两无营，底事飘蓬又北征？妻冻儿饥相促迫，猿惊鹤怨负平生。羞从幕下裾还曳，浪说门前屐倒迎。聚铁六州难铸错，白头终夜哭纵横。
11.《稗畦续集　己卯冬日代嗣子之益营葬仲弟昌及弟妇孙，事竣述哀四首》节录：
汝逝十年后，此儿吾始生。不曾承色笑，何幸继宗枋。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糜躯归烈焰，暴骨在他乡。降罚天昏醉，招魂地渺茫。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
（笔者注：洪昇一弟两妹均英年早逝，于此可证。洪昇歌颂弟妹们聪慧美丽的诗词很多，此不录。）
12.友人王锡《啸竹堂集　读稗畦集》：
西泠才子客幽燕，短剑悲歌二十年。乌鸟痛深寒雨夜，脊令音断白云天。关山暗洒思乡泪，花月都成恨别篇。无限声情幽咽处，灯窗一读一凄然。
13.友人王蓍《挽洪昉思》：
世传艳曲调清新，我爱高吟意朴淳。怨艾自伤真孝子，性情不愧古风人。家从破后常为客，名到成时转累身。归老湖山思闭户，何期七尺付沉沦。
14.友人曹寅《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纵横摆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笔者注：曹寅所读之洪昇“行卷”，似为《红楼梦》手稿，与“称心”、“垂老”二句对照看，可见所测不诬。）
15.友人朱彝尊《酬洪昇》：
金台酒坐挚红笺，云散星离又十年。海内诗家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白发相逢岂容易，津头且揽下河船。
（笔者注：“梧桐夜雨”当代指《长生殿》传奇，“薏苡明珠”句殊不可解，疑似代指一部写洪昇明珠暗投，因而遭“谤”的作品，联系到朱彝尊曾看过《洪上舍传奇》，耐人寻味。）
16.友人孙凤仪《牟山诗钞和赠洪昉思原韵十首》节录：
怜才谁料妒娥眉，落拓疏狂竟放归。舞有枳枝歌有曲，独抛红豆教青衣。
风流遗事翻新曲，名擅词坛重一时。谱出几多断肠处，淋铃细雨滴梧枝。
（笔者注：此“抛红豆”与《红楼梦》之“抛红豆”联系起来看，耐人寻味。“淋铃细雨”代表《长生殿》无疑，“抛红豆”何指？影《红楼梦》耶？）
17.友人高士奇《独且集》卷四《过北墅和稗畦韵》：
草草林光春又夏，林间非是爱闲行。才看解择添阴密，静听鸣鸠破午声。当食最难忘举案，论交总是贵班荆。孤怀经岁谁能识，手把诗篇更沧情。
诗后附稗畦原诗如下：
匆匆花事都凋谢，重到名园步履行。芳草白云迷旧迹，绿阴黄鸟变新声。单居义重追摩诘，除服诗哀过子荆。一月柏堂来几度，非关林外寄闲情。
（笔者注：此为高江村悼亡诗。不由人不想起《红楼梦》中之“娇杏”。读者思之。）
洪昇思乡、思亲、思骨肉手足亲情的诗、词、曲，不胜枚举，不一一开列。读者倘有兴趣，可将现存洪昇诗集寻来详阅。最可惜的是，集洪昇“离情别绪”诗词的《幽忧草》和《天涯泪》失传了，如能重见，相信当可更清楚地发现《红楼梦》诗词的来踪去影。万幸哪位朋友如能发掘出来，千万勿吝告示为盼。
第五节　“悲秋”情结
《红楼梦》是一篇“秋天的故事”。用脂砚斋的话说：《红楼梦》“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至于为什么这样写，脂砚斋没有说，大概也不甚了了。
《红楼梦》书中借黛玉的诗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原来作者写作“满纸荒唐言”，记载的就是“自怜”的“素怨”，慨叹的“谁解其中味”，就是书中展现的“诉秋心”。
秋天怎么了？看见月缺花残，便潸然泪下，乃文人悲秋的通病。但《红楼梦》作者的悲秋，却不是文人一般的悲秋的症状。作者曾刻意交代说：“风晨月夕，阶柳庭花”，“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可见作者并不是一般的对景伤情、寻愁觅恨，并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有重大的隐情隐藏在秋天的故事里，隐藏在《红楼梦》这面“风月鉴”的反面。
“三秋”背面隐藏的故事，根据《红楼梦》“作者自云”归纳起来：一是作者家族“闺阁中历历有人”，“当日所有之女子”“裙钗一二可齐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故事；二是自己“锦衣纨绔”时辜负“天恩祖德”、对不起父母师兄，“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成为“孽根祸胎”、家族罪人的故事；三是家族因自己的“无能”、“不肖”、“偏僻”、“乖张”，没有挽大厦于将倾，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
作者创作《红楼梦》，据实记述以上三个故事，目的并非“怨世骂时”，而是“自悔”。这三个令作者悔恨终身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定都是在“中秋”前后。所以，《红楼梦》记载的故事，应该是作者自己“三秋”的忏悔，作者家族“三秋”的挽歌！
过去红学界一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记载的是“江宁织造”曹家兴衰际遇。但遍观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红学大师的考证文章，实在看不出曹雪芹和江宁曹家的事迹同“三秋”有什么关系。笔者经过十余年的悉心考证，发现《红楼梦》的原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人洪昇，书中记载的故事，就是洪家发生在“三秋”的三次“家难”！
洪昇出身于一个江南“望族”家庭，始祖可以追溯到宋朝出使金国，威武不屈的洪昇皓。他是一个类似于苏武的英雄人物，受到朝廷的极高褒奖，被封为“魏国忠宣公”，赐国公府第于钱塘葛岭，府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大园子。园子何名不详，但考虑到“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命名为“大观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洪家在杭州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遵、洪迈、洪适，号称“洪门三学士”。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至今仍是古典文学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朝是洪家第二个辉煌时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以军功起家，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可谓极品；五世祖洪澄、洪涛，也都官居显要；高祖洪椿、曾祖洪瞻祖，两代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要职；祖父无考；父洪起鲛，字卫武，清初也曾出仕。从明代算起，洪家可谓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澄涛二公，似乎就是《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公贾源、贾演，从“澄涛二公”到洪起鲛，历经五代富贵，正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士大夫家庭兴衰规律。
明朝的覆亡，给“世受国恩”的洪家以灾难性的打击，洪出世时，洪家正处于“末世光景”，虽然“外面的架子未倒”，但“内囊也渐渐地尽上来了。”康熙年间，洪家连续遭逢三次“家难”，洪家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终于在内外交困中，无可奈何地寿终正寝了，正可谓“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三次“家难”发生的时间，又恰恰都是在萧瑟的秋天！难怪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以中秋诗起，以中秋诗终”，唱出“三秋”悲凉的挽歌了！
第一首秋天的挽歌——“天伦之变”：所谓“天伦之变”，在封建社会，就是父母成仇、兄弟反目、家人离散的意思。《红楼梦》所描写的，正是家庭中成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都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故事。洪家这样的大家族，也正像《红楼梦》中所说，“从外边来是一时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会一败涂地”。
洪昇兄弟三人，二弟洪昌，与洪昇同母所出；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洪昇父婢妾所生。这与《红楼梦》中宝玉的兄弟行完全相同。洪家家庭长期不和，父亲性格古板暴躁，兄弟们常常受到严厉责罚。在洪昇的诗中，常常出现对“施檄者”即挑拨离间者的怨恨。这与《红楼梦》中贾政夫妻、赵姨娘、邢夫人等人，同贾琏夫妻、宝玉、贾环的复杂关系极为相似。
康熙十年秋天，长期的家庭矛盾终于酿成了大祸——“天伦惨变”发生了！洪昇夫妻、洪昇昌夫妻被同时逐出了家庭，也可能是主动逃离了家庭。洪昇诗中，常常以“古孝子”自居，所谓“古孝子”，就是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古训，在有性命之虑的时刻，逃离了父母身边。“天伦之变”产生的原因，在洪昇诗中屡用“避檄者”典故看，似是逃避家庭中挑拨离间；再从诗中用“伯奇《履霜操》”典故看，似是无罪见斥，满腹冤屈。逃离家庭后，洪昇夫妻的生活便立刻陷入困顿之中，“金玉良缘”落得个“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黄蕙整日眼泪不干，为洪昇还着“三生石”上的“孽债”，“木石”般的平民生活，也只有美好的“前盟”可待追忆了。
《红楼梦》中的宝玉最终有没有当和尚已不可知，但离家出走的结局是肯定的。贾琏夫妻最终也必然是被逐出家庭的下场，王熙凤“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明证，与洪昇兄弟结局相同。洪昇和二弟拖家带口，逃出家庭后，第一个落脚地就是武康县。武康隶属江宁府，正是所谓的“哭向金陵”。洪昇夫妻在武康生活不下去，又投奔京师，卖文为活，极为贫困潦倒，经常处在“八口命如丝”的境地。洪昌夫妻与哥哥分手后，辗转流浪，年纪轻轻地双双客死异乡，可谓“事更哀”了！洪昇是家庭长子，但《红楼梦》中贾琏、宝玉兄弟二人却都被描写成“二爷”，为什么这么写，联想到惨死的洪家“二爷”洪昌，就会恍然大悟了。洪昇同父兄弟三人，家中还剩下一个庶出的三弟中令，正似《红楼梦》中那个赵姨娘生养的“小燎猫子”贾环！
第二首秋天的挽歌——“破家之难”：洪昇的父亲洪起鲛，清初曾经出仕，所任何职，已不可考。但从洪昇寄给三弟中令的诗中可以看出，中令经常随父亲在福建往来，似乎父亲任职地就在浙江的邻省福建，所任职务也似是“学政”、“粮道”之类的“主事”衔官职，与《红楼梦》中贾政仿佛。《红楼梦》中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平安州”，似乎同福建有意义关联，中国人的古训就认为“平安是福”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派兵攻掠江西、浙江，“三藩”挑起的战火烧遍长江以南。清廷的平叛大军进驻浙江多年，杭州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康熙十四年秋天，洪昇的父亲洪起鲛“因事获罪”，被“械送京师”、关押在一个破庙里。是否即《红楼梦》的“狱神庙”，不得而知。获的是什么罪，今已无考，但从时间和地点来推断，似乎是受“三藩之乱”的牵累。在“三藩”占领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没有“殉国”，没有“抵抗”，朝廷都视为“罪臣”，这是毫无疑义的。联想到《红楼梦》中贾赦的罪名“交结外官”，十分耐人寻味。再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的探春远嫁，乘着大海船，嫁给“西海沿子”一个“藩王”为妃，洪家是否因为与耿逆有姻亲关系而获罪，亦非空穴来风。
洪起鲛的罪案一直拖了五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在总清算的时候，于康熙十八年深秋，决定把洪的父母一起“发配充军”，远流黑龙江宁古塔。洪昇一方面在京师为父母奔走呼号，求情辩冤，一方面又徒步三千里，赶回家乡侍奉父母“充军”。这年的除夕，就是在发配犯官的阴冷潮湿的遣送船上过的。此时何种心情，可想而知。后来遇到朝廷“大赦”，洪昇和父母才免遭“充军”之苦。
那时凡罪行严重到发配充军的官员，必被“抄家”，财产被抄掠一空，家人被赏赐变卖，百年“望族”洪家，至此落得个“曲终人散”、“食尽鸟投林”悲惨下场。遇赦后发还的府宅，也只能是一个空“园子”了，这与脂批透露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悲凉结局相同。
洪昇和二弟离家出走后，家中留下的除三弟中令外，还有两个妹妹。洪昇的两个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用洪昇诗的语言表达，就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洪昇对妹妹感情笃深，总是在诗中慨叹，自己虽为“堂堂须眉”，但比不上身为“裙钗”却“齐家”有方的妹妹。但洪昇的妹妹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规律，出嫁后，可能是所遇非偶，她们都年纪轻轻地就悲惨而死，其下场同《红楼梦》中的迎春、探春如出一辙。
洪昇终生都刻骨思念两个可爱、可敬又可怜的妹妹，康熙三十年，洪昇回到家乡后，把二弟夫妻和两个妹妹的尸骨都迁葬故乡父母身旁，并含泪泣血写了“诔词”和一系列怀念弟妹的诗章。这些与《红楼梦》作者在交代创作缘起时，说此书创作的宗旨，就是为了“记述当日的闺友闺情，”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首秋天的挽歌——仕途绝路：洪昇在离开家庭后，虽然仍不脱纨绔习气，厌恶走“仕途经济”道路，但是从当时文人惟一的出路着想，从家族面临的危机出发，还是无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中，继续其“国子监生”的生涯，希图有一天考取功名，重振颓败的“百年望族”。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京师国子监肄业的洪昇，虽然有求取功名的强烈愿望，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传奇”剧本《长生殿》的创作。这固然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也是谋生的需要，搬演剧本的剧班和观演“传奇”的富贵人家给予的赏赐，是洪昇在京期间的主要生活来源。洪昇创作《长生殿》，始于“天伦之变”前，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经过“十年辛苦”、“三易其稿”，终于杀青了。一经传演，立即轰动京师，平民百姓爱看，官僚富商更是趋之若鹜，就连当朝皇帝康熙爷，也亲自观演，并钦赐了二十两白银，成了当时公认的“赏格”。
正当洪昇得意忘形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向他袭来了。康熙二十八年中秋，康熙帝青梅竹马的表姐、成年后的皇贵妃、临终前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刚刚被“册封”为皇后的第二天，就呜呼哀哉了，《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灯谜，正是当朝皇后的真实写照！就是此时，洪昇陷进了一生最绝望境地。
皇后薨逝，按规矩臣民必须居二十七天“国丧”，一切娱乐活动都必须停止，但洪昇和他的朋友们却于此时干了一件蠢事，受到朝廷的严厉处罚。演出《长生殿》大获成功的京师“内聚班”，为了答谢剧本作者洪昇，遍请京师名流，“中秋”“国丧”期间，在“生公园”“聚演”《长生殿》，被人告发，朝廷震怒，参与“聚演”的人员都受到了严厉处分。洪昇被“逮捕下狱”、“枷号示众”，并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时人作诗嘲笑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可谓深刻。康熙二十八年秋天的悲剧，不仅断送了洪昇个人的前程，事实上也断送了洪氏“百年望族”复兴的惟一一线希望。
出狱后的洪昇，在万念俱灰、满腔愤悲的心境下，骑了一条毛驴，奔赴京东盘山，欲在清沟禅院剃度出家。盘山多巨石，相传是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创“大荒”之处，又有女娲庙证明是“炼五色石补天”处。洪昇在这里抚今追昔，其心情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把自己比喻为“大荒山”、“青埂峰”的一块弃置不用的顽石，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这也正应该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
《红楼梦》书中交代，作者创作此书，是于“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这“一番梦幻”，正是洪昇人生中发生在秋天三次噩梦！感叹家族的败亡，感叹姐妹的惨死，感叹自己的坎坷，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理由，不是最充分不过了么？《红楼梦》的主题和内容，不是与洪昇的真实经历最吻合么？
对于发生在洪昇身上的家族悲剧和个人悲剧，当时社会上好多人都归咎于洪昇的“不肖”，“不肖”恶名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文人都难以承受的，但洪昇自己又百口莫辩。创作《红楼梦》，“追踪蹑迹”去记载秋天的三场噩梦，为自己的恶名辩白，应是洪昇的本意。但按照封建伦理，洪昇在书中既不敢指责君王，又不能讪谤父母，只好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作，巧妙地制造了“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洪昇创作此书面临着两难选择，既怕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用意，又怕别人知道自己指斥君父的事实，所以一再流露出“谁解其中味”、“谁解诉秋心”的无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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