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悲痛的词语:2010年半月谈第1-24期半月评论完整版

2010年半月谈第1-24期半月评论 来源： 秦月的日志

半月谈2010年半月评论目录

第1期：拒绝“城市二元化”............................. 1

第2期：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2

第3期：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4

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5

第5期：穿越转型之痛.................................. 9

第6期：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11

第7期：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12

第8期：世博，也是一个挑战............................ 14

第9期：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15

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17

第11期：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18

第12期：路在基层.................................... 20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21

第14期：民生拉动转型................................ 23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24

第16期：舟曲不倒.................................... 26

第17期：转型， 是一种生长............................ 28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29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 31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32

第21期：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33

第22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35

第23期：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36

第24期：城市化，不得强制............................. 36

第1期：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第2期：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第3期：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一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有影响市场交易潜显规则制定的能力，拥有影响社会舆论热点流向议题设置的能力。在公然的商业利益追逐中，在服务“高端”读者群的标榜中，多少媒体昧于是非，热衷为其代言。   

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资本的主导。   

在企业，“通钢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广大职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组的决策之外，职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时，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乡村，“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速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是当下最为热烈的改革行动。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我们欢呼改革，我们还当追问，改革带来的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效益？农民的权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保障？每一处改革的推进动员中，都会有“尊重农民意愿”的字样，只是在改革实践中，是否有政府与资本联手，用种种高压手段，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农民，用堂皇的包装，将他们的意愿同化了农民？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难以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权无法对等，农民的收益分配权受到挤压，农民的现代农业发展权被轻易剥夺。问题的实质在于，诸多改革，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而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创造在哪里？   

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离。   

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扩大自主招生。罔顾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现实，“一刀切”的改革结果呢？“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还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对农村学校只是一块诱人的“画饼”而已。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中，农村孩子越落越远，他们在呼喊：“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四

 中国改革再出发，从何处启航？向何处扬帆？   

从经济改革进发，于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应该成为当下社会改革推进的重点。收入分配合理化。   

重点是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还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矫正资源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扭曲的现象。   

加剧社会分化的，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合流中对国家财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结而来的暴富，还有既得利益集团在赢家通吃中对民众利益的贪婪剥夺，如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中底层百姓遭遇的生存挤压。如何从深刻的体制变革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   

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努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认的“十一五”的最大亮点，也是“十二五”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开放化。    

保障社会结构开放，当前要特别警惕日渐弥漫的“隐性世袭”现象。据媒体报道，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这种现象接连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社会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进程必须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   

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要警惕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积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拓开多样的渠道。   

创造底层上升机会的根本，是实现教育公平。   

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背离了教育公平。更突出的，是乡村教育资源的急剧流失带来的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萎缩。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表明弱势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改革30多年，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不应该就此邃然远去，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之光不应该就此暗淡下去。   

政府治理民主化。   

政府要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民主行政要拓展。民主的要义在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努力把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成长新的态势。基层民主恳谈的实践，开辟了协商民主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要成长。公民社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化权力监督的社会，一个保障权利平等的社会。    

改革30多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识在发育，多种多样的公民组织在兴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领域在生成。   

不少媒体相继评选刊出“2009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识蓬勃发育、提升的真实镜照。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社会生活，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一个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正在而且必将更有力地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也应防止民间组织在极端利益的操纵中出现反社会化、黑社会化的消极现象，防止网络舆论在民粹主义的左右中出现激进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力量培育力度的同时，还应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

 改革在社会领域的突破和深化，直接推进着改革的转型。   

改革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改革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改革观，就是使改革的取向从现实理性向核心价值挺进、深化。当前尤须着力的是民众的权利保障，不仅保障公民在日常中生存发展的权利，而且保障公民在改革中话语主体的权利。   

以教育改革为例。近年来，改革不乏新举，有的也轰轰烈烈，但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独角戏，广大师生大多靠“道听途说”得来风声，无缘置喙。这些改革涉及千千万万家庭及其子女未来前途、生存状况、经济利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多大空间反映自己的呼声，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被改革”、“被自愿”、 “被时代”，这些听来尚觉生涩、拗口的网络语言，折射的正是许多人内心充斥着的“被折腾”的疲惫与伤痛。   

改革的顺利前进，离不开政府的引领、动员和表率。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认知：普通民众，不仅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改革代价的承受者，改革迟滞的失利者，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改革最深厚的基础，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是改革最坚强的支撑。30多年前，安徽小岗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巨大的改革力量。30多年来，民间创造，群体事件，公民社会，广大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诉求，坚韧、顽强地开辟着改革的道路，坚持着改革的事业。今天，改革再出发，激情再燃烧，我们当倍加尊重、珍惜这种民间的改革力量，保护好、开发好这种民间的改革资源。这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启示。

第5期：穿越转型之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是当下中国推进强国战略的最重要主题。

转型，意味着变革。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打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摆脱模式化得路径依赖。转型，意味着新生。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从高碳增长进入低碳时代。转型，也意味着痛苦。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从我们如何顺畅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

转型，就像弯道超车，难免影响经济增速，这是政府难言之痛，与速度链接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绩考核、形象塑造，还有财政收入、就业机会等刚性的无法回避的巨大压力。转型，对众多在市场红海的狂风巨浪中沉浮的企业而言，更有切肤之痛。本来就在利润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难立足。产品的淘汰，行业的消失，产业链条断裂，渠道体系破坏，经营模式再造，这些在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拷问着企业的竞争力、生命力。尤须直面的，是转型牵扯的劳动群体在深切利害关系中难以承受之痛：资本机器对劳动密集的投入替代，转型过程对在企业工的利益调整，产业升级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

更其痛苦的，是我们对转型痛苦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境遇。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调整、改革、转型的压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调整、改革、转型的决心，只是每一次我们都心存侥幸，雨过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应对中将挑战一再拖后，与机遇擦肩而过。有人调侃地方的“煤改”：“我们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当我们虚掷了一个个冬天之后，等过来、挺过来，我们还能充分享有春天里那阳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吗？

延续30多年的发展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令世人称奇的业绩，但它埋下的许多沉重的伏笔也开始显现。贫富分化日显，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钟在我们耳边一再敲响。进入后危机时代，再放眼全球经济，“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业泡沫破裂之后，纷纷回归实业，喊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寻找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和减排道德制高点新引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世界市场格局在转换，国际分工体系在重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遭遇强势进逼和更多挤压。而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人一味沉醉于“改革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赞美和羡慕而不能自省。听一听专家提醒：当年巴西从“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奇迹年代”，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的“丢失的十年”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我们还是多想一想“中国风险”、“中国转型”、“中国道路”吧！

历史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打开更多的机会之窗。汹涌而来的“用工荒”，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对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则是一个强力的倒逼。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遇正在展开，希望正在升腾。

“先人一步，遍地黄金”。珠三角东莞的主政者提出“忍得住暂时阵痛，忍得住经济一定程度放缓，忍得住社会非议，忍得住暂时的利益”，强调防止经济形势好转，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东莞要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问题在于，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其间出现的“转型盲区”、“产业断层”、“技术鸿沟”，如何顺利跨越？产业重组，“退二进三”，我们开始去做产业转移、整合的减法，但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加法、乘法掌握、娴熟了没有？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沿海企业已经审时度势，投棋布子，抢占转型先机。在长江角江阴，原有产业在自主创新中向高新技术突破，本土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将微笑曲线延伸，区域经济再海外引才中让弯道超车提速。它们的“新型升级版”经济，是生长出来的，嫁接出来的，孵化出来的，实现了“零缝隙对接”、“低风险跨越”、“高增长转型”，堪称沿海企业转型的一个经典文本。作为政府，则应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国货歧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广阔的空间。当前不少地方推行“煤改”，那些被整合、被重组的煤老板，向何处寻找他们“化蛹为蝶”、“华丽转身”的二次创业之路？是往非洲神觅金矿，去海南热炒房产，还是进民间投资金融，回家乡开发农业？政府还当扶下马，送一程。

我们更应当关注转型中人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成文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环境、薪酬标准、发展空间亟待改善；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政府保障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专业技能，已成推动转型升级、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支撑；企业在转型中迁移，转行，兼并，破产，必然伴生着员工失业、换岗、挪位等工作和生活的变化。如何在帮助企业顺利转型的同时，充分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将转型期双方的艰难和阵痛都降到最低程度，考验着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运筹能力。

发展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既要加强政府的推动，也要借重市场的力量；既要顺应转型的大势，也要考虑现实的国情；既要赢得未来的发展，也要减轻当下的痛苦。

第6期：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家宝总理的激情话语，再次有力地传递出政府解决民生难题的庄重承诺，张扬了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蓬勃前进、迅速崛起的宏大图景中，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也是分外鲜明的社会现象，“被边缘”、“被剥夺”、“被锁定”，也见弱势群体分外焦虑的社会心态。如何使广大民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切实保障社会参与的权利？已经提上中国转型的重要议程。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它在当下的实践指向，是社会的民生进步，是公民的权益保障，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看民生进步。这是近年来政府施政下功夫最深、绩效最显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点击率最高、考问最多的话题。如果说改革之初的民生问题更多地受制于发展滞后，是如何尽快打破短缺经济的格局，今天则更多地聚焦于公平正义，是如何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城市房价狂涨、居高不下，但求一房安居，直耗尽许多家庭的几代积累。其中演变出房地产开发商、南北炒房团们一场场积累财富的盛宴，也催生了万千“蚁族”、“蜗居”平民一个个饱尝人生失败滋味的梦魇，给大众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集体恐慌。类似现象，还有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结构中越拉越大的“城乡分化”；“恶意欠薪”屡禁不绝、“血汗工厂”大行其道中愈演愈烈的“资本掠夺”；拼命挖掘“投资洼地”，不惜将宝贵资源廉价奉送给外来资本，损害子孙立足根本造成代际公平断裂的“发展赤字”……更让人迷惑的是一些舆论的辩解：“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须知，市场失灵，还当有政府调控和社会保护。“这是发展阶段的特征”。须知，东亚国家的高速成长历史，并未必然出现失衡的贫富分化。“这是改革深入的代价”。须知，是谁认定，改革的代价应由普通大众、弱势群体支付和承担，而改革的成果则由既得利益集团独享、通吃？

看公民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显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潜规则风行一时、既得利益集团肆意膨胀之际，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亟待夯实。我们可以浏览一下“土地城市化”的路线图：强制征地是第一步，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先将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稍加整理开发，转手招拍挂，土地财政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农民也由此作出巨大牺牲；城市一味扩张，遭遇18亿亩耕地红线，于是就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行大搞城市拆迁，公然漠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衍生了一出出居民“以死抗争”的悲剧事件；拆迁的空间毕竟有限，主政者们又有锦囊妙计，转身瞄准广大乡村，随意推行土地整理、村庄合并，以腾出土地指标，也不管农民自愿与否，不管农民的权益保障与否。城市化进程加速，还当端正方向。

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森有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人们自我实现的广阔空间，增进人们共同拥有的尊严和幸福。对于中国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而言，我曾讲过三句话：只有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壮大农民；只有提升农民，才能发展农民。着眼点，正在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更为迅捷地走进城市的发展之内、体制之内、社会之内，要加大村民自治、培育乡村合作组织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力量，要大力提升农民的科技水平、经营素质，就地开辟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吸引资本下乡，去替代农民经营，从而压缩、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发展本位走向民生本位，从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公平正义，就是我们在转型中应当始终坚守的价值取向。

重识公平正义，它不仅是政策宣示，而且是施政实践，是每一级政府决策的基点和工作的目标；它不仅是政治导向，而且是发展力量，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它不仅是政府形象，而且是政治文明。渗透在社会的秩序规范中，它是一种制度平等；引领在发展的路径转换中，它是一种科学理念；落实在政党的民主建设中，它是一种执政伦理。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应当肩起的责任，更有赖于公民的努力、改革的深化、法治的建设和文明的培育。

第7期：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话语谆谆，话语铮铮。谆谆在于告诫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清醒的自觉，铮铮在于服从人民权力、维护人民权利、捍卫人民尊严的态度旗帜鲜明。

在现代社会，出于完成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公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出来成为一种公共权力赋予政府，以完成个体公民不可能完成的一些公共事务。但公民让渡出了权力，却收回了权利。因此，在政府是否体现了公民的意愿，政府是否保障了公民的权益，政府是否满足了公民的要求等方面，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去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绝对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正是对这一政治事实与政治理念的法律回应。

人民也应该批评政府。所谓人非贤圣，孰能无过。政府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加之现代社会发展环境的复杂，发展任务的艰巨，发展要求的提升，政府的工作确实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比如，经济总量增加了，增长速度加快了，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好像并没有相应提升，而且环境还被严重破坏了，资源也被大量消耗了；又比如，财富的蛋糕确实做得比过去大多了，但在如何切蛋糕方面考虑得好像不周详，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正常拉大凸现出公平正义的缺位；还比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的生活虽然小康了但依然节俭，可是政府消费却老是“大手笔”，政府工作人员总是不差钱，巨大的反差怎么能让群众服气。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人民批评政府的必要性。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夺取各项胜利的制胜法宝，但在时下却成了一件极不自然甚至十分困难的事情。

温家宝总理这么一句尊重道理、遵循法律、顺应事实的平实话语，在社会上引发如此之大的关注、赢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就说明批评政府并没有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毋庸讳言，在现实社会中人民批评政府实在不易，甚至还有些危险。就因为在新闻报道中没有说领导的好话，县委书记就不惜大动干戈派人进北京教训记者；普通公务员通过短信对所在地方的不良风气发表点意见，竟然遭到刑事拘留；青年农民在异地网上匿名举报政府的一些不端行为，也难逃政府的“法眼”，被跨省千里追捕归案。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些批评政府的公众固然难堪，好歹人身还算安全，比起有的地方针对政府违法行为而被报复致死的举报人来说，他们已经算很幸运的了。

当然，政府不喜欢被批评，不接受被批评，除了确实有些政府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外，更多的是担心批评引来的负面效应。比如，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众口难调，做任何一件事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群众都满意，那么不满意的群众就会有意见，就会来批评。你也批评我也批评，政府工作还怎么干？又比如，有一些批评纯属子虚乌有，甚至就是诽谤，如此放纵下去怎还了得，政府威严何在？

这些顾虑貌似有理，实乃借口。群众从来没有要求政府做的事情必须“一致同意”，只要你兼顾了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公理自在人心，不怕无理取闹，怕就怕我们一些政府的一些行为首先考虑的是小圈子小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行为群众当然要批评。群众的批评变成诽谤同样不可怕，政府自证清白的途径和渠道肯定比老百姓要多，只要政府把事实大白于天下，诽谤怎会有存在的空间？关键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只好封锁消息，故作神秘。

从表面上消除批评并不难，我们的一些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问题是没有批评不等于就是满意，更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让批评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对立。在不让批评的情况下，群众难免会有情绪，会有负面的东西。这个时候不是去消除批评，而是要消除阻碍批评的各种因素，既包括技术性障碍，更包括一些政府傲慢的心态、拒斥的举动。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强调“创造条件”的深意所在。

我们之所以讲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批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当批评政府对群众来说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渴了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饭，群众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贡献民力，这样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当政府视批评为自然，就会满怀感谢之心，及时、充分、有效、真诚地汲取人民群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战胜困难走向繁荣的过程。

第8期：世博，也是一个挑战

世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上海，又一次燃烧国人的激情，聚焦世界的目光

这里有难得的发展契机如上海的交通设施、环境建设“可能要花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造，世博会加速了这一进程”，这里也有城市成长的挑战。挑战的主题，便是国际展览局主席让·皮埃尔·拉丰所言：对城市发展作出革命性的思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全球城市化的主潮中，它既是基于中国对城市化发展的自我反思．也是中国对人类承诺的新的贡献的形象呈现。

我们不必满足于展馆内容的“中国元素、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也不必争议于“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小区标语。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在真实自然的日常运行中显现出来的现代生活品质、人文精神和社会生态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闪亮的品牌，是中国人追赶现代文明最生动的诠释它给中国城市带来了许多的骄傲和自信，还有丰富的启示和镜鉴

同一座城市，每一个梦想突破制度的壁垒，跨越历史的鸿沟，让每一个弱势群体，都能从城市文明进步中平等地分享发展机会，拥有国民待遇，让每一个外来人员，都能从城市的产业成长中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谋得生存空间，这是城市应当坚守的底线伦理、去年初，上海户籍改革已率先破冰，“持居住证满7年可申办‘落沪’”，条件准入体现了“凭贡献”落户的特征。当然，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民生进步，是城市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是城市真切的幸福考问当下最严峻的考问是住房。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干部会议上推荐观看《蜗居》，以体验住房困难状况，并宣示：遏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健全房地产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到2012年，上海将新建70万套保障性住房。那些与近在咫尺的豪宅无关、与这个城市不断飙升的房价无关的棚户区居民，急切地期待能够沐浴这比太阳更加温暖的福祉。

社会正义的张扬，法治权威的维护，是城市治理的文明奠基。上海曾经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严重背离行政伦理，损害法律尊严，蚕食社会信任。对于这个一向以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深厚著称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警醒让人较为满意的是，很快，浦东新区政府就此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执法部门的反思，政府施政的进步，保护并改善着一个城市的社会正义生态。

现代城市，还应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锋和榜样。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的保护，正在建构新型公共关系，提升城市政治文明。想当年，一些上海市民出于自身健康的权利以及环境的忧虑，为了磁悬浮项目而进行温和的“集体散步”，在正当表达渠道不够通畅的情况下，以平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政府迅速反应，开设居民意见采纳点，领导也走进街道与居民对话，拓宽了民意表达的途径。政府更加注重从民间吸纳真切的社情民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支持公民的政治参与，及时修正自己的公共决策，在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和共同进步中形成发展共识，实现社会和谐。这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和成熟。

民众的素养、性格，就是城市的文明、气质。上海，自信，包容，是中国最具国际化风格的都市。海派文化，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处处能够感受到新与旧的混搭、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本土与外来的冲撞。但是，城市的进步永远是一个过程。前不久，一家报纸登载了一位日本女士在沪“咖啡好喝口难开”的经历。作者叙述了几家咖啡馆服务员区别对待“外国脸”和“中国脸”的做法，特提出“小小的请求”：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可爱之处的同时，对自己人也要可爱点。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走客人后大家还是要过回寻常日子。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让生活更美好，我们自己得先有容、更博大起来。

现代城市的文明进步，是一个注定要承受种种磨难和痛苦、要经历深刻变革和转型的艰难历程。上海，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承受和经历中，在从容和智慧的应变、学习和超越的求索中，涌流着城市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传递出城市崭新的发展现、价值观。

世博会的挑战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世界第二，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但是，社会心态的涵养，公共道德的培育，核心价值的建设呢？一个精神失重、无所依傍的民族，绝难承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绝难赢取全球化的实力竞争。

我们把城市化当作转变发展方式的支点，当作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作跨入全面现代化的台阶。可是，城市中的“人”，我们关注了多少？城市的主体，普通大众的幸福和尊严，需要更有力地去保障、去增进。

在世博会璀璨的梦想中，在展览馆缤纷的色彩中，在上海魅力的放射中，在世界文明的交融中，众多的中国城市，如何去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起直追，而加快转型？

让城市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上海的应答，也当是中国的应答。

编者按：水污染凶猛如虎！滚滚污水，不仅玷污了环境，更直接侵夺百姓的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百姓环境维权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一些排污企业不是洗心革面，加大投资处理产生的污染物．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监督检查。于是，我们看到了污染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路线图，看到了用暗管、暗渠偷排的种种伎俩。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新趋势——地下排污。

地下排污，即通过渗渠、渗井、渗透池以及岩溶通道等，向地下直接排放工业废水、污水。这种排污方式，用专家的话说，犹如向人体打毒针．将对地下水造成点对点的、直接的污染。而地下水污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喝的井水成了毒水．意味着比地表污染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治理费用。甚至意味着污染的不可逆——即使投下巨资．也难以恢复地下水环境。由此，我们大声疾呼：行动起来，斩断污染向地下转移的魔爪！

第9期：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

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没有价值的创造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而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像土地、资本等都只是承担了价值转移的功能。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

价值的创造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财富依赖于价值又不完全等同于价值。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劳动，财富的源泉却有很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缺一不可。

既然这些生产要素也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是稀缺的，是有归属权的，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其所有者当然也可以为付出这些生产要素而获得一些收益。对于这一点，我们尊重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我们并不绝对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性地位。因为离开价值的财富只能是财富的泡沫。

劳动对于民众生活具有基础性地位

有的同志会说，就算我们不否认劳动的根本性地位，在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小康的今天，突出强调劳动价值还有现实意义吗？我们群众不是也可以去获得财产性收入吗？此论虽话出有因，却与我们的社会现实严重不相符合。

我们承认社会在发展，人民在富裕，但他们的富裕主要还是靠劳动致富。别看我们有少数群体可以炒房炒股，一夜暴富，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劳动者，他们主要靠甚至也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仍然到达66.2%，如果算上转移支付的收入（也相当于间接的劳动收入）甚至达到97.7%．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

当然，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把财产性收入作为饭后甜点，有总比没有好，但必须明白饭后甜点是不能替代主食的，否则会饿肚子。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点财产性收入是很不确定的，甚至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往往是赔得多赚得少。

当我们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时，我们就只能有一个选择了，尊重劳动。因为一个社会必须对在该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生存形式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群体获取收入的途径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主渠道，不能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占主体，它就背离了公平正义．更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

尊重劳动要体现在社会财富分配中

从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写入党代会报告以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对这一问题给予强调，但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

由于特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既定的，其他要素索取多了，留给劳动的肯定就少了。要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句话落实到位，就要对其他要素不当得利或过当得利进行适度控制。

首先就是科学划定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前些年，由于资本的稀缺，我们对资本过分的要求相对纵容，反倒对劳动的要求抑制比较多，结果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远离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彻底扭转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务之急。

同时，还要限制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众所周知，垄断行业的收入显然不全是靠劳动的付出，更多的是倚仗其对资源的控制，对其他行业劳动的侵蚀，当然不能放纵。

我们必须遏制过度的投机性收入。这些年来有很多的企业家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在实体经济领域于一年，不如到资本市场赌一夜。结果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资本市场，不仅损害了经济的健康运行，还严重制造了资产泡沫。

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第11期：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

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

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

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

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

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

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

鉴于人才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因此在选拔人才上必须尊重特点，承认差别，各取所长，各得其所，绝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人。总之，对待人才我们应当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网罗众家，博采众长，努力促成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动局面。

第12期：路在基层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

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

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

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波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化。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着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当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戕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着品位……在这样的评价谱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当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显现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平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亟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真，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第14期：民生拉动转型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时代。

如何加快推进转型？人们寄望的，或是自主创新，或是市场机制，或是产业政策。我更看重的，还是靠民生拉动。

民生是转型不可偏离的导向。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转变长期以来以产值论英雄、以数字拼政绩的发展观，从单一经济增长的攀比中跳脱出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分配公平型社会的建设中，坚守以人为本，追求民生进步，保障每一个人的体面劳动，维护每一个群体的权利尊严，创造全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3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誉为“经济奇迹”，我们的居民收入还是偏低水平？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底气不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3%减少至2005年的36.7%。中国制造的红利更多地在倾斜的劳资关系中为资本所挤占，在失衡的全球分工中为海外所汲取，在肆意的腐败蔓延中为权贵所掠夺。转型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指向，就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强涵养消费能力，保障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陕北神木，当地领导的执政理念很简洁：“天大地大，民生最大”。从12年免费教育，到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正是在民生导向的生动诠释中，在人力资本的精心培育中，积蓄着经济转型的更为深厚的能量。

民生，也是转型生生不息的动力。

珠三角、长三角职工日益强烈的维权诉求，下在生成一种倒逼中国制造转型的强大力量。一些企业，资本以无情地剥夺员工体面劳动和起码尊严的代价获取剩余价值，换取畸形的市场竞争优势。广大员工在粗暴的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中，在贪婪的劳动薪酬、业余时间和人性空间的挤压中，在严酷的生存底线、心理底线和伦理底线的冲击中，被当成流水线上永动的机器。从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到南海本田的停工行动，劳资矛盾在凸显，权利意识在觉醒，社会警钟在敲响：传统的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低端制造”模式已经行之不远。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是去争论、担忧“机器替代劳动”“企业转移海外”和“弱化比较优势”的问题，而应是丢掉幻想，乘势而上，去着力于自主创新，塑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高效产业链，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中国创造”引领“中国制造”，以“内需驱动”替代“出口导向”。

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需求来自城镇化。先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推手，正在推涌劳动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向着人口城市化进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试点地区的城乡一体，正在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庆拍马当先，勇于闯关，要让300万农民式变成市民，跟进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在城乡间流动，再次释放“制度红利”，拉动经济跃升新的台阶。后危机时代，我们将城市化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引擎，正是看中城市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对居民消费的释放力。但是，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拒绝在城市社会之外、体制之外和发展之外，这城市的新的能量在哪里？这引擎的新的动力在哪里？

民生优先的转型路径，也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野和宏大的新局。新疆的跨越发展正从民生破题，更加强调民生和社会发展正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起跳点和主旋律。

民生，还是转型蓬勃新生的增长点和闪光点。

水污染，铅中毒，灰雾笼罩在座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在我们身边一再上映。人们呼唤着蔚蓝的天空，清澄的江河，呼唤着低碳生活，绿色消费。于是，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选择，一种取向。启动低碳产业，建设低碳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竞争，一种潮流。笔者多次走进南昌，感触尤深。“亲水”“亲鸟”“亲绿”，从单纯注重外观效果的“园林化”阶段，到更加关注美化与净化结合的“森林化”格局，还有光伏产业、LED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的全面振兴，既增加了城市碳汇，又重塑了城市形象。

动漫，网游，视听传媒娱乐业……新兴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大众消费时代到来，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被释放出来，正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国人的消费升级，也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孕育了新的发展模式，生成着创造财富的新的泉源。生命健康，休闲生活，老龄社会……民生领域的拓展，正在为经济转型打开一扇扇机会之窗，着一个个服务产业茁壮和生长，敝开着民众充分就业更加广阔的空间。

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品质的提升，正引领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崛起。

以消费促进经济平衡，以民生统领发展转型，以幸福引领社会进步，这是科学发展的契机，也是科学发展的价值。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社会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时，很多人却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呢”。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中，但不能说就是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一些人把问题推给了转型期，说轻了是走入认识误区，说重了恐怕是逃避责任。由此，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尤为重要。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此后迥异的一些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市场化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且，伴随着经济量的增长，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上好学校、去好医院、住自有的大房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形态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很大。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身外之物”开始越来越关注并要求迫切。

这只是我们在几个方面的简单列举。而且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但这一阶段仍然在持续，这些特点将更加鲜明，也更加深刻。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就社会来说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是发展不是停滞，是好事不是坏事。工业化、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民众消费的升级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富有弹性，文化、思想的繁荣，行为、活动的活跃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黄金发展期”。

那么，为什么“黄金发展期”又会变成了“矛盾凸显期”呢？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凸显、问题多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我们说，在转型期矛盾和问题固然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明确，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应对社会转型方法不当所致。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生病了，病灶却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一些肩负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人一些老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所导致的。

先看“老作为”。社会变化了，面临的问题变化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应对问题的方法还是老方法、观念还是老观念，结果行动滞后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矛盾。比如，经济建设已然有了相当规模，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只管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能走平稳，怎么能不摔跟头；又比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简单抽象地要求“讲团结”、“高度一致”很不现实，可我们一些同志还是要求社会是“清一色”，不能尊重民愿、不能倾听民情、不能反映民意。出了问题老想捂盖子，但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盖子怎么能捂得住呢？

次看“不作为”。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社会新变化的要求反应迟钝、不敏感，不能及时积极应对，甚至还借口实行市场经济，以让市场去发挥功能为幌子，只当甩手掌柜，该搞教育不去投入，该搞医疗不去建设，该提供就业不去落实，该搞社会保障舍不得掏钱，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乱作为”。社会转型意味着从旧的社会状态转向新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既有的制度规矩不管用了，新的制度规矩又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旧的价值评判不管用了，新的价值评判又没有形成，于是会出现暂时的制度空白期与价值紊乱期。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利用这一空白期，抢黄灯、打擦边球来谋求个体和小圈子的最大利益。老百姓不是要买房子吗，既然需求刚性，我就来“经营城市”，让城市的地价越来越值钱。为了能让土地卖高价，不惜与开发商互相结盟，运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征强拆。这种乱作为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在当前社会问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大趋势上讲，社会转型是走向进步，但也有滑向失控的可能。那么如何才能让社会健康度过转型期呢？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与政府官员责无旁贷。

首先，加强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不能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他，更不能为了有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项目。

其次，确立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完善制度框架，做到依法行政。在社会转型期行为容易失范、制度容易失范的客观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成为维护制度、信守规则的表率，要去践履比社会公众要求更高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而不是相反。

第16期：舟曲不倒

突如其来的灾难，再一次降临。

甘肃省舟曲县，这个曾经的“陇上桃花源”，被呼啸而来的泥石流瞬间击毁。1000多条生命逝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整座城市浸泡在洪水与泥浆中。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抗击灾害斗争中，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人性之光在灾区闪耀，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动容。

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放弃——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坚定承诺，鼓舞着所有的救援力量快些，再快些。工具不够，就上双手，哪怕十指已是鲜血淋漓；80余栋楼房，逐个拉网式搜索，不放过一个角落；昼夜不休地轮流作业，不放弃一丝生命信号。

这里有人！再加把劲！——昼夜奋战，只为废墟中那一声求生的呼唤。分秒必争，废墟上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

痛失女儿的冯青林拼了命救着别人。他坚信，多救一人就对女儿多一分交代。妻儿罹难的杨曙光说，他们埋得太深了，我救不了他们，但要为还有生还希望的人尽一分力。结婚不久的王伟说，希望善行感动上天，保佑妻子和尚未降生的宝宝在那个世界里平安。

医疗帐篷里，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累得快挺不住了，心里还惦记着上午刚送来的小男孩的伤势：天水机场上．120急救车闪烁着顶灯，焦急地等待着转运伤员；残垣断壁旁，军医许宏冰紧紧握着藏族老阿[已屏蔽，想办法跳过屏蔽将直接禁言]手，静静陪伴着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是的，舟曲遭受了罕见的灾难，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悲伤。但是当我们看到上面的一幕幕，心中总有一股暖流涌起，有一种力量充溢。坚强、勇敢、无私的人民是打不垮的。

我们坚信：舟曲不倒！

各级干部、广大党员组织必须撤离的群众转移疏散，紧张有序的部署“决不让群众二次受灾、二次受损、二次受难”。

父老乡亲们自发行动起来，背起水箱、小型发电机、电缆、通讯塔架，穿过洪水和泥石，行走在县城内外。这条由肩膀扛起的生命线，让数万名受灾群众吃住有了保障。

安置点上的老乡已吃上了新鲜蔬菜。明年6月，他们就能住进安稳结实的新房。18万册教科书正在加紧赶印，送往灾区。秋季开学，孩子们就可以手捧新课本走进学堂。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伴随着初升的太阳，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又传来一个新生儿的啼哭声……

无论是竭尽全力救人还是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安息，无论让灾区民众有饭吃、有表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还是加快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区重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尊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不仅唤起了国人抗击灾害、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还势必激发出国人的向心力和创造力，从而投入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当中。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灾难程度不同，相同的是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彰显和光大。

对生命的尊重还体现在避免和减少灾难发生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快速发展，但由于对城乡建设、农村居民点建房和工程建设的地质勘察和评估重视不够，埋下了大量地质灾害隐患。还有很多地方劈山修路、切坡建房、造库蓄水，但工程措施不到位，也埋下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尤其是我国人多地少，山区占70%，一些山区县城、乡镇和村庄就建在滑坡体或泥石流冲洪积扇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难以搬迁，潜在大量地质灾害隐患，一旦成灾极易造成重大损失。

面对如此之境，如何避免下一个“舟曲”，如何未雨绸缪，值得考量。

地质灾害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是其必然性，为防灾减灾提供了重要依据。四川一些地方近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危害严重，但由于政府高度重视，准备充分，预警和组织群众转移及时，有效减少了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随着人们防灾意识增强和政府信息服务工作加强，灾害预警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项基础工作。但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言，仅有预警远远不够，还必须切实做好排除险情的各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的工作明显加强，浙江省各级政府依靠群众努力构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山东省则对灾害重点防范区编制治理方案、灾情预案和抢险演练。这些做法都值得提倡。

灾害预防直接关系到群众安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在极端天气多、灾害隐患多的时候，各级政府都要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的各项工作。

人们看到，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我们的救灾应急机制更加健全，抢险救援更为有效。频繁的自然灾害让我们屡遭创伤和苦难，更让我们收获了战胜灾害的勇气和信心。

一次又一次灾难的考验，百折不挠的国家正在奋力崛起。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坚强不屈的民族正在砥砺前行。

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进步中获得补偿。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希望制度救灾、制度赈灾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们也呼唤公众防灾、战灾的意识不断增强：把堤坝建设得更牢固，把家园建设得更安全，把城市规划得更科学，把山川治理得更秀丽……

第17期：转型， 是一种生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这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看经济模式，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这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压力就是动力。压力来自“三个倒逼”：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这转型的道路怎么走？

实践的探索不断，但转型的盲区也不少。不少地方的官员，做工作报告，写转型文章，订发展规划，都少不了一些热词汇、新概念、大目标，互相攀比着几年建成一个“未来之城”，几年再造一个“创意新都”。基础差点的，连转型的字面意思都没吃透，就忙着喊口号，贴标签，什么都往这个筐里装，装得越多越好；条件好一些的．则跟着忙乎弯道超车，腾笼换鸟，结果呢？倒是弯道熄火的不少，鸟去笼空的也有；一些领跑在前的，由于心大切，步太急，发展思路不清晰，核心技术不掌控，国际市场不认识，就竞相增加风电装机容量，抢着上马光伏电池产业，纷纷推出创意产业园区，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浪费着资源，过剩了产能，锁定在低端。有业内专家感叹：再大的产业，再多的资源，再好的前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转型是什么？不是运动，而是生长。

生长是有根的，根在何处？

根在资源的优势。发展转型是共同的，产业升级是共同的，创新驱动是共同的。但是，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为什么非要同刮一阵风、同挤一条道呢？苏南无锡立足人文环境和经济成长优势，走“和而不同”的转型路径，引进海归博士施正荣，强势开拓太阳能电力新能源，推动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世界最先进者行列；搬来领军人物刘海涛，定位“智慧产业”的发展，抢先进入世界“感知城市”的第一方阵。转型转出了差异化、特色化，也转出了新的增长极、新的竞争力。

根在市场的活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政府自应有所作为，但应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顺势而为，市场主导。一边举着转型的旗帜，一边还是传统的路数，停留于强力干预和行政问责，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或是南辕北辙。

根在产业的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中国创造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产业转型，更多地要注重提升附加值，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拉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研发、设计和品牌、物流的两端延伸；占领制高点，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中实现转型升级。

根在体系的支撑。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想一想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期盼，多么急切！然而回望现实，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的境地中改革进展又何其艰难？想一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景，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为了分享政策优惠，多有企业投机取巧，“拿来”几个国外的零部件，移花接木，拼拼凑凑，就敢堂皇贴出“自主创新”的标签，这跟转型需求相去又何其遥远？

根深树盛叶茂。看一看浙江这块土地上的创造吧！“安吉道路”：放弃了近300亿元的高消耗、高污染类投资项目，换来了青山绿水，换来了全县白茶、笋竹、旅游等生态产业的一片兴旺景象：“新昌道路”：一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小县，坚持实施“人才战略”，竟然培育出了一批在国内甚至全球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义鸟道路”：嫁接文化创意企业，给小商品市场带来了一场产业革命，终于走出产品档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和企业原创薄弱的困境……果真是万千气象，遍地英雄。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定性：少一些乱折腾，多一些创造力；少一些应景赶潮，多一些敢闯敢试。如此，方能走上转型的正道，方能期望转型的成功。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地基层政府开通的论坛、信箱等，无一不激发了公众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印记与特点。网络问政，为什么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呢？因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不仅使得转型社会本已有的社会状态更加放大、更加凸显，甚至信息化本身就会改变既有的很多社会模式与社会行为。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任何执政者都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的或机构的原因，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某些地方在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无奈，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更进一步看，互联网络正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有效政治参与，消解僵化体制、对抗不良权力行为的锐利武器。

在传统的社会，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对此不能有积极有效的回应，会使本来没有事的地方发生事情，会使小问题衍生成大问题，更不用说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也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对网络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清醒的自觉。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面对互联网络汹涌澎湃的态势，不能不闻不问做泥胎，也不能掩耳盗铃做鸵鸟。

有的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或者说网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要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政党更好地执政服务，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利器，而不是相反。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

两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了一场有关“聪明人”和“傻子”的争论。剧中人物许三多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从小被人欺负，反应迟钝，屡出洋相，没有特长，更没有远大抱负。但是正因为从小被欺负，所以跑步（逃跑）的速度特别快：正因为反应迟钝，他看书是一本不落地从书架上的A看到Z;正因为害怕出洋相，他战战兢兢，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刻苦和卖命；正因为没有特长，他拼命做好每一个细节：正因为没有远大抱负，他只一丝不苟做最简单的事情。当一些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时，他已长成“参天大树”，无人能超越，无人不感慨。

热剧虽已退温，但“傻子”留给我们的沉思仍在发酵。

如果说许三多只是一个剧中“傻子”，还很虚无缥缈的话，那么鞍钢矿业公司管理员郭明义则是现实中的“傻子”，“傻”得实实在在、确确凿凿。郭明义的“傻”，“傻”在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傻”在把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傻”在20年献出了10倍于一名成人身上的血量，“傻”在利益诱惑面前，他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

郭明又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傻好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与利益的博弈中，道德似乎渐渐拜了下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却大行其道。“做好人难”一次次拷问社会的道德良心。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有勇气像郭明义那样，“傻”得如此洒脱、如此坦然、如此无畏？

热心青年把路边被撞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却被老人家属诬为肇事者；见义勇为者只身与歹徒搏斗，而周围众人却袖手旁观。好人难做，“傻好人”更难做。在利益争夺白热化的浊流中，一些人为一己之利，可以夫妻异梦、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有些时候，行道德之举的成本往往高于做不道德之事的成本，为不德之事的收益往往高于成道德之义的收益。面对此种境况，有凡人甘愿自动放弃自己利益的一亩二分地？面对亲朋好友的嘲讽、曲解，多少行义者敢于直面孤独的人生？面对公众的漠视和“集体失语”，见义勇为者哪能不心寒？面对道德惩罚的缺失，褒奖制度的不健全，好人的合法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而郭明义的义举如一股道德的清风，让处于利益争斗的众人倍感震撼，让腰缠万贯却吝于慈善者相形见绌，让有志于做“傻好人”却无实际行动者坚定信心。观有德者之所为，今天下无德者思矣；观“傻好人”之所为，今天下“不傻”者愧矣。

“傻好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若道德境界可分为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自私自利的话，“傻好人”大公无私、不求回报，斯为道德之最高境界。

“傻好人”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郭明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其精神承自雷锋，传至众人．

“傻好人”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郭明义的“傻好”是润物无声的好．不张扬，不做作，不虚妄，不浮躁，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让受助者倍感温暖。

“傻好人”是一种持久的道德习惯。16年帮困助学、20年无偿献血、30年奉献不绝．持久的修为成就“傻好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傻好人”不孤单。孤单，对于浮躁者是一种惩罚，对于有德者是一种修炼。郭明义化孤单为动力，化不解为鞭策，把枯燥做成有趣，把平凡做成伟大。郭明义不孤单，他的事迹触动、感动、带动着一群求真、求美、求善之人，他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爱心联队”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

“傻好人”是一个群体。郭明义不能孤单也不会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深山里的坚守者残疾医生黄世和，38年如一日，拖着病残的双腿奔走大山深处，不仅治病救人，还为闭塞的父老乡亲送去丰富的信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别山“师魂”汪金权放弃名牌中学职位，扎根山沟沟从教22载，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们都具有大爱情怀，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看起来都是“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好人”．铸就了民族的脊梁，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标杆。

时代需要“傻好人”，时代呼唤“傻好人”。“傻好人”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如此定位即将开始的下一个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个，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今后五年仍将成为“改革年”，并且是“改革攻坚之年”。

中央的这一高调宣示，与胡锦涛、温家宝等此前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客观上是对近几年围绕改革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论的回应，也指明了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有助于纠正这些对改革的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改革共识。

总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得以飞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遭遇了某种“瓶颈”，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有所蔓延。

改革在认知上的这种分歧以及实践中的胶着，恰恰反映了中国改革大爷的艰巨和复杂。实际上，剖析改革进程中引发人们疑虑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们并非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出现偏差所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尚未建立起完备、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质改革不相匹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掣肘因素。

中央高层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五中全会表示将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全会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社会事业体制等六大改革重点，更是体现了对“十二五”期间改革路径的精准把握。

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地方政府智力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不断拉长。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从经济体制改革进发，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向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社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了四个“更加注重”。这些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应了内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呼吁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而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纵深推进，特别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当前，决定改革整体成效的核心问题，则是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虽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信贷、能源资源等重要稀缺品的配置权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资本、资源的价格总体偏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则是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推向了市场，导致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商业化，甚至以“公司化”的面目直接投身市场，从中牟取利益。

校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切实转变为更多提供良好法制环境、基本服务和保障的公共政府，仍是当下改革攻坚的重中之重。政府改革在改革的全局当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活而全盘活的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财税体制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中全会论及“十二五”改革时，使用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罕见的词汇，凸显了改革的紧迫和难度。毫无疑问，和决心、勇气一样重要的，还有驾驭改革的智慧。

第21期：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国社会从进入新世纪实现总体小康到“十一五”完美收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已经过半，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的期待已经成为了现实，新的期待又不断地涌现与提出。我们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努力在“十二五”的发展中去顺应、实现人民群众的这些新期待。

具体来说，“十二五”期间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深化三个方面。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到“十二五”我们又改为了“平稳较快”。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

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速度质量效益要协调，消费投资出口要协调，一、二、三产业要协调，经济社会文化要协调，城乡区域要协调等等。又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创新发展，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于做世界工厂，在低端产业打工，而要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赚到产业微笑曲线高端的钱，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再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要下大力气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新兴产业，下大决心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落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让“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成为绿色的工业化。还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共享发展，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实际效能，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把高楼大厦盖起来，还要让人民群众能住进去；不仅一部分有钱有地位的人能住进来，广大群众也同样能住进来，并且住得很好。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四更加一促进”正是对人民群众科学发展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社会必须是和谐社会。

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邓小平曾经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对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进步。我们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人民群众对此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和谐就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享有自己可得到的和应该得到的权益与利益，都能在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和恰当位置，整个社会不仅有高的效率，更有相应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碰到的障碍，出现的阻力，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细究其根底，无一不是不适宜、不合理、不科学的制度体制在作怪。这些体制机制制约着人民群众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深化改革、全面改革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比如，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创业者为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可是他们很难分享城市的福利，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本。传统的户籍制度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之外的同时，也损害了城市发展的活力、潜力与竞争力。又比如，由于缺乏制度体制对经济主体自主平等经营权利的保障，民营企业家不把脑筋用在企业经营、产品研发上，而是“不找市场找市长”。

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发展，着力点却在改革上，发展要靠改革发力。人民群众希望通过改革一系列与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改革一系列阻碍科学发展的制度体制，为过上更加富裕、更加和谐、更加文明、更加有尊严的生活保驾护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22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体制的不适应性凸显。一方面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不适应人民群众急剧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均等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还停留在传统层面，不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体制改革方面看，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制度供给不均的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局限，做出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使全体国民的机会均等，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二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其中公共财政资金配置最为关键。要尽快实现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文化体育、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支出的均等化。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制性问题。需要同时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动手，其中初次分配尤为关键。要用3年~5年的时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初步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到2020年，要使收入分配关系基本理顺，覆盖城乡的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发展社会服务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我们要尽快放宽对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对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举办的社会服务机构，给予与公共事业机构相同的“国民待遇”，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登记管理、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对举办社会养老、社会救济、社会互助、慈善捐助、就业培训、扶贫等方面的社会服务机构，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及税收减免。

要围绕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个目的，按照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特点，加快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对于属于公益性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可采取两种改革路径：一种是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化成本核算和绩效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另一种是政府不再具体承办，采取出资方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即“养事不养人…‘花钱买服务”，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对于经营性公共服务项目，则需要纳入社会服务业范畴，加快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市场准入门槛，让社会服务提供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城乡户籍改革方面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要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按照常驻地原则，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就业、医疗卫生、子女就学、计划生育、政治参与和权益保护等问题。推进城乡基层自治，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特别要大力发展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组织。要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政府处理危机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重点是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完善社会矛盾预测预警机制，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依法认真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承载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主要承担行政职能和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个类别，同时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度和完善相关财政政策。通过改革，要建立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高事业单位的效率与活力，促进社会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第23期：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但是，那些菜农粮农呢？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第24期：城市化，不得强制 

尊重民众的自主权，解放民众的创造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是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启示，也是新时期政府科学施政的常识。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

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

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这些大道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谁的城市化？谁要城市化？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显然，这是权力、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我们想过没有：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我们想过没有：“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

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