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性别的图标:张子林书法 收藏 【红学探轶】《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之五：历史公案

《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之五：历史公案

第一节　四王八公
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品的“末世”背景，书中交代的“金陵”、“石头城”地名，便十分清楚其正确含义了。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后，定都地点是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别名石头城。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朱允汶的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登基后把明朝的首都迁往北京，但仍保留了南京的“陪都”地位，保留了南京“六部”建制。后来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就是以南京“六部”为基础建立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冷子兴从“石头城”“老宅子”旁边经过，看见的是仍然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其实这并非是交代一个官僚家族的“老宅子”景象，实际上是交代大明王朝的“老宅子”——南京故宫的景象！末世的福王政权就建立在这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正所谓“英雄气少，儿女情多”，大清军队与李自成残军两支大兵压境，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红楼梦》书中交代的富贵人家在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依然昼夜不停地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贾雨村走贾政的后门，被实授“金陵应天府”，聪明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官职！南京称“应天府”，是只有大明王朝独一无二的称呼。朱元璋建都南京，他的四儿子朱棣迁都北京，但仍把南京作为陪都，称“应天府”，将北京称为“顺天府”。明朝灭亡以后，清廷定都北京，南京不再保留陪都地位，撤消了“应天府”，改设“江宁府”。清朝初年，民间对南京的称呼十分混乱，有的称“南省”、“南直隶”，有的称南京、“江宁”，有的仍然称“应天府”，不过，到了清朝中叶，称呼便逐渐规范了。《红楼梦》中，“应天府”、“江宁县”、“南省”、“南直”、“金陵”、“南京”、“石头城”等称呼同时都出现过，可见是典型的清初民间称呼法，这种称呼法只存在于顺治、康熙两代，乾隆时期的人们，绝对不这么称呼。从这一点看，曹雪芹生存的年代，绝对不会如此称呼南京的。
《红楼梦》书中特意交代“金陵”、“石头城”，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交代“金陵十二钗”的背景。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六朝以后，就一直是全国青楼楚馆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明朝末年，包括南明时期，这里涌现出“秦淮八艳”等一大批著名的高级妓女，如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王修微等。她们与“江南四公子”等文人政客，在秦淮河畔演出了一幕幕英雄美人的凄婉故事。这些妓女不仅貌美，而且多才，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她们的故事，在明末清初，是文人笔下创作最多的题材。《红楼梦》同《桃花扇》一样，也应是以“秦淮八艳”的生活实际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其实，《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该书是记载金陵城“风月”故事的。何谓“风月”？说得雅一点，不过是青楼楚馆这个风月场中发生的故事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红楼梦》第十四回秦可卿大出殡场面描写中，亲来送殡的有“八公”，即镇国公牛清，理国公柳彪，齐国公陈翼，治国公马魁，修国公侯晓明，缮国公名字未表，加上宁荣二公，即“当日所称的八公便是”。路祭的有“四王”，即东平王，南安王，西宁王，北静王。并且交代，四王中“当日惟北静王功高”。
红学界关于“四王”、“八公”的考证，真难坏了诸多红学大师。按照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推论，这“四王”、“八公”必然是清朝的王公，可是在大清王朝建立之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什么“四王”、“八公”，只好葫芦提了事。但是，当你否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把考证目光由清朝转向明朝时，“国初”的“四王”、“八公”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俱封为王，其中嫡生儿子被封为四大亲王，就是秦王朱，晋王朱桐，周王朱和燕王朱棣。燕王朱棣封地在今天的北京，所谓“北静王”，指的应该是他的子孙；朱棣后来当上了皇帝，所以功劳在四王中当然最高。
所谓“国初八公”，指的是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当时被封为“国公”的有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共七个公爵。其中鄂国公常遇春已于洪武二年卒于军中，当时封公的实为六人，加上宁荣二公，共八人，是为“八公”。
这么说，“宁荣二公”难道真的有生活原型么？是的！不过不是国初洪武三年封的公爵，而是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封的公爵。宁国公王真是朱棣“靖难”起兵的大将，后死于战阵，生前被封为金乡侯，洪熙三年被追封为“宁国公”。荣国公张玉是追随朱棣起兵的另一员大将，“靖难”之役中在东昌战死，他的儿子张辅也因军功被封为英国公。张玉和王真，都是战功赫赫的猛将，是朱棣夺取天下的大功臣。《红楼梦》中借用“宁荣二公”的名分，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交代明朝的特殊背景。
如果《红楼梦》描写的是南明末世的南京故事，那么，“四王”与“八公”此时有可能齐集南京么？是的。朱元璋封的“六公”，本来就是在南京封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他们也没有随同进北京。直到南明政权向清军豫亲王多铎投降时，魏国公徐达的十二世孙徐延龄就是领衔投降的重臣之一。
所谓“四王”，其中燕王的直系子孙南明监国的福王，当时是从洛阳逃往南京的，秦王、晋王、周王的子孙，在他们的封地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之后，也纷纷逃来南京。南明时期的金陵，可谓冠盖云集，不止“四王”、“八公”。这么多王公齐集南京，也是南明时期的特有现象，是《红楼梦》作品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铁证！
《红楼梦》书中四王的典型，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暗指清初的四个“异姓王”，也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镇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整个清朝三百年间，异姓封王的只有这四家，以“东西南北”方位命名的王爵也只有这四家！其他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王爷，他们的王爵名称，什么“恭亲王”、“肃亲王”等，绝对没有用“东西南北”命名的。
到了康熙朝“三藩之乱”前夕，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三个老王爷还在，只有耿仲明这一家王爷，已经是孙子袭封了！耿仲明在崇德元年（1636），被皇太极封为“怀顺王”。顺治五年（1647）改封“靖南王”。在向江南进军的途中，耿仲明由于收留旗人逃亡的“家奴”，被顺治皇帝给了严厉处分，打算“议削王爵”。耿仲明悲愤交加，在得知最后判决之前，在江西吉安自缢身亡，时为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耿仲明“坏了事”以后，隔了一段时间，朝廷为了安抚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又让其子耿继茂袭封“靖南王”。康熙十年（1671），耿继茂又病死了。临死前上书皇帝，请求让儿子耿精忠袭封王位，皇帝批准了。所以到耿精忠当上靖南王，已经是第三代，即孙子辈了。
靖南王在四王中是否功劳最大呢？顺治六年五月十九日，在耿仲明加封靖南王时，皇帝发出了一封充满褒奖之词的敕文。文中历数了耿仲明投顺大清，攻取旅顺口，平定朝鲜，击破洪承畴，进入山海关，平定河南、江南，协攻潼关，取扬州，夺湖南等一系列大战役中的赫赫战功，说明他的功劳在四王中确实是最高的。吴三桂虽然当时势力最大，但投顺清朝时间晚，功劳还不能与其他三王相比。其他三王，耿仲明是最骁勇善战的功臣。
罗列了这些史实，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的“北静王”，实际上就是靖南王耿精忠！“静靖”同音，换南做北，“靖南王”于是就成了“北静王”。耿精忠在袭封王爵前，被其父遣入朝廷，做皇帝的侍卫，实际上是人质。四个异姓王当时都遣子入侍当人质，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就有相同的经历，大家都知道。
耿精忠在京当侍卫期间，曾被皇帝封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又把肃亲王豪格的格格赐与他和婚，封其为“和硕额附”。袭王爵后，回到福建。康熙十二年，与吴三桂、尚可喜三王一起造反，蹂躏了半个中国。经过八年征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清廷方平定了“三藩之乱”。
《红楼梦》所写的北靖王，当是康熙十年前居住在北京的“和硕额附”、未来的靖南王耿精忠。书中说他“年未弱冠”，“形容秀美”，“情性谦和”，都与耿精忠真实形象吻合。书中说他和宝玉“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不以王位自居”，说的就是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与洪昇的外祖父黄几的相与之情。黄几虽然不是王爷，但身居相位，位高权重，满朝文武，包括四王，都是不敢轻视的。
再来看《红楼梦》中那个“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很可能就是指耿精忠的爷爷耿仲明。他在“湟海铁网山”预备的贵重棺材板儿，红学界都认为来自东北。耿仲明早在袁崇焕那个时期就投降了满清，在东北还搞不到一块棺材板儿么？当时这些满清将领，刀头上舔血，随时都可能战死，所以都早早为自己预备一副棺材板儿。
《红楼梦》中的那个“忠顺王”，让管家找贾宝玉要琪官，结果宝玉因此被父亲痛打了一顿。根据书中说的，北静王曾经把大红汗巾子给了琪官，说明二人已经是不避嫌疑的关系。琪官把汗巾子转给了宝玉，宝玉把琪官藏在了“紫檀堡”，最想找宝玉讨要琪官的人是谁？当然是北静王！所以，北静王就是忠顺王！耿精忠的爷爷，最先封的王爵是什么？就是“怀顺王”。“怀顺”、“忠顺”的称呼仿佛，难道是偶合么？
归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四王”，隐写的就是清初的四个异姓王。北静王、义忠老亲王、忠顺王，实际上都是指先封“怀顺王”，改封“靖南王”的耿精忠一族，不过写作时把靖换成静，把南换成北而已。洪昇为什么在《红楼梦》中要写耿精忠呢？原来，洪家同靖南王家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
三藩造反后，洪家遭遇了两件十分奇怪的事件，一是洪昇的父母一起被朝廷发配充军，二是洪昇的三弟中令冒着战火到福建去，陷入绝地整整三年。按常理说，封建官僚犯罪，可以牵连妻子，但妻子的罪名和刑罚与本人还是有区别的，洪家为什么父母同罪、一起发配充军？洪昇的外祖父当时身居宰相高位，为什么救不了女儿女婿？战争险地人们躲之尚且不及，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事情，洪中令为什么一定要犯险入闽？
原来，洪昇有一个妹妹，可能是被许配给了靖南王耿精忠做了妃子！洪家在明朝，一百多年有权有势。但改朝换代以后，就成了“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了，急于寻找靠山。把女儿嫁给炙手可热的王爷做妃子，是可以理解的举动。洪昇的这个妹妹，应该就是《红楼梦》书中探春的原型。书中说探春的命运是将来做“王妃”，并且要乘大船远嫁三千里，显然就是隐写嫁到福建。直到解放后鹰厦铁路建成前，入闽的陆路交通都是极为艰难的，进入福建的最好路途就是乘船。探春与贾环是同母赵姨娘的女儿，贾环的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三弟洪昇中令。亲姐姐出了这么大事情，洪昇的庶母能不逼着中令冒险去看姐姐么？！
耿精忠造了反，朝廷能饶得了洪昇的父母么？不抄家充军才怪呢！这也是洪昇的父母一起被发配的原因所在，女儿做了叛逆的妃子，父母的罪行不是一样么？这样的罪行，黄几官位再高，能搭救得了么？洪家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在洪的诗词中从来没有正面记载，但也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循。洪在三藩之乱期间所作的诗，基本上就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哀叹父母被发配充军，二是担心三弟在福建的危险，三是关注清军向福建调动，描写了好多向福建送大炮、征调部队的目睹情形，非常真实地表达了关切之心。洪昇此一时期还编写了一部歌颂抵抗叛乱的传奇，似乎是急于表态，避免牵累，否则，一般的文人，是不屑于创作这些应景之作，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故意迎合朝廷的。
本节前面说《红楼梦》中所谓“国初四王八公”，是指明初洪武年间册封的四个亲王和八个国公，后边又说是暗指清初四个异姓王，是否自相矛盾呢？其实也不矛盾，明初清初都是《红楼梦》中所说的“国初”，两个“国初”恰好都有所谓的“四王”，书中的“四王”又不是实指，而是一种隐喻，也不能排除作者创作时两个“四王”都考虑到了的可能，《红楼梦》毕竟是小说嘛。《红楼梦》研究不必拘泥成说，两说并存，立此存照吧。
第二节　四大家族
《红楼梦》中“葫芦庙”的小“门子”，向刚刚当上知府的贾雨村，介绍了著名的“护官符”。符上写道：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我们的红学家，心中认定一个曹雪芹，便异口同声说“护官符”是隐写江南三大织造。其实，这是绝对说不通的。其一，江南三大织造是三个家族，不能称为“四大家族”；其二，三大织造分别居住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也不能说是“金陵”的四大家族。
我劝朋友们再认真品读一下“护官符”，最好是翻过来倒过去地读。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四句话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是“马、史、王、铁”四个大字！什么是“马史王铁”？就是南明小朝廷的四个权臣：马士英，史可法，王铎，钱谦益！
马士英拥立福王有功，当时权倾朝野；史可法是原来南京六部的兵部尚书，资格最老，位置最尊；王铎号称不倒翁，左右逢源，掌握着朝廷实权；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名气最大。这四个大臣，在南明政权中都身居大学士（宰相）高位，互相之间确实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他们勾结起来，卖官鬻爵，把南明政权搞得乌烟瘴气！当时如果谁想当官，不走这四个人的门路是绝对不成的，所以《红楼梦》中的“护官符”要写这四个姓氏。其中“马、史、王”三人，都是直接写的本姓，只有那个“铁”，写的不是本姓，而是钱姓，但“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表述，也清楚地表示出该家族之“钱”大气粗！
由“四大家族”联想到“葫芦庙”，庙者，庙堂也，朝廷也。《红楼梦》中明确交代，葫芦庙是因为地方狭小而得名，地方狭小的庙堂，就是南明小朝廷的代指。北方丢了，中原丢了，西北丢了，西南丢了，只剩东南一隅苟延残喘，正是葫芦那么一点的庙堂！“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葫芦庙失火，被烧成一片白地，也正是清朝大军下江南，南明政权土崩瓦解、顷刻覆亡的代名词！
《红楼梦》书中，描写这个葫芦庙一样的地方狭窄的小朝廷覆亡后，甄士隐出家了。“甄士隐”者，“真仕隐”也，这正是隐写南明小朝廷覆亡后，具有强烈遗民思想的真正士大夫纷纷出家入道的现实！这个甄士隐出家前口中唱的《好了歌解》，正是悼念明朝“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从此“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中还有个奇怪的“以金代玉”的内容，也同南明小朝廷发生的故事有关。崇祯政权在北京灭亡后，大明王朝的传国玉玺落入了李自成起义军手中。南明政权建立时，是没有传国玉玺的。为了政权的合法性，必须重新刻一方代表皇权的玉玺。南明政权建立仓促，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玉料，于是，南明君臣便首先刻了一方“金玺”，暂时代替玉玺；后来找到玉料后，方重新刻成一方玉玺，将金玺取代下来。这段有趣的史实，在《南渡录》、《甲乙事案》等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
不知朋友们注意没有，《红楼梦》中宝玉“奇缘识金锁”一节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玉和锁的形状，并且勾画了玉和锁的图案。其真实用意，应该就是影射这段奇特的“金玺代玉玺”的史实。“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刻词，都明显是在影射“受命于天，即受永昌”的传国玉玺的刻词！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说《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原型是清初杭州的洪黄钱翁四个百年望族，这里又说是暗指南明小朝廷的马史王钱四大权臣，是否自相矛盾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我们知道，《红楼梦》创作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洪昇原意是像《桃花扇》那样，写南明覆亡史，写国仇，后期由于家族及个人的不幸，转写自己与姐妹的遭际，写家难。两个阶段都涉及“四大家族”问题，所以书中的“四大家族”亦此亦彼，两个原型的形象都隐含其中。
第三节　真真国女孩子
《红楼梦》中宝琴向姐妹们说，有一个“真真国女孩子”，金发碧眼，能用汉语作诗，诗中有“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字样。红学界好多专家推断这个“真真国”是隐指台湾，这个“真真国女孩子”是在台湾的荷兰人。这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这个“真真国”究竟代指的是什么时期的台湾。
大家知道，明朝后期，台湾被荷兰殖民者占领；南明时期，郑成功收复了台湾，作为抗清基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收复了台湾，从此正式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直到甲午战争清朝割让台湾，1945年台湾再次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时，盘踞台湾的荷兰人投降后，便乘船离开了台湾，从此再没有返回。从《红楼梦》中描写的“真真国女孩子”形象看，金发碧眼，熟悉汉语，只能是曾经长期居住在台湾的荷兰人。台湾有荷兰人，也只能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一段时间的事情，其他时期台湾都不会有西方白人形象的女孩子。曹雪芹所处的乾隆中叶，台湾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真国女孩子”，只有南明时期，才会有对“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真真国女孩子”。从这一点看，《红楼梦》作品的南明背景也是不容置疑的！
第四节　林四娘
《红楼梦》中最能代表时代背景的典型人物，就是那个“危画（均有女旁）将军”林四娘！林四娘的故事，与乾隆朝和曹雪芹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个发生在山东青州的真实故事，在明末清初曾广为流传。《红楼梦》书中交代，贾政和他的清客们，得了一个“新题目”，就是林四娘的事迹，然后把宝玉、贾环、贾兰找来作诗。贾兰写了一首七绝，贾环写了一首五律，宝玉独出心裁，写下一首长篇古风《词》，对林四娘赞颂备至。
所谓“新题目”，应该就是刚刚发生的可资歌咏的新故事。既然是新发生的事情，只能是近年发生的、刚刚传到贾政耳朵里的故事，总不能一百多年后传到曹雪芹耳朵里，还是“新题目”吧？事实上，清朝初年的蒲松龄和王士，就分别在《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中，分别记述了林四娘的故事，也确实是按照“新题目”来歌颂的。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断《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是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顺治二年（1645），也就是南明弘光元年，当时清军占领了北京，但势力尚未向南发展；南明政权自顾不暇，也没有北进的愿望，山东一带，成了四不管的地方。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军队，被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击败后，大队伍向西溃退，其中一支农民军脱离了大部队，退向山东。
山东青州，是明朝衡王的封地。这支农民军占领青州后，衡王落入了农民军手中。农民军此时正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于是便欲拥戴衡王登基，继续与清军对抗。哪知这个衡王是个扶不上壁的烂泥，究竟是否顺从农民军，已不可考，反正无所作为就是了。后来，清军进入山东，在交战中，衡王不知是被农民军杀死了，还是被清军处决了，反正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衡王死后，据说衡府旧址经常发生妃嫔或宫娥冤魂出没的事情。
衡王与林四娘的故事，在当时南明的首都南京流传很广，南明君臣曾经为衡王的遭遇叹息不止。《红楼梦》、《聊斋志异》、《池北偶谈》等作品，都是根据这一传说写成的林四娘故事，由于传闻的差异，所以记载也大同小异。《红楼梦》中写这个衡王，用的是“恒王”二字，这个“恒王”并非另有其人，只是衡王的同音讹转罢了；林四娘三个字，在所有记述中都是一致的，没有异议。
其他典籍中记载的林四娘，都是一个在战乱中死去的柔弱女子，《红楼梦》中却把她写成了驰骋沙场的女英雄，女烈士，这明显是受了南明时期那些战场女英雄事迹的影响。
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意外继承了外祖父的一处庄园遗产——常熟城东三十里的“芙蓉庄”。芙蓉庄不仅名字风雅，周围风景也十分秀美。庄内还有一棵百年红豆树，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碧梧红豆庄”。对芙蓉庄略加修葺之后，夫妻二人携带他们的小女儿，搬来这里居住。
钱柳夫妻搬进芙蓉庄后，一件奇迹发生了，庄中那株已经二十多年不开花的老红豆树，忽然之间竟花发满枝，香飘数里！这年九月，在钱谦益华诞前，居然结下了一粒红豆，而且仅仅一粒！柳如是虽然对陈子龙终生怀念，但对苍老的丈夫能够真心悔过，并且在垂暮之年为反清复明大业辛勤奔走，也充满了一腔柔情。在钱谦益的寿礼上，妻子献给他的礼物，就是这颗代表着相思的红豆，令钱谦益老人激动不已，在席上口占十首绝句，歌咏红豆，歌咏爱情！
钱柳夫妻之所以搬来这里，除掉风光怡人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同江南义军联络方便。这一时期，钱谦益同他的学生郑成功来往频繁，正策划着郑氏水师由长江口溯江而上，力争夺取南京，占领江南半壁，再图恢复全国。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成功的水师，在张名振、张煌言的统帅下，攻入长江口，停泊在金山江面。柳如是随丈夫亲自来到水师大营箪食壶浆犒劳义军。在这支威武的军队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支身着戎装、腰佩刀剑、英姿飒爽的娘子军！
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应该是混合着青州林四娘与江南阮姑娘形象创作出来的。我们知道，《红楼梦》创作初期，洪昇曾以南明时期作为背景，以柳如是为原型进行创作。义军水师女兵的故事，与柳如是紧密相连，难怪洪昇要如此描写。
第五节　 曹雪芹书箱
一、“曹雪芹书箱”风波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一项轰动红学界的重大事件：在北京一个张姓的家庭中，发现了“一对儿”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收藏者自称其祖先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张宜泉，张宜泉著有《春柳堂诗稿》，内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是新红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基础。据红学大师冯其庸推断，该书箱确实是乾隆年代的旧物，是曹雪芹或其续弦夫人逝世后，由张宜泉保存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木制的书箧，左右宽70.5厘米，上下高51厘米，前后深23厘米。两个书箧的正面，左右相对刻有兰花。右边的兰花下有一拳石，兰花上端有行书题刻：
题芹溪处士句:
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
左边一幅兰花上端题刻：
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
左边一幅兰花的右下角题刻：
拙笔写兰。
还有两句题刻：
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左边书箧的箧门背面，用章草书写着箱内所装物品的清单。由此清单可见，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为“芳卿”的女子，箱中物品是她与丈夫所绘的编织一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即所谓“花样子”。清单共五行字，五行字左边，则是用娟秀的行书写的一首七言悼亡诗，括号里的文字，是书写当时被勾掉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圻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身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此书箧的发现，着实令红学界兴奋了一阵子。吴恩裕、冯其庸等大师断定这对书箧是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赵冈先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这件乾隆时期遗物重见天日，红学界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因为它不仅证实了新红学理论的根本所在，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曹雪芹确实有个续弦夫人，就是书箧的主人“许芳卿”！
然而，正在红学界大师们好梦沉酣的时刻，却冷不防被人浇了一瓢冷水：1983年3月，在《文献》杂志第15辑，刊出了端木蕻良与洪静渊先生《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端木先生是曾经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著名作家，洪先生是安徽省著名文人，二人在文坛均可谓德高望重。洪静渊先生称“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书内记载一个名“许芳卿”的女诗人，在其夫卒后，作悼亡诗云：
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
思人睹物埋沉箧，待殓停君鬻嫁裳。
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向北邙。
此诗的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因为《旧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号“转华夫人”，其夫吴震生，号“玉勾词客”，二人均乃生活在康雍两代的安徽籍著名词人。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续时，自称“鳏叟”，其时“转华夫人”下世最起码已经十年以上了。这说明，与“转华夫人”生前为邻居的“许芳卿”，悼念亡夫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许芳卿根本不可能成为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所悼的死者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据此，高阳先生撰文《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红学界又交口一声，断定“曹雪芹书箧”乃是“作伪”的产物。
随着吴恩裕大师的逝世和冯其庸大师的缄口，红学界基本无人再提起这对令大师们蒙羞的“书箧”了。只有邓遂夫先生前一段发表了一篇《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文章，用自己记录的同洪静渊先生的谈话，判断洪先生提到的《旧雨晨星集》子虚乌有，试图证明是洪静渊先生“作伪”，而书箧是真的有价值文物。邓先生同洪先生的谈话发生在1988年６月，从谈话到邓先生文章发表，历时长达15年之久。谈话当时洪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大概不会再活15年。洪先生在世时，邓先生把自己的“谈话记录”束之高阁，而在洪先生辞世后才加以公开发表，众所周知，死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打笔墨官司的，邓先生于此时发表自己记录的、洪先生无法辩护的、也没有第三人证实真伪的谈话记录，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红学界的大师们，思维方式似乎出了点问题：此书箱出自现代一个张姓公民家中，由于书箱上有“芹溪处士”字样，他们对书箱原主人是曹雪芹便深信不疑，甚至对臆测“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也全盘接受，尽管这中间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对于曹雪芹拥有此书箱之前甚至出生之前，书箱还有一个初始的主人“许芳卿”，这个“芳卿”并非曹雪芹的“续弦”，甚至与“曹家店”不搭界，尽管这些都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大师们还是不能“容忍”，转而全盘否定这对书箱。他们不对箱箧进行考古鉴定，不去研究“悼亡诗”的真实含义，而是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态度，不是无端判定“许芳卿”是“造假”的人物，就是盲目推断书箱本身是“造假”的产物。总之，在大师们眼中，不是用书箱来判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而是用曹雪芹的著作权来判定书箱的真伪；书箱如果有利于曹雪芹就是真的，如果不利于曹雪芹就是假的。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如果说研究《红楼梦》是严肃的学术活动的话，能够容许对同一证据采取如此实用主义的态度么？看来，“两个凡是”在红学界还真有一定市场，难道在红学界还有必要再开展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么？
二、“曹雪芹书箱”外部题款解读
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在北京张宜泉后人家中发现的这对儿“曹雪芹书箱”，确实是一对儿装书用的箱子。从尺寸上看，比装杂物的箱子要小。两边带有耳环，出门时便于随身携带；两个一对儿，或肩挑或牲口驮，都十分方便。从书箱内壁上题写的内装物品目录看，此箱原来是女人装“花样子”和编织歌诀用的箱子。从箱子的古旧程度看，判断为清初的古董，是可信的；根据箱面上“题芹溪处士句”，判定该书箱曾经为曹雪芹拥有，大致也不会出错，因为“乾隆二十五年”决不会有人为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去造假，所以不应无端判定书箱是假货。发现此箱的当时，箱子内壁有衬纸，纸上有《仪礼义疏》、“春柳堂诗稿”字样；《春柳堂诗稿》是张宜泉的诗集，此箱从张家后人手中出现，当非偶然。此箱是张宜泉在曹雪芹或其夫人死后得到的，亦属顺理成章的推断。
但是，箱子是否是曹雪芹续弦时朋友送的贺礼，却值得怀疑。从箱面上题刻的兰花图案和“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诗句以及原来所装的“花样子”看，应是结婚时女方的妆奁。如确系女方妆奁，那么在箱面上兰花图案上边、诗句前边题刻的“题芹溪处士句”，则显示是男方用品，就明显不妥了。再则，结婚是喜庆之事，不论是自备用品还是朋友赠品，按中国传统习俗，都不会出现“处士”字样；“处士”乃是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特殊称呼，是无意功名富贵者的代名词。朋友送的结婚礼物上，无论如何不会把新郎称为“处士”的，因为与中国传统结婚理念不合，与婚庆气氛不谐！
从箱面题刻的图画文字书法及布局看，也明显不和谐。诗前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诗后的“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与中间四句诗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笔，字体明显偏大，书写也显得狂放不羁，布局上明显挤占了兰花图案的位置，使画面显得拥挤不堪，图案和题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谐。而兰花图案中间偏上的四句诗与“拙笔写兰”四字，字体一致，大小均匀，书写显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笔；“拙笔写兰”四字位于四句诗的左下方，显然是诗和画的作者落款。题诗、落款与兰花图案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落款与“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题款的规矩的。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得出以下结论：该箱子曾经为曹雪芹拥有，但在曹雪芹之前还有一个女主人。初始用途也不是“芹溪处士”的书箱，而是一个女人装嫁妆中“花样子”用的箱箧。出嫁前，这个箱箧的原主人似是一个工诗善画的闺中少女，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嫁妆箱子上画了两幅左右对称的兰花，在兰花中间偏上位置题刻了四句诗，在诗的左下方落款“拙笔写兰”。而位置不协调、字体也不一致的“题芹溪处士句”与“乾隆二十五年”题款，是后人补题上去的。这个补题者，应是曹雪芹的一个友人，补题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箱子的初始制作和题刻时间，似乎比曹雪芹要早。箱子的原主人，似乎也不是曹雪芹的什么续弦夫人，否则夫妻之间不会有如此奇怪的无聊举动的。
三、“曹雪芹书箱”内“悼亡诗”研究
书箱内壁上书写的“编织图样及歌诀”可以证明，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诗”本身潦草并多处修改的书写形式，也足可证明，是丈夫死时，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时的急就章。红学界大师们把箱面上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这首“悼亡诗”联系起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推测出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进而推测这首“悼亡诗”是这位续弦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时所作。仔细想来，这些推测是极其靠不住的！除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以外，还有“以甲证乙、乙再证甲”的“自证”嫌疑，这是研究文学和历史的考证方法所不容许的。
细读“悼亡诗”，表面上似乎同曹雪芹去世时的情景相似，比如曹雪芹饮酒无度，死于“杜康”；因为生活穷困潦倒，死后“停君待殓”，妻子不得不卖了“嫁裳”充作殡殓之资等。但仔细分析，则矛盾百出，与曹雪芹决不搭界了。封建社会的穷困文人，死于“杜康”、家贫“待殓”者多矣，如何能断定死者其人就是曹雪芹？更何况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从“悼亡诗”的上半阕看，曹雪芹虽然嗜酒，但死于爱子早殇后的悲痛，真正的死因“怨”不得“杜康”。如果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则无权并不可能自称“糟糠”；“糟糠之妻不下堂”，特指元配妻子；有人说“糟糠”是代指困苦生活，衣食不周，这是曲解，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糟糠之妻”是个成语，容不得其他解释。曹雪芹死于壬午年，也并非诗中代指癸未的“玄羊”年。从“悼亡诗”的下半阕看，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曹雪芹夫妇同《织锦记》里的窦滔、苏蕙夫妇有什么关系？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为了“织锦意深”惭愧什么？曹雪芹写书及其不知什么人“续书”，又同修《汉书》的班固、班超兄妹有何比附之处？曹雪芹的姓、名、字、号都同“刘”字扯不上干系，为什么芳卿口口声声称他为“刘郎”？
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悼亡诗”，显然比“曹雪芹书箱”中所题之诗更加成熟，更符合诗词韵律。认定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旧雨晨星集》是造假，仅凭邓遂夫先生自己的记录，是不能成立的证据。譬如指认某人有犯罪嫌疑，在该人生前不出示证据，而在他死后单方面出示他无法为自己辩驳的所谓证据，又没有第三者佐证，似乎有厚诬死者的嫌疑。如果不能对洪先生的发现进行有效的“证假”，那么只能相信，这个作“悼亡诗”的“许芳卿”，确实是曹雪芹出生前就已经辞世的康雍时代的人，是史有明载的“玉勾词客”吴震生和“转华夫人”程琼的邻居。她哀悼的亡夫，决不可能是曹雪芹！这首“悼亡诗”，最起码作于乾隆二年再上推十年之前，很可能是康熙末期或雍正前期的作品。
在不能对书箱本身及其涉及到的“张宜泉”、“芹溪处士”、“芳卿”等人物“证假”的前提下，学术研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小心”的考证。我们不妨按照“张家后人——张宜泉——曹雪芹——许芳卿”这一书箱流传的顺序，层层递进，去研究这个流传过程的真实性。实际上，书箱的四个主人、三次转手，只有从许芳卿到曹雪芹这一次转手、许芳卿这一个主人，红学大师们有疑问；如果解开了这个疑团，大师们便不会恨恨地诅咒书箱是“伪造”品了。
四、“曹雪芹书箱”的原主人许芳卿考证
平心而论，只要是熟读清初历史的严肃学者，考证这个“许芳卿”并不困难，因为她的“悼亡诗”中，对自己和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刻画是比较细致的，比起红学大师们“考证”的曹雪芹形象清晰多了。
从“悼亡诗”中不难看出，“许芳卿”与死去的丈夫是元配的“糟糠”夫妻，并非“续弦”，二人很有可能婚前是兄妹关系，诗中自比续《汉书》的“班娘”，就一定视丈夫为作《汉书》的班固，因为二班是兄妹关系，所以可以推断死者与悼亡者婚前也是兄妹关系；不过夫妻间不可能是亲兄妹或堂兄妹关系，只能是表兄妹关系，这在旧时婚姻关系中是常见的。
丈夫生前，夫妻生活十分贫困，丈夫突然死了，无钱置办丧葬用品，也没有生前选定的 “窀穸”——也就是墓地，只好“停君待殓”，卖“嫁裳”筹款。丈夫的死亡原因是“杜康”所致——也就是嗜酒无度造成的，可能是酒精中毒，更可能是酒醉后出现了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旧时医学知识对酒精中毒致病乃至致死还没有今人这么清晰的认识，对病死的嗜酒者一般不会“怨杜康”，只有对酒后意外致死才会刻骨铭心地“怨杜康”。
丈夫死后，芳卿所“理”的“陈箧”，似乎就是这对旧箱子；“陈箧”中所装的物品，令妻子“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这个芳卿所“理”的书箱中所装之“物”，似乎不会是自己的“花样子”，而是丈夫的著作手稿，书箱的用途可以作证，除了装书籍纸张，此箱似乎无它用途；除了著作手稿，芳卿也不会由“思情”进一步联想到“续书”。书箱中所装的丈夫生前手稿似乎是一部未曾写完的作品，丈夫生前似乎与妻子有过倘若我写不完由你续写的约定，否则“未亡人”不会以“续书”为己任，也可见妻子对丈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路十分熟悉；但丈夫死后，妻子又深感自己“才浅”，担心完不成丈夫的遗愿，内心十分惭愧。
悼亡诗中“织锦意深”字句可以证明，丈夫生前应该创作过以“织锦”为题材的作品，令“蕙女”深感惭愧。有清一代关于“织锦”题材的作品，有据可查的只有《织锦记》传奇。《织锦记》又名《回文锦》，是康熙朝文人洪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蕙女”是《织锦记》中主人公窦滔的妻子苏蕙，书中的“蕙女”确曾因丈夫纳妾妒火中烧导致家庭不和，最后因丈夫的教诲而自感愧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个“悼亡诗”的作者，就是康熙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大文学家洪昇的妻子黄蕙！黄蕙字兰次，与丈夫洪昇是嫡亲表兄妹关系，从小青梅竹马，确系“糟糠”夫妻。因为“家难”原因，黄蕙与丈夫一起逃离了生活优裕的家庭，后半生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洪昇就是《回文锦》传奇的作者，史有明载，文坛没有争议；洪昇创作《回文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自己纳妾，妻子“嫉妒”，用作品使妻子自感“愧悔”。黄蕙与作品中的苏蕙，均可称为“蕙女”；黄蕙字兰次，书中的苏蕙字若兰，作品的讽喻之意，昭然若揭。
洪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岁在甲申，享年六十岁。死因是在水路归家途中，于一个月黑风高夜，友人招饮，大醉后归舟，失足落水，抢救不及造成的；因此妻子黄蕙在“悼亡诗”中产生“怨杜康”的哀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悼亡诗”中有“乩诼”、“玄羊”字样，“乩诼”是与算命有关的谣言之意，“玄羊”是癸未年，即洪昇去世的上一年；很可能“玄羊”年妻子给洪昇“扶乩算命”，有次年甲申“流年不利”的“诼言”。洪昇死时年方六十岁，中国确实旧有“花甲子”“流年不利”的传统说法。至于“悼亡诗”中的“重克伤”一语，应是黄蕙真实心理的反映，黄蕙婚后，次年丧父，七年后殇女，中年伤夫，按照旧社会的观念，确实是“克伤”命，无怪本人要自怨自叹了！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是，“悼亡诗”中把丈夫称为“刘郎”。如果是实指，洪昇不姓刘，曹雪芹也不姓刘，他们的姓氏同刘字亦无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是用典，与“刘郎”有关的典故，大概只有“尽是刘郎去后栽”了，丈夫尸骨未寒，用此典入“悼亡诗”，既无道理，也无意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即“刘郎”二字乃“柳郎”的误写，刘柳二字同音不同形，可能搞混。洪昇生前，确实常常自比“柳七郎”，就是宋朝那个著名的风流文人、“奉旨填词柳三变”。生前洪昇去苏州桃花坞拜谒唐寅墓时，看到墓地修葺一新、桃花万点，感慨自己和唐寅命运、才艺相仿佛，担心自己身后下场不如唐六如万一，在所作的感怀诗中，曾发出“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的无限感慨，意思是：不知将来我死之后，有谁会在花繁草绿的春天，到我的墓地来凭吊？黄蕙“悼亡诗”中所说“成谶”的“戏语”，大概就是指洪昇的这两句诗。当日的“戏语”终于不幸成了现实，洪昇死后，葬身无地，殡殓无钱，更谈不上朋友凭吊了。妻子套用丈夫“谁吊春风柳七郎”诗句，在“悼亡诗”中写下“窀穸何处葬刘（柳）郎”或“欲奠刘（柳）郎向北邙”的诗句，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含义也十分悲凉贴切！
黄蕙与表兄洪昇，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城，当时的风雅文人羡慕这对夫妻是真正的“同生同心”，结婚时朋友们曾为新人作《同生曲》致贺。这对书箱，很可能就是当年与表兄洪昇结为“同心”时，黄蕙盛装“花样子”的“书箧”。箱面上的兰花、诗句以及“拙笔写兰”落款，似乎就是黄蕙自己的手笔。黄蕙字兰次，一生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婚前在嫁妆箱箧上画兰，是顺理成章的。书箱内关于“花样子”清单的五行字，很可能是洪昇婚后在“甚于画眉”之际，为爱妻书写的。如果哪位朋友能发现洪昇手书真迹，加以比对，就能一目了然。
不过黄蕙既不姓“许”，名字也不叫“芳卿”，似乎与书箧不搭界；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可能的。“转华夫人”对“许芳卿”的记载，说明二人之间并非旧交，而是交往时间不久的临时邻居，并不十分熟悉。旧时妇女出嫁后从夫姓，“许”字的发音，在江南语言中，读作“浒”音，与“洪昇”字同为嘬口音，极易搞混；而黄蕙的名和表字，都有“芳香”的意思，被丈夫昵称为“芳卿”，丈夫死后为了怀念亲人，继续沿用昵称，是极有可能的，就像《红楼梦》中的“袭卿”、“颦卿”一样。
五、“曹雪芹书箱”应是盛装《红楼梦》手稿的书箧
洪昇出身于江南的一个“百年望族”家庭，后半生多灾多难，贫困潦倒，但多才多艺，著述颇丰。洪昇晚年，在为《隋唐演义》的作者楮人获作品作序时，曾说自己正在以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创作一部作品，但尚未竣工。同一时期，洪昇的好友朱彝尊，也说自己曾亲自看到洪昇以亲身经历所写的一部《洪上舍传奇》。《红楼梦》所记载的故事，与洪昇早年“家难”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闺友闺情”完全一致，当非偶合，《红楼梦》应该就是《洪上舍传奇》。“洪上舍”是对洪的尊称，洪昇的作品，不会以别人对自己的尊称命名，只能解释为朱彝尊不欲提及《红楼梦》名称，而以洪传奇代称。
洪昇去世前的人生最后一站，是在曹雪芹的爷爷——江宁织造曹寅的府中度过的。康熙四十三年春，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约，洪昇亲赴松江，观演自己的得意作品《长生殿》传奇，场面之盛大，轰动整个江南。曹寅得到消息，邀洪昇到南京，在织造府又“畅演三日”《长生殿》。（洪昇这个人很有意思，红学研究中的“张候说”、“明珠说”、“江宁织造说”，都能与他扯上干系，难道是偶合么？）洪昇与曹寅是老朋友了，洪昇抵达南京，曹寅亲自到江边去迎接。洪昇是带着“行卷”到南京的，所谓“行卷”，就是文人随身携带的书籍和手稿。读了洪昇的“行卷”之后，曹寅感慨万端，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于诗中可见，洪昇“行卷”中装的是自己“垂老”之年在“恐惧”中所写的一部作品手稿；作品描写的是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迹和轻蔑“礼法”的人生理念。这部作品非《红楼梦》而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卷”二字，洪昇携带百万字书稿前往南京，以当时毛笔书写的文稿计，大概有三五千页，甚至还要多些，没有书箱盛装是不可想象的。盛装书稿的书箱，应该就是妻子黄蕙出嫁时带来的装“花样子”的一对“书箧”，书箱中装的就是《红楼梦》手稿！
洪昇携带手稿到南京，目的似乎是求曹寅为书稿刊刻“问世”；曹寅确实经常出资为江南贫困文人刊刻书稿，在文坛有很好的口碑。洪昇归途中不幸淹死了，装手稿的“行卷”亦即书箱必然流落在曹府。洪昇的遗体打捞出来之后，妻子黄蕙必然赶赴乌镇现场处理后事。此时的曹寅，也必然把洪昇的“行卷”亦即盛装手稿的书箱带来，交给黄蕙“理陈箧”。可以想象，黄蕙整理完丈夫遗物之后，必然把盛装书稿的箱子继续交给曹家，目的依然是为了完成丈夫的出版遗愿。交给曹家前，黄蕙“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在箱中草草题写了那首“悼亡诗”，就是顺理成章的推断了。
清初问世的《天宝曲史》一书，作者和编校者分别题署为“苏门啸侣”与“芹溪处士”。“苏门啸侣”是大戏剧家李玉的别号，《天宝曲史》的作者为孙郁，可能系伪托的“苏门啸侣”之号，这在中国古代是常事，不足为奇。这个“芹溪处士”，笔者考证就是洪昇早年的别号。洪昇在创作《长生殿》之前，曾长期收集李杨爱情故事题材，《天宝曲史》就是写李杨秽乱故事的，洪昇很有可能为其编校，这在《长生殿》序言中亦可间接得到证实。
如果这个“芹溪处士”确为洪昇早年别号，一切问题都迎仞而解了。这个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本来就是洪昇这个“芹溪处士”的书箱，原来是洪妻黄蕙装花样子的箱子，后来洪用来装书。由于携带方便，所以出门时用以装“行卷”。洪昇死前，“行卷”留在了曹府，有曹寅诗为证。书箱中“题芹溪处士”的诗，当初根本不是题给曹雪芹的，而是题给洪昇的！此书箱正是同《红楼梦》手稿一起存放在曹家的，六十年之后，传到了曹雪芹手里，以后书箱又传到张氏后人，传沿的线条十分清楚。
书箱从此流落在曹家。曹寅后期，烦心的事情不少，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哪有精力和财力，为洪昇镌刻这部百万字巨著？曹寅死后，曹家中落，谁还会对出版洪昇的作品感兴趣？再说曹家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了。到了乾隆中期，曹雪芹发现了这对箱子及其箱中的手稿，百无聊赖之际，仔细读来，心灵必然引起极大震撼和共鸣，因此“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传抄开来，这就是《红楼梦》在乾隆年间方得问世的根本原因所在。书稿问世了，书箱必然还在曹家。不知什么原因，被曹雪芹的朋友在书箱上又补题了“题芹溪处士”和“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两句话，由此，这对黄蕙的嫁妆箱箧就变成了所谓“曹雪芹书箱”。曹雪芹死后，书箱落在张宜泉手，由张家后人保存至今。这就是对“曹雪芹书箱”来历的最合理推断。
问题是曹雪芹为什么要以“雪芹”、“芹溪”为号，恐怕也同这个书箱有关。书箱中写的“芹溪处士”，正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既然对《红楼梦》文稿花费巨大精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说明他对《红楼梦》书稿及其作者崇拜已极，用崇拜者的别号为自己取字和号，不是极为合理的推断么？如果曹雪芹确实是因为崇拜洪昇而取号“芹溪”，那么在他披阅增删的过程中，在书箱上补题“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也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一年正是他“披阅增删”的时期，上面的“题芹溪处士”字样与他的号也不矛盾，无须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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